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很容易发现郁达夫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独特性。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解中，他将阶级放在社会运动的进程中理解，并以此为基础以“大多数者”来理解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大众，并寻找自身作为“智识阶级”的社会位置，这与左翼对于这些概念的主流理解方式并不相同；
第一章郁达夫对左翼文学相关概念的理解
第一节“阶级”：“社会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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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领域，我们所理解的阶级多是与左翼文学有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概念的“阶级”，它首先由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客观位置来确定，进而又与政治革命、意识形态相联系，成为了一种超出纯经济学范围的复杂范畴。而实际上，阶级一词还具有多种含义和用法，其社会学含义在于社会分层；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在“伯明翰学派”的传统中，往往把“阶级”与社会“形成”的过程联系起来理解，特别是以下层阶级为关注对象①；另外，有时这个词语也会与群体、类别等词混用。郁达夫对阶级一词的使用，也同样呈现了复杂的态势。
在现存的郁达夫的作品中，阶级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其1922年的文论《＜女神＞之生日》中，在这篇文论中，郁达夫用到了“文人阶级”一词，显然，这里阶级的含义更接近为团体，我们或许可以将这解释为郁达夫的随性用法，然而此时，郁达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却并非一无所知。相较于许多从五四跨入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人，郁达夫对于接触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政治理论有着天然的优势。1916年郁达夫即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法学部修习政治学科，此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还并不广泛①。同时，这种对许多政治理论的广泛而专业的学习，相较于从部分理论著作译作中获得这些概念，可以说是较为全面和客观的。1921年郁达夫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教书，他所教授的课程中便有欧洲革命史一门，而在这一年10月6日的日记中，当论及官兵不劳而食的情况时，郁达夫还写道：“这议论虽从马克斯的《资本论》脱胎而来，然而我的意见，却同马克斯有些不同的地方。”②虽未展开叙述，但可见早年郁达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比较熟悉的。另外，不少研究著作认为1923年是郁达夫“左转”的准备期，他从安庆卸职失业以来的半年时间里，他也曾用一部分时间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其中便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③。李欧梵则曾指出：“1928年至1930年间，可以看作郁达夫1926－1927年间‘左’倾时期的余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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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民众：大多数者、被压迫阶级与无产阶级
二十年代末，郁达夫是较早关注大众问题的知识分子，1927、1928年他相继创办了《民众》、《大众文艺》两个刊物，用于讨论民众群体及相关文艺问题。从两个刊物的命名来看，郁达夫心目中的民众与大众似乎是较为相似的概念；另外，郁达夫多次提到要将《民众》刊名改题为《多数者》①，而在《大众文艺》中，他所提倡的也是大多数者的文学，这更增加了二者的相似性。然而，由于两个刊物创办背景的不同，虽都以大多数者为纽带，《民众》中的民众概念与《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概念却并非是相同的。《民众》中的民众这一政治概念，提供了认识郁达夫政治思想的切口。在郁达夫的文论中，他对于农工阶级、民众、大众等概念的运用是较为随意的，但这些纷杂的词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概念并不重合，曹清华曾指出“出人意料的是，郁达夫笔下，所有被压迫者、反抗者都被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②，为了进一步考察郁达夫笔下的民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而大众概念则多与文艺类型相联系，将郁达夫所提倡的大众文艺与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在《民众》中郁达夫以他对民众概念理解作为思想底色进而提倡的农民文艺进行比较，或许可以窥见他处理文学作品阶级性这一属性的努力。
1927年9月11日，《民众》以旬刊的形式问世，在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发刊词与《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两篇文章，据郁达夫9月2日的日记可知，这两篇文章是他在9月2日当天接连所做，它们对于大多数者、被压迫者与民众之间关系问题的解释思路也是一贯的。作为刊物的第一篇文章，《＜民众＞发刊词》具有呼吁的意味，文章以“目下的中国，还有民众么”③的问句起始，接着郁达夫便在文章中介绍了民众备受压榨的情形，并指出这些民众还占着中国人民的多数。这样的回答既划定了郁达夫自身所关注的民众的范围，又将被压迫者、大多数者两个概念统一了起来；民众是因与权力阶级对立而被关注，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是站在同情被压迫者的角度上关注民众，大多数者这一概念则处于边缘。而在郁达夫同天所写的《谁是我们的同伴者》一文中，他则进一步指出少数的代表阶级一待成功，便会成为民众的压迫者，所以革命要将政权交付大多数者，这里，郁达夫明确提出了大多数者掌握政权的想法，但对于大多数者的肯定仍旧是来自解救被压迫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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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郁达夫“左转”过程中与各种文学团体的关系
