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想重点阐述汪曾祺书信中体现的文学思想与他的思想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从以下两方面来看：一是汪曾祺书信中体现的他的思想史，在书信内容来看，从汪曾祺关于自己心境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个人思想的“常”与“变”；二是从书信往来对象来看可以看到他的文学交往图谱，也可以看到作家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内涵。
一、从书信中看汪曾祺的写作技巧
（一）“写小说要简练”
1.由《花鸟情趣》复信而生的观点
这一观点是在与宋志强的复信中体现出来的：1985年6月5日，汪曾祺针对宋志强所作《花鸟情趣》在复信中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其中之一便是“写小说要简练”。在这封信中，他提出：“写小说，要简练，但简练不等于简单。一方面，要控制得住，能少说就少说；另一方面又要‘撒’得开。否则，味道不浓。”①汪曾祺在这封信中洋洋洒洒提出了对宋志强的多条写作建议，针对其人物刻画问题，认为应该通过各种细节使人物形象丰满，但又担心宋志强因此没话找话、加进很多水分，从而专门提出了“写小说要简练”这一重要文学思想。
文学论文参考
事实上，汪曾祺不仅在这一封信中提出对“简练”的追求，在其他书信中，虽未见其直接表达过“写小说要简练”的语句，但却也有涵义相近的有关表述。例如，1962年12月9日，汪曾祺对黄裳所作《鸳湖记》提出修改意见，言语之间表达了对小说创作求简的观点。在这封信中，汪曾祺说：“‘自报家门’式的人物出场办法，大是省笔墨、醒精神之道。”②“自报家门”的写作方法与京剧艺术相通，用在文学文本中，则是在开篇部分就直接介绍人物，这样一来，既不需要烘托人物的复杂的氛围描写，也不需要一味强化人物的神秘感，对此，汪曾祺自然是十分赞赏的，因其认为这样可以“省笔墨、醒精神”。如果说“自报家门”是汪曾祺旁敲侧击了“写小说要简练”的涵义，那么在这封信中的另一个表述则是明白了畅地表达了这一主张，汪曾祺说：“一个希望是，还是尽量写得简短一些。”③这句话直接表明了汪曾祺对小说简短特质的追求，完全应和了汪曾祺本人专攻短篇小说的文学创作实践。此外，汪曾祺也在另一封信中表达了对简练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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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贴到人物来写”
1.从课堂到书信的一脉相承
“贴到人物来写”这一观点是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课上的教导，对汪曾祺的创作生涯影响颇深。汪曾祺曾表达：“沈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他进一步解释了这句话的涵义：人物是主要的，环境描写、抒情和议论等其余部分则是次要的。①汪曾祺在人物塑造技巧方面和沈从文一脉相承，无论是在书信文本中，还是在小说文本中，都能看到汪曾祺对“贴到人物来写”的重视和提倡。
汪曾祺在晚年常承担为朋友或读者所寄小说稿件提供修改意见的工作，在对他人作品的品评话语中，常见汪曾祺对人物塑造的态度。大体上来看，他在书信文本中表达的观点是每一细节都要有表现核心人物的作用。例如，1984年11月21日，汪曾祺在致陆建华的信中指出王干所作小说的缺点是“放进了一些与主要人物和事件关系不大的情节和细节……不够发表水平。”②显然，王干此篇小说虽然有细节，但与主要人物关系不大，通过这一观点，可以看出，汪曾祺认为小说情节和细节须得与主要人物产生关系，否则就会水平不够。再结合前文所提到的汪曾祺致宋志强信，汪曾祺建议宋志强加入一些细节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即1985年6月5日，汪曾祺说：“要通过各种细节，把这个人不同于‘常人’之处写足，把他写得更丰满一些。”③宋志强与王干二人相比较，王干是细节过多，但与人物不发生关系，所以显得作用不大；宋志强则是细节不足，导致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虽然二人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涉及了人物塑造中细节处理问题，这也正是应和了汪曾祺在信中提到的“贴到人物来写”的中心思想。关于人物塑造问题，汪曾祺多次致信宋志强提出相关建议，除了1985年6月5日这一封信之外，随后两年里汪曾祺也在陆陆续续复信指出其问题，为其作品提供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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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书信中看高邮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
（一）高邮作为情结
