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一：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灾难书写
第1章灾难题材与迟子建的叙事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五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蒙受自然、社会灾难的历史,人类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人类与灾难搏斗的血泪史。灾难作为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以其威力巨大的破坏性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人们也在抗争灾难的过程中加深着对自然规律与生命伦理的认识,关注着人类生存问题和生存前景。近几年来,地球上局部地区战乱不断,自然灾难频发,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镜子和时代的感应器,自然会关注灾难这一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作家不仅书写灾难场景,展现人类不屈的抗争精神,展示灾难之后的心理创伤,留存灾难记忆,还通过灾难来表现人性的复杂内涵,思索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灾难题材作品可谓是浩如烟海。
1.1灾难:文学创作的经典母题之一
“文学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既反映生活又超越生活,这句广为人知的话准确地表明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森罗万象、纷纟云繁复的社会生活为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这些原生态的素材经过作家们的选择、概括、加工、提炼成为题材,进入作家们的创作视野,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欲望。文学有着丰富广阔的题材,可以由作家自由的开拓,社会现实生活、历史事件、人类内心复杂微妙的思想感情以及自然界的瞬息万变等方面都可纳入文学题材范围之内,“一部文学史就向我们提供了创作题材新陈代谢的生动图画,”文学题材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面对如此丰富的题材,古今中外的作家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于汗牛充栋的优秀作品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众多纷繁的题材中,作家基于个人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以及时代潮流的影响,赋予了不同题材相应的位置。纵观文学史,灾难题材虽然不能与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历史题材等常见题材相比肩,但也一直是作家重点关注和书写的对象。
灾难是一种偶然的,突如其来的,具有毁灭性的外在力量,具体可分为地质灾难、气象灾难、生物灾难、战争灾难等等多个类别,按诱因又可归为两类: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和人类不合理的行为均会对人类造成严重损害和苦难,灾难发生的瞬间就可能让天地为之变色,轻则造成财产的损失,家园被毁坏,人们流离失所,朝不保夕,重则有可能使人们失去宝贵的生命,相依为命的亲人等等。灾难除却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造成影响外,同样也会改变人的内在心理境况。在灾难中人们极易产生不安全感和无根基感,深感人力单薄,在毁灭性力量面前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灾难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被建构的概念。“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一直关注和书写着人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精神活动,灾难自然而然成为了作家们不断发掘的题材。
1.2作家主体经验与灾难书写的生成
迟子建自1985年步入文坛以来,在近30年里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和散文,专注于对家乡东北的言说,她的作品聚焦于平凡庸常的人生,表现的是在世俗人间为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而奔波的底层民众。其中,灾难题材的小说在展现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更具特色,这在《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白雪乌鸦》等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究其根源,这与迟子建独特的人生体验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瑰丽的神话传说、温馨的童年生活、别具一格的东北地域文化以及作家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着迟子建的灾难书写。
1.2.1东北童年生活经历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过时代风雨的剥蚀依然大放异彩,引起不同时代学者和读者浓厚阅读研究兴趣的一个原因,也许就在于她作品中充盈着浓郁的东北地域色彩。迟子建“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当代的萧红”,阅读她已发表的多万字的作品,就会发现这种比附所言非虚。在迟子建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她从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现了壮美绮丽的北国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东北人情风俗,而这一切离不开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对迟子建的滋养。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祖国最北端——漠河北极村,在风景优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是在这里迟子建积蓄了文学创作的宝贵财富。这种财富首先得益于大自然,大自然提供了足够的能量给予迟子建遅想的空间。迟子建曾坦言,“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们给我的感动。”②迟子建对于人生最初的认识即来自于大自然。因着东北特殊的气候,昼长夜短的夏天植物几近疯狂地生长,迟子建由此感受到了生命的勃勃生机,而自然的风云变幻迫使植物瞬间调零,又使迟子建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童年时迟子建还养过不少可爱的小动物,和它们像朋友一样亲密相处,成年后的迟子建在见识了一些人静貯的面孔后,愈发觉着小动物可亲可敬。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身上收获的感动至今仍让迟子建评然心动,文思泉涌。
第2章迟子建小说中的灾难书写
迟子建自8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以来,己发表作品五百多万字,可谓是佳作翩翩,硕果累累。苏童曾这样评价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经历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董明亮的文学品格。”正如苏童所言,走在传统文学路途上的迟子建,将文学根基深扎于东北大地,多年来深情地注视着家乡父老的日常生活,执着于捕捉底层生活中的温聲画面,以四十多部文学作品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以冰天雪地为底色满溢着人间温暖的“文学童话”世界。当然,在这个神奇瑰丽的童话世界之内,温婉浪漫气息之中也会夹杂着冷例悲凉的沧桑感,而这种沧桑感主要来自于迟子建创作的灾难题材小说。在这些怵目惊心的灾难文本《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白雪乌鸦》中,迟子建设置了战争、矿难以及鼠疫等灾难之境,细致的描绘了在灾难情境下人类生存的艰难场景,表现了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人不能掌控自身命运的无奈和不甘,人类面对灾难和死亡无可抗争而又必须抗争的悲壮,展示了人在灾难情境下被损害、被异化、被扭曲的人生悲剧。
2.1迟子建小说中的多重灾难
小说《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白雪乌鸦》分别展现了在战争、矿难和鼠疫中人们的艰难生活。天灾人祸作为不可抗拒的因素,改变了人们惯常遵循的生活秩序,平静的日常生活被迫中断,暂时进入了一种失序的状态。支撑日常生活和承担历史的小人物,无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在灾难困苦中挣扎求生。
2.1.1《伪满洲国》与战争
根据《辞海》定义,战争是人类社会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按战争的性质可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最高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延续。作为一种人为灾难,战争发生的背后交织着多重复杂的原因,其中,维护或争夺利益是战争的根本动因。战争是涉及千千万万男女老少的社会现象,“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全释”,作家们自觉将战争纳入写作题材范围之内。不管是西方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战争都是文学书写的经典母题之一。迟子建也有着对于历史建构的“宏大叙事”冲动,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得到了淋璃尽致地演绎。
迟子建从萌生写作《伪满洲国》的动机,到完成这部长达六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共耗时近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作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关于东北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资料,酝酿构思写作这部既可称得上是平民历史小说,又可谓是灾难小说的佳作。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伪满洲国解散这十四年中,东北各色人等上至皇帝妃子,下至平民百姓、知识分子,在东北的日本人,俄国人的生活,还原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作家对“伪满洲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猎,“确有某种百科全书’式的气韵与架构,但是小说中的‘历史’又是一种传奇化、文学化了的历史’,作家把‘历史’分解成了日常生活的片段,并通过小人物来说历史,通过小人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活图景来透视民族历史灾难”。
2.2存在之艰与决断之思
从文学的功能方面来看,文学“与宗教一样,都是超越现实的伟大的激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局限性,生活中巨大的不幸、失败,受到挫折的欲望,受到压抑的痛苦等种种现实缺陷要求文学给予解释,形成升华或完成超越。”“灾难文学”作品,虽然与各种灾难密切相关,但就其目的来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灾难和濱染灾难造成的惨状,更重要的是通过灾难来展示人类战胜灾难,超越灾难而自我拯救的精神。
在《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并未大篇幅的直接呈现灾难场面和死亡情景,笔墨着重展现的是灾难阴影下底层民众的世俗生活。“生活本身是由具体的诞生、死亡、各种惯见和异常的遭遇组成”,灾难的突发性与巨大破坏力往往“将人的生存环境推向极致,极致处自由美丑混淆、善恶杂標的人性万象。面对强加的艰难时世,理智与规范的约束,道德与情感的自制,不免遭遇到迫切的现实生存需要之挑战,人性中自私、阴暗、残忍的一面与美好、高尚、忘我的一面均得以显露。”
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人类文化中,以克制欲求为规范的道德理性(社会性)与满足欲求为归结的感官享乐(自然性),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在有序的日常生活中,人类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规范和准则制约着人,大多数人的行为选择是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而灾难以其突发性和巨大的破坏力导致人们的生活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必然会受到震动,实施不同的行为来应对灾难。作家将人在灾难这一极端情境下的作为,视为审思人性的切入口,借助灾难这块试金石,检验着人性的方方面面。
“‘哀’中包含着‘乐’,瞬间即永恒;祸中隐伏着福,悲欢相倚;消极中有积极,积极中有悲凉。正因为这样一种辩证色彩的文化哲学,中国人对于现实时间有限性而导致的生死考验,由现实生存导致的逆境和命运,更能够泰然处之,随遇而安,而较少反抗性和改革的主动性。”基于此种文化传统,面对灾难造成的日常生活的断裂,底层的普通民众更倾向于选择隐忍,在忍受灾难带来的痛苦和损失时,以一种超常的忍耐力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他们并未被生活的重重灾难击垮,而是选择了以更加平和从容的态度去面对,他们身上彰显的是一种生命的铺性和坚守的毅力及忍耐力。
第3章迟子建小说中灾难书写的意义......31
3.1留存创伤记忆,增强忧患意识......31
3.2宣泄苦难,治疗创伤.......32
3.3批判现实,凸显人文关怀.......34
第3章迟子建小说中灾难书写的意义
3.1留存创伤记忆,增强忧患意识
“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幵现实社会生活,文学便会成为无源之水。”灾难作为人类社会常发的社会现象,自然而然的进入了作家写作的视野。灾难以其突发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不仅造成人类生命的伤亡,生活的困窘,而且震慑着人类的灵魂。因而,作家创作灾难题材小说时,不止于记录人在灾难中旳生存困境图景,更关心灾难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和心理阴影。
文学“具有忠实地记录各个时代的特色和保留最生动的含义深远的世态人情的特殊优越性”能够展现社会生活和人内心活动的全部内容。迟子建在小说《伪满洲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白雪乌鸦》中,记录了底层民众生活中遭遇到的战争、矿难和鼠疫灾难,揭露了天灾人祸背后的真实原因,描绘了灾难情境下人们生存困境的场景,展示了人们面对灾难时的种种心理活动。作家通过对灾难性事件的书写来反映社会现实,留存创伤记忆,激发人们顽强生存的意志,帮助人们树立和提升灾难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首先,读者通过阅读灾难小说,可以直观的认识灾难,加深对灾难的体验,增加应对灾难的科学知识,当灾难降临后,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就不至于手足无措。在《白雪乌鸦》中,作家用了不少的篇幅来书写防疫的过程及方法,在医学专业知识之外,通过展现人们生活细节的改变来降低感染鼠疫的可能性,来告诉读者一些防疫方法同样适用于类似的突发疫情,帮助人们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时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增加生命存活的几率。从此层面来考察,灾难书写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灾难意识,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灾难书写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结语
灾难事件致使人的生命状态在短时间内发生剧变,作家透过灾难去直面人的生存状态,正视人性的复杂面,审视人的灵魂,拷问生命的终极意义,虽是残酷的,但也是人不断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认识人与他人关系的一种途径。此外,除却人的生存状态,人性问题,生命价值及意义等问题在灾难情境中得以放大和凸显,灾难后人们如何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应对心理创伤,留存灾难记忆,形成灾难意识等更值得作家关注。“灾难文学”不应仅仅停留在记录灾难发生过程,展现灾难惨状,宣泄痛苦的情绪,更应该传达一种宏大的灾难意识,高扬人类面对灾难威胁时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精神。
通过对迟子建小说中灾难书写的研究,不难发现迟子建并不满足于对灾难的简单记录和浅显展现,她通过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来还原灾难情境中人们的生活面貌,审视失序状态下人性的复杂内涵,执着于对苦难生活的超越,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懈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
东北沦陷区的中国人,矿难阴影笼罩下的乌塘小镇居民以及鼠疫威胁下的傅家甸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有人选择沉默隐忍,也有人选择及时行乐,还有人选择积极反抗,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人们各异的心态。迟子建将人物置身于残酷的灾难情境中来拷问人性的真面目,在灾难的烛照下,人性中美好、高尚、无私的一面和自私、阴暗、残忍的一面均得以显现。同时人处在两难选择的情况时,更能体现人性的复杂内涵,无法以善恶这种二元对立的标准来作简单的评价。
灾难题材小说反映现实,记录灾难,留存创伤记忆,通过营造想象性的世界来解释社会生活,达到抚慰人心的效果。迟子建通过书写来宣泄个人情绪,努力为大众深重的苦难找寻排解的方法,同时呼吁提升民众的灾难意识与忧患意识。此外,迟子建以温情悲悯的情怀观照着笔下的人物,赞扬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宽宥人性之恶,化解灾难给人造成的伤痛,传达作家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之情。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二：女性生命意志与道家文化——论林白的《万物花开》
第 1 章 《万物花开》中的道家自然精神
林白在作品《万物花开》中追求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真朴的自然生存环境，万物尽其自然，人的生存也是自然的。总括起来，林白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自然的天性，天然的人性和自然的社会。顺乎自然生命的发展，人性的回归以及对传统的反叛等问题与道家“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的理念相吻合。林白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促使她更深刻的去思索生命的本质以及生活中的价值取向。
1.1 自然的天性：顺应自然的生命存在
道家生命伦理思想一直以探求生命与精神魂灵的关系为主题，道家认为自然是生命的起源，人与自然万物融合共存，推崇强调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这里的自然，是一切事物遵循的自然法则，顺应自然地生存发展。道家思想认为，万物平等，物无贵贱之分，天地万物都是由“道”而生，因此，人要做到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天地万物共同发展。庄子在《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就是消除万物之间的差别，以达到万物平等，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的境界，所有的自然万物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形式。
