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国文学”出现的原因
第一节“现代”的局限与持续的探究
一、“现代”的限度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一词的涵义一直以来众说纷纭，始终未有一个清楚明晰的定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学界参照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史学家编著的《世界通史》，将 1840 年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走入近代的起点，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由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端与开始得到明确划分。然而，此时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一词具有意义层面和时间层面的双重内涵，与近代、当代的概念大不相同。新时期，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学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在走向世界的焦虑中将目光对准了“现代性”一词。1980 年代之后，是否具有“现代性”，成为研究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参照和标准。“现代”视角给文学史研究带来的进步有目共睹，它使文学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回到文学本身。由此，产生了对文学本身的审美性的重视，对“人”的重视，使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多元，使之前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创作成果获得应有的注意。
可以说，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史取得了很大进步，而“现代”视角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文学研究地不断深化，“现代”研究模式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并日益严重地阻碍着文学研究的发展。“现代性”或“现代化”作为异域理论而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主要阐释工具，其合理性不断遭受质疑。中国文学源远流长， 现代文学作家的产生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并非仅仅是以来文化的舶来品，就蔚然成林的，其蓬勃发展必然要与文化传统、文化传承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文学积淀对现代文学必然起着深层滋养的作用。尽管自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人开始与世界接触，但是无论外来影响多么激烈却始终难以撼动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根基。胡适、鲁迅等人虽然提倡新文学，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他们出生的晚晴时代，科举仍是正途，他们必然从小接受当时仍被视为正途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孔孟老庄等中国传统文学的浸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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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催生“民国文学”
一、多元并包的思想、学术氛围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于现代文学起止点问题、文学史观建构问题的看法日趋多元，各种学术观点层出不穷，形成了多元开放的思想学术氛围。关于现代文学的时间上限，当前的文学史、文学评论中主要有 1917 年说、1919 年说、1892 年说、1907 年说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 1917 年说和 1919 年说.
1917 年说是将《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间作为现代文学的发轫，而 1919 年说则是将“五四”作为起点。这两种关于起点的看法提出时间较早，而且目前仍是学界的主流看法，现行的很多文学史教材中都采用这两种说法。
1907 年说。郜元宝虽然没有对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明确提出观点，但是却含混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与文学家鲁迅的诞生联系起来，他从鲁迅入手寻找现代文学的起点。郜元宝认为虽然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是在 1918 年，但是大约在10 年之前，鲁迅写作的一些文学理论论文就已经显示出了明显的现代特点。“是具有现代的精神与现代的形式的独立的文学创作。”
1892 年说。持 1892 年观点的是范伯群和他的学生栾梅健、汤哲声。范伯群将 1892 年开始连载《海上花列传》视为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端，他认为该作与传统小说已经存在明显差异性，具体表现在“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等方面”⑩等方面，因而应将《海上花列传》作为起点。此后，范伯群又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先前移”问题》中追溯《海上花列传》开始连载的时间，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观念、严复和夏曾佑的文学启蒙思想的提出，以及以讽刺小说、侦探小说的创作，白话报刊的创刊，包天笑、李伯元、吴研人、程小青等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等综合因素，明确提出现代文学史，必“向前移”。栾、汤二人的观点是对范伯群的拓展与补充。栾梅建认为 1892 年，韩邦庆发表《海上花列传》中通过描写中国现代工商社会中的人物、新兴器物、妇女解放主题，以及艺术结构、语言创新等体现出的现代意识，使该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点。汤哲声则认为《海上花列传》中具有商业社会的移民观念、文学创作为社会服务的观念，以及刊登于文学杂志，为报纸写作，且《海上花列传》的产生与文学观念、创作观念和生产基础的三者变革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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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国文学”的理论预设
第一节 透过历史发现文学特性
一、以时空重视体验
上世纪 80 年代，文学研究界经历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各种西方文论和研究模式被大量引进，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也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内涵。时至今日，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模式仍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成熟，中国学者开始逐渐对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模式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当以异域理论解释中国文学，尤其是解释处于中国历史上最具新旧交替性的时代的文学时，相关学者认为这会导致中国作家的主体经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独特意义难以得到有效的体现，“大清帝国的黄昏与异域的共和国的早晨相遇时，两个不同国度的感受能否替换？他者的理论是否真让我们一劳永逸？中国文学的现代之路会不会自成一格？”