汪曾祺晚年在书信中不断地表达自己对高邮的想念。1981年8月26日即致信小学同学刘子平，表达了自己回乡的愿望：“我是很想回乡看看的。”①但苦于不好向剧院领导请假回乡而一拖再拖。同年，在写给其他人的信中也见愿望之深切，1981年9月28日，汪曾祺写信给陆建华，提及回乡事宜：“我回乡主要只是看看，没有什么要求。希望不惊动很多人，地方上的接待尽量从简。”1981年10月6日，汪曾祺致信汪海珊，并说自己十日左右将回乡，也会在同乡刘子平的安排下参加“公宴”和青年座谈会。②从两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已经在为回乡做好了相关准备，对回乡后的景象和行程也有了自己的一些预设和期待，回乡的愿望十分真切。最终，汪曾祺于当年11月成功回到高邮。随后直到1986年，汪曾祺几乎每年都会表达自己想回高邮的想法，1982年在多封书信中表达了自己明年想“躲”到高邮住几个月的强烈想法：1982年6月27日，汪曾祺致信陆建华，表达“我真想明年躲到高邮来住几个月。”同天写给汪丽纹的信中也表达“我很想明年回高邮住几个月”的想法。③彼时，返乡一年后，汪曾祺对故乡的想念之情也丝毫未减，工作的压力使得他愈加想念自己的精神故乡，“躲”字更能体现他对高邮深深的依赖。到了1983年，汪曾祺回乡的计划还在延续，同时也伴随着回乡筹备长篇的愿望，屡次在书信中提及自己想回高邮写长篇的计划，甚至详细到将在长篇中试以运河的变迁为主干，这一年书信更多的是围绕想回到高邮为写长篇小说收集资料而展开，但无论如何，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汪曾祺对高邮的想念。1983年1月18日，汪曾祺写信给金家渝并在信中说“我倒很想回高邮住一个较长时期。”④当然，此次并不仅仅是探亲，更是为他的长篇写作计划做准备，因此在1983年5月6日和9月8日，汪曾祺又写信给陆建华说因出版社邀约写长篇，因而有了回高邮短住的计划，在9月的信中，他提到：“我想回高邮，是有一点奢望的，想写个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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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邮作为家庭
在《汪曾祺全集》中收录的近三百封信中，他写给高邮家人的信均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其中八十年代18封，九十年代6封，共计24封。从书信内容来看，聊的内容大致围绕汪曾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状况，高邮老家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房子问题，以及对高邮家人的关心三个方面。从收信对象来看，集中在弟弟汪海珊、妹妹汪丽纹和妹（汪海珊）婿金家渝三人。汪曾祺故居在高邮竹家巷九号，住着汪海珊、汪丽纹及金家渝三人，因此，写信主要表达的也是想对三人同时说的话。汪曾祺在信中多次关心家中情况，本文选取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书信：1981年11月13日，汪曾祺阔别四十年后重返故园，在从高邮回京后，专门写信给高邮家中。从信中可知，汪曾祺将要给家里人随信寄出七份挂历聊表挂念，同时也关心了妹妹陵纹的家庭状况。①在这封信中，字里行间都表达了汪曾祺得以回乡的喜悦、回到北京家中对故乡亲人的想念、以及对家人生活上的关心。1982年6月27日，汪曾祺得知家中晚辈结婚，在信中表示想送点礼物，也表示为了海珊的婚事给李县长写了信。②这表明他不仅挂念兄弟姐妹及晚辈，更是肯为了家人恳请他人帮忙。直到1983年1月18日，汪曾祺再写信询问海珊的恋爱问题，并表示可以再给他“出点力”。③这就表明，汪曾祺对海珊的婚事并不是敷衍式的“假关心”，而是发自内心的关怀，因此过了半年依然挂怀。汪曾祺对早已成家的兄弟姐妹更是关怀备至，1985年1月26日，汪曾祺写信给汪丽纹并在信中询问海珊婚后生活是否美满，又表示若陵纹想搞养殖，自己“可尽可能给她一点帮助”。④在这些家信中，汪曾祺宛若家长似地关心着故乡的家人，从婚事到谋生方式，汪曾祺都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不仅在信中表明态度，更是行动上兑现承诺。然而，横在汪家生活中最为棘手的事当属祖屋的归属问题，汪家祖屋曾被收归政府，仅留下偏屋供后人住，汪曾祺始终为祖屋问题而发愁，担心家人住得挤、生活不便，于1986年3月7日专程致信金家渝，表示如果需要，自己也可以为家人写一份无房产纠纷的证明，他在信中感慨：“房子能发回来，自然很好，你们住得实在太挤了！”⑤此后，汪曾祺也多次在信中关心房产问题，出发点都是希望收回祖屋使家人生活得舒坦些。1986年8月20日汪曾祺致金家渝信、1987年1月29日汪曾祺致金家渝信、1987年2月20日汪曾祺致汪丽纹信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对高邮祖屋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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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书信中看汪曾祺的语言特点......................25
（一）内容性..................................25
1.与作家好友的写作探讨...........................25
2.对文学现象的独特思考.........................27
四、从书信中看汪曾祺文学思想的变化.........................33
（一）对长篇的态度变化..............................33
1.书信中表达的长篇计划................................33
2.长篇“未竟”的原因..........................35
结语...........................39
四、从书信中看汪曾祺文学思想的变化
（一）对长篇的态度变化
