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1.1研究意义
石质荒漠化，简称石漠化，是荒漠化的一个重要类型，其往往发生于特定的、拥有石漠化发生基质的潜在地区，而将这种自然潜在的风险变为现实的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屠玉麟1996)。不断增长的人口加剧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而当人类的这种干预能力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范畴时，人与地的关系不再和谐，而是矛盾突显（Wrigley 1971)，长期的人地矛盾往往导致潜在区域地表植被破坏，而植被破坏则加剧水土流失，严重的水土流失迫使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常年累月的水土流失使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裸露（喻理飞等2005)，最终形成石漠化景观。
长期以来人类不合理的改造自然，某段时间甚至为维持生计而采用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将第四纪以来石漠化自然演变历程改变，时至今日，人类活动终于演变为石漠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且日益呈现出一种激进、无序、纷乱的恶性扩张态势，值此石漠化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生态问题；石漠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资源丧失，间接后果是因石漠化地区缺少植被而不能涵养水源，当地人畜饮水资源逐渐枯萎（滕永青等2007)。因此预防石漠化和防治石漠化，始终是石漠化地区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我国是喀斯特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国家。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裸露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7%以上（任继周1998)。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北、湖南、重庆、广东是我国石漠化地区集中分布带，总面积为54万km2,人口为3. 9亿，48个少数民族居住于此。我国近25%的贫困人口居住于石漠化地区。我国北方草原荒漠化和南方石质荒漠化，成为影响中国生态安全的两大荒漠化景观，应当始于清朝中期'。
从清朝中期开始，随着朝代更迭和人口增加，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善，人类干预自然能力愈演愈强（葛剑雄2002;吴存浩1996;曾雄生2008)。北方草原由于战略地位显著，在游牧集权和农耕集权演替的过程中，期间伴随中央政权与地方民族的博弈过程，双方张弛进退、农牧交错，但均能敬天保民，法则自然（任继周2009;韩茂莉1993;梁家勉1989;卢良恕200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方草原因沙尘暴危及范围广，其荒漠化问题逐渐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国家开始专项治理北方草地退化（荒漠化）的问题，甚至启动了京津冀圈保护工程。然而石漠化虽然席卷西南和南方八省，其与北方草原荒漠化无法相提并论，加之南方石漠化的生态恶果较北方草地退化的生态恶果具有滞后性，因此关于石漠化的关注相对北方草地荒漠化要晚的多（周立三2000;吴征镒1980;吴传钧等1994)。
我国关于西南岩溶地区生态问题的认识可追索到"六五"期间，其时因国家扶贫任务的繁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下，提高区域农业系统的生产力为最终科学技术服务宗旨，以提高农业经济产出为主的农业产业模式，强调单一植物生产格局（任继周1998)，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为满足日益增加人口需求而进行的大规模谷物生产，将原来很多灌丛地和草地垦殖为耕地，谷物生产流程中一年两翻的特性加剧了水土流失，更为深层次的是土壤涵养水源的能力遗失殆尽，弱化了土壤涵蓄水源的能力（苏维词2002;郭永明等1992)。特别是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连续发生于我国西南地区人畜饮水的问题，表面上是因气候干旱而导致降水减少所致，其本质上是愈演愈烈的石漠化改变了原有山地草地和森林系统水源涵养和输出过程及其机制，天然降雨因缺少植被覆盖而迅速形成地表径流而流失，不仅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局面，而且不再像原来那样将降水涵蓄在土壤系统中，滞后性的缓缓输出。随着我国南方石漠化所派生的生态问题逐渐增多，后果逐渐严重，我国学者对南方岩溶地区的发展策略从提升生产力转向纯生态安全，到目前生产和生态双赢（广西科学院1994)。虽然我国学者开始研究石漠化的时间相对较短，国家乃至地方政府关注石漠化的时间亦相对较短，较北方草地退化而言，我国南方石漠化研究属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的积累相对较少，但经过近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关于石漠化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多数研究着眼于石漠化本身，重点诠释石漠化成因、分布、发展潜势，以及石漠化带来的危害等（苏维词2002;曹清亮等2002;梁亮等2007;邓晓军等2010)，关于石漠化治理的研究多限于人工草地建植技术（吴孔运等2007;吴佳海等2009)。这些成果虽然对认知石漠化发生的基础过程，恢复石漠化地区植被覆盖，增加土壤水源涵养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多限于石漠化过程的表面，而缺乏揭示其本质所在，若长期局限于此，不免事倍功半，对石漠化治理始终不能给予实质上的关键技术的支撑，更无助于石漠化地区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第二章研究区概况及方法
2.1研究地区和试验区的自然概况
