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相关研究假设并得出以上结论。其中，在已有文献已研究过的经济水平、社会保障、社会网络、注册管理、专业培训等变量中，除经济水平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结果产生变化外，均得出与已有研究相同的结论。
1绪论
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伴随城镇化发展迅速增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仅达657万（段成荣，2008）。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11月1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3.7亿1。四十年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实现了近55.3倍的增长。在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剧增的背景下，十八大后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大力推进其市民化进程，确保所有流动人口都能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将助推宏观社会结构的改变，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乔楠，2010）。而社会融入正是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长期留居甚至落户的重要因素（张新，2018；刘涛，2019）。在此基础上，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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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通过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在社会领域构建“城市人”身份，实现了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角色转变（王新云，2018），在参与流入地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其社会融入感能够得到明显提升（孙忆萱，2016；夏贵芳，2018；肖子华，2019）。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推动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互动交流，降低心理隔阂及障碍（王桂新，2018）。因此，关注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激励其以志愿服务形式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共建共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政府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丁志宏，2021）。为了鼓励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包括杭州、苏州、成都、深圳在内的一些城市相继在积分落户或子女入学政策上将各类志愿服务纳入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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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参与情况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现状，从主体实践性视角出发观察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适应情况和社会融入进程。同时本研究通过外部对比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同年龄段非流动人口和流动人口差异、内部对比不同新生代流动人口差异，辨析不同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度特征，分析代际、户籍、性别等个体特征因素造成的不同差异情况，对现有研究做进一步回应及补充。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度的定量研究，本研究基于志愿过程理论梳理出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的理论分析框架，量化各因素对参与度的影响效果，并将组织因素纳入定量模型，为已有定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微观实证分析视角。同时，本研究使用R语言搭建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将地区作为随机效应纳入考量范围，克服已有研究所用定量方法中常见的样本间非独立性问题。
1.2.2实践意义
对于政府来说，本研究的成果可能有助于地方政府在推动流动人口参与志愿服务进程中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辨析出需要着重关注的群体，对参与度更低的群体予以特殊照顾，探索兼顾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多元化需求的相关政策；二是结合本研究实证结论，地方政府能够了解推动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行为参与深度的方向，多渠道缓解流动人口社会困境，提升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积极性，以此推动其社会融入和市民化进程，助力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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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志愿服务
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如何消减制度壁垒是新时代城市公共治理的重要命题（陈济冬，2020）。过往研究大多预设流动人口的社会弱势地位，强调为流动人口提供制度保障以解决落户定居、稳定就业等问题（杨菊华，2012；向帮华，2017），忽视了他们对结构条件下的资源和规则的把握，缺少对其主体行为和实践表达的探讨（江立华，2013）。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人口的志愿服务参与是从主体实践视角探索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及市民化的重要视角之一。
2.1.1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
基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社会融入是指弱势群体与特定社区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陈成文，2012）。与“社会融合”概念有所区别，社会融合是双向的，是不同个体、群体及文化之间互相渗透和适应，而社会融入则是单向的（杨菊华，2009）。流动人口融入迁入地，除了实现区位空间的转移，还同时存在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转变（田凯，1995；孙秀林，2010）。国内外学者在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时常常采用不同维度和指标，既有以城市认同、身份认同、生活满意度等单一心理融入变量考察的（任远，2010；杨菊华，2010），也有综合经济适应、心理归属、文化认可、社会接纳等不同维度进行测量的（风笑天，2004；颜咏华，2015）。
随着流动人口日益规模化、复杂化，学界愈发关注其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整体水平一般，且呈现不均衡发展的情况（杨菊华，2009），其不均衡体现在空间结构、人群分类、测量维度等多方面。首先，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呈现出高低不同的融入差距，其中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过客”心态明显，对流入地认同度更低（胡逸群，2022）。其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呈现从事行业低端化和社会身份边缘化特征，其社会融入进程更慢（史诗悦，2021）。同时，与老一代流动人口不同，新生代群体乡土感情单薄，对流入地有强烈的融入愿望，其社会融入水平也更高（杨菊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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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服务参与度
从数量上来看，新生代流动人口目前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作为有较高人力资本的资源，新生代流动人口对社会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李国柱，2022）。目前学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关注更多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上，但是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农业流动人口数量总体减少（国家统计局，2021），非农业流动人口也应进入研究视野。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普遍更注重自我价值感和自身发展权，对社区参与和城市公共事务表现出了较强的热情，该群体的志愿服务正逐渐成为构建其与流入地社会互动链接的桥梁（王新云，2018）。
2.2.1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流动人口
“新生代”一词近年来已得到较为普遍得运用。学者王春光（2001）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其认为不同代际的农村流动人口在诸多社会特征，尤其是社会认同上呈现很大不同。因此，他将1990年后初次离开农村地区流入城市地区的人口定义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而首次出现相关定义的国家政策文件是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城务工农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定义，农民工特指户籍性质为农业，在迁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生产或经营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口”的指标解释，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因此，根据上述定义，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的差异主要在户籍性质、居住时长以及迁移距离，其共同点是均为人户分离人口。其中，根据户籍性质的不同，流动人口可分为农业流动人口和非农业流动人口。农业流动人口中，流入地为城市且从事非农产业或经营活动6个月以上的劳动人口即为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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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18
3.1相关概念...........................................18
3.1.1新生代流动人口..................................18
3.1.2志愿服务参与度.....................................18
4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23
4.1数据来源..................................23
4.2变量处理................................23
5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现状分析.......................28
5.1样本特征分析................................28
5.2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现状..............................29
6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影响因素分析
6.1相关性分析
在构建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影响因素模型前，本研究先检验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所采用的各类变量既包含连续变量也包含分类变量，因此采用Spearman相关法。结果表明经济水平、社会保障、社会网络、人际信任、注册管理、专业培训等均与因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具体结果见表6.1。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平感、制度认同变量在与志愿服务参与度进行单独相关性分析时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需要在后续模型构建时控制住其他变量再观察其是否能够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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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7.1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CSS2019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服务参与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
结论一：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服务参与度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在本研究中，有33.4%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在过去一年中曾参与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但是对比社会总体及老一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后，本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参与度比前二者更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拥有相对更好的志愿服务群众基础和服务热情。以本研究样本为例，新生代流动人口参与度最高的志愿服务类型是老人关怀及法律援助，参与度最低的是志愿服务类型是国际援助和妇女维权。最后，在考量新生代流动人口内部差异后，本研究发现，女性、中共党员、非在婚、拥有非农户口、拥有相对更高教育水平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拥有更高的志愿服务参与度。
结论二：比较以被访者所在区县和所在省份两类不同地区作为随机效应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后，本研究发现，虽然在全模型中，两个模型具有近乎同等的拟合优度。但是AIC值显示，以所在省份作为随机效应的所有模型拟合优度均高于以所在区县作为随机效应的模型。因此，本研究认为构建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影响因素模型时，以所在省份作为随机效应更合适。
结论三：个体特征的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志愿服务参与度有一定程度的显著影响，但是仅在高等教育水平得到体现，中等教育水平相对初等及以下未有显著影响。第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层次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影响不同，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和教育时长相比初等教育有显著差别，其授课内容涉及更深层次的思想教育建设，引导学生群体社会责任感的提升，而中等教育相比初等教育则未有显著差异。第二，虽然大部分个体特征因素在模型中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但是本研究所纳入的个体特征变量在卡方检验中均表现出显著影响，因此依然作为控制变量保留在模型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