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探究在体制化的延安私人家庭生活对萧军的影响；萧军与妻子间的两性生活及萧军在延安所见的婚姻恋爱现象都在萧军日记中有所记叙，而萧军的这些生活体验也影响了他相关文学书写。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来辨析体制化生活与萧军日记中的私密性空间。
第一章 前往延安：个人理想追求与家庭生活的需要
第一节 个人理想与文学事业的追求
作为一个作家，萧军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工作与写作。萧军虽然未战斗在抗战第一线，但作为一个作家他始终以作家的方式参与到民族抗战中。在上海，《八月的乡村》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不仅奠定了萧军在文学界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激起民众抗战的决心和热血；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武汉，他与胡风、聂绀弩等人共同主办革命文艺刊物《七月》搏击在抗战初期的漩流中；在临汾与聂绀弩等一众好友任教于“民族革命大学”致力于培养抗日人才，一度渴望投入一线战场当中，后未果；在成都，参与文协工作，编辑会刊，在自己主编的《新民报》副刊上积极宣传抗日，为工人创办夜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抗日斗争当中等等。他人生理想的实现需得借助文学事业的力量，所以萧军对自己的工作（诸如编辑报刊、文学写作、社团工作）非常重视，想要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不受人事的叨扰，时常在日记中将其重要性与自己的生命比肩，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是他选择前往延安的一大因素。那么萧军为什么会选择延安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地方？除了与延安坚定的抗日态度，当时卓有成效的边区建设和宽松的文化政策有关，还与他赴延之前的生活经历有关。这还得从他第一次与延安的“偶遇”和鲁迅逝世开始说起。
萧军第一次去延安是在 1938 年 3 月下旬。当聂绀弩向萧红提议去延安说不定会遇到萧军的时候，萧红认为依照萧军的性格，他是不会去延安的。的确，萧军第一次去延安有很大的偶然性。“报国的夙愿，夫妻的恩怨”①，使萧军决定到前线，去五台山打游击。由于从临汾到五台要经过很多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区，一位八路军领导建议萧军渡黄河至延安，然后跟随大部队去五台山。萧军最初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但又由于去五台的路已不通，他只能加入到学校撤退的队伍。当他看到阎锡山国难当头，还不忘反共，诋毁共产主义，坚定了脱离“民大”的决心，与众师生告别，独自渡黄河，打算同八路军敌后部队到五台山革命根据地去。萧军第一次去延安的偶然经历成为了二次赴延的必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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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决家庭生活烦恼的需要
萧军第一次的延安之行时间非常短，离开延安之后，萧军与萧红于西安再次见面并最终分手。与萧红分开之后，萧军打算去新疆欲在大西北干出一番事业，途径兰州，与王蓬秋之二女儿王德芬双双坠入爱河，虽然遭到家人反对，但二人难以分舍。最后王德芬之父母妥协，并登报声明二人结为夫妻。萧军与王德芬结婚之后，本想前去武汉，可武汉情况危急，二人于 1938 年 7 月辗转来到了四川成都。新婚的甜蜜逐渐淹没于平淡的生活中，与妻子之间的矛盾慢慢凸显，孩子的降生，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政治上的威胁，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的琐碎，生存的压力让萧军痛苦不堪。
萧军在 1939 年 8 月 20 日日记中曾说“我确实需要一个工作好环境和一个能倾吐的人，但是我没有……孩子和老婆会减低了人的骄傲和豪气啊！因为有了女人，又有了孩子要生出来了，我只能困在这里哟！”③1939 年 8 月的成都并不太平，“四川七师长叛变”“乐山被轰炸”这样的乱事和环境扰害着萧军，但萧军此时已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不再是孑然一身可以单枪匹马说走就走的流浪汉，即使需要出走另寻好的环境，因为家庭的责任和负累也不能跨出半步。女人与孩子俨然成了羁绊萧军的锁链，孩子与女人也成了他以后人生中思考的重要因素。最初在萧军的道路选择里，延安只是其中之一。已在成都居方向——延安，桂林，新加坡。这三处恐怕以去延安为多，这样可以减除我一些家庭上的烦恼！使她入学，也许会变得好些”①。这是在萧军日记里较早提到离开成都后可能会去的方向，在三者之间选择延安，是因为延安可以提供入学的机会，可以使萧军达到减轻家庭烦恼的目的，这里所指的家庭烦恼主要是妻子王德芬引起的。在日记中萧军多次提到二人精神上的隔阂，直言两人之间是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畸形的爱，这是萧军想让妻子入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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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延安体制化生活与萧军日记中的私密性空间
第一节 日记中的私人生活与供给制及文学书写
按照傅其三的说法，家庭生活包括物质生活、伦理生活、文化生活、审美生活。②就萧军延安日记内容来看，物质生活与伦理生活是萧军家庭生活中出现最多也是最基本的内容，文化生活与审美生活是萧军一直所要追求的，让妻子入学，自己对妻子的“谆谆教诲”都是为了在生活上也达到一种审美追求。家庭生活是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史表面看来指涉的是一个与‘公共’无涉的世界，然而，没有任何人可以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因此所谓的“私生活”多多少少均与社会性的空间划分有关”③。身处延安，其家庭生活必定受到延安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延安的供给制，决定了家庭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水平，萧军日记中也有关于供给制的书写。萧军的家庭生活体验及延安的婚姻恋爱现象也影响了萧军日记中的两性生活记叙与文学书写。虽然延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家庭应有的私密状态受到了冲击，革命实用思维介入其中，但是家庭的私密性并不是被彻底打破，夫妻间仍会因为“身体”产生矛盾。家庭生活反过来又会影响萧军的个人情绪，他对妻子的态度与评价，写作内容、对边区政策看法与态度等等。萧军曾说生存，传种，发展，自由是人的终极目标，然而最基本的生存目标在延安却常常引起萧军诟病。