小说中林白用文字构造了一个叫王榨村的淳朴的乡土民情，他们看似与世俗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们生活在作者构造的世界里自然的存在，而他们的存在同样也是整个世界上其他生命的存在。看似大自然是毫无意识的，但处处却充满了生机。《万物花开》在林白的小说创作中可以说是一部转型作品，正如她在《野生的万物》里写道：“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竭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的确，林白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粗糙的野性的乡野世界，而不是灰暗阴郁的女性情感内心世界。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叫王榨的地方的风土人情，奇闻趣事。林白借助一个脑子里长着瘤子的少年“大头”的独特视角，写出了王榨乡村各色各样的民间生活。在这里，处处有灵性，万物有生命。动物和植物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殖气息，他们获得了与人同等的生命形式。母猪也成了风情万种，体态丰腴的骚老娘们儿，牵牛的绳子也能够开口说话，四鸡山上的枫树成了发春的枫树精，看到有人来砍树，就纷纷倒地等着做成婚床，王榨村处处充满了生命的火焰和对性的渴望。文中林白还原了所有万物顺其自然保持生命的本来面目，万物平等，它们获得了人的自然生命力和生命特质。
1.2 天然的人性：肉体欲望与暴力冲动
人性既是人的本性。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也不受自我意识的支配。一切食欲、性欲、权力欲都是人的本能欲的展现。道家主张人的本性自然，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将人的本性视为人的本来真性，人的这种自然本性是人生命的原始纯朴状态。人性只有真实地流露和释放，才能达到自由自然的境界。
性欲在王榨村没有受到道德的约束，人们可以随意使用自己的性权利，主动享受性乐趣。《万物花开》中林白赤裸裸地进行着对性的描写，人和万物的性无所不在。性始终是贯穿《万物花开》的一种隐喻。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比比皆是。大自然的动植物被披上了人的外衣，散发着生殖的气味。油菜地里、麦地里、草堆后面、前山后山到处都是男女之间的交欢偷情。甚至连村里的狗、蚂蚁、蜻蜓、猪、鸡、麻雀，都在自由自在地进行媾和行为。四鸡山上的枫树见了木匠就纷纷自己倒在地上，争先恐后地让木匠制作成婚床。林白给所有动植物赋予了呼吸、思想和欲望。大头是欲望的目击者，它对生殖气息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我忍着心跳，把手伸到它的裆下，这时我发现它的后腿明显地叉开了，它的尾巴也竖起来偏到了一遍。一股热气嗖的一下，从我的脚底直冲到我的脑门，我的手背往上一抬，就碰着了它，一种湿漉漉又热又滑的东西立即吸在我的手背上，我的头嗡的一声好像被人打了一棍，我张大了嘴，好让在胸口狂跳不已的心脏跳出了。”这些原始对性的描写，是大头的欲望，也是人本能欲望的冲动。
在封建的男权文化传统中，男女之间的性道德和性规范存在有极不平等的标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只能专事一夫，从一而终。严格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节烈。但在王榨村的世界里，女性从传统的性禁锢下解脱出来，她们追求性自由。王榨的性欲是那么坦诚直接，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男女之间的私情都是公开的秘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扯出被窝里的事情当玩乐，村子里有线儿，双兰，五儿这样的妖精，十六岁以上的男性不是童男子。这些都是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乐趣话题。
第 2 章 “大头”视角下的众生狂欢
儿童是生命的初始，在孩子的眼中，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儿童的世界是一个万物相连，充满梦想和奇迹的游戏世界。儿童对外在事物的认知没有理性的思考，他们的思维不受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儿童以他独特视角的窥视下所呈现的是一个最纯朴，最简单，最原始的生命情景和生存世界。《万物花开》中林白的视角不再是女性自我，而是一个性意识正在觉醒的少年，这种乔装和换位对于林白的创作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转变。林白赋予了大头奇妙的魔力，大头用自己的纯真眼光和独特的思维模式来观察王榨世界,从而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乡村世界的纷繁社会形态和成人复杂的生活状态。林白借助大头的独特视角来展现自己的理想家园和精神追求。大头的瘤子就是林白的翅膀。
2.1 “大头”视野里的民间世界
大头，一个脑子里长了五个瘤子懵懂少年是《万物花开》的叙述者。林白赋予了他神奇的魔力，他目击了王榨村的苦难，见证了王榨村的欲望，却又超越了这种苦难，拥抱世间的快乐。之前的作品，大头这个位置上通常呆着一个古怪、神秘、魅惑的神经质的女人。现在，这个女人蒸发了。“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林白笔下那些古怪的女人成了阳光之下蒸发的水汽，干了的地上生出了油菜花，还有鸡、鸭、狗、母牛和南瓜和人，就这样万物生长了出来。《万物花开》带着一股奇妙的邪性闯进了人们的视线。
大头，一个脑子长瘤的男孩，疾病使大头打开了生命的另一扇窗，他因此而自由，因为注定了死亡反而没有了恐惧，反而轻松起来，反而不同寻常。就像他自己感悟到的那样：“瘤子既使我通向死亡，也使我通往自由。他是我的双刃刀。”他被村里的人预言一年后就要死亡，所以大人都对他的行为放任不管，因为脑子里的瘤子，大头得到了自由，但这自由沾染了病态和毒性。大头的行为中没有道德尺度，一切为了好玩。大头脑袋里的瘤子引导着大头来到油菜地里，来到草堆后面，偷窥一切私密的事情。“我脑子里的花喜欢看见男女私情。我兴致勃勃，油菜地、麦地、草堆后、后沟、盖了半截的地基、前山、后山、别人的家里，床上、柴屋、阁楼，都看个遍，看这种事的时候我的头一点都不痛，比药还灵，比娃哈哈还好。”在大头的视野里，男女苟且之事充满着诱惑和乐趣。大头的瘤子，带领着大头找到生活的奇妙与瞬间的快乐，见证了王榨村的生活百态。调侃、打麻将、闲逛、打架等制造一些风流趣事成为王榨人村民的生活中心。他们对于生命保持了某种任其自然的轻松。兰细娘的屁股被挑了一个大洞，全村的婆娘能笑上几天几夜，用烟头烫人，能搞得整个屋子的人都喜气洋洋。在空虚无聊的农村生活中，一个个的恶作剧都会成为王榨人取乐的种子。
大头显然是一个寓言式的人物，他的看似痴傻的视角在一定意义上，恰好是能够体察现实困境和人性变化的智者。他喜欢寻找油菜花里的人的痕迹，喜欢大人嘴里说的骚货，他觉得骚味是花朵是香气，喜欢各家各户肉体碰撞的声音。大头以他痴傻的视角，超越了生存的困境看到了世间的快乐。一种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呈现在他童真的视野里。原生态是一个新生的文化名词，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流行的文化名词。
2.2“大头”叙述下林白的价值导向
2.2.1 返朴归真的人格理想
我们每天都在生活，而且都希望生活的更好。当残酷的现实生活背离我们理想的时候，寻找一种适宜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成为我们当下所思考的问题。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取向，都是来自2.2“大头”叙述下林白的价值导向2.2.1 返朴归真的人格理想 我们每天都在生活，而且都希望生活的更好。当残酷的现实生活背离我们理想的时候，寻找一种适宜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成为我们当下所思考的问题。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取向，都是来
返朴归真是道家的理想状态。道家认为人应摒弃虚伪，回归到人的最初自然本性。老子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在老子看来,朴”就是本真,是没有受到破环和改变的质朴纯真状态。“常德”既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人类一旦背离了常德，也就会背离作为自己生命和精神之本原的世界的整体，成为没有物质故里和精神家园的留浪者。道家的返朴归真，倡导朴素无华，反对人为了私心贪欲而导致的人性扭曲。而“朴”是万事万物的本色和人的本然天性。林白所描绘的王榨村的世界，还原了一个原生态的世界，里面的人物，事物皆是如此。村民们本能欲望的生存着，简简单单的过日子，没有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一切言语行为只是村民们一种朴实的自然生活状态。通过小说中大头的经历、言语、形态描述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林白的价值导向在于“返朴归真”。林白构造的王榨村民不为名利追逐，不被制度所约束，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这种朴实无华的精神境界正是林白追求的，她拥有一种自由的安闲自在和宁静平和，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命故里和精神家园。林白在小说中始终保持朴素的本性和复归素朴的境界。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真诚。
生死问题一直是人类解不破的大谜，也是智者苦苦思索的哲学命题。而人类最恐惧的也是死亡，所以一直以来有许多关于死后灵魂上天堂，投胎转世的说法来安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人类对死亡的恐惧。道家的生死智慧给了世人许多启迪，教人从对死亡的畏惧恐怖中解脱出来，以自然主义的博大的胸怀看待生死。在道家看来，生，应顺应自然，死，亦顺应自然。《庄子 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页旦之长，天也。”生死并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因此，天下万物的生死是自然之情，不必伤心。
第 3 章 女性生命意志与道家文化的关系............18
3.1 林白生命意志的形成 ...................18
3.1.1 童年记忆 ............18
第 3 章 女性生命意志与道家文化的关系
3.1 林白生命意志的形成
生命意志是人类原始欲望的表达，它承载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承认了生活的悲剧性，却又冲破了叔本华的消极态度，摒弃了一切因苦难、虚妄而对生命丧失信心的哲学体系。反而，在悲观与虚无的生命哲学之外，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将生命从无意义的坟墓里复活，并给予了无尽的热望与蓬勃的新生。而这种不相信生命的虚无，不愿绝望，寻求意义的过程就是最坚贞的意志。它实际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也是生命冲动，生命欲望，生命激情的最高象征。生命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一脉，它强调生命是万物的源泉，是不断的创造力与精神力。这样的一种生命意志在林白的小说中构成了重要的主题。而林白这种独特的生命意志，与她的特殊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3.1.1 童年记忆
童年经验是一个作家无穷无尽，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童年记忆激发着作家的创作动力。童年是一个人人生的初始阶段，童年记忆是真实而亲切的，它铺垫了人生的基本色调。诺贝尔文学奖得者莫言在接受诺贝尔基金会专访时曾说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开始，尤其是写童年记忆。当我开始写作，就想起童年往事，把童年记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初的小说。”可见，童年的经验与记忆对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林白极度缺乏安全感，一个医生的孩子却经历了酷刑般的饥饿和失学，失学在老家的日子让林白变得更加沉默，孤僻和绝望。七岁开始要独自生活面对这个世界，她不能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依偎在父母怀抱，撒娇任性。焦虑和恐慌成为她童年最熟悉的东西。她怀疑一切，害怕接近所有的人和事物，甚至是自己的母亲。她曾不止一次的说过：“从小我害怕这个世界”，“任何东西对我都有压迫”。年幼胆怯的她独自住一座奇怪的房子里，自己应付所有的事情。
结语
纵观林白不断创新的作品，我们能看到林白的作品始终关注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对自由、平等的生命有一种理想的追求。从女性的自我意识上升到自然的生命意识，这不仅是林白写作上的突破，更是精神思想上的超越。林白从内心阴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拥抱自然世界的生命。林白在《万物花开》中构造的理想世界里，生命本身得到了尊重和解放。林白小说与道家的思想有内在的一致性，道家思想为林白的创作提供了精神资源，他们同样尊崇女性，尊崇自然，这便是林白作品内流露出的道家的精华思想。道家精神博大精深，崇尚自然无为等品格，不仅在文学上影响着林白创作，更成为她生活中的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林白在作品中体现出的道家生命哲学，“天人合一”的生命理想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林白的创作不仅是文学价值上的意义，她同样获得了女性人生价值的实现，也是女性人生境界的提升。在道家文化的渗透下，林白以其独特的写作方式和顽强的女性生命力，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生存空间和更广阔文学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三：高密文化：打开莫言小说世界的密码
一、莫言和高密文化
（一）文化高密：莫言的精神“血地”
莫言，山东省高密县人。1955 年 2 月 17 日出生在高密市平安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976 年参军入伍，费尽千辛万苦逃离农村。1981 年在保定文联主办的《莲池》杂志第 5期发表小说《春夜雨霏霏》，自此，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从 1981 年到 2013 年间，他相继发表了 11 部长篇小说，近百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散文、剧本等。莫言在这些作品中，选取了大量引人入胜的极富地域性特征的人事传奇、风俗景貌。它们犹如黑土地上盛开的野花，芳香沁人，亦野味十足，惹人喜爱，驻足欣赏。特别在《白狗千秋架》中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之后，莫言更加不断地攻城拔寨，开疆扩土，扩大版图，把高密传奇、婚丧嫁娶、茂腔戏曲、农作物、人物、野生植物和动物……统统包括进来，形成了极具高密特色的文学世界——“高密东北乡”，而建造这个文学世界的“基石”或“沙石”就是高密文化。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建造亦如沈从文湘西世界理想庙宇的建造，“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内容不同，但是最终的指向和“材料”类似。莫言利用高密地域内的人物、方言风貌等这些“建筑材料”垒砌他文学的“庙宇”，如长满了山坡的“红高粱”和“白棉花”、乱窜的“球状闪电”和响彻云霄的“茂腔”以及勤劳的“丰乳肥臀”般的母亲。莫言是一个农民味很重的作家，自从发掘这些“文学建材”之后，他爱不释手，喜不自禁。他的文学视角慢慢地集中到了民间，将眼光投向了高密东北乡那片黝黑质朴的土地，心里惦记还是“东北乡”的那些人和事，字里行间不自觉地也就散发着高密土地的味道。
在春秋战国时，山东为齐国和鲁国所在地，被称为齐鲁大地。它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深厚肥沃，靠近沿海，渔业发达，经济类型属于传统农耕业。发源于此的儒家文化，经过历史的洗礼磨砺，从这里扩散传播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儒家文化在山东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以及各种诱发因素的整合发酵下，形成了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分为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分支。鲁文化中讲礼仪、伦理道德、秩序尊卑，注重循规蹈矩式的规范，基调成保守内敛型，似大地般的厚重，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性文化。齐文化所辐射的地域为山东沿海地区，在此之前有发育完整的东夷文化，东夷文化在士子儒家文化中礼仪规范的熏染规劝下而形成的当时的齐文化，它是偏向于海洋式的文化，代表着文化中的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务实进取因素，是集革新性、包容性、开放性于一身的功利性文化，张炜曾在《古船》中就指向这种文化，向往自由的海洋文明。
（二）高密文化的特征
关于“高密文化”这一概念的论述，在 1992 年由贺立华和杨守森编著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怪才莫言》一书中的第二章《从红高粱大地上走出的作家》对此概念做过相关的论述，该文章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方面介绍了高密文化的形成、高密文化的人格形态，概括归纳出了高密文化一些典型的特征，可惜的是作者并没有展开详细的叙述，以至于“高密文化”这个概念给人的感觉比较笼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资料的收集和细致的考证对高密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和概括。
“刘勰在《文心雕龙》称《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从中多少可以窥见出地域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也有意地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这段话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于文学风格形成的干预。法国文学家丹纳也明确地提出“三要素”即环境、种族和时代对于文学风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文学有地域性，地域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区域文化的连接完成的，文学也是文化的，文化同样也有地域的。高密文化的形成与高密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当然，亦受到历史传承、周边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高密地处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的结合部，临近大海，境内有南、北莱河水系和潍河水系三大水系，连贯多条河流，河道密集成网，雨量充沛。“高密”之名的由来就与河流有关。因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每逢夏秋季，雨水特别的充足，常常水涝成灾，所以特别适合高秆作物譬如高粱的生长，形成丰足的高粱之乡。像电影《红高粱》中展现的一样，无边无际的高粱洸洋如血海一般，如若蓬松的狐狸尾巴似的高粱穗子高扬着像剑一样直指天空；大片大片高粱组成的帷帐成为孕育高密传奇的温床。同时，高密农村中也具有浓厚的泛神论色彩意识，如在对待一些动物、植物的态度上，不管是田间的黄鼠狼、狐狸、猫头鹰、蛇、狗獾、布谷鸟、还是村子中的刺猬、蜘蛛、乌鸦、喜鹊，以致参天古树、奇石异穴等，常常被他们视之为灵异之物，这样使得高密文化中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对于高密人，在他（她）们身上感觉到一种蛮性品质的存在，他（她）们侠肝义胆、豪放旷达，刚健不屈又富于血性，亦不乏愚昧与粗俗、残忍与蛮勇的原始之味。
二、高密文化对莫言的影响
（一）撑起生命的渡船