“民国文学”研究的设想显然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意图。周维东认为“民国文学”将文学的发生发展放置于了民国社会环境之中 ,赋予了文学史研究一种“空间”维度。这种“空间”维度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文学史发生的空间场域中理解文学。通俗地说，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将文学理解为一种空间的存在。”所谓将文学理解为空间存在，针对的是本质主义和线性文学史观。正是有对文学本质主义的理解和线性文学史观的存在，使得文学研究成为西方抽象词语的演绎，脱离中国实际。而“民国文学”的时空性将有助于克服本质主义和线性文学观，将文学还原到其发生的历史语境中理解研究。王学东认为,“文学所产生的根基，所生发的原点，只源于民国的这一生存空间……只有‘从民国生态’出发，
才能从根子上击中该时期的文学内核”，李怡认为这种新的理论设想在进行文学史叙述时必须以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为依托，需要还原最本真的社会、文化等各种影响文学发展的种种因素。张中良提出民国史视角，力主在彼时的历史中还原“民国文学的生态环境”和“民国文学的生态系统”，在民国具体环境中研究那一时期的文学，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形式进行全面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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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沿用传统文学分期方法
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学界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甚至是各执一词的问题，难有众口一词的定论。“现代”的抽象性与涵义的模糊性，使中国文学“现代”的时间起点成为众说纷纭的问题。正是由于“现代文学”这一名称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更好的文学史命名。“民国文学”这一命名被“民国文学”研究设想的提倡者们寄予厚望，他们普遍认为“民国文学”时间明确，能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起点问题，且这一分期和以命名方式承接古代文学，有利于建立完整的中国大文学史。
一、起止明确化焦虑
如何科学的界定一段文学的起止时间一直是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一直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学术研究。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先前的 1919 年说不再是唯一的起点，出现了多种起点说。继 1919 年之后，当前文学史最常见的是 1917 和 1915 起点说。以 1917 年为开端，显然是将文学革命作为分期依据，而 1915 年说则是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除了以上两种常见分期外，近几年出现的还有 1892 说、1898 说、1900 说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范伯群教授以《海上花列传》中体现出的现代性作为分期依据，将现代文学开始的时间定于其书出版的那一年；1898 说是强调了百日维新对于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将其视为“现代”的开端；1900 说则是更多从时间方面考虑，方便对一个世纪的文学进行研究；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说则是严家炎教授根据近年发现的史实提出的。纵观各种起点说，每种虽然都各有根据，但又都不能完全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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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国文学”的限度与可能性.................................. 32第一节 “民国文学”的限度 ..................................... 32
一、“民国”在 1912 至 1949 年间的有效性问题.................. 32
二、“民国文学”的内部矛盾.................................. 34
第二节 “民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 ................................ 36
一、作为研究方法的“民国文学”.............................. 36
二、以“民国”发现“现代”.................................. 38
第三章 “民国文学”的限度与可能性
第一节 “民国文学”的限度
一、“民国”在 1912 至 1949 年间的有效性问题
中华民国自 1912 年 1 月 1 日成立，但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民国都未实现真正统一，中央和地方冲突不断，中央政府权力有效性有限。“南方各省特别是西南各省由于对北洋军阀集团独占中央和专制政治的强烈不满,而与中央基本上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在山西,阎锡山于 1931 年底借‘一二·一八’惨案强行查封省党部达七年之久,1939 年重新恢复后,阎又多方限制,使其无法展开有效活动”.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期，民国一度被分为由国民党管辖的国统区、在侵略者铁蹄下的沦陷区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几块区域，民国政府的制度、政策基本只能在国统区实行，而解放区与沦陷区另有自己的文艺政策。实际上各区域实行的文艺政策不仅不具有民国文艺政策的统一性，反而不断根据本区域的实际需要强化自身文艺特征，形成了差异明显的区域文学。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部分作家“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差别，要求他们必须明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更着重说明了国统区与解放区文学的不同性质。文学的发展确实受具体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的内容形式方面，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景观。沦陷的城市都是当时中国较发达的一线城市，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市民普遍有着读书看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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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