萧军来延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个人经济的困难，对国民党统治下经济混乱、物价上涨、权势阶层大发国难财怀有严重不满。延安这个本就生活基础不厚的陕北小城经济状况随着与国民党关系的变化再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也出现了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如“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延安物价飞涨，特别是轻工制品。”①但是“无论物价如何涨落，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单位工作的‘公家人’，影响是不大的。当时在解放区，八路军、政府机关和学校，全部实行‘供给制’”②，这也是为什么萧军在全国物价均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延安的原因。萧军虽然没有入党，他本人主观意愿上不愿像一个属员，被别人豢养着，但他却是由政府供养，享受公家人的待遇，在他下乡时也还一度被当做公家人看待。而且初到延安确实在物质上是比较受用的，刚到延安“不愁吃喝。每天除开两顿小米，一顿面食，菜钱八分以外，每月还有津贴十二元，可以随便花”③。然而在经济困难时期，供给制只能满足衣食住方面最低限度的需求。物质生活简单地说包括衣食住行，物质方面最另萧军烦恼的就是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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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记中的两性生活记叙与文学书写
与供给制相对应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弱化了家庭地位，首先是夫妻不能同住，唯有周六才可同居。“家庭是私有制的起点。极力削弱家庭形态，淡化家庭观念，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①，“夫妻二人各在各的机关里工作、生活，每礼拜见上一次面，同在一个机关里的，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②，普通夫妻一周团圆一次在延安是常态，必要时还得为一周一次的团圆申请住处并交费。③组织部部长陈云与于若木之间也是如此，不过不用申请住处而已。④在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中，萧军与妻子之间也是不能例外。从萧军日记来看，真正意义上与妻子分居两地是在下乡回延安之后。父亲们全被安排在山下，母亲们带着孩子住在山上，每到周六住在山下的萧军上山与王德芬团聚。萧军本就对妻子在灵与肉的方面感到不满，再加上强制性的分居，对妻子越来越多“性”的苛责。与妻子分居期间，性的苦闷有增无减，在萧军看来灵与肉契合是夫妻之间能够达到的最完美的状态，然而如今，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要被压抑是何其痛苦。其实，对于萧军来说他是幸运的，虽然两性关系可能会使他苦恼，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思想和精神的磨砺，但整风运动并没有使他的家庭受到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么幸运。在延安，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物质或政治都可成为婚姻恋爱的终结者。白朗和罗峰夫妇在整风中就遭到了“抢救”。如萧军所说“这里没有一对健全的夫妻，不痛苦的夫妻不存在”⑤，这时代的恋爱是生理或政治思想上机械的结合。塞克也处在离婚失恋和不能工作的交混痛苦中，因为塞克和党的方面有距离，恋人蓝林被调走，二人恋爱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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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萧军日记中的私人鲁迅与延安“鲁迅” ................... 26第一节 私人化鲁迅的传播与阐释 ........................ 27
第二节 萧军私人鲁迅与延安公共“鲁迅”的偏差 ....................... 30
第四章 日记中的《圣经》阅读及其个体精神探究 ..................... 36
第一节 延安语境中的《圣经》阅读诉求 ................... 38
第二节 《圣经》阅读对萧军的影响 ................. 41
第四章 日记中的《圣经》阅读及其个体精神探究
第一节 延安语境中的《圣经》阅读诉求
在日记中可以看出在延安萧军阅读《圣经》开始于 1941 年几乎与整风运动同时。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1942 年 2 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伴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整风期间萧军处境的改变，影响着他对《圣经》的阅读与诉求。在宗教经典阅读方面，萧军曾认为“西洋：《圣经》，《荷马史诗》，《托尔斯泰全集》，佛经，可兰经等。这些全可作为终生读物”②。虽然以上宗教经典全可作为终生读物，但是萧军却优先选择了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这绝不是一个偶然。
萧军到达延安两个月后就在日记中指出“我感觉党的方面，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官僚主义，人情主义，气氛很浓厚”③。值得注意的是，萧军一直都对共产党持拥护的态度，在听闻王实味被开除党籍的时候，他虽然对王实味的境况一直持同情的态度，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开除王实味的党籍会给党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在这里他指的是党员干部中的某些人。在全国抗战的状态下，与重庆相比，延安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一个可以寻得庇护的场所，也是一个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地方，他们怀着火一样的心情向往着延安。萧军也是怀着某种期待，但是延安却并不是他所理想的那样洁白无瑕，太阳的光芒中也存在黑点，对此他在给好友胡风的信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失落“每天大部分是混着日子。读些书，练练唱歌，和丁玲谈谈天，如此而已。”④这其实为萧军阅读《圣经》从中寻找情感的慰藉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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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