唯其经历才懂得生活是如此的艰难，生命是相当的脆弱，也因此其韵味愈加浓厚、有芳泽，更加充满希望。只要生命的欲望犹在，就能让人看到希望的可能，哪怕是极其渺小的，也是光明。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些终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用铁链拴在墙上，可是他们照样有他们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别的苦役犯一样，被允许离开这堵墙，戴着脚镣走动。少年时代的莫言可以说是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摸打滚爬长大的，走过了中国最缺少理性和癫狂的年代（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等），常常徘徊在饥饿和孤独的边缘，带着政治身份被歧视、被排挤的沉重精神枷锁（中农身份），过早的见证了现实生活中的荒谬和悖论，品尝了人在政治专制时代所具有的情感上的冷漠和隔膜，如同一个身体羸弱的人被赤身裸体捆绑着匍匐在寒冬料峭的大地上一样，颤颤兢兢、如履薄冰。无论是农民负担的是酸甜苦辣，还是丧失亲人的痛苦和悲愤，吃饭穿衣琐碎生活的沉重与窘迫，都让他敏锐地感受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窘迫。正因为莫言这种的苦难故事，丰富而又坎坷的经历，所以，他对于生命感悟更加的敏感与深情、专注而又有所期待。他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对生命主题关注和思考，这种对生命无常的无奈、社会历史变迁中生命的苦难和不公，对生命隐晦面的正视、悲剧多于喜剧的见解，都从他的作品中流淌出来。这不仅仅是莫言的个体感受，也是生活在高密大地上千万民众踽踽独行、劳碌生存的感悟与写照，更是浸染了高密文化中精神层面的精髓。高密文化中有浓厚的生命意识对莫言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生存的信仰：如野草一样地活着，如浮萍一样地生活
莫言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出生时的场景：“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子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子里古老的风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相同的场景在《丰乳肥臀》里也出现，上官吕氏用大街上扫来的尘土迎接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的降生。这种垫土风俗在高密乡村很普遍，是对新婴儿好养活的一种期盼，同时也不免昭示着人的卑贱。在那个年代，吃饭穿衣永远是底层民众一等一的大问题，即物质需求总是第一位的。莫言的童年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具匮乏、整天地辘辘饥肠地为温饱而奔走的时代，饥饿像影子形影不离。由于生活在农村，家中人口多。加之灾荒不断以及政治身份的歧视等诸多原因，饥饿一直成为莫言他家里驱之不散的阴影。无论莫言偷萝卜后遭受家人的毒打，还是灾害时期“吃煤”或吃观音土的愉悦、不小心打碎暖水瓶后的战战兢兢，生存都成了他成长过程中的最深刻的主题。那时，人们的食谱从五谷杂粮扩展到了谷壳谷糠、树皮树干、蚊虫蛇蝎、野花杂草，甚至是泥土煤块、废弃的钢材。莫言在散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写到“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铁孩拿来一根生着红锈的铁筋……我看到他果真把那铁筋伸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咬起来。那根铁筋好像又酥又脆……”“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种子。
（二）桀骜不驯的红高粱
因为贫穷，才反抗贫穷；因为压迫，才反抗压迫；因为孤独，才反抗孤独；因为绝望，所以反抗绝望。莫言如同东北乡上疯狂生长着的野高粱，骨子里都流淌着一股赤裸裸的蛮性。在反抗的过程中，导致他骨子了的桀骜不驯。无论是他从农村走向城市，还是从城市退缩到农村，这种意识一如既往得浓烈，浓烈得如同辛辣味十足的大葱。这种潜在孤傲不羁的个性不仅使得莫言在文学创作中是一匹叛逆的野马，在他的成长中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逃离故土的决绝
因为极度厌弃贫苦无聊的乡村生活，青年时代的莫言表现出渴望逃离农村的决绝态度。由于受富裕中农家庭成分的影响，他从小备受歧视，小学五年级被勒令退学，不准升入初中，退学后一直与田野为伍，河流为伴。年少的莫言一路的孤寂，一路的执着，在痛苦中挣扎着，煎熬着，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疲惫。莫言曾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回味“红萝卜”的味道时说了一段遭遇毒打的心酸的往事，由于他干活后又累又饿，就忍不住到生产队萝卜地里拔了一个胡萝卜吃。不幸的是被革命干部发现，当场被押解到毛主席像前罚跪请罪……事后，回到了家中遭受到小心翼翼的父亲的拳打脚踢。事后莫言回忆起来说“说来也奇怪，不管怎么打，我都不觉得疼，没有任何的痛苦感。”这说明麻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修筑胶莱河，莫言像成年人一样，穿条短裤光着膀子披一块披布，推车挑担，拿工分。吃在工地，住草棚子。几天几夜不休息地干活。累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连男女都分不出来。母亲生病无钱抓药，父亲砸锅卖铁将母亲结婚时的首饰、大哥二哥小时候佩戴的小银锁，拿出来变卖。叔叔给莫言在供销社棉油厂谋得一份临时工的差事即帮会计过称、扛棉花包，一天一块多钱，莫言无比的激动与兴奋，仿佛是要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似的。这些记忆的生活片段深深地埋在了莫言对乡村的印象里。现实农村生活中的苦闷与孤独，漫漫长夜难以煎熬的日子给予了莫言太多的无奈与心酸，青年时期的莫言有理由对这块既不给予自己尊重也不养育自己的土地心怀怨恨，无时无刻不充满了逃离的渴望与窃喜。他自己也说过：“十八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比牛马付出的还要多，得到的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凄凉生活。夏天我们在酷热中煎熬，冬天我们在寒风中颤栗。一切都看厌了，岁月在麻木中流逝着，那些低矮、破旧的草屋，那条干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像般的相亲，那些凶狠奸诈的村干部，那些愚笨骄横的干部子弟……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内心真实的告白，渴望自由，厌弃乡土的圈囿。后来参军过程也是曲折漫长、饱受艰难，直至“意外的”入伍，才慢慢地远离土地，远离家乡，逐渐的向城市人靠拢，活得体面，有尊严。以至后来考上大学当上了作家，莫言算是真正的走出了贫穷的桎梏，成为了城市里“文明人”中的一员。莫言一步步走来，一步步艰辛，义无反顾，有着愚公移山的精神，有着精卫填海的倔劲。
2.流光溢彩的想象力......................... 23
三、高密文化对莫言小说创作影响............25
（一）红萝卜 ................................26
（二）红高粱 ...................28
（三）茂腔.........31
1.一声直入青云去，多少悲欢起此时 ................31
2.鸳鸯同渡情相随，比翼同飞共相老 .............32
三、高密文化对莫言小说创作影响
文学是有根的，作家是有根的，文化也是有根的。任何一个作家都与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血脉相连。莫言为了彰显自己与故土文化千丝万缕联系，他直接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确有其有的“高密县城”，使得“高密东北乡”更加得真实。同时，也径直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里的真人真事、神话传说、风俗民情、方言土语、野生植物、动物、村庄、河流、农作物、牲畜等，承载着高密文化特征的物象直接揉进了他的作品中，它们犹若记忆中故乡精灵，魂牵梦绕地常常出现在莫言的脑海里，使其一次次地回望乡土。莫言熟悉高密地界上的一草一木、民歌谚语，从高密攫取素材，描写起来个也格外的得心应手，如数家珍般舒畅、动情。
（一）红萝卜
红萝卜是莫言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关于这个意象的最初来源是由于莫言做了一个梦，梦见在萝卜地里，一个女人用鱼叉叉起一个红萝卜，迎着阳光走来。这个梦本身营造了一种的美好氛围。莫言经过艺术加工创作最终形成《透明的红萝卜》中的意象，在作品中可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两条线索：一条是作者对于文革时期农村艰难苦涩生活的体验；另一条是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及黑孩的心理的觉醒，尤其是性心理方面。关于后者，张清华先生论述为：“‘透明的红萝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潜意识中突然膨胀起来的性能力的隐喻。这能力后来由于两个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铁匠）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关于红萝卜是性隐喻符号一说，不管是从萝卜的形状，还是莫言当兵时苦闷焦虑的心理状态以及当时西方思想理论的传入等方面来考虑都有其合理之处。但笔者认为从这这个梦的本源来讲，一是因为莫言久离家乡，思念亲人，潜意识的在梦境中将过去农村劳动生活场景以一种美幻的形式即“红萝卜”意象方式再现；二是契合当时莫言当时创作时所处的焦虑状态，是紧张的凝结。它是两种心理状态即轻松与紧张对抗的矛盾体，“红萝卜”是一种劳动的符号，红色造成强烈地视觉冲击，表示对于美好的渴望程度，加上修饰词“透明的”预示着脉脉温情破灭后后的假象与残酷，这种幻境潜藏的隐喻性含义就是通过异化力量透视了活生生的苦难，美好却也空幻。莫言运用自己磅礴的想象和敏锐的感受，揭示了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不无残酷，不无温情，饥饿、孤独而且恐惧。黑孩在某种程度上亦是莫言的代替品、情感表达的宣扬者，从孤独地穿梭于桥梁工地与农田上的羸弱身影中就可以迅速地扑捉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乡村风景、不同的情感。
结语
莫言自 1980 年代通过中、短篇小说建立起“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以后，又接连不断地通过长篇巨著巩固这片阵地，使得“高密东北乡”的疆土不断地扩展：前期的小说中注重对高密文化景观和风俗的描写，呈现出一个个色彩纷呈、地域特色的乡村世界；后期的小说倾向于对高密文化深层次结构的表现，试图把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理性思考和发现的试验场。高密文化就是他最大的平台，也是他写作的利剑，这种优势是其他的作家不能比拟的。美国作家马斯·沃尔夫曾说过：“一切严肃的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这种“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往往撕扯着莫言关于故乡文化的记忆，它就像一坛陈年芳香的高粱酒，刚开始时只觉得好喝上口，越到最后越沉醉。莫言也是在写作中，慢慢发现高密文化醇香的味道，并深深地迷恋上了它。
本论文是从高密文化的角度，尤其是高密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来论述高密文化与莫言创作之间深层次的关系，首先概括了高密文化显现出来的一些典型的特征，这些凸显的文化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高密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孕育而成的。同时，不自觉地影响了莫言的成长及其精神世界。莫言把这些高密文化烙印统统地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中，小说中某些突出的意象如茂腔、红高粱等从高密文化的精神层面上来阐述，那么就更加容易理解莫言内心的意图，也就更准确地把握他文学创作的初衷和目的。莫言在质朴的乡村长大，乡村是他不能割舍掉的部落，乡村的人事、传说风情、民俗等也是莫言念念不舍的，这些点缀着高密乡土的物象就是“高密东北乡”文学世界的“基石”，承载着莫言的价值理想、美学追求、精神情感，承载着他对于社会、历史、文明的理性思考或者热切的呼唤，承载着他对于中国民间的基本关怀。
当代一些优秀的作家大都致力于构建自我的文学“庙宇”，如韩少功发掘的“楚文化”残迹，贾平凹勘探的“汉秦”遗风，毕飞宇的江浙王家庄，阿来的藏区机村，阎连科的耙耧山村等，这是作家自觉构建的“文学部落”，说明作家们在不自觉地向文学的“根性”靠拢。文学应该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具体来说，作家的“根”应该是生养他（她）们的那片热土之上的文化，也就是他们文学创作的“血地”，他们小说寻找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高密文化就是莫言的精神依靠，就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原始的触发点。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四：“古老的敌意”——北岛诗歌的精神内核
一、厘清：“古老的敌意”之概念分析
（一）执剑的斗士：历史中的“古老的敌意”
“古老的敌意”作为一种传统意识，有其深刻的历史范畴。它是由人类的智慧凝聚成的推动自我前进的内驱力，它是人类历史的自我求生意识，要求人类需要不断的突破现有的传统和时代的局限，寻求新的传统，让社会不断进步，不致于中断或毁灭。它就像人类背后的一把锋利的剑，让人类始终处于一种忧患意识之中，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停顿。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中，这一传统意识贯穿其中，是西方文明中最为宝贵的“神启思想”。“西方哲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包容内在自我批判与外向时代批判的批判精神”，作为引领西方社会思想前进的哲学领域，几乎所有的智者都依靠了这种传统意识。苏格拉底的“敌意”意识表现在他不断的追问，试图探寻最本真的答案，而他所采取的方式是不断的否定现有的答案。苏格拉底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柏拉图也难以抗拒雄辩的辩证法，但他没有停止不前，他在形而上学、认识论、美学等领域都有开拓。亚里士多德虽师承柏拉图，但他对其更多的是批判和质疑，这也是他思想的由来。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更是以一种普遍怀疑的态度敲开了哲学思考的大门，他的哲学思想被休谟所继承，由此打破了康德的思想专制，形成了纯粹理性批判理论。现代英美哲学的兴起又是与罗素、摩尔等人反叛黑格尔哲学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哲学家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直接导致了新实证论以及后来的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叔本华等人将西方最为珍视的传统精神“理性主义”逼到绝境，由此使人类的思想拓展到了“非理性主义”的一面。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主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直接转型的动力，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发生，从而使西方社会进入了现代文明。推动西方社会直接进步的科学领域，这一传统意识也是从未间断。“日心说”最终能战胜“地心说”不是源自科学的实证，而是源自哥白尼的本能怀疑。达尔文由对宗教神权思想的怀疑，进而有了他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在对前人的批判中得到的。西方的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中，不断向前发展，才有了现今的文明之发达。
（二）另类的承担者：文学中的“古老的敌意”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将人的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在现象学本体论上对“自我”做了概括和分析。他把个人面临的浑然世界，即物质世界的存在，称之为“自在的存在”（又译“自在的有”），把人的意识的自我存在，称之为“自为的存在”（“自为的有”）。在他看来自在的存在，是完满的、充实的、无知觉的存在，它是处于肯定与否定之外的“超现象的存在”，它的存在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既不被创造，又不创造任何东西，它是无法被理解的，是荒谬的。而“自为的存在”是空无的意识，没有固定本质的，并非命中注定，它不是其所是，而是永远不是什么，永远要成为什么的一种状态，它是虚无的。萨特认为，自为的存在才是有意识的人的存在，这与海德格尔所提倡的人的“本真状态”有所相似。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萨特指出“自为的存在”有一个特点“作为自我基础的自为就是否定的涌现。它自我奠定，因为它否定自我有某种存在或某种存在方式。”不断的否定与超越是“自为存在”的内在价值与前进的动力，这与“古老的敌意”这一命题有着内在的契合。可以说承载“古老敌意”的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他们所进行的不论是战斗、宣讲，还是写作等都是一种“自为存在”状态。
北岛的诗歌创作，接近这种“自为存在”的写作状态。他的诗歌创作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他一直试图通过变化来超越之前的自我。北岛四十多年来的诗歌创作，大体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将国内的诗歌创作大致以 1980 年为界分为“地下时期”和“地上时期”，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一种阶段划分。学者陈超在其《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一文中这样谈到“我以为此划分较重要，一方面这是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发生了剧烈变化；再，于历史的变迁中作者自身的精神意识及写作也发生了变化，研究北岛的作品需要注意这点。”当我们细读北岛作品时，我们也能切实体会到北岛三个大的写作阶段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最突出表现，在于他所写作的指涉对象的变化，也即时代、自我、母语三者在北岛诗歌中的依次出场，这也是北岛自己在论及“古老敌意”时所涉及的三个主要关系对象。这三者对于北岛而言，既是他诗歌的主要抒写内容，同时也是他主要的否定与对抗的对象。这三者的变化，不是简单的主题变化，而是交杂着“古老敌意”的内驱力与外界环境变化的综合推动力。他的诗歌写作永远在追求着一种新的突破和方向，他不希望被定格和确认，这也是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总结的“‘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和放弃”。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认为“人生来就带有烦恼，任何人如果专心致志于他自己，并明白他不仅是自己所挑选的人，而且同时也是挑选全人类和自身的立法者，那么，那就无法逃避他的这种全面和深刻的责任感了”因而，“当作出决定时，他也就不能不具有烦恼了”这种带有人道责任感的烦恼一直深深地困扰着北岛，不论是在对抗时代或是反思自我，还是对母语的复杂态度，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责任意识浓厚、身兼忧虑的诗人形象。
二、细读：“古老的敌意”之文本呈现
（一）站在时代的对立面：诗人与时代的紧张
时代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抛离的对象，作家往往诞生于一个时代，但又通过与时代的对抗而又试图跳出一个时代，他们的眼光是犀利的，或用冷酷的理性揭露一个时代的伤疤，或用温暖的笔端再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时代的光明与阴影面前，大多数的作家会选择抒写和记录后者，他们往往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这正如敬文东所言的“时代的阴影才是一个时代中人最容易忘记和最难捉摸的东西——光明的大时代（显在时代）肯定会有阴影，除非它没有光明；而记录它、陈述它、把它摆在一贯具有健忘癖的人们面前，无疑是诗人的天职之一”。北岛所成长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切的阴影都是那么的现实和直接，甚至是黑白颠倒，善恶不分。在前期诗歌中，他用客观的理性大胆的记录着这样的时代阴影：
在诗人的笔下，时代无疑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主宰那个时代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而且都带有伪饰性，卑鄙者用卑鄙主宰着这个世界，高尚者却无法生存，最令人恐惧的还不至于此，残酷丑恶的现实世界用无数生命的牺牲来换取它的正当性和美好外表的假象，“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在诗人看来，这个时代是充满阻挠前进的“冰凌”的，存在着无意义和残酷的权力竞争的“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时代是阴郁的，人们被卷入到疯狂的运动中，身心俱疲，感受不到温暖，一切都是那么的让人压抑“悲哀的雾/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这个时代已是“残垣断壁”，没有光明和希望可言“滚出来，并不是晨星”，它让人迷惘不知所措“路，怎么从脚下延伸”。
