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以小说文本中的形象为探讨核心，将新时期山东作家小说的神秘叙事中刻画的形象分为三类，即民间传奇人物、奇能异士、神秘异类形象，并以此来分析揭示其形象描绘的奇特性。
第一章 奇特形象的描绘
第一节 传奇人物
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多英雄豪杰。地域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地域群体的认知，也影响着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古典名著《水浒传》，就以水泊梁山为聚义地，以齐鲁英雄好汉为人物素材，进行着民间传奇人物故事的演绎。 “‘传奇’既是一种小说文本，又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还是一种创作模型，更是作家民间文化立场、民间思维、情感运用的形象传达。”②传奇人物，常常具有不同寻常的经历，新时期的山东作家也描绘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或者有奇操异行，或者疏狂不羁。他们或爱或恨，或杀人如麻却又英勇不屈，或浪荡纵情却又缠绵忠贞，或世俗功利却又深明大义。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亦正亦邪，他们“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在民间的历史舞台上，他们肆意张扬着生命的强度与力度。
莫言笔下的民间传奇人物众多，若按性别来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男性群体，另一类是女性群体。这里我们姑且称前者为“民间传奇英雄”，后者为“民间传奇女神”。这两者形成了莫言小说中民间化、传奇化的人物群像。
《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是莫言小说颇具代表性的民间传奇英雄。这个“土匪种子”，有着“魔鬼”和“天使”的两幅面孔。16 岁时刺死了与母亲偷情的和尚，24 岁在高粱地里强暴了还是新媳妇的戴凤莲，之后又打死了花脖子，成了高密东北乡名副其实的土匪头子。1939 年，余占鳌在民族大义面前又放下了个人恩怨组建队伍抗日，伏击日本鬼子的汽车队，成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①，在余占鳌的头脑里是没有任何国家、党派的意识观念的，他没有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党的领导，更不会有明确的坚定目标。他只是一个乡野村民，只知道为死去的亲人和乡民们报仇，只知道打鬼子，但是在价值维度上却又与民族大义相吻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莫言借此形象表现的是民间抗日的原生态状态，展现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的伟大与卑微。莫言从这样的角度来写“我爷爷”这个抗日英雄，完全区别于建国初“红色经典”里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可谓开“新风气”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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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奇能异士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非凡能力或奇异功能的人物形象。比如干宝《搜神记》中的那个会捉鬼的宋定伯，不仅胆大心细、智勇双全，而且还能把“鬼”变成羊拉到集市上卖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筑台设坛借东风，火烧曹军。六出祁山，与司马懿对战五丈原，点灯续命。他能识别魏延的反骨，甚至发明出诸葛连弩、木牛流马；《聊斋志异》的《司文郎》篇，写有一瞽僧，能够凭借嗅觉鉴别文章的优劣。这些奇能异士，既体现了作者的想象力，又反映了人们的理想寄托以及对人类自身局限超越的诉求。
在新时期山东作家的笔下，也写到许多奇能异士。比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沉默寡言、性情孤僻、行为怪异但却耽于幻想、心思细腻，具有超强忍受能力的“黑孩”；《红耳朵》中有一算命先生曾对王十千道：“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几十年后，王十千果然成了巴山镇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酒国》中，“侏儒酒店”的余一尺，每到月圆之夜就骑着一匹驴在驴街上纵横驰骋，他也能飞檐走壁，可以像壁虎一样贴在天花板上；《檀香刑》中的半傻子赵小甲，似有通灵眼，他看到他爹赵甲的本相是一头黑豹，县老爷钱丁是一只白虎，老婆孙眉娘是一条蛇，他看到大街上行走的人几乎都是一种动物；《四十一炮》中，那个坐在五通庙里，对着大和尚一直不停地诉说的罗小通也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形象。“这个孩子不是一般孩子，这是个肉神”①，罗小通对肉有着强烈的情感，对肉的痴迷及对肉的渴望使他能够与肉心灵互通。另外，罗小通还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出窍，在一次宴请老兰的酒会上，罗小通灵魂出窍，“我感到我从自己的身体内钻出来，好像小鸡啄破蛋壳出世。我的身体柔软，轻如鸿毛……有好几次我眼见着无法避开迎面撞来的墙壁，但意念一到，我的身体就缩成一张接近于透明的薄纸，从墙壁的用肉眼几乎难以发现的缝隙中穿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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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另类空间的构造
第一节 异域
异域是“一种空间化的想象”②。自古以来，有不少中外作家钟情于异域描写。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成名作《阿达拉》，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爱情悲剧。印第安人的民俗，北美洲的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和神秘的宗教氛围，使整部作品充满着诗情画意，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创设了一个令人陶醉，比我们生活的世界优美得多、浪漫得多的世界。这个世界流转着音乐，到处都是鲜花，没有压迫，充满着和平，唯美圣洁。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也描绘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绝境”，它安定和谐、自由平等。而之后，这类“世外桃源”式的异域，也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人对美好世界的向往，成为理想的避难场所和生存之地。
