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酝酿：杭州会议召开的文化语境
第一节“五四”启蒙话语的复苏
建国后，阶级斗争一步步升级成为党开展工作的绝对依据，在“文章”时期发展到极致，整个社会都处于紧张的政治氛围之中，文学发展随之受到越来越严密的制约。“文革”结束后，一系列拨乱反正的举措逐步改变着社会的风向，几次重大的会议颠覆了紧张的局势，为文学“解禁”提供了可能。这时，饱受压迫的人们迫切地需要摆脱精神的压抑与禁锢，反思“文革”的罪行。“五四”启蒙话语就这样重新进入了文坛的视野。
一、会议推动的文学解禁
“文革”期间，文艺专制长久地笼罩着中国文坛，成为禁锢大众思想的精神枷锁，十年间中国文学始终停留在单一的为政治服务的框架之内，发展之势一片狼藉。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多年来被摧残的文艺界亟待修整，被政治暴力所破坏的文学体制亟待重建。此时，作为“传达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统一思想步调、布置当前任务、制定长远规划、矫枉纠偏等的主要形式”的文学会议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教授刘光宁在研究“开会”仪式时曾表示：“一次重要的会议结束后，它形成的叙事‘框架’就成为一种封闭的不可变更的认知模式，不管现实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这个叙事‘框架’是否符合现实或真相，人们都只能始终保持对既定叙事‘框架’的认同，直到下一次重要会议修改叙事‘框架’为止”。依据这个观点我们或许可以分析，“文革”后的重要会议引领思想解放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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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冲击
外国文学的大量引进是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解禁”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深入的发展，西方现代派文学越来越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置身世界文化潮流之中的中国文坛不断地从中吸取着宝贵的经验，也在世界性的文学比较之中反思着自身的不足，不断摸索中国的个性化文学道路。
一、文学接受的多元化转变
著名评论家张軔曾说：“对别国文学的接受，不是纯粹被动的而往往是需要性的接受”。的确，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性”差异会使文学接受呈现不同的格局。一般来说，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是文学横向接受的热烈期。“五四”时期，出于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以及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向西方学习以改革中国社会面貌是最迫切的要求。此时，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全盘西化”成为当时文化借鉴的特点，一时间对苏俄文学、被迫害民族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诸多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译介此起彼伏；而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意识形态方面对于“需要性”的制约逐渐加强，外国文学成果的选择有了强烈的指向性。国外无产阶级艺术成果译介成为政治运动的需要，文艺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运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成为译介重点；再到建国后的十七年，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延续了左翼文艺及解放区文艺传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之下，对作为中国革命榜样的苏联文学的译介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采取了轻蔑的态度；步入“文革”后，文艺界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洪流之中，专制统治要求文学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现实生活不再是创作的源泉，迎合意识形态的要求才是文学必须遵循的原则。“高大全”、“假大空”、“欺与瞒”成为“文革”文学的特征，“现实主义”成为越来越狭隘的政治化概念，此时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因为触碰了意识形态的禁忌而被拒之门外。“五四”时期的开放式文化接受局面由于政治的干预逐步走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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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承上：杭州会议激活寻根观念的生成
第一节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之下寻根观念的激活
1984年12月，美丽的杭州西湖见证了一群怀着满腔热情的文学青年的“聚会”，这次“聚会”就是后来被学界熟知的“杭州会议”。之所以将它称之为“聚会”，是因为这次会议没有主题报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有专题发言、专家评议、总结陈词等固定性流程的正式会议，它更像是一个“神仙会”。由于当时“反自由化”和“精神清污”刚刚平息，“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没有消息见报，最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关于这次会议的细节至今已经无从知晓，留下的只有一些回忆性文章或相关人员接受采访时的零星记录。与会人员众多、信息来源七零八落，只有对这些只言片语进行挖掘汇总才是实现对“杭州会议”基本情况最大程度了解的唯一途径。
“杭州会议”是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杭州市文联《西湖》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虽然由这三个部门牵头，但它最初的动议却是来自于几个青年文人的个人热情。李杭育在《我的1994年（之三）》中详细回忆了这一过程：由程德培和吴亮最初向“我”提出希望有个聚会，再由“我”向周介人、蔡翔谈了这个想法，几经讨论便确定下来了。根据周介人、蔡翔、韩少功、李庆西、黄育海等多人以及《钱江晚报》在“寻根”三十周年之际所做专题的回忆，这次在杭州陆军疗养院里召开的会议有30多位来自天南地北的学者参与，其中包括：来自北京的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来自上海的徐俊西、张德林、陈村、曹冠龙、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王晓明、宋耀良；来自湖南的韩少功；来自河南的鲁枢元；来自福建的南帆等。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方面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等。杭州市文联和《西湖》杂志社有董校昌、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等；浙江文艺出版社是李庆西和黄育海；张承志因事未来，贾平凹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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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宣言发表及媒体传播合力下的文化意识自觉
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改革”潮流基本上都属于政治化的文学，文化意识淡薄。“杭州会议”之后，韩少功等与会者发表的一系列“寻根”宣言，自觉摆脱了狭隘的政治视野而将文化正式引入了文学关心的范畴。“文化”的被重视除了与韩少功等领头人发表的“寻根”宣言密不可分之外，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是“文化”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关键所在。
一、寻根理论的出场
由于“杭州会议”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指示精神，所以学界部分人不认为这次会议与“寻根文学”的发生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不少参会人员在会后的言论都不约而同指向“寻根”，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自觉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的“寻根”立场。这些宣言发表的时间十分密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相继举旗呐喊，并都一致地将文化引入了文学关心的范畴，这让人们不得不联想到他们在“杭州会议”上是否早有密谋。郑义虽未与会，但《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也以强烈鲜明的文化关注被公认为宣言之一。“杭州会议”的召开虽然没有为“寻根”命名，也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倡议，相反，“在讨论中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只占小小份额”，但这小小的份额却成为会议的浓墨重彩，它敏锐的触媒使得“文化”意识作为“寻根”宣言的理论核心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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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启下：杭州会议催生寻根文学的实践............36
第一节观念指导下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39
一、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寻根派群体的不断扩大.........39
二、寻根实践的多元向度.............39
第三章启下：杭州会议催生寻根文学的实践
第一节观念指导下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
摆脱了“未名”状态之后，“寻根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寻根”观念的指导之下，以往作家的本然性写作转变为有意为之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浮现，与“寻根”理论宣言相呼应，充实着“寻根文学”的阵营，和“杭州会议”之前零落的创作局面形成对比。这些创作文本支撑着作家们创作观念的转变，是他们将理念落实到实践的印证。作品中呈现了“寻根”从理论进入实践的多种向度，有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挖掘、有对民族传统优劣的褒贬，还有对于文学表现形式的探索。
一、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寻根派群体的不断扩大
“杭州会议”之前，带有隐约“寻根”倾向的文学作品己有出现，但还只是单枪匹马的创作局面，并未布成阵势。“寻根”宣言发表之后，学界围绕部分直接参与“寻根”发声而被视为是自动归属的作家代表，对“寻根文学”的辐射范围进行了圈定，让“寻根文学”摆脱了“杭州会议”之前的“未名”状态，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除了少量是杭州会议前就己经存在的作品，更多的则是在“寻根”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意识的新的实践，其中既有“中心”作家的不断创作，也有“外围”作家的努力补充。一批又一批“寻根”作家、作品的浮现，让“寻根派”阵营逐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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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