诗人的眼光无疑是敏锐和深刻的，但时代往往具有粉饰性，这让北岛也曾一度迷恋那个疯狂的时代，我们从一些回忆的文字中可以窥见一个反叛前的诗人形象“那时节，躲在家中看书、装半导体的谓之‘逍遥派’，赵振开（北岛）还在顽强追求革命理想，他和我们班几个同学以‘红卫兵六五一四部队’的名义半夜三更在西单路贴标语‘炮轰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并穿越武斗的枪林弹雨，到白洋淀搞教育革命调查”。北岛对时代的理性认识，以至到决绝和彻底的反抗，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谁也不会相信曾经如此沉溺于时代运动的北岛会在睡过一觉之后大呼“我不相信”。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和迷惘的，“我们以往读书争论，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但从未有过这种危机感——如临深渊，无路可退。彻夜未眠，如大梦初醒——中国何处去？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向何处去？”
（二）与母语的既亲又疏：诗人与母语的紧张
李陀在北岛《蓝房子》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由于外在的原因，北岛被迫出国，虽然时代和环境都变化了，但北岛仍未改变他怀疑与对抗的心态，他仍用诗歌的方式将其骨子里的“古老敌意”源源不断的记录了下来。出国后的北岛，辗转颠沛，居无定所，据他自己回忆“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几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也多次搬家，并多次奔赴世界各地参加诗歌会，直到新世纪初他回到香港定居为止，可以说“在路上”成了他出国后的一种生活常态“我调整时差/于是我穿过我的一生”（《在路上》）。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创作，不论是在诗歌主题，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发生了某些变化。陈超在其《北岛论》一文中较好的归纳了北岛出国后的三重母题：“带有身世感的怀乡——还乡，人的宿命及反抗，语言（写作）的困境及新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其实这三重母题全都在围绕着一个事实在展开，即“漂泊——流亡”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下这三者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对象——“母语”，北岛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谈论过“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北岛诗歌中的“母语”不只是浅层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更包含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上的内涵。对于一直坚持用中文这一“母语”写作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了他的写作本身；同时，对于漂泊海外而一直试图回归故乡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了故土原乡；对于用文字来反抗宿命的作家身份的北岛而言，“母语”代表的又是一种宿命承载，或更确切的说是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北岛出国后的诗歌创作主要就是围绕着“母语”这一对象在展开，在诗人笔下，“母语”成了既亲又疏的对象，他受制于“母语”，同时又试图对抗和远离母语，形成了一种诗意上的紧张关系。
一平在评论北岛的诗歌时这样谈论到“人对归属的渴望超乎现实和理性，也不在道德和价值，因为它来自生命之底的孤单，是人性深底之源，因为其来源宇宙的无限黑暗冷寂和空虚。”这对于被迫长时间漂泊海外的北岛而言无疑是恰切的和准确的，海外的北岛不管他身处何时何地，对于故土原乡的眷念和渴盼，来的是那么的直接和现实，我们细读北岛海外的诗歌作品，便会发现存在着大量类似“祖国”、“母语”、“家”、“故乡”、“回家”、“乡音”、“乡愁”、“北京”等意象。当然，与之相对的便是诗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其诗歌中，诸如“逃亡的刺猬”、“流亡者”、“辞退的人”、“东方旅行者”、“游客”、“漂流”、“异乡人”等词语，俯拾即是。
三、溯源：“古老的敌意”之成因 ............30
（一）双重危机中的突围 ........30
1．时代的阴霾与个人觉醒............30
四、反思：“古老的敌意”之文学史意义........41
（一）人道主义的历史责任感 .........41
（二）自我规约的理性精神 .............43
四、反思：“古老的敌意”之文学史意义
（一）人道主义的历史责任感
岑浪在《丧魂落魄在异乡》一文中对北岛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去国离乡后的北岛已经不折不扣的变成了一个蹩脚的三流诗人了，变成一个没有灵魂、丧魂落魄的诗人了，变成了一个仅仅靠往日声名维持着诗歌地位的诗人了，变成一个被很多心怀叵测之徒捧着供着其实内心里却并以为然的鸡肋式诗人了！”出国后身处文化夹缝位置的北岛，在艰难维持自我生存和寻找诗歌创作突围的过程中，确实受过功利化的诱惑，这是作为边缘人身份的无奈。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诗人在寻找自我诗歌突围而造成诗歌更加难懂或是参加诗歌会的缘故就将诗人定位为“一个蹩脚的三流诗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至少对其“没有灵魂、丧魂落魄”的评价是极不客观公正的。北岛，不管是在出国前，还是在出国后，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敌意”意志，始终坚守着一份人道主义的历史责任感，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体现。
北岛曾多次提到自己写作的初衷“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这是他自我诗歌精神的宣言，这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大家沈从文当年的自我写作定位有太多的相似“我想建一座希腊式的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二者都是以人道主义为写作的灵魂，试图通过人道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也是北岛在诗句中所表达的“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的原因之所在。但与沈从文温和式的构建理想世界的方式不同的是，北岛所采取的是更为激进和反叛的方式，他无法像沈从文用《边城》一样的善性语言来架构自己的写作世界，他一直在试图用质疑和对抗来驱散时代的黑暗以促成自由正义的理想世界的形成，这与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方式颇有几分相似。北岛一直是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而存在的，他的身上凝聚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在人类的文化历程中，知识分子始终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左拉、纪德在《知识分子宣言》中对权力的主体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屠格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对俄国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他们对社会的深切关怀。
结语
当然，北岛的诗歌也是存在极大的局限的。就其早中期诗歌而言，他的诗歌主题始终跳不出时代的樊篱，他的所思所想所感均受制于时代的束缚，他所对抗的是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自己，缺乏一种更为普适性的价值，这就导致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很难产生共鸣的情感。此外，他的诗歌中的理性成分太重，以至于冲淡了本应有的诗歌情调，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冷峻的风貌，导致某些作品“缺乏充分的肌质感和艺术感染力”。这一点，是北岛诗歌一直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出国后的一些诗作中，这种理性显得近乎无情，“心，好像用于照明/更多的盲人/往返于昼夜间”（《转移》），在读他后期的诗歌中，我们有时很难确切的感受他的情感倾向，这是他在有意隐藏自我的情感，他将写诗只是作为一种“趣味化”的写作，他自己对此有过确认“趣味化往往是大脑的游戏，是诗歌的迷途或死胡同。我自己就有这类失败的教训。防止趣味化，就应该把诗写得更朴实些，而不是把诗写的不象诗。当然反诗的试验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诗歌的疆界。”
北岛在其后期诗歌中，在艺术上做过许多尝试，他一度陷入“零度写作”的“纯诗”创作追求中。以致于造成他的诗歌形成拒绝与他人对话的姿态，让读者很难进入其诗歌。他的后期诗作显得更加的生硬晦涩，一首诗歌中的诗节之间往往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诗节跳跃性极大，过于密集的使用意象，而且意象的所指和能指往往非常的模糊和难以判别，意象之间的组合也显得生硬，如“梅花暴动中敌意的露水/守护正午之剑所刻下的黑暗”（《读史》），“梅花”、“露水”、“正午之剑”、“黑暗”这几个意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加之其没有诗意的铺垫，让人读起来很难理解其旨意，对于意向的密集使用也成了很多批评者所诟病的把柄“意象过于密集等毛病暴露无疑，而所有这些毛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灵魂过于苍白。”他后期的诗歌表现出现代诗歌的那种随心所欲的诉说特点，缺少对话，缺少早期诗歌的激情，缺少明确的内容，缺少意境的营造，多用白描的手法，加入一些旨意不明的生涩诗句，如“激情，正如轮子/因闲置而完美”（《为了》）。这也可能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岛的才思枯竭，诗意灵感消散的现状。也是北岛大呼：“写诗难啊！”的具体体现。
如果说要对北岛的后期诗歌创作做一个大致的概括的话，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什么是世界诗歌？》中的总结可能比较贴切：“北岛的诗就常像漂浮在空中的云：在瞬间之内变幻莫测，至为繁复优美，然后渐渐稀释，仅仅成为淡薄的云气。”北岛，或许需要离大地更近一些，在建造自我“空中楼阁”的同时，也需要俯看人间，走向更加朴实的境地。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五：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研究
第一章阎连科小说的乡村权力叙事
从80年代末的《两程故里》为起点,阎连科先后创作了一系列乡土类型小说,这些小说倾注了阎连科的心血与灵魂,他凭借自身勤恳的创作,不断深入到当代社会的最内部,通过对各种各样权力结构形态的剖析,给读者勾画了一大批既尖锐又充满黑色幽默的乡村权力事件。特别是后期以祀楼山脉作为小说叙事背景的作品,例如《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这些作品都描绘了由于无度的权力欲望所带来的精神放纵与狂欢,展示了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打压的权力生存状态,表现出复杂的乡村政治文化。“所谓的乡村政治文化,是指一种富有传统中国乡村精神文化特色的建构与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生活观念与思维和行为方式。”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崇尚权力与权威,而高高在上的权力拥有者与那些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个人相互依存而形成的权力网,在无形之中侵蚀了每个人的灵魂,最终用冠晃堂皇的集体利益去掩盖住原本就并不突出的主体性,导致人的异化。
第一节河南乡土小说概况
中国乡村社会系统的政治文化与道德伦理观念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悠久的传统文化始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乡村人民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对作家而言,乡村政治也是在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形式制约其主体意识,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选择、社会认知与价值取向。阎连科从小在乡村底层长大,他说:“我生活的那个乡村小镇实际上就是乡村。家庭贫穷,无权无势。我当时见到的最有权力的人就是村长,村长在一个村子里一手遮天,说风是风,说雨是雨,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村长。”这样的一种环境,使得阎连科的个人成长和作品都逃不掉“权力”二字,难怪乎有评论者认为只要涉及阎连科,就不可以忽视其小说中的政治意味而去单纯地谈论文学。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等级森严的漫长岁月里,统治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政权的权威制定了无形却无处不在的话语枷锁,这个枷锁百年千年地捆绑着土地上的人们,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畏上”或“崇官”的文化心理,因为自己不曾拥有权力,因为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对权力的依附和追逐仿佛变成了唯一一个能带领他们逃出困境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权力所有制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漫长的封建统治和它所创造的权力绝对私有制所留下的心理阴影、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传统都没有停止。虽然说这是体制压迫下普遍的民间社会处境,但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北方始终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优势,而河南在早期历史上,由于它拥有农耕社会所需要的一切自然保障,再加上河南人的勤劳、坚毅,所以便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毋庸置疑,河南所承受的传统积淀相较于其他地方显得更为深厚,它与权力的关系也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在这里官本位意识都或多或少影响了个人的思维,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像河南这样把封建伤痕体现得如此强烈和集中,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存环境就为阎连科甚至是河南多数男性作家的权力崇拜提供了历史依据。
第二节阁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的内容特征
阎连科笔下的乡村权力是真实可感的、无处不在的,评论家梁鸿就曾说过:“他作品中所描述的是个体的人如何追求权力以及为此而付出的精神和尊严。”就是在这样一个追逐的过程中,阎连科作品中关于乡村权力的叙事则呈现出了多种独特的形态特征:
1.2.1贪欲性
作家自己曾多次表白他少年时期的崇拜情结,这种崇拜是对权力的崇拜,是对城市的崇拜,也是对生命与健康的崇拜,崇拜太过强烈以致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和写作倾向。他如此自白道:“我曾经朝思暮想想当一个村长或村支部书记。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上吃馍,她不是吃馍,是在向全世界展示她手里的权力,他爹手里的权力。”这种权力情结是个人的,同时也是集体的,是一种逃也逃不掉并深入灵魂的集体潜意识影响,村长或支书是村庄的最高统治者,能够当上村干部,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无上荣耀。
就像《瑶沟人的梦》一样,父亲和队长三叔日夜期盼连科能够拥有大队秘书的身份,父亲对他说:“当个大队干部,也不枉了你二年的高中学业,也算咱阎家出了领导,对起了先祖列宗”
因为“村官”虽小,手中却掌握着一些可随意支配的生存资源,而这些资源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生存质量。在《婚幻》中,村长三闺女红玲最终选择与自己不爱的乡长瘸腿儿子订婚,这是为了结亲后自己的爹还能当村长,本来应该是纯洁神圣的婚姻,却完全沦为个人换取权力的一个工具,这种不惜牺牲掉幸福,也要为家人甚至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去夺取更多权力的可怕欲望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祀楼山脉》里,村长一直收藏着一个神秘的小木匣,当他死后这个木匣子被撬开时人们才发现装的竟是一枚象征着权力的旧公章和一本笔记本,这笔记本里记录的是当年的返销粮分配情况。后来村长的墓被盗了,溪晓的是,其他物品一件没少,唯独少了公章和笔记本,毫无疑问,公章象征着这个小小世界中的权力,而对公章的夺取欲望也不可否认地表现出了村民的贪欲性;还有更夸张的是《两程故里》中程颐、程颢两派为争夺那原版的《二程全书》,几十年老死不相往来,天青、天民为了村长的头衔,各自都费尽了心机,扭曲了灵魂,而一辈子当着村长的正顺叔在听闻丢失当选人大代表的希望之时,竟气血攻心突发脑溢血而亡。
第二章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流变
第一节叙事流变的表现
2.1.1阁连科对权力的态度转变:崇拜到恐惧
早期创作的时候,作为农民出身的阎连科始终以农民的眼光和立场来看待他笔下的乡村。由于他个人对农民艰苦的生存状况有着深刻的了解与同情,所以对“连科”和村民们为了进入乡村权力结构的行为,除了些许批判意味之外,更多的还是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对权力的渴求,是跟一种人类原始的求生欲望相勾连在一起的。因此在他们身上,权力的意义就不仅是权力而己,更深一层次探究,它也变成了为生存努力的必然追求。
例如,在“瑶沟”系列里,当描写到全队的人都在为主人公能当上大队文书而想尽办法奋斗时,当他为了谋取村长之崇高职位而以爱情为交换代价时,作者并没有对其进行简单的嘲讽,而是在嘲讽里饱含了对这类人群生存苦难的无助与同情。在《天宫图》里,面对着自己的妻子受辱,在屋外为村长守夜的主人公路六命只能隐忍縛守。对此,相比于讽剌其人性的缺失,作者更是深切地传达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惨遭生活躁躏的悲切苦痛。在表现这些民间痛苦时,阎连科的态度是感伤的、优柔的,因为他无法把自己放在局外人的位置来躲避这种情感的灼痛,同时他也明白那种简单地摆出改造民众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本质上这不是农民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结构问题,作为地位最卑下的人群,他们本身就是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弱势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身上不仅具有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和对尊严的理解,甚至还蕴藏着现代都市人所缺失的一些勇于抗争命运的坚硬品质,只是因为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连翻身的一丝机会都没有瞧见过,再加上这里的人们追求权力的动机在某些时刻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人,有时也是为了同他一样受欺压的人们,阎连科在心理上与这些人是无法完全分割开来的,所以早期的阎连科作品中对待权力的态度还是把它当作一样值得追逐的东西在渴望的,表现出一种向往的意味。然而到了后期的小说中,这样一种单纯的情感逐渐消失,甚至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残酷,表现权力时的情感没有以前那样质朴、纯净了,他开始着重描绘权力的运作过程,他开始把权力追求放入社会和现实的维度中进行思考,揭露出在乡土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由此,他开始深入了解到由权力所导致的种种阴暗:人性的扭曲、暴力的频生、以及对弱者的剥夺和折磨。因此,在后期的创作中,作家从对权力的认可转变为厌恶和批判,幵始走进了“把楼山脉”,不断揭示隐藏于乡野间勾心斗角的权力追逐,大笔力渲染乡民们在反抗挣扎中所迸发出的生存初性,深入刻画神秘氛围中的人鬼感情,当这些通过他沉重饱满但却稍显滞湿的笔触表达出来时,便形成了阎连科后期乡村权力叙事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叙事流变的原因