在新时期山东作家张炜的《鹿眼》中，就曾写到过一个带有美好的理想色彩的海上“仙岛”，只有心地完全善良、没有任何瑕疵的人才可以到这个“仙岛”上居住。岛上居住着美丽善良的小海神，有会表演口技的八哥，会忍术的乌龟，会跳舞的仙鹤，能敲梆子的啄木鸟，这里“长满了各种树木和鲜花，泉水清亮甘甜，是个真正的仙境”①；又如张炜的《人的杂志》，写到芦青河湾有一处沙岛，
那里是流浪汉的聚集地。他们自由生活，远离现代文明，遵循着古老的传统，由一个女性决定一切。那里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但却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生气勃勃的世界……”②。李贯通的《乐园》中，“我”在城南的原野中购置了一块坑塘，并与妻子、女儿建立起了新的家园：院子里猫、鸡、红花蛇、黄鼠狼和谐相处，蛐蛐蝈蝈们轻弹曼唱，竹子、无花果、各类蔬菜繁衍生息，神秘的老婆婆不时地来传授经营的方法，那里宛如人间乐园。然而，这样和谐快乐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老城改造”、“新城扩展”，庭院四周都变成了“沸腾的建筑工地”。面对城市的喧嚣、物质的重压和精神的空虚，现代人渴望寻找一个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自足自乐的“乐园”。但城市化的进程和工业化的发展，渗透进资本与利益，逐步侵蚀着乡间文明。李贯通笔下的“乐园”，是他对农村田园生活的一种诗意化想象，同时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对逐渐消逝的乡间文明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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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梦境
梦是神秘未知的，是思维意识想象的虚拟空间。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梦不是一种躯体的现象，乃是一种心理现象”，“梦的元素本身并不是主要物或原有的思想，而是梦者所不知道的某事某物的代替”②，梦是一种潜意识，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梦有时前后连贯，甚至机智巧妙，有时则混乱、荒谬、怪诞。作家写梦，创设梦境，并不是单纯地对梦境进行描绘，而是寄寓一定的理想情怀或某
种思考。从先秦开始，就有“庄周梦蝶”的“物我混沌”之思。唐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游仙为题材，内容极尽想象与夸张，以记梦为由，张扬自己豪放不羁、蔑视权贵的叛逆精神。沈既济的《枕中记》中写卢生一觉黄粱美梦，享了世间荣华，却暗示了荣华富贵的虚幻性。明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中的杜丽娘更是借梦生情，为情而死，因情复生，正可谓，世间至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而清代的《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则道尽因果宿命，尽显梦幻旖旎之美。新时期山东作家在进行神秘叙事时，也常常会涉及到梦或梦境。
莫言的《梦境与杂种》中，就写到梦的神奇与应验：大约在五岁的时候，农村孩子“我”（树根）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着奇特的能力，仿佛通灵术一般，凡是在“我”梦境中出现的景象，无不一一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验。“我”先是梦到院子里的水缸无声无息地破碎，结果院子里的水缸果然成了一堆碎片。之后，“我”又通过梦境帮助母亲找到了那五个不翼而飞的饽饽，替她在祖母面前洗刷了冤屈。后来，我又相继梦到了玛利亚小学陈圣婴老师的死亡、教父莫洛亚的死亡、回族女人的死亡，这些都得到了应验。恐怖的梦境使“我”感到害怕，“我”还梦到饥饿年代母亲偷粮被抓，“杂种”妹妹离奇死亡，因此，“我”迫切地希望让“我”做梦的本领消失。小说意蕴深远，以贫困年代的种种噩梦，来揭示那个时代的压抑与沉重；《十三步》中，整容师李玉蝉与方富贵进行了一次“痛苦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偷情”，之后他们搂抱在一起做了一系列的梦。
......................... 第三章 神秘叙事的手法 .................... 23第一节 打破人与鬼、兽、物之间的界限 ..................... 23
第二节 变形与夸张 .................. 27
第三节 象征和隐喻 ..................... 30
第四章 新时期山东作家走向神秘叙事的原因 ................. 34
第一节 时代语境 .................... 34
第二节 传统文化的滋养与地域文化的影响 ................ 36
第三节 对中外文学“神秘叙事”传统的延续 ............... 39
第四章 新时期山东作家走向神秘叙事的原因
第一节 时代语境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社会环境逐渐宽松，文学开始摆脱意识形态附庸的地位。此时，西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大量涌进中国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经过了“文革”长达十年的文学禁锢之后，作家们如饥似渴般地汲取着外来营养，不断更新着自己的创作理念，试图创作出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山东作家的小说创作走向了神秘叙事。
从时代语境来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话语的衰退。从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时期起，文学就被赋予了启蒙的使命。在中国，“文学革命”以后，作家也多以启蒙者的姿态干预社会人生。建国后，“从现代的‘人的文学’、‘启蒙的文学’或‘救亡的文学’转换到‘国家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建设的文学，（当代文学）它被纳入到建设新国家这个整体性工程当中，赋予了既定的方向、主题和话语风格，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要适应、服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容上也直接参与构建革命建国的时代精神和使命。”①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中的神秘主义叙事受到了压抑。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文化的多元化，作家们逐渐从主流话语中抽身出来，进行自我个性化的表达。文学表现的重心从主体向客体转移，表现的对象由外部世界逐渐走向人的内部世界，文学的启蒙性已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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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