第一节“怠工问题”考辨
学界大多认为郁达夫思想上发生明显的改变（“左转”）大约是在1927、1928年，同时，1927年前后也正是创造社左转的关键期。然而，郁达夫虽是创造社前期重要成员，其转变却并不是与创造社齐头并进，相反，二者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最终导致他脱离创造社。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在《申报》上发表《郁达夫启事》，宣布与创造社脱离关系，对于这一事件，郁达夫本人以及创造社同仁郭沫若、王独清、郑伯奇都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及相关缘由，这些回忆提供了郁达夫脱离创造社的多种解释，但总结起来，无论是这些文章的叙述，还是近期相关研究中所提及的原因，大都围绕着三个方面，一是郁达夫的“怠工”，二是郁达夫发表《广州事情》等文给创造社带来的损害，三则是郁达夫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的过密交往。三者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对郁达夫怠工的指责显示了他似乎并未完成创造社同仁所指派的任务，发表《广州事情》遭受批判则是因为任务完成不当，而在这段时间内，郁达夫与其它团体的交往更是创造社同仁认为他不应去做的，三种因素都显示了双方对于郁达夫返沪后所承担职责的不同认识，也共同促成了决裂事件的发生。这种不同的认识提供了窥见两者转变之不同的切口，而要对这种不同点加以辨析，则首先需要对郁达夫在这段时间内的工作进行梳理。
1926年年末，经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等在广州的创造社中心人物的商讨，郁达夫决定放弃在广东大学的职务返回上海，“作整理创造社出版部及编辑月刊《洪水》之理事”①。这次返沪，郁达夫所面对的情境和自身的职责都是较为复杂的。一方面，此时的创造社因为出版部的存在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出版部负责创造社部分刊物和丛书的出版发行，其中便包含了一些商业因素，同时，具体负责出版部事宜的是周全平等创造社“小伙计”，人事关系也更为复杂——“小伙计”这个称谓本来就是相对于广州的创造社中心人物而出现的②，创造社中心人物多将他们看作工作人员而非同仁，更何况此时广州的创造社同仁之所以希望郁达夫返回上海，直接原因便是这些小伙计们用创造社经费办了《幻洲》的“私人杂志”，所以需要郁达夫返回上海，负责创造社出版部的相关事宜：算清存账，整顿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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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脱离创造社与错位的身份认同
在郁达夫的回忆文章中，他认为此时自己引起创造社同仁不满的原因完全在于自己在《洪水》杂志上发表《广州事情》、《在方向转换途中》等激进文章引起了当局注意，致使革命阵营中的伙伴受到影响、创造社遭受查封；而有意思的是在1927年4月16日所写的《王二南先生传》当中，郁达夫则记录了自身独自经营创造社出版部过程中，因政治关系使得经营停滞，更因几位朋友的政见之故“受了当局的嫌疑，弄得行动居处，都失掉了自由”①的遭遇。由此看来，似乎郁达夫觉得自身的做法与其他创造社同仁并无异处，甚至自己为保全创造社做了更多的努力，因此郁达夫无法认同创造社同仁对于自身的批判，其最终愤而脱离创造社，或许与此也不无关系。
然而，在郭沫若的回忆和评价之中，他则更多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同。无论是二十年代末他所写的批判郁达夫的《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还是五十年代所写的两篇怀念郁达夫的文章，对于郁达夫脱离创造社一事，他始终强调的理由都是《广州事情》一文的实际影响。他认为写《广州事情》是不妥当的，“那时上海还在孙传芳的管制下，广东情形尽管不满人意，总还是革命的大后方，不好在敌人的管制区域去加以揭露”②，而这同时也与自己及其他同仁的步调是不一致的。其中唯一不同的是，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郭沫若将自己与郁达夫的步调不一致看作“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③加以批判；五十年代的郭沫若则写道“达夫实在比我更要积极进取得多。但他的积极进取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适当的展开，那是应该归罪于时代和环境的”④。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并不认为郁达夫在《洪水》上发表相关文论与自身参与北伐一样都是革命的一种方式，而到了五十年代，当郁达夫的立场得到了主流话语的肯定后，郭沫若才作出了另一种解释，即他们之间的分歧或许只是来自于面对革命现实时所采取方式不同的姿态。无独有偶，二十年代成仿吾的《读了“广州事情”》一文也有着同样的偏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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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郁达夫“左转”后的文学观念及创作..........................43
第一节“力的文学”和“智的文学”..............................43
第二节“我”与“我们”：关注大多数者情感的创作........................48
第三节知识分子的出路：革命题材作品的另一面向..........................54
第四节“民族主义文学”：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独特方式................57
结语..........................63
第三章郁达夫“左转”后的文学观念及创作
第一节“力的文学”和“智的文学”