阎连科创作的前后期转变是比较明显的,评论界包括作家自己也大都发现了这一特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明显的转变,我认为主要是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2.2.1文学态度的转变
早期的“瑶沟系列”小说,读者读完会不自觉地产生感动,那种对简单干净的情感和在苦难中相互换扶的描述都有着说不出的亲切感,因为小说是与日常生活经验直接相通的,尤其是小说中所展示的一个村庄与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一个村落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温情、美好、也动人。虽然早期的语言稍显稚嫩,结构也是走相对传统的路线,叙述较为直白,但完全不影响作品的好看和动人。这是因为那时候的阎连科还不足30岁,他的思想是较为单纯的,权力在他看来,还是世界上最难获取但也最诱人的一种存在,他说他读书的时候,每天上学都看见村支书家的女儿一大早站在门口,手里拿一个馒头小口嚼着,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场面,却让他不禁对权力充满了崇拜之情,因为他饿着,人家天天有馒头,原因不用思考就能明白:她爹是村里最有权的干部。所以年轻的阎连科才会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土地,费尽心机地争取权力,然而就算这样,在还算未接触更多权力黑暗的早期,他还是使自己和作品沉浸在一种爱意中,一种一个底层团体为了某一撤小的同一目标共同努力的温情中。但是时间是在不断流逝着,而在这流逝的过程中,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也都被打上了时间的烙印,阎连科也是如此,在他人到中年之后,看到了权力背后隐藏的更多暴力之后,在他看到了权力对人性毫不客气的扭曲之后,他自觉或不自觉地逐步淡化了对权力崇拜的情结,而日渐对权力充满恐惧和厌恶,所以作家的权力书写重心渐渐地开始发生了转移,从早期致力于权力结构形态书写转向了权力运作过程的书写,他逐渐发现了权力宰制之下日常生活之中的暴力现象,并开始不懈地揭露与批判。阎连科说他现在就算活到了四五十岁,可是当他回到农村见到村长,还是会不争气地害怕,因为在他年轻的记忆中,烙印下了太深的权力记忆,他无法忘记农村中等级分明的各式权力拥有者,更无法忘记在权力的夹缝中卑躬屈膝的每一张乡亲的脸孔,这种记忆随着心智的成熟,从充满了敬畏感逐渐演化为恐惧感,然后进一步的,这种恐惧感一发不可收拾地蔓延开来,最终变成对所有在生活中有绝对地位权威的力量的恐惧感与厌恶感。
第三章阎连科乡力叙事的价值性和局限性........37
第一节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的价值性.......37
第二节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的局限性.......41
第四章结论........47
第三章阁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的价值性和局限性
第一节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的价值性
3.1.1直面现实的揭示与拷问
从《紀耧山脉》、《天宫图》到《坚硬如水》、《受活》,阎连科始终怀着一种疼痛和愤懑的情绪去重新建构河南土地上多灾多难的生存场景,将对苦难的疑问和追溯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读者眼前。他笔下的农村土壤里有一种可以被称为是“根”的存在,这种“根”性使得文章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极强,阎连科对于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可以说超过了很多同时期作家,并且这种极强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不是他刻意去撷取的,而是与作者的个体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共生共存的,由此我们才能看到作品中呈现出的对土地的深情和由此生发出来的巨大情感张力。除此之外,他的作品也揭示并拷问了乡村权力表现出的乖张形态,这种揭示和拷问,这种直面现实的精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强烈的反抗,它是创作主体深入思考之后的一种警醒、一种判断、一种鞭抵。尽管阎连科还无法提供一些有效的極救途径,但是为民生之苦而倾诉呼告的这种审美姿态所体现出的良知和正义已难能可贵。乡民自由平等的尊严感被重新塑造,农村基本的权力价值秩序被重新定义,作者用这样一种文学方式来实现它充满疼痛感的救护,这对于我们当今紊乱而失范的现实,具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四章结论
本文立足于阎连科小说中的乡村权力叙事,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具体文本和相关研究资料的阅读,对阎连科的乡村权力叙事进行了整体性剖析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对河南乡土小说概况的大致分析,指出阎连科小说所占据新时期“豫军”崛起中的一席之地,接着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和研究发现,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所表现出的内容特征主要包括了贪欲性、血源性、情欲性和计谋性等方面,并通过这四方面特征的分析指出乡村权力所带给权力网中底层农民的深切苦痛,和对他们人格上的扭曲,在这种扭曲中产生了人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包括了有权者的异化、无权者的异化、女性形象的异化等。接着,本文着重通过极端化叙事和荒诞化叙事两方面阐述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所呈现出来的独特艺术面貌。本文认为,阎连科是新时期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对艺术形式有着执着追求的作家,他通过打破常规、挑战读者阅读极限的叙事方式,营造出夸张、变形、乖张的乡村权力世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乡村权力的揭露与反抗。
其次,本文还对作家乡村权力叙事的流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这种叙事流变的表现,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权力态度从崇拜到恐惧的转变、叙事方式从传统写实到寓言化叙事的转变与狂欢化技巧的运用。同时本文也指出引起这种叙事流变的原因主要有作家文学态度的转变、作家现实观的转变、作家身体健康因素的转变以及作家与现实关系的转变和庞大的社会环境的转变等等,并指出作家这种创作风格的转变给乡土小说提供的新质和独特贡献。
最后,本文将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融入到广阔的文学背景下进行审指出其乡土小说的独特价值:阎连科是一个敢于直面现实的作家,他的写作浸满了自己的情感,不管是对乡村和乡村农民的爱,抑或是出于这种爱而带来的对权力合理性的情感默认,这都显示了阎连科作为一个作家的勇气与担当。正如王鸿生先生说:“阎连科的奥秘是靠血肉而不是靠概念,抓住了生存本身的关键词。”他试图“把他的巨大的想象力、同情心和语言才能推上了一条彻底改写乡村中国书写传统的广阔道路。”⑴另外,本文也直面阎连科叙事中的一些局限性,认为阎连科目前的乡村权力叙事中主要包括诸如境界的點滞、笔下世界的封闭性以及叙事的失控等缺陷,并且深入分析这种局限性的深层原因,最后总结阎连科乡村权力叙事的遮蔽和洞见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六：执着于民族魂灵改造的大智勇者——论肃红的国民性书写
第一章绪论
1.1萧红国民性思想的研究现状
萧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才女型作家，在她短短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她以其细腻敏感的笔触和独到犀利的创作视角，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东北乡村地区的乡土风俗画。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过部作品集，先后发表了《践涉》、《生死场》、《桥》、《牛车上》、《狂野的呼喊》、《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呼兰河传》、《手》、《小城三月》，总共将近百万字的文化遗产。这些作品充分显示了萧红杰出的艺术感受力和旺盛的创作力，它们凝结了萧红作为一位生活在战乱年代的女性所有的艰难和痛苦的经历，这些作品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后世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萧红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些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围绕萧红的身世和经历的研究；二、对萧红独特文学价值的研究；三、萧红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研究者们也开始以多元化的视角展幵对萧红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已由过去对其身世传记性质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其作品的独特价值和艺术风格的研究，也使得萧红研究开始向着纵深层次发展。
学术界对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国民性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随着各种文学理论的不断涌入，人们的理论视野的不断扩展，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萧红的热潮，国内外的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萧红的创作，对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研究也从以往的经典性评价话语中解放出来，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角度进行阐释。其中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萧红文学创作中始终不曾中断的国民性主题予以了关注，如韩文敏在《〈呼兰河传〉我见》中较早地指出，《呼兰河传》是萧红在继《生死场》之后对生活和理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其中《呼兰河传》中蕴含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国民劣根性是不容忽视的，人们不应该认为这是作者在思想创作上的退步。著名学者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苑在《萧红评传》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一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1.2国民性的基本概念
国民性问题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充当了中国文化精英们想要达到成功的社会政治革命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当笼罩在全国上下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文化精英们幵始转变思想观念，他们由最初力主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转而抓住了国民性改造这颗“救命稻草”，他们高呼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猛烈抨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的精神、人格的摧残和扭曲，试闻从精祌层而寻求使中走向富强、独立的道路。由此，“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作为舶来品的“国民性”概念，却由于其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学术界对此一直都众说纷绘，很难给出一个比较明确、规范的概念。
其实，“国民性”又称民族性，它最早是从欧洲传入日本，再传到中国的。有的学者尝试着对国民性的概念进行概括，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有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上、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的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国民性实际上就是指人的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国民性改造则是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起和中华民族在反思中深沉的觉醒。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它是多数国民所具有的稳定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是一种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同时它还“是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持久的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另外还有一些持反面观点的学者认为，“国民性根本不是中国人的本性，不是天生的遗传性或什么‘根性’，而是在以自足自己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良习惯、陈规陋习，应该叫‘国民积习’，它包括两个方面：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效率观念；专制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作风，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家长作风等。”这些学术界对“国民性”的概念的众多的阐释中，既有认可国民性概念的论述，也有对这一概念产生怀疑的说明，但他们的最终的着眼点还是落在了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多数国民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这种相对稳定的国民心态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决定了“国民性”概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决定了这一概念对文学领域影响的复杂性。
第二章萧红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2.1吸收和借鉴
鲁迅是萧红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崇拜和喜爱的作家，虽然那时的她身在遥远的关外，鲁迅的作品进入东北地区时间有些晚，但这并不影响她和同学们对鲁迅作品的喜爱，她们热切地汲取着鲁迅给予她们的精神上的营养，萧红萌生写作的想法必定与鲁迅的影响分不开，这可以从萧红日后的创作中得以证实，不仅如此，她的创作态度也直接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鲁迅曾在年回忆他写小说的原因：
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的这种创作态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一大批作家的基本创作倾向，不仅如此，他的文学思想和个人魅力对与他同时代及后代的一大批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沿着鲁迅先生的足迹，以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为中华民族这头沉睡已久的雄狮的觉醒摇旗呐喊。鲁迅对“民族魂”深刻、沉重的拷问被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继承着、发展着，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萧红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在鲁迅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下开始的，虽然她的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广度与鲁迅相差甚远，但是她在作品中呈现的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面临的苦难和不幸己是非常难得的了。在萧红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她始终把文学创作的方向聚焦在社会底层民众的平凡生活上，描写了他们在残酷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痛苦、无奈地挣扎的场景，揭示了他们生活贫困的根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军阀统治对民众的无情剥夺和欺压，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在这三座大山压迫下充满苦难的乡村生活图景。
2.2创新和发展
萧红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但她并非一味地重复先生走过的路子，她努力地突破限制想要为新文学提供一些鲁迅不能提供的新内容。在谈到对鲁迅小说创作的理解时，她对朋友聂绀弩说：
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级首级如探嚢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精辟深刻的认识，她从中也体悟到了先生身上担负的那份沉重的历史责任，这种创作态度也使萧红认识到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历史责任感，对她以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萧红以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敏锐地发现了先生文化性格的另一面，她亦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与先生存在的巨大差距，她在与朋友聂绀弩谈论关于鲁迅小说创作的情调时说到：
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懒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时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样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烟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惘我例！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的不同处。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领路人，他观察人生和历史的视域是高远的，他“以启蒙者的姿态批判着旧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民神态，以人道主义的观念去发现农民”。
第三章萧红国民性改造视野下的生命群体........13
3.1《生死场》群体动物般的生命意识........13
3.1.1《生死场》主题的多重性.........13
第四章萧红国民性书写的独特性和意义.........33
