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写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生成语境
第一节 知识者说：士者何为？家园何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文学界探讨的热点和话语场，各类学者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的个案分析与整体研究，来把握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变，进而探求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与灵魂史。自“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产生以来，国内外对于“知识分子”定义的讨论层出不穷，但“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不证自明而又难以求其质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历史的流动而变动不居，而任何一种定义都是相对的、知性的认识，无法涵盖其全部的内涵，只有将其置于一定语境才能显现出其中的意义。因此，将“知识分子”这一词语置于特定的文学语境中，对其概念进行规约，并进行简要概括性的谱系式的追踪溯源，探讨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精神流变、身份变迁和本质属性，是进行文学言说的首要之义。
一、士者何为？
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被广泛使用。但什么是“知识分子”？哪些人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概念和范围的界定还未达到普遍的共识。《辞海》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⑤但“知识分子”具体到每个国家、语境，独具个性、各不相同，为我们考察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多元参照资源。“知识分子”一词首先是一个抽象符号化的概念，加上历史的复杂性，很难有比较清晰明确的界定。首先从“知识分子”这一词语的起源来看，对于中国文化语境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普遍的共识是认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俄国，为了概化一种社会现象，其含义倾向于“知识阶层”“思想观念性的精神群体”等含义，意指具有强烈的现实与道德批判精神的体。现在英文中使用较为普遍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是第二个来源，出自法国，最初也是指受过一定教育，具有批判精神、公共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人。从两处源头来看，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特质是受过教育且是社会的良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烈批判意识。二十世纪后，研究者在初始涵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知识分子的内涵。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葛兰西、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对权利说“不”且具有反抗精神的角色。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认为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紧密结合，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功用和阶级属性，并将知识分子区分为“有机的”和“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指作为体制内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传统的知识分子则指社会中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由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类似奥海曼所说的自由漂浮者。”⑥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认为知识分子具有“游牧的”和“去中心”的性质，这使得知识分子形象处于一个游离于本质化的概念之外，更加使知识分子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对于“知识分子”的界定其理论各有不同，但总体的基本相同点是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专业性和异质性特点，有公共性的广泛社会层面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在社会学中，社会学家往往从知识分工和行业职业角度界定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希尔斯从宽泛意义上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任一社会中颇为频繁地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于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⑦综上所述，虽然各界声音不同较多歧义，但有着以下共识即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阐释者和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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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由与焦虑：八十年代末文学场域的知识者言说空间
八十年代后期启蒙精神的式微与私人话语的狂欢、世俗化潮流的兴起和文学诗情的消解成为知识分子言说的一个大背景。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兴起又让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后期相对自由的历史语境中举步维艰。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精神失落、信仰缺失构成整个社会的普遍状况。而文化体制、政治纲领、经济政策等都是通过知识分子来阐释的，“文革”后从伤痕、反思文学到改革、寻根文学，文学上的一系列变化，让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充满了热情和希望。但八十年代末，经济体制的变化从理论转为实践层面，知识分子再次“边缘化”，知识分子自觉的再次思考自身的存在、身份定位、精神向度。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知识分子写作该如何定位？“新写实”小说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中作了一个保守性的质询和探索。
一、启蒙精神的式微与私人话语的狂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继承了五四启蒙精神的“新启蒙主义”即“文化热”在思想界崛起，知识分子身份的复归及身份崇高感的认同促使知识分子自觉以精英姿态承担起“宏大叙事”的历史使命。自“伤痕文学”的悲壮呐喊后，知识分子一直以启蒙姿态致力于拯救他者灵魂的事业。整个八十年代前期，自由的文学氛围、文学回归自身的价值诉求以及知识分子的求变理念与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文学成果硕果累累，带有世界性的文学兴起，又改变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但信仰本身是建构的，当代处于一个信仰转型的阶段，整个社会发生了迁移。至八十年代末，经济体制的转型下，启蒙话语遭遇困境，文学转向日常生活，知识分子被挤向边缘，知识分子话语逐渐让位于市民话语，知识分子优势不复存在，渐渐以降低姿态向市民靠拢的方式吸引读者。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崇高地位渐次退居边缘，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的退场，也促使知识生产与社会空间之间出现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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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识分子形象与文学话语场的互动共生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话语场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概述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价值和各种理念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作为思想者他们产生思想，并用来解释社会，用自己的道德理性和思想价值、知识学问改变社会，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八十年代末之前，由于与政治权利的紧密关系，知识分子一直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1980 年在提出“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后，“人民”的加入使处于“庙堂”和“江湖”之间的知识分子创作经历由唯我独尊的身份认同，到走向多元价值的认同。八十年代末，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关系的变化，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利的关系渐渐疏离，知识分子变得相对独立和自由，而失去中心位置，被边缘化。纵观当代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不难发现知识分子一直在体制内外“游荡”。本节意在对现代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做一个简要梳理，主要概括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知识分子地位变化和主要形象特征，进而从纵横两个维度对“新写实小说”的知识分子的生成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一、70 年代末 80 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盛世狂欢