二十年代末，郁达夫笔下出现了一些较多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当时便有人以此为界限对其文学生涯进行划分。1927年黎锦明的《达夫的三个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主要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对郁达夫的创作进行分期①；1928年钱杏邨的《＜达夫代表作＞序后》则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归纳，认为郁达夫的创作有时代病（性的苦闷）、社会苦闷与经济苦闷、政治苦闷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所对应的郁达夫的作品也与黎锦明所指出的基本一致②。之后，长时间以来，当学界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分类时，所使用的往往也是三分法，例如1980年董易的《郁达夫的小说初探》（上、下）将郁达夫的小说分为三类，第一类和第二类都是自叙传色彩较浓厚的小说，其中前者主要以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的生活为题材，后者则以回国后作者在社会上的奔波之苦为题材，第三类是题材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广泛的小说，这种分类法模糊了郁达夫创作的时间界限，但其中所体现的郁达夫创作思想转变的轨迹与前两者则是一致的，二三十年代，郁达夫确实倾向于将创作视野扩大到社会现实的描写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明显是郁达夫有意为之。1932年，郁达夫出版了《达夫自选集》，他明确指出这本书对于1928年太阳社帮他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有修正作用，而将两书目录加以比较则可发现，在前者中郁达夫更注重自己革命者身份的塑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删去了《达夫代表作》一书中其早期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所有作品，包括《银灰色的死》、《还乡记》、《还乡后记》，同时加入了《海上通信》、《病闲日记》等篇目。这些书信和日记实在算不上是通常所认为的文学作品，郁达夫将其加入到自身的代表作集子中，或许带有尝试各类文学体裁的意味，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本与他在这一时间段内所宣称的转变有关，直接地体现了他向左翼靠拢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体现了其思想的转变和对革命的倾向。另外，1929年，在《＜达夫代表作＞改版自序》中，郁达夫也指出了自身对于读者的期待：“我尤希望他只读读《离散之前》以后的一篇两篇，最多也不要超过三篇”①，这与他早年对自身自叙传作品“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消沉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②的辩解截然不同。无论是增删篇目还是郁达夫对读者阅读的劝导，其中郁达夫对于自身作品的态度都是重视后期描写社会的作品，淡化早期自我描写相关作品的痕迹，这便证明了他的转变是有意为之。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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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从郁达夫对左翼文学相关政治概念的理解、郁达夫“左转”过程中与各种文学团体的关系、郁达夫“左转”后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郁达夫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各自为营，而是有着许多微妙的联系，前两者都在他后期文学创作和文学观的表达中得到了体现。在其后期文学创作中，郁达夫始终受着自身“力的文学”文艺观的影响，而“力的文学”文艺观所强调的关注时代共情则与郁达夫对民众这一概念理解时对于“大多数者”的关注有着共通之处；在具体作品中，郁达夫也是努力直接描写下层人民，践行关注大多数者情感的“力的文学”观念。同时，郁达夫早期致力于将“智识阶级”纳入“我们的大众”的思想在其后期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关注知识分子出路也是他创作的一个角度，但这一角度与前者即“力的文学”之间的缝隙也使得他的创作困难重重。另外，他对于民族主义文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是较为随意，这体现出郁达夫在创作过程中对于自身独立性的坚持，这种观念又与他向左翼靠拢过程中与各种文学团体交往时所坚持的思想的独立性有着共同逻辑的。由此，从各个方面考察郁达夫是在怎样的情境下经过怎样的机缘与思想变化来完成了“左转”这一过程，这种机制性的考察似乎更有意义。
同时，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又很容易发现郁达夫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独特性。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解中，他将阶级放在社会运动的进程中理解，并以此为基础以“大多数者”来理解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大众，并寻找自身作为“智识阶级”的社会位置，这与左翼对于这些概念的主流理解方式并不相同；在处理自身与创造社、现代评论派、左联等团体关系时，郁达夫也始终坚持他对自身战士身份与作家身份的处理方式，坚持自身参与革命的方式，认为从事文艺工作也是直接参与革命工作的一条路径；在文艺观方面，他更是在自己的创作以及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过程中，始终实践着“力的文学”的文艺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将1936年左联解散看作左翼文学运动的落潮，那么郁达夫几乎与这场运动相伴走完了全程，他是最早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波人，也与左联几乎同时在1936年左右转而关注民族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分析的，在郁达夫的整个向左翼靠拢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与“正统”左翼却是几乎始终平行的，他始终坚持着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当然，郁达夫自身这些观念的内在逻辑体系往往并不那么完善，其中存在着种种矛盾间隙，他对于“两个口号”区别的规避便是一个例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