龙泉山地，即民国时期的鹿头山，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西南一东北走向，地理坐标在东经103° 40' -104° 40'，北讳29° 40' — 31° 30'之间。龙泉山地屹然耸立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北起绵阳安县，经游仙、罗江、德阳、中江、广汉、金堂、龙泉驿、双流、简阳、仁寿、青神、夹江，南达乐山市中区，山体狭长，对成都平原构成包围之势,整个山地长200余km,均宽lOkm,平均海拔1000m,最高峰在成都市龙泉释区境内，海拔为1051m。龙泉山地是蜀中一条重要的自然分界线，山地以南为川南丘陵，山地以北为成都平原，也是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以西为岷江流域，以东为沱江流域。
摩崖坪是一个自然村，在仁寿县境内，位于龙泉山脉中段南坡，南北西三面环山，东面临谷，坪内最低海拔505m，最高海拔为玛瑙峰的999ra (图1)。坪内沟壑发育成熟，大小沟壑共计33条，其中较大沟壑3条，沟口平均宽度达到lOOm以上，诸沟口往东汇聚成河，注三岔湖。全村常住户数8户，常住居民14人，人均耕地5. 5亩，以旱地为主，普遍种植玉米、红薯和南瓜。500至700m为该村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区域，概以坡耕地为主，沟壑两边不利耕作的地方则林菁深密，主要树种有柏树、松树、槭树和楸树。700ni以上为荒坡，其中面积最大的是石板坡，几乎寸草不生。石板坡的面积从数亩到几十亩不等，大大小小百余块石板坡总体面积2000亩以上，且有连片之势，是为极度石漠化的显著代表；其次是撂荒地，年景好则种，年景不好则弃，近年来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增多，导致该村劳动力常年不足，年景再好，亦不种之；疏林灌丛地最少，呈点状分布。
第三章 结果............................................ 28-45
3.1 龙泉山地石漠化分布及成因 ............................................ 28-31
3.1.1 分布规律............................................ 28-29
3.1.2 龙泉山地石漠化的成因 ............................................ 29-31
3.2 当地治理模式的验证 ............................................ 31-32
3.3 草地农业模式构建 ............................................ 32-36
3.3.1 草畜禽组合模式遴选 ............................................ 33
3.3.2 鸡与黄盖草间的动态关系............................................ 33-35
3.3.3 水土保持 ............................................ 35-36
3.3.4 草地农业治理石漠化模式............................................ 36
3.4 新模式的评价 ............................................ 36-41
3.4.1 综合评价............................................ 36-38
3.4.2 小区分异性 ............................................ 38-41
3.5 讨论 ............................................ 41-45
3.5.1 石漠化成因 ............................................ 41-42
3.5.2 草地农业治理石漠化原因............................................ 42-45
第四章 结论,问题和展望............................................ 45-47
4.1 主要结论 ............................................ 45
4.2 问题 ............................................ 45-46
4.3 展望............................................ 46-47
结论
明晰了龙泉山地石漠化分布的空间格局，提出政策偏离背景下的农业生产系统定位不准，是龙泉山地石漠化发生发展的本质动因。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结合3S技术的空间分析方法，发现四川龙泉山地极度石漠化主要发生在海拔800ra的地带。然后通过分析龙泉山地石漠化发生发展的因素后认为，虽然石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互作的结果，但自然因素是人类在短期内无法调控的，因此石漠化治理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控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中，垦殖草地、滥砍森林和挖药只是表征因素，这些因素均是谷物生产农业系统和煮盐业的外在表现，其实质是政策导向有所偏离，迫使农业生产系统定位不准。发现采用玉米、花椒和桔桉不能有效治理四川龙泉山地的极度石漠化。
玉米、花椒和桔桉是四川龙泉山地治理石漠化的主要物种，也是林业部门所极力推广的。但本研究发现，这三种物种仅能有效治理轻度和中度石漠化，而无法治理龙泉山地极度石漠化。创建了草地农业治理龙泉山地极度石漠化的模式，并证实其效果良好。基于龙泉山地的土著资源，以及玉米、花椒和桔桉不能有效治理极度石漠化的现状，本研究提出采用土 （粪）-草（黄背草）-禽（鸡）-畜（绵羊）的草地农业模式治理极度石漠化的思路，通过2年8期的连续试验，发现采用粪播法进行牧草种子播种，该模式不仅能够通过快速增加地表草地覆盖度而控制水土流失，实现治理极度石漠化的目标，而且能够通过改革当前龙泉山地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收益，更能够将治理极度石漠化融入到农民的生产实践中，避免了目前采用工程化和项目治理石漠化的弊端。
草地农业模式治理极度石漠化的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异性。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创建的草地农业模式能够有效的治理极度石漠化，但其治理效果在各个试验小区间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性，不同小区表现效果存在差异，从时间序列上，可能因小区地质地貌差异，需要的时间存在差异；从空间序列上，坡度越大，小区治理效果在2-3年内效果相对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