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从“五四”开始就是不健全的，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魏连殳”“孔乙己”“狂人”，郁达夫《沉沦》中的“我”，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等。自身身为知识分子而又具有权威话语权的作家在启蒙民智、批判国民性、引导“人性”发展的要求中以知识分子为切口，因此，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知识分子复杂的历史处境和难测的命运。可以说从 20 年代叶圣陶先生的灰色知识分子开始，到 40 年代钱钟书“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站起来的正面形象。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自由与孤独结伴，在传统与现代中左右摇摆，寻找不到精神的栖息地。从“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启蒙者的身份掌握话语权，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带有鲜明的个性解放和改造国民性的愿景；五四后期，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转向整个社会的解放，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十七年”至“文革”期间过分政治化的革命话语体系消解了知识分子说话的权利，知识分子处于失语的状态而深受损害，变成被改造被教育的对象，但由于与政治权利的紧密关系，知识分子虽屡遭批判，但仍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但是小说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基本无主体性，十七年知识分子在时代政治的夹缝中失去话语权，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呈现逐渐衰落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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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
“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是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夹缝式的人物，左右摇摆而迷惘不定。就如王朔曾调侃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和时代变化，这批知识分子没赶上行将逝去的政治国家，而相对于新生的市民社会而言,他们又生得过早。他们既是对启蒙立场、精英文化充满怀旧感的没落子弟,又是对当下世俗生活认识不到位而无所适从的发育不良的畸形儿，在转型期“彳亍而无所趋”，他们的这种没落与尴尬的命运也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渐趋对市民社会的认同和归附。
一、众人皆醉我独醒：无处逃遁的“流亡者”
中国的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习惯于在规训的边缘对当下生存处境作出哲性的思考，带有强烈的自觉避世本质，整体而言缺乏独立的精神与思想，很难做到由“我”出发而充斥天地，凡此种种导致其具有强烈的依附性，依附不得进而转换为自我的流亡。萨义德在《寒冬心灵》中说“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同为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也分为圈内人和圈外人，“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就特权、荣耀而言，是圈外人和流亡者。在萨义德流亡的隐喻情境中，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以“悲”为荣，而这种心态不仅成为了一种思考方式也成为了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新写实小说”中的流亡者知识分子分为身体的流放和精神的流亡，他们游走在知识分子与市民的边缘，洞明世事,独自清醒，但又随波逐流,以一种清醒的玩世姿态出现，因清醒而痛苦,因玩世而迷茫；还有的是坚持启蒙立场和责任，但遭遇的是启蒙的尴尬困境，他们只能隐于闹市之中，承受着被遗忘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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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家姿态与知识分子形象意义的修辞建构 ............. 35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叙事姿态 .................... 35
一、知识分子身份的多重写作 .............. 36
二、知识分子精神的民间立场 ................. 39
三、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市民化倾向............ 41
第三章 作家姿态与知识分子形象意义的修辞建构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叙事姿态
“新写实小说”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大多出生于五十年代后期或六十年代初，是经历“文革”中年轻的人们，他们正处于好奇、认真、刨根问底的年龄，也是叛逆、价值观、人生观初步建立的年龄。他们没有经过五十年代完整的理想训练和文革的灾难,可以说是文革时期的“红小兵”，他们接受毛泽东思想，没有太多的精神拖累,因此,当他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身份、地位以及价值承担时,他们更偏重用解构主义、游戏态度来从事写作。如方方在散文集《闲聊》中所写：“文化大革命中受罪的是大人，我们这些做小孩的却没有那么深厚的苦难感，但文革确实增加了成长中的烦恼”。对待文革的嬉戏态度，将文革看作是集体合作式的游戏，这些经验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叙事姿态。许纪霖先生将中国至今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划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等六代，本文讨论的作家大多是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 “文革一代”知识分子。“80 年代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 1945—1960 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式的开拓，这一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如刘震云（1958 年生），刘恒（1954 年生），方方（1955 年生），池莉（1957年生），他们年龄相差不大，经历相似、认知相近。六十年代“这一代作家的童年记忆是十年‘文革’，他们的少年、青年及中年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年少前，因革命意识形态喂养，他们具有宏大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证了‘革命意识形态’破产后，时代及人心的阵痛，见证了信仰崩溃后一个空前膨胀的物欲世界。”本节主要结合新写实作家的创作谈、日记等材料，探讨“新写实”作家生活经验、出场语境、写作姿态对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存在形态及形象的生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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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魂归何处：知识分子的价值守望与质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