4.1萧红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34
第四章萧红国民性书写的独特性和意义
4.1萧红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
萧红从创作幵始就被冠以“鲁门家将”之一，文学家孙犁更是说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由此可见鲁迅对萧红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萧红也是紧随鲁迅的脚步对国民性问题的进行了深入持久的关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很少。萧红在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影响下，在短暂的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一直不断努力地超越以往创作题材的局限，对国民性的思考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也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一个独特视角——群体性。萧红以其创作中独特的群体人物一改以往作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观念，对国民性的反思也以其独特的视角与其导师鲁迅已有了不尽相同的地方，体现了她在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对国民性批判这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大课题有了另一层面的阐释。
萧红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具一格，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其小说人物形象的群体性。在萧红的作品中，她很少集中精力塑造一个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灵魂人物，而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又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对故事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构成了小说的群体人物。萧红意识到只有塑造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大众形象才能与东北乡土的生活方式完全适应，进而才能更加真实地揭示出东北乡村地区农民集体的病态魂灵。萧红认识到整个乡村地区农民大众的精神状态都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他们中间根本不存在类似于“狂人”的清醒者，她把群体人物的病态魂灵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无形之中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大，让人感到这种病态灵魂己经到了不得不医治的地步，这正是萧红努力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阐释国民性的具体体现，也是萧红不同于鲁迅的地方。
结语
萧红作为经过人生各神苦难的女作家，她对吉难的埋解似乎史为洙刻，所以从创作一幵始她就把目光专注在了那群生活在东北乡村地区的劳苦大众身上，她既描写农民贫苦而又单调的生活，又对他们贫困的生活处境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她始终都以一位有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关照着农民大众的生态和心态，以富有革命气息的战斗精神探索着中华民族的出路。萧红是在世纪年代登上中国文坛的，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期，全国人民都处于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但萧红没有追随着这股热潮进行和当大多数作家一样的抗日救亡文学创作，而是把笔尖对准了长久以来就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的国民劣根性。萧红揭露国民病态魂灵，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更多的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她希望能够用自己手中的笔揭出广大民众受苦受难的病因，唤醒他们沉默的魂灵。萧红也意识到了选择国民性批判这条道路要面临的困境，她在曾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的哑剧《民族魂鲁迅》中引用过一段关于鲁迅对国民性论述的话语：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挪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悲伤，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然而萧红没有选择退缩，虽然她知道选择这条路注定要陷入孤独和寂寞，但她依然坚持着“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写作态度，这种在主流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创作思想，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中是很难站稳脚跟，她在主流意识之外创作的《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受到同时代人的误解、批评甚至于谴责是毋容置疑的，因此她在精神上陷入了思想先行者的孤独与寂寞之中便是不可避免的了。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再到《马伯乐》，萧红从未放弃过对国民心态的关注，她始终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进行深入透彻的社会文化批判，在批判中展示广大民众“心的历史”，进而揭示出造成国民病态魂灵的历史原因。从农民的生态到心态，从对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到对国民性的反思，萧红在她的创作中一次次地将批判的重点转移到集中批判病态的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意识对人民的精神毒害上。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七：论余光中笔下的乡愁书写
1 绪 论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四川大学张叹凤教授认为：“‘乡愁’是人类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的矛盾冲突并人生羁旅心灵诉求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普遍情思与深刻感想。”作为一种唯美而忧伤的情感，乡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之常，无论种族、地域、阶级如何，下里巴人与帝王将相都可因此而产生共鸣。正如弗洛伊德的“生命本能”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乡愁情结始终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并时歇时发地触动着漂泊者无根的灵魂。按照张教授的论述，乡愁最基本的诉求是抒发离散现实的愁苦，但与此同时又带有深刻的悲剧意味，也即是说乡愁不仅是空间维度上的故国家园，更是时间维度上的青葱岁月、悠久历史和价值取向中的文化认同。而余光中正是站在空间、时间和认同构成的三维世界里吟咏乡愁，并始终保持着乡愁的立体形态，追忆过去、惆怅未来。
1.1相关研究综述
1983 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诗人流沙河主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介绍了纪弦、羊令野、余光中、洛夫、叶维廉、郑愁予等十二位诗人的诗作，其中余光中被评为“欲火的凤”。事实证明，这本诗集开启了余光中走进大陆文坛继而走向世界的大门。余光中因《乡愁》风靡诗坛，并被冠以“乡愁诗人”的美誉。1928年的重阳节，余光中于南京诞生，1950 年随母迁台。无疑，余光中书写乡愁与其人生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受到政治因素的潜在影响，在余学研究领域，“乡愁”聚焦了大陆研究者的视神经。在学术界，从事余学研究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学者有流沙河、李元洛、黄维梁、徐学、古远清、胡有清等。
纵观近十年来大陆学者研究余光中的论文，共有21篇（专论20篇），其中博士论文 4 篇，硕士论文 17 篇。在 20 篇专论中，关涉到乡愁研究的论文有 5篇：梁笑梅《壮丽的歌者——余光中诗艺研究》（苏州大学，2004年）第五章“余光中乡愁之维”论述了乡愁的缘起、乡愁的变奏以及乡愁的建构；张黎黎《在永恒中结晶——论余光中散文理论及其创作实践》（苏州大学，2005年）第二章第二节论述了中国土壤上的乡愁；钟丽阳《在永恒里结晶——论余光中的乡愁诗文》（华南师范大学，2003 年）试图从分析余光中的乡愁诗文入手，以确立其诗文的独特价值。该论文主要介绍了乡愁的内涵以及乡愁诗文的形式；杨娟《论余光中散文的中国化情结》（华中科技大学，2004年）探讨了乡愁的文化内涵，余文呈现出的悲患情怀、民族意识以及文化皈依；吕保军《余光中诗歌乌托邦论》（山东大学，2006 年）第一章节言说了乡愁的家园情结与中国意识。台湾学界，研究余光中的硕士论文有：陈秀珍的《余光中诗的语言风格研究》（“国立”中正大学，1993 年）、谢嘉琪的《余光中诗中的文化认同研究》（“国立”中正大学，2003年）、曾香綾的《余光中诗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3 年）、陈葆玲的《余光中高雄时期现代诗创作之研究》（高雄师范大学，2003年）、廖敏村的《文星时期的余光中》（“国立”政治大学，2008 年）等。
1.2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本论文试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寻找前人研究中所忽略掉的“蛛丝马迹”，继而“见缝插针”对其进行补充、延伸和拓展，以期呈现出余光中笔下乡愁情结的整体风貌。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于众多的论文中，几乎没有关于乡愁研究的专论；第二，无论是中国情结、祖国情结还是土地意识、乡国情怀，乡愁情愫都贯穿其中；第三，大陆学者研究乡愁多停留在中国内地的视域内，对余光中漂泊的生涯以及其对香港、台湾的相思关注得比较少；第四，伴随着两岸开放交流政策的实施，学者们开始将视线转向乡愁的解构研究，乡愁是终获解构还是愈结愈绸缪仍值得探讨。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探讨了余氏乡愁的历史语境、生成原因、立体姿态和解构重构。不得不承认，这些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均有所提及，但本论文在切入的角度和深度上与前人相比又存在着和而不同之处。首先，从“乡愁”研究出发，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地探讨中国“乡愁文学”的人是四川大学张叹凤教授，2011 年由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乡愁文学研究》系统地介绍了“乡愁”的缘起和嬗变，无论在理论的高度上还是视角的广度上都令人叹为观止。本论文将余光中纳入张叹凤教授的研究体系进行考察，必能更加深入地关照余氏乡愁产生的历史语境、理解“乡愁”情感的复杂性。而前人的研究更多的是就乡愁言乡愁，或者对余氏乡愁产生的历史语境一笔带过，追溯力度略显不足。其次，在探索余氏乡愁的生成原因方面，前人的研究多停留在肉体的迁移、台湾的孤岛情结和放逐意识上面。文人们在苦难中寻求救赎，从而产生地理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本论文在参照各种版本的余光中传和《余光中集》的基础上，将余氏乡愁的生成原因定位在余光中“双重流离”的经历和中西文化的碰撞，并以经历与诗文互证的方式进行阐述。再次，余光中笔下的乡愁呈现出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姿态，从地理乡愁到文化乡愁的变奏是前人关注的重点，但就其乡愁的空间指向而言，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大陆，忽略了台湾和香港。本论文则将余光中的乡愁指向定位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并以诗文为证进行详细论述，虽然梁笑梅和胡有清也曾提出过此观点，但却没有加以详细论证。最后，余氏乡愁是解构还是重构，值得深思。关于这一话题，在前人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台北“国立”大学刘正伟的《论余光中诗中的乡愁及其解构》，从论题不难看出，刘正伟的研究结论是余氏乡愁伴随两岸交流的加深而终获解构。本论文则提出相反的观点，时间改变着一切，因乡变所带来的乡愁永不可解。“乡愁”是余学研究中的重点，学术界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自是十分丰盛，但与此同时顾此则略彼，因而在研究乡愁的同时应该秉持客观的态度，作出中正的评价。
2 纵横有象：乡愁的历史语境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乡愁”一词屡见不鲜，甚至家喻户晓。《现代汉语词典》列出“乡愁”一词，并将其诠释为“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由此可见，现代人对“乡愁”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理解。但作为当今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常见词，于较早的《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词源》、《辞海》等工具书中却无从寻觅。这一奇怪的现象说明，“乡愁”一词通行的年代较晚，并在其出现的早期较为冷僻。《康熙字典》明确地记载“乡”（繁体鄉）：“[广韵]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前汉·食货志]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是万二千五百户也”。显然，“乡”最初表示为一种亲疏关系和居所范围，并未被引申到“家乡”、“故乡”的含义。《中华大字典》对“乡”有了进一步地阐释：“所也；方也”。尽管这种阐释含有“地方”、“处所”的意思，但仍旧停留在居住地的层面。《辞源》、《辞海》将“乡”的解释拓展到“建制”、“行政区域单位”，并逐渐明晰了其“家乡”的含义。《辞源》排列出“乡”的八种解释，其四为：“对客士而言。如离乡、还乡。”毫无疑问，此定义具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特征。真正明确提出“家乡”注解的是《辞海》，其归纳了“乡”的四种定义，其四为：“出生地；家乡。如：离乡、还乡。”相比于“乡”而言，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对“愁”加以精辟地解说：“忧也。从心，秋声。”短短六字，不但道出了愁的意蕴，而且表明了其形声字的特点。
2.1大陆怀乡书写的流变
乡愁是永恒的，但也是历史的，它存在着一个可以被描述的发展过程。南唐后主李煜在《虞美人》中写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于此，“愁”既可作“忧愁”解，又可作“乡愁”解。的确，乡愁情感具有着普遍性和共通性，正如一条生生不息的“赫拉克利特河流”。
“家”是中华民族建构的轴心，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汉书·元帝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安居常态、叶落归根，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屈原于《哀郢》中曰：“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禽兽尚且如此，何况人乎？家园是一个庇护性空间，一个神性的力量场，人类唯有身处家中才能获取安全感、拥抱感、满足感和归宿感。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亦是最早记录有关怀乡书写的历史文献。忧愁相接，直抒悲情，大量的“愁”字见于屈原的《楚辞》，《涉江》、《抽丝》、《湘夫人》等均关涉到“愁”。《哀郢》叙述了诗人被无罪放逐、九年不复的哀思：“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离骚者，犹离忧也”，故《离骚》乃抒发离忧的佳作。盛唐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寄愁心予明月，写下永世传诵的《静夜思》。苏轼继其后，一首《水调歌头》再掀明月寄相思的千古绝唱。经过历代文人的热心追捧，“明月”当之无愧地成为怀乡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原型意象。多情自古伤别离，在众多古诗词选本中，有不少书籍的编排是按照题材类型而进行划分的，乡思类题材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岑参的《逢入京使》、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其二十七》、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杜甫的《述怀》、崔颢的《黄鹤楼》、白居易的《乡心》、范仲淹的《苏幕遮》、柳永的《八声甘州》、欧阳修的《渔家傲》等等。古诗词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特点尤为适合承载缠绵悱恻、难以言说的乡愁情怀。尽管怀乡书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由来已久，并延绵不绝，但其乡愁情感大多只是停留在单纯的思乡怀人层面。言而总之，无论是羁旅异乡，还是驻守边塞、离乱逃亡，因空间距离而产生的地理乡愁占有极大的比重。
2.2台湾乡愁文学的发展
自古以来台湾便是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史为证，从三国时代开始，中国人便逐步开拓、经营台湾。“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出自唐朝施肩吾的《题澎湖屿》，此乃最早开发台湾的诗歌记录。
台湾怀乡书写直接滥觞于明末移台文人笔端。这时期的乡愁文学以诗歌创作为主，从沈光文的“故国山河远，他乡幽恨重”，徐孚远的“乡梦迷梦春树杳，天涯一别几时逢”，到张世昌的“云物乡心何处是，一衣带水共潮生”，缠绵的相思如同余音绕梁，婉转而悠长。安土重迁的国民性在文人的心理层面上体现为强烈的归属感和家园意识，表现在作品中则是断不开、剪不掉的乡愁。
中日甲午战争后，殖民地的历史劫难让台湾相思染上浓浓的亡国之痛。乡愁在传统的家园离散、骨肉分离之上附加了厚重的悲壮情怀。家园的沦丧，激发了文人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日据时期的乡愁文学突破了早期单纯的相思，呈现出深沉雄浑的风貌。异文化的冲击不但没有割断台湾文学与母体文化的链接，反而将怀乡书写推向高潮。此时，乡愁诗创作中比较突出的有：许南英的《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梁成楠的《破画》、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抄》等。
20世纪中后期，台湾文坛掀起怀乡书写的新高潮。1949年前后，动荡的中国时局导致部分国人南迁台湾，众多文人也随同军、政、民的迁徙而赴台。移民的遭际带来普遍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加之蒋介石“光复大陆”计划的失败，回乡无望的心境以及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无根”焦灼使得文人们患上共同的“怀乡病”。在诗里喊魂、在歌中怀乡，成为台湾文坛一时之风尚，浓烈的浪子情怀和返乡意识被缠绵的思乡情结所萦绕。当代台湾乡愁文学的创作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大陆迁台文人，如纪弦、覃子豪、余光中、郑愁予等；二是台湾本土文人，如陈秀喜、朵思、向阳等；三是留学或旅居海外的文人：如白先勇、余光中、许达然等。毫无疑问，余光中既有移民的身份又具备海外留学、讲学的经历，因而其笔端的乡愁既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语境中又孕育在西方民族的文化冲击下。在众多的乡愁文学创作中，余光中能够脱颖而出、备受瞩目，与其文学的修养和不凡的经历息息相关。
乡愁情感虽然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但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而乡愁文学必然带有时代的独特性。台湾的移民史、殖民史，以及特殊的海岛环境，使得台湾乡愁文学流露出别具一格的孤岛意识、流放情绪和悲剧色彩，孤寂、绝望、苦涩、惆怅均可成为其复杂面貌的代名词。
