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研究基于绿色信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分析，采用2008-2019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重点比较了绿色信贷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作用效果。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在全方位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社会财富极大丰富：GDP总量从1978年的3953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006363.3亿元，突破了百万亿元大关，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289.32倍，年均增长14.47%，明显高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稳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GDP也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至2020年的71828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谷物、肉类、粗钢、煤、水泥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相继步入世界前列；货物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也实现大幅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民生指标位次明显前移：教育事业长足发展，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100%，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越过3000人大关；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居民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居民预期寿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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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耀眼的成绩并不能掩盖高污染、高耗能以及低附加值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与经济发展质量偏低的问题。据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告》显示，全国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值为51.3，生态质量仅为一般，在337个地级市中，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的有135个，占比达40.1%，累计发生严重污染345天，重度污染1152天，超过34%的城市曾出现酸雨；地表水IV类及以下占比超过16%，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中，IV类及以下水质断面占比达12.5%，辽河与海河仍存在轻度污染；劣V类湖泊占比达5.4%，内陆渔业水域总氮与总磷排放量均超标；劣四类海域面积达30070平方千米。尽管生态环境总体呈现向好趋势，但环境污染仍触目惊心，防治压力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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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理论服务实践，即：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揭示绿色信贷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理、现实状况以及时期与区域异质性。为把握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据此对三者进行量化，本研究对既有文献做了整理和归纳，得到绿色信贷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与基本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量化方法；为理清绿色信贷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理，本研究借鉴了外部性理论、信贷配给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法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并据此对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进行探究；为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把握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运行状况，本研究以产业结构优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了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信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为有效处理异质性，本研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时期与分区域回归，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研究内容
第一，绿色信贷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机理研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二是对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总结，重点包括外部性理论、信贷配给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三是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对绿色信贷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绿色信贷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路径分析，包括资本形成机制、信号传递机制、反馈与信用催生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
第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量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源于经济增长又高于经济增长，不仅涉及到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效率，还涉及到污染排放降低、生态环境优化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等多个方面。本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结合经济增长总量指标，构建了包含总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以及共享6个维度共30个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采用熵权法对每个指标进行赋权，进而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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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文献综述
一、绿色信贷内涵及发展历程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最为重要的金融工具。起初，绿色金融亦被称为可持续金融，而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常与工业化进程相伴而生。自工业革命起，西方便领衔和推动着全球的工业化进程，也最先经历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西方学者率先开始思考金融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且开始提出“环境金融”这一概念，比如White(1996)[1]。随着研究的深入，格雷德尔(2004)[2]以及Berger(2009)[3]揭示了金融与环境更为重要的关系：金融应当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手段，应该且必须被纳入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之中。在此过程中，Salazar(1998)[4]和Cowan(1998)[5]等提出绿色金融，并将其界定为环境经济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随后，绿色金融逐渐代替环境金融成为主流说法，其内涵与功能也逐渐丰富，绿色信贷作为核心绿色金融工具也经历了从诞生到不断壮大的过程。
早期，Jeucken(2001)[6]在对银行践行绿色金融政策的研究中发现：绿色信贷使得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实现互惠共赢成为可能，其内在逻辑在于：银行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信贷，企业作为融资方积极配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也在此过程中得到相应提升。随后，不断扩大的环境风险席卷全球，银行等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也陡然增大。国际金融公司与荷兰银行等9家银行于2002年10月在伦敦召开关于项目融资中环境与社会问题处理的专题会议，并在会后提出了企业贷款准则，即：金融机构在提供项目融资时，应首先对该项目可能的环境与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项原则被称为赤道原则，绿色信贷的雏形便形成于此。同赤道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金融机构所接受类似，关于绿色信贷的研究也日渐丰富。其中尤以Thompson和Cowton(2004)[7]提出的绿色信贷定义最为经典，即：绿色信贷是指银行在贷款发放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收益目标，更要将环境与社会因素纳入考核范围，通过对二者的权衡，最终做出适当的信贷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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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
（一）外部性理论
无论是绿色信贷还是产业结构优化抑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均离不开一个问题，即：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而无论是污染治理还是环境保护，均存在很强的外部性[55]。
外部性一词源自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外部经济”。随后，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庇古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外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外部性理论最终诞生。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学界将外部性简单定义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做出的经济行为及实现的收益并不完全匹配[56]。例如：厂商A和消费者B是同一市场中的不同经济主体，厂商A的生产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者B产生影响，该影响可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情况为：为了获取高额收益，经济主体A会偏向于将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直接排放，这种经济行为会严重影响经济主体B的环境收益，即：被迫承受被污染的环境；第二种情况为：厂商A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生产过程中主动增加研发投入，添置环保设备，降低污染排放，这种行为同样会影响经济主体B的环境收益，即：享受较为适宜的生态环境。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厂商A的行为显著影响到了消费者B的收益，但双方的边际成本并未明显变化，因此该影响无法借助于交易达到某种均衡性，两个主体最终实现的收益不一致。
外部性促使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不对等，边际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进一步造成私人供给总量与社会需求总量之间出现不对称状况，导致市场失灵。假设厂商A为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其每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总会带来相应的成本支出与收益获取；相应地，假设消费者B为社会整体，它也会在厂商A增加一单位生产要素投入的活动中产生自己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本研究称其为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但是，由于规模性经济的存在，以及环境污染的不可逆，经济主体B的边际社会成本总会大于经济主体A的边际成本，而经济主体B的边际社会收益总会小于经济主体A的边际收益。
此时，外部性表现为负，若不加以政策干预，大量类似厂商A的经济主体会增加供给量，并最终超过社会总需求量。显然，外部性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失灵，社会总供给量与总需求量因市场无法调节而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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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模型设定……………………26
第一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说明………………26
第二节数据预处理与模型设定……………………32
第四章绿色信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实证分析……40
第一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分析…………………40
第二节绿色信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回归分析……………47
第五章绿色信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55
第一节分时期讨论绿色信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55
第二节分区域讨论绿色信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57
第五章绿色信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
第一节分时期讨论绿色信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采用分时期回归进一步检验绿色信贷在不同时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中国银监会于2012年2月24日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号），进一步明确了银行业绿色信贷的标准和原则，对金融机构如何开展绿色信贷、推动传统行业绿色改造以及支持建立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提出了详细的可操作性指导意见，这被广泛认为是绿色信贷政策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开始。因此，本研究以2012年为分界点，将选取的2008-2019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样本数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2年，第二阶段为2013-2019年，进一步讨论绿色信贷在不同时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11-12所示：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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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绿色信贷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分析，采用2008-2019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重点比较了绿色信贷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作用效果。结论如下：第一，绿色信贷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可使该作用更为显著，分时期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更加验证了这一点，即：绿色信贷无论在任何时期、在任何区域均可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信贷的资本形成机制、信号传递机制以及反馈与信用催生机制配合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可充分发挥其引导资金更多从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流向节能环保产业的职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绿色信贷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无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抑或是加入了生态化趋势的产业结构优化，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绿色信贷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协同演进以及附加生态化趋势的产业结构优化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信贷通过资本形成机制、信号传递机制以及反馈与信用催生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向着高级化与合理化方向演进。产业结构在向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可以促进生产要素不断流入高附加值产业和低能耗产业，并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强大推力，完成主导产业的更换，诱导更多新兴产业出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机会，提高整体收入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在向合理化演进过程中，可以促进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由不平衡向平衡增长的转变，促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合理流动，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将所有阶层人群纳入产业体系的发展进程，使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