汪曾祺无疑是中国短篇小说界的一颗明珠，毕生流传于世的皆为短篇，而学界也高度评价其短篇小说创作实绩，林超然称汪曾祺为“当代短篇小说之王”，赞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短篇小说创作如此心无旁骛而又功勋卓著者，汪曾祺一人而已。”①更有论者称汪曾祺为“短篇‘圣手’”。②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汪曾祺丝毫无意于长篇小说，他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曾多次表达过对长篇小说的兴趣和为此做出的努力。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就曾踌躇满志地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表达过自己对写长篇小说的打算，而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时，晚年时期的汪曾祺虽然已经依靠众多短篇小说享誉文坛，但仍未放弃对长篇小说的尝试。通过探索汪曾祺的书信内容，可以看出，他在青年和晚年时期都有过长篇写作计划，但长篇计划“未竟”的个中缘由却也是多种多样的。
1.书信中表达的长篇计划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正处于写作初期阶段，彼时的他对长篇小说的写作态度是踌躇满志，1944年4月24日，汪曾祺对朱奎元说：“你等我自己的手眼进步些，或是改变些，才能给你写个长篇。”③这是在汪曾祺书信集中最早关于写长篇计划的语句，说明汪曾祺在青年时代曾萌生过写长篇的想法，书信中应允友人的写作计划说明当时有一定条件实现。时隔一月，1944年5月22日，在二人的又一次通信中，汪曾祺又对朱奎元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想写两个长篇小说，像这样的生活可没法动笔。能有张静之家西山那座房子住着，我一定写得出来。”④在这封信中，甚至计划了自己期待的创作场所，汪曾祺对写长篇的信心又增强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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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家手稿的相关研究能够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作家形象，汪曾祺的书信作为一种手稿资料，在几十年的尘封之下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汪曾祺的书信文本中，挖掘他在不同时期的内心所想，不论是他一以贯之的写作技巧、叙事倾向或是语言习惯，还是受不同因素影响下的心境变化，对文学、对创作、对生命个体的思考，这些都可以在汪曾祺的书信中窥探到现实一角。在结语部分，笔者想重点阐述汪曾祺书信中体现的文学思想与他的思想史、文化史之间的关系，从以下两方面来看：一是汪曾祺书信中体现的他的思想史，在书信内容来看，从汪曾祺关于自己心境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个人思想的“常”与“变”；二是从书信往来对象来看可以看到他的文学交往图谱，也可以看到作家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内涵。
在前文中，汪曾祺文学思想的“常”与“变”大体可以分为，“常”体现在汪曾祺的写作技巧和语言特点两方面。关于“写小说要简练”、“贴到人物来写”和“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三个写作技巧，联系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都可以发现其中的对应。早在四十年代汪曾祺初登文坛时，就一直坚持短篇小说的创作，汪曾祺自身受到的教育也多是短篇和简练的语言为主，童年时期，汪曾祺学习的归有光散文和桐城派散文为他打下了古文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归有光文章的篇幅短小、言简意赅、结构精巧等特点以及桐城派所追求的简明达意、条理清晰、不堆砌辞藻的“清真雅正”特点正与汪曾祺的小说文风有相近之处，不能不说汪曾祺曾受其影响。青年时期，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汪曾祺受到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多位老师的悉心教导，初步培养了他对语言的掌控能力，为日后的短篇小说语言锤炼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创作中，汪曾祺始终秉持了“写小说要简练”这一写作技巧。“贴到人物来写”更是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教导之语，汪曾祺在课上学习的人物塑造技巧，使他关注人物细节，在刻画人物时不泛泛而谈，而是利用细节氛围等条件促成人物的丰满，汪曾祺带着对人物深刻的体悟，塑造了一批诸如高北溟、文嫂、王二、戴车匠等大批具有特色和个人魅力的人物形象。而“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一写作技巧，虽然是汪曾祺于八十年代才提出的，但他在四十年代的创作中早就有了民族传统和现实主义因素，且年纪轻轻便能使现实主义容纳其他“主义”，也能使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相融合，这正是他所追求的“容纳一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