3 中西碰撞：乡愁的生成足音 ...................... 10
3.1“自我”与“他者”之间 .....................11
3.1.1 身份认同的焦虑 .......... 12
4 同根同源：乡愁的多重变奏 ................. 20
4.1 从“一地”到“三地”的扩散 ............ 20
5 众声喧哗：乡愁的解构重构 .............. 28
6 乡愁诗文的传播与书写乡愁的困境
反观台湾当代文学史，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1949 年之后大陆迁台作家的怀乡书写并非一直处于众星捧月的状态，而是常陷困境。一方面是遭遇大陆文坛的忽视；另一方面是备受台湾文坛的排挤。由于部分台湾文评家强调本土意识，因而并不认同源自大陆且以描写大陆为主要题材的乡愁文学。1949 年后第一代大陆迁台外省籍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存在被刻意边缘化的痕迹。在早期的台湾当代文学领域，一直缺乏有关乡愁文学的系统研究，较常见的是针对个别作家、作品所做的探索，比如：余昭玟的《沈光文与台湾的怀乡文学》、焦桐的《台湾心和中国结——余光中诗作里的乡愁》、陈姿风的《林海音及其作品研究》等。
由此可见，当代台湾乡愁文学在形成的初期，常被悬置在边缘的边缘。正如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作品曾在台湾长达数年被列为禁书一样，随国民党迁台的作家于大陆也受到过同等的待遇，直至海峡两岸逐渐恢复交流，这种现象才趋于缓和。80 年代初期，大陆出版社开始出版与台湾作家的怀乡书写相关联的作品集，比如：巴楚编的《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北京时事出版社，1981年出版。）、海东生编的《台湾怀乡思亲诗词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张盛荣、王晓祥编的《游子吟：台湾同胞怀乡思亲文选》（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海生编的《怀乡·念亲·思归：去台人员诗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郁新琳编的《怀乡思亲集：台湾作家散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 年出版。）等。由著名诗人流沙河主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一现象恰好是余光中早期的乡愁诗歌并未受到及时关注的原因。从时间上推断，《尘埃》（1958 年）、《我之固体化》（1959年）、《春天，遂想起》（1962年）、《当我死时》（1966年）、《江湖上》（1970年）、《民歌》（1971年）、《海棠文身》（1971年）、《乡愁》（1972年）、《乡愁四韵》（1974年）等著名诗篇均创作于80年代之前。
7 结语
“乡愁”主题历来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余光中而言，书写乡愁、吟咏乡愁已然成为了一种情感的自觉。尽管在赴美期间，余光中有过迷茫，有过徘徊，甚至有过失落，但最终却以缕缕乡愁觅得归宿。乡愁诗文成就了余光中，更引领着他回到了生命的起点。
香港黄维梁先生以紫、金、黑、红、蓝五彩之笔言说余光中的诗歌、散文、评论、编辑、翻译。紫色的诗笔无疑是余光中一生最大的骄傲，在其创作的十八本诗集中，乡愁诗尤为出彩。短短的《乡愁》，构筑了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大经典意象，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从余光中续写的《乡愁》里，不难看出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乡愁的空间距离从有到无，但乡愁情感却越结越浓厚。水与火意象在余光中的乡愁诗文中并存，火代表着他男性化的刚强与不屈，水则承载了他内心深处唯美而动人的乡愁。
总之，余光中文学作品里的乡愁书写，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去乡、思乡到返乡，从断根、寻根到归根，焦虑、迷惘、彷徨一直贯穿其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余光中重识自我和认同家国的重要基点，也是其乡愁情结得以深化的重要原因。“寻根”是余光中构筑地理、历史、文化乡愁的旨归，怀恋故土是留存空间的根，回望历史是接续时间的根，文化孺慕是巩固精神的根。乡愁主题，在余光中的笔尖不断嬗变与丰满，这既是诗家之幸，更是文学之幸。余氏乡愁融汇了空间、时间，涵盖了地理、历史、文化，最终形成了立体而饱满的观念、符号和情感象征。“凡我所在，即为中国。”作为最广义和最高义的中国诗人，余光中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八：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形象论——以鲁迅、蒋光慈、钱钟书为中心
第一章 鲁迅：现代知识分子启蒙传统的开创者（20 年代）
一、医学与鲁迅启蒙思想的形成
鲁迅曾经在《呐喊》自序中说过“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腐朽而没落的清王朝的统治让中国在鸦片战争 40 年后一次又一次的陷入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之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让社会的分化日益激烈。少时的鲁迅家庭还算殷实，他对民间艺术都有着热情，对于小说和野史笔记的大量阅读激发了他对于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的比较全面的看法。然而1893 年也正是鲁迅十三岁的那年祖父下狱，家道开始中落。十五岁的时候父亲病重，正在思想意识与世界观重要的形成时期的鲁迅不得不奔波于当铺与药铺之间。这一切无疑让少年的鲁迅尝尽人间辛酸与他人的白眼，最终由于中医的延误，其父与世长辞。鲁迅在巨大的丧父悲痛之中掺杂着对于中医、庸医的痛恨与投身西方医学，解除人们病苦的强烈的渴望。在这种渴望的驱使下青年鲁迅义无反顾的留学日本，苦心钻研现代医学。
中医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曾经一度被认为领先世界的“国粹”。中医文化作为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产生了《千金方》、《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一系列在今天仍有着重要借鉴与研究意义的中医著作，然而其仍然具有一定的伪科学性。甚至在“庸医”与“假医”的骗术中所表现的虚无飘渺与故作高深让许多的中国民众葬身其中。而愚昧无知的普通民众更对其顶礼膜拜，赋予着这些“庸医”与“假医”以无上的荣光和不可质疑的威严。
如小说《药》中写到“‘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再如《明天》中所写“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单四嫂子暗地纳罕，心里计算：宝儿该有活命了。但总免不了着急，忍不住要问，便局局促促的说：‘先生，——我家宝儿什么病呀？’‘他焦中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何小仙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单四嫂子也不好意思再问。”
二、明治维新与启蒙思潮的影响
“社会政治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文学中，这是文学永久的规律。所谓“文学的独立”，从来都是一种理想。文艺如果脱离社会的现实，那只是‘象牙塔’里的摆设和花瓶，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马克思哲学也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认识来源于实践”，文学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必然与社会历史的群体性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西方与日本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于文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也同时对鲁迅之于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价值认定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1868 年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正式建立了君主立宪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正式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在日本风起云涌。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政治小说的数量猛增，从明治 15 年起，其势头渐胜。根据日本学者柳田泉统计，明治13年至明治30年间共出版了571部政治小说。”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日本，可谓启蒙思潮高潮迭起，现代知识分子充满着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付出着自己的智慧，积极投身入启蒙文学的大潮之中。为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与走向进行着深入的思考。
鲁迅在 1902 年赴日本留学，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启蒙思潮兴起和现代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的上升期。身处其中的鲁迅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鲁迅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近代书籍，深感文化启蒙之于国家的重大意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洋，对于西方文明的迅速引入与吸收形成了彻底的文明开化的社会风潮，近代书籍的出版和流通也成为了文化普及，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而鲁迅无疑是这一途径的受益者。
鲁迅曾经在《<小约翰>引言》中说“留学的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一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大量的阅读对鲁迅以及很多留日学生接受启蒙，投身启蒙思潮有着重要的影响。如留日学生开办的月刊《浙江潮》就设有“日本见闻录”栏目。其第二期刊载了一首《东京杂事诗》在诗后注释中写道；“至于新闻杂志，日出约有一二百种。呜呼，如是而欲其民智之不开国势之不强也得乎？”“可见，当时日本出版文化的极速发达和文明开化的现实，给予中国留学生的冲击是何等之大！”正身处明治维新与启蒙大潮中的鲁迅与中国留学生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之下不可避免的涌动启蒙的思想和救国救民的情怀。
第二章：蒋光慈：知识分子政治化写作的推动者（30 年代）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启蒙思潮的风起云涌作家们对救亡图存充满了信心，对摆脱腐朽落寞的封建文化的桎梏也保持着乐观，对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早日实现民族的复兴也同样充满了期待。随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刻现代知识分子也如同鲁迅笔下铁屋子里的人，渐渐苏醒了。
一、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革命文学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才与传统模式有了明确的脱离。真正融汇于世界文学的大潮之中。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世界性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启蒙思潮促成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则是苏俄文学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书写的第二种姿态，即政治化写作。苏俄文学的影响如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迷茫中的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借鉴，并迅速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成为主潮。
1920 年通过陈独秀的介绍，蒋光慈在上海参加了社会青年团。并于 1921 年5 月至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在编纂了《俄国文学史》，翻译了苏联罗曼诺夫的长篇小说《爱的分野》和里别丁斯基的《一周间》。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中他在文学理论上找到了“导师”，并在此影响下开始了对革命文学的推动和普罗文学的写作。
“他的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主要接受了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列夫派’和‘拉普’的影响。蒋光慈留苏期间曾接触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和‘列夫派’文学主张。归国后曾翻译、介绍过‘拉普’前期作家基抗诺夫、别则勉斯基等人的诗歌，李别进斯基等人的小说。”由此可见苏俄文学对蒋光慈的影响之深，以及由他引领的革命文学的影响之深。
“无产阶级文化派”于 1917 年成立，是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文学派别。他们认为“存在”等同于意识。他们认为是集体人类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构成了物理世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他们认为文学与艺术是用“生动的形象”组织人类的经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阶层又决定了各阶层的社会实践不尽相同，因而作为高层次意识的产物——文学与艺术自然就有了阶级属性。作为新生的无产阶级自然要与过去的一切阶级的文化划清界限，在文化与艺术领域绝不可以有任何的传承。“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是同过去一切阶级的经验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决不可能同过去时代的文化艺术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提出充分地进行严格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创作，在文化战线上推行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在蒋光慈引领的革命文学大潮中，对于“五四”启蒙思潮的否定，甚至对于一些启蒙文学的推动者的大加攻击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主张有着传承的关系。他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痛斥道“冰心女士真是个小姐的代表！‘我想弟弟……’‘我的母亲……’‘姊妹们……’冰心走来走去，总跳不出家庭的一步。”并斥责郁达夫为颓废派，蒋光慈认为“作者在积极方面没有指示人们求光明的道路，没有古董人们之奋斗的情绪。”这一切都深深的有着“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烙印。
二、“革命+恋爱”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所谓的‘革命+恋爱’模式，就是既用宏大的叙事再现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又用绮丽的柔情渲染浪漫的氛围，在结构安排上把革命和恋爱简单相加，或因革命而恋爱，或在恋爱中完成革命信念的树立，形成了现实与理想、刚与柔，欢笑与泪水、幸福与痛苦、狂喜与失望矛盾而统一的叙事模式。蒋光慈是革命文学的力倡者，也是‘革命+恋爱’模式的始作俑者。”这种模式也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即在惨酷的现实政治书写中加入一点温情的元素，但这种浪漫主义是包含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之中的。这种写作模式在蒋光慈以“东亚的歌者”自居的情况下，经过粗暴的叫喊对文学的想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革新了文学表现的领域。“现实越是黑暗，生活越是窘迫，艺术进行理想构建的欲望越是强烈，越是迫切。”1因此在革命形式处于危机的时刻，对于艺术的需求也同样迫切，“革命+恋爱”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在革命文学大潮中让一批作家先后投身其中。阳翰生《地泉》三部曲，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丁玲的《1930年春上海之一》都遵循着“革命+恋爱”的模式。
“革命+恋爱”模式的理论构建来源于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浪漫主义概念的接受可分为两个时期，界分点约在1930 年左右。在此之前，所接受的主要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在此之后，所接受的主要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了。”在20世纪20 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体系崩溃，工厂的大量倒闭，金融系统瘫痪，人民大量失业，处处呈现着衰败的现象。在这个时期，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则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并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就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敏感的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苏联，苏联模式，包括政治纲领，经济政策，文学艺术理论都被无条件的效仿和采用。正如左联的阳翰生曾说“我们有革命的理想和热情，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我们就搞，只要是列宁、斯大林的国家所做的事，我们就学起来。”周扬也曾经写道“‘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立的，也不是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立的，而是一个可以包括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正当的必要的要素”因此，对于高尔基关于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学说的采纳形成了“革命+恋爱”模式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发展成为革命文学中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写作模式。
第三章：钱钟书：知识分子自身弱点的批判者（40年代）.........21
一、“幼承庭训”对钱钟书创作的影响............21
二、资本主义19世纪末文化与哲学的影响................23
三、救亡大潮中“平视”视角的形成............25
第四章 ：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审美流变及启示.............27
一、从启蒙到革命到自我审视的内涵演变..............27
二、从先锋到被改造者到平常人的形象变迁..............29
第四章 ：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审美流变及启示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不可胜数，但鲁迅、蒋光慈、钱钟书三位身处不同历史时期，风格迥异的作家是可以作为不同阶段的代表加以线性研究，从而反映出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写作的全貌。三位作家笔下知识分子形象主题内涵、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的变化也充分彰显出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审美流变。
一、从启蒙到革命到自我审视的内涵演变
五四时期正处于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与交融之中，愚昧无知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探索，经济发展的制约，最重要的是面临着社会文化的转型。传统文化与外来先进文明的碰撞让长期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知识分子显得无所适从。一方面作为见证着现代文明的思想者他们致力于唤醒民众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封建士大夫面对封建文化的桎梏又显得卑微而无力。如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作为觉醒者的“狂人”看到了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看到了文明交锋之中的封建文化显现出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但这一切最终的结局是狂人的“病”已经痊愈了，赴某地候补去了，从一个看清封建本质，奔走呼号的启蒙者到最终又融入其中随着封建文化一同翻滚的吃人者，充分表现了启蒙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封建文化却又因其过于强大而最终无所适从的凄清。又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虽然分明的看出了封建文化的弊端，却不得不如一只苍蝇一样，最后又飞回了远点。“‘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这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思潮中现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内涵，即充斥着启蒙民众的使命感、良心感，又无可奈何的绝望与悲哀，处于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境地。
结语
鲁迅、蒋光慈、钱钟书分属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现代文学作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变迁、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现代文学三十年充满了丰富的文学形象和文学主题。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作家最为了解的写作对象同样结合了时代、个人、美学流变等诸多方面要素，成为最富内涵的现代文学中的形象。在三个十年中作家写作的姿态由“俯视”到“仰视”再到“平视”是一个作家找寻自我，寻求外在与内在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民族的进步推波助澜，但文学最重要的是进行人的培养和陶冶，为了人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自我，砥砺自我，剖析自我做思维和情感上的引导，聚焦于人的基本根性，以人的发展为写作的根本目的表现着文学的成熟。写作视角的转变、主题内涵的深化、审美与艺术风格的流变使我们更好的看清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在纵向深入研究之外的横向发展脉络，有助于重现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的全貌。同时，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充斥着诸多因素的变化过程，而现代文学三十年间作为中国与世界融合初期，中外文化大规模碰撞与交融的起始点，其所呈现的文学姿态为后世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对于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的全面掌握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代文学中的发展时期，如“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与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有着共通之处，同时与钱钟书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出现的新启蒙主义与鲁迅的启蒙主义也具备一定的传承关系。因此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学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九：木心文学劲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
第一章木心的“文本再生”概况
第一节再生文本篇目统计
一、诗歌
在小说、散文、诗歌三种文体中，木心最钟爱诗歌。当被读者称为“老人”时，他为自己辩护道：“我并不算是老人，只算是诗人。”自我定位是诗人，而非作家或小说家、散文家。在他的心目中，诗人的称号最高贵。所以，当看到莎士比亚的墓碑上写着“诗人”而非“剧作家”时，他深以为然。
木心的诗歌创作数量可观在内地出版的十三种作品集不含《文学回忆录》）中，有六种都是诗集。
“偏偏我写得最称心的是诗”对学生，他如此感慨，并当仁不仁地认为自己是“诗人写诗”，而博尔赫斯是“小说家写诗”，外行不及内行的好。木心甚至“狂妄严厉”地判定，西方人真正会写的，是小说，不是诗。就连著名诗人拜伦、雪莱，木心也认为他们不懂写诗，“我看他们写的诗，只当风景看看”。
“写诗，要占有材料”，木心强调。在私塾“世界文学史”课堂上，他论及十九世纪英国诗与唐诗时，他认为，前人用过的“诗的材料、方法”，“都不是好材料、好方法”。这个大胆的论断不免令人好奇：所谓的“好材料”与“好方法”宄竟是指什么？
笔者认为，根据木心发表的诗作来看，他的一大方法”是“文本再生”，其“材料”即原文本。
可查的木心发表诗歌中，目前笔者找到原文本出处的，共计首。下面按照出版书目，列出这些“文本再生”作品：
第二节原文本来源
这样庞大的名单，不免令人肃然起敬。从“文本再生”的角度来看，的确没有夸张：木心的原文本来源颇为广泛，囊括了古今中外许多作品。本节即是对原文本来源的一个简单统计，以一窥木心的精神家谱，勘探木心身后隐藏的文化地图。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木心的大部分再生文本分别只有一个原文本，但少数有不止一个原文本，它们的来源并列。
例如，《〈田野报〉的读者》一诗，前面大部分的原文本来自《蝴蝶梦》，而结尾两句来自丘吉尔的散文《我与绘画的缘分》。这种情况下，由于再生文本字数太少，《我与绘画的缘分》不计入原文本来源统计。
一、文学类
（一）周作人
被木心“致敬”得最多的作者，无疑是周作人。此类原文本，有些是周作人的作品，有些是周作人翻译或引用的作品（周作人的作品是近源原文本，被翻译、被引用的作品为远源原文本）。
比较有趣的是，木心对周作人的评价并不很高，多有微词：
“昔启明作《雨书》之际，尝自诉徘徊于尼采、托尔斯泰之间。观其后隳，何足以攀挤前贤，而作姿态？”‘
“周作人算是爱读闲书的，可惜忙于小玩意小摆设，捡了芝麻，忘了西瓜。”
“周作人没有创作性，只是闲谈。”
“近人中唯知堂耽此道，惜其未必解诗。”
第二章木心的“文本再生”策略
第一节内容：“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
“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这是木心的俳句。“文本再生”方面，从木心在内容上的剪裁取舍，让我们能更清晰地见出其“异人处”。
一、拼盘与逆论
（一）拼盘
木心的再生文本，大多只有一个原文本。但少数的再生文本，不仅是对单一原文本的改写，常有不同篇目中选段的混合拼盘。譬如：
《魏玛早春》的原文本，包括科普介绍文章《雪花树》、人物传记《歌德传》，以及文学研宄著作《歌德与〈浮士德〉》；
《立陶宛公使馆》的原文本，包括美国小说《战争风云》、波兰散文《青年人和神秘事物》、加拿大小说《我做公司股东的经历》。
以后者为例：
不同原文本，如果硬性拼接在一起，难免有生硬凑泊处。为了消弹拼接痕迹，木心对原文本作了一些调整。例如，第三个原文本中的人物斯塔什，被木心改成第二个原文本中的人物米沃什。整体而言，再生文本几乎看不出拼接痕迹。
《魏玛早春》的译者童明，认为这首诗“最能代表木心的诗风、诗品”，他翻译、出版了这首诗，还写过翻译的心得，但似乎没有注意到其原文本。这也与木心“文本再生”的技巧有关，痕迹比较淡。
第二节人称：纳西索斯的倒影
木心“文本再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叙事人称的改变。
木心偏爱第一人称。“文本再生”时，常把第三人称改写为第一人称，而极少会反过来。他自己也说：“我偏爱以‘第一人称’营造小说（也通用于散文和诗）。”‘“我爱用第一人称。”又有言：“执笔行文间之所以引一‘我’字，如剑之柄，似枪之扣，得力便可。”
不仅如此，其再生文本中“我”的存在感很强，往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例如小说《遗狂篇》中，“我”游走于不同的时空，与历史上的中西名人平辈论交，甚至见解比他们更为高明。
又如散文《呆等》，原文本是培根《论真理》。木心加入了一个“我”，让“我”与培根、蒙田对话。“我”的识见比他们更胜一筹。
以上两篇，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木心都惯常使用类似汉大赋中的“主客问答”小说手法。木心笔下的“我”，永远在主客问答中占有优势地位。
其他再生文本的例子：
《灯塔中的画家》，第三人称改第一人称。而且把原文本中残疾而丑陋的、被人歧视的画者“他”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画家“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木心添加了画家“对镜画自己”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原文本中没有。对镜自画，这一意象令人联想起临水自鉴的纳西索斯。
《福迴拉什城堡的夜猎》，也是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木心添加了一个原文本中没有的结尾：“夜深沉宴饮告终，散上阳台许多人围住我，争向道贺‘今晚你猎到了最大的野兽’我说，热闹过后才安静”如此结尾，把“我”的形象升华为在狩猎中大获全胜的英雄。
《巴珑》，原文本中的“我”只是一名普通游客，来到一家西班牙酒吧。而再生文本中，木心增加了一个“公爵”作为人物，让“我”与公爵进行平等对话，甚至让公爵把酒瓶双手捧给“我”。“我”的身份地位自然不同凡响。
木心把“我”从被动者变为主动者，把“从波兰文译成外文”改成“从法文译为拉丁文”。比起波兰文，法文和拉丁文都更有文化内涵：法语曾长期是欧洲各国的宫廷语言、国际外交通用语；拉丁语是中世纪时欧洲的通用语言、学术语言。直到近代欧洲，通晓拉丁语仍是研究任何人文学科的前提条件。所以，“从波兰文译成外文”，远不如“从法文译为拉丁文”显得高端。
第二章木心的“文本再生”策略...........42
第一节内容：“我之为我，只在异人处”........42
第二节人称：纳西索斯的倒影.......74
余论：“文本再生”的传统渊源与文学功能
一、“文本再生”的传统渊源
木心的“文本再生”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有必要从文学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其是否属于既有的某种文艺现象。
但在很多情况下，“文本间性”更类似于涵盖一切的哲学阐释，几乎可以运用于任何一个文本。它强调的是一个普遍的、抽象的理论观念，而非某一类具体文本的特征。在这种理论视域中，作者不被重视，甚至可以说“作者己死”。而木心的“文本再生”中，常常强调“我”的存在，写作主体在场。而且，“文本再生”是他区别于其他作者的一大特点，是他主要的写作方法之一。由此可见，虽然可以说“文本再生”现象是“文本间性”的诸多表现形式之一，但“文本再生”不同于“文本间性”。
除了“文本间性之外，值得参考的是荷兰学者佛克马在《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中提出的“重写”理论：
重写并非新时尚，它与一种技巧有关，这就是复述与变更。它复述早期的某个传统典型或者主题（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们处理过的题材，只不过其中也暗含着某些变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变更这是使得新文本之为独立的创作，并区别于‘前文本’或潜文本的保证。重写一般比潜文本的复制要复杂一点，任何重写都必须在主题上具有举。
另外，德国作家本雅明曾有一种锦囊式的写作方法。根据阿伦特的说法，在三十年代，本雅明总是把一些黑色封皮的小笔记本随身携带，“孜孜不倦地以语录片言的形式加进日常生活和读书所渔猎的‘珍珠和珊糊’。有时他大声朗读这些引语，像展示精选的珍贵收藏品一样向人弦示”。这样的黑皮笔记本中，包罗万象，一则新闻报道的旁边可能是一首十八世纪的晦湿爱情诗。这与木心的笔记本习惯很相近。同样，这种笔记本习惯也影响了本雅明的创作。他的博士后论文《论德国悲剧的起源》，引为自豪的是“行文大部分是由引文语录组合而成，是最离奇的镶嵌技术”，“没人能搜集到更稀有或更珍贵的引语了”。而他最大的理想，是创作一部完全由引文组成的著作，它甚至可以不要作者本人的任何附加性文字。但木心在“文本再生”时，其原文本是否能被称为“引文”，是很可疑的。与其说木心是镶嵌式地将诸多文本引用为一个新的有机整体，不如说是在旧有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微雕式的修正，幵陈出新。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十：刘心武小说：“理性型文本”的一种
第一章 政治规囿下的想象
第一节 作为“原点”的“十七年”作品
刘心武因《班主任》而“暴得大名”，其实，在《班主任》之前，刘心武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十七年”期间，以小小说、散文居多，篇幅较短，大多1000字左右。刘心武将这些作品称为“习作”、“豆腐块”，是一种自谦，但也道出了这一时期创作的真实状态：处于“临摹”的阶段，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然而，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意在分析的感知生活方式，我们在刘心武之后作品中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在刘心武近六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其“十七年”时期的作品扮演了“原点”的角色。从这个层面，梳理这些短小的“豆腐块”，对于拓宽刘心武研究空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甜蜜生活的书写
《多么好的阳光》（1959）讲述的是小英找妈妈的故事：小英与妈妈逛商场时走失了，在商场焦急呼唤“妈妈”的小英吸引了逛商场的人们，大家找来商场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小英终于找到了妈妈。小说结尾处，小英与妈妈一起走在金晃晃的阳光下，叙述者不由自主地赞美道，“多么好的阳光啊！”这种溢于言表的甜蜜、愉悦，是刘心武“十七年”期间作品的情感基调。
这种甜蜜的情感基调，秉承的是“延安文学”的传统。1942 年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加快了左翼文学建构“一体化”理想文学的步伐，草木丛生的日常生活被清理，仅留下一种颜色的鲜花。1942 年 2 月 17 日，《解放日报》发表何其芳的《叹息三章》。1942 年 6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刊登吴时韵的批评文章，是文指出“人们不需要诗人‘一起来叹息’，他们也不唱‘悲哀的歌’”。1942年10月16日与17日的《解放日报》，连载何其芳的《论文学教育》。诗人检讨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弱小人物呀，心灵的损伤呀，个性的可贵呀，空洞的反抗呀，各种各样的空想呀，等等”的“痴迷”。“在新社会里”，这种暴露“光明中的‘黑暗’”“却往往妨害了我们对于更粗糙更朴质也就是更正常更伟大的现实的看见与理解”。像何其芳这样迅速转变创作立场的，在延安作家中非常普遍。丁玲、周立波等作家都曾进行自我批评，表示积极接受思想改造，“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
第二节 刘心武“文革”时期的创作：“文革”意识形态的注脚
刘心武“文革”时期公开发表了两篇小说，一个短篇，一个中篇。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收入同名短篇小说集《盖红印章的考卷》，这是一篇有关教育革命的小说：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红卫兵中队委员周小琴成功制作烟筒拐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教育革命的合理性，从而彻底打消了文老师等人的顾虑。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1975）则讲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在大院工人同志的帮助下，儿童团团长、红小兵负责人方旗与资本家郑传善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胜利。该小说发表后，得到了主流批评的高度认可。《人民日报》认为，《睁大你的眼睛》“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书”；《北京文艺》提出，《睁大你的眼睛》“是射向邓小平的一发子弹，是对邓小平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睁大你的眼睛》的被褒扬，意味着，通过调整，刘心武已能更为自如地游走于“文革”时期的文艺规范。
如果说刘心武“十七年”时期的作品因对日常伦理情感的描述，尚有生活的实感，其“文革”时期的作品则完全脱离了个体的生命体验，彻底沦为阐释官方政策合法存在的注脚。如果说刘心武“十七年”时期作品传授的道理，尚具知识性，其“文革”时期的作品所阐释的相关“文革”政策则完全是反历史、反现代、反人性的政治激情想象。刘心武用文学的形式合理化这些政策的行为，完成自我对象化的同时，也沦为了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
一、从文老师到张老师：刘心武“自我”的一次放逐
“十七年”时期，文学是实现政治力量的工具，这虽已被设定为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然而，知识分子依旧可以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寻得些微的缝隙，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多么好的阳光》（1959）、《阿姨》（1959）、《桂花飘香》（1962）等作品呈现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友爱的生活状态。《窗影》（1961）、《播种》（1962）等作品在表达“向劳动人民学习”决心的同时，也明确了自己作为知识者的社会效用。及至“文革”，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文学与政治被牢牢地粘合在一起，成为铁板一块。知识分子唯有“失语”，方能获得进入“文革”文学场的可能。这从《盖红印章的考卷》（1975）里的文老师与张老师形象的塑造便可见一斑。
第二章 “时代精神和新人面貌”
无产阶级掌握“先进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主导着刘心武80年代之前作品的叙述立场。进入 80 年代，知识分子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承担起“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因此，较之前的创作，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的叙述者已然摆脱了政治力量的束缚，能够较为自信地表达其对世界的认知。中篇小说《日程紧迫》（1984）中有一位日夜奋笔疾书的评论家，“他已经酣畅淋漓地论述完了近期优秀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和新人风貌，而要转入对不良创作倾向的细致剖析了。”评论家对优秀作品的体认——把握“时代精神和新人面貌”，道出了刘心武80年小说的核心思想。这种“时代精神”主要表征为，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肩负起振兴民族的责任。
第一节 刘心武问题小说与“新时期”初期文学
书写时代精神，是当代文学的传统主题。与其“十七年”时期作品直接呈现“新人”、“新事”、“新生活”不同的是，刘心武 80 年代小说主要是通过聚焦社会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共同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可以说，是 20 世纪问题小说一脉的承续。然而，在取材、情感基调、叙述立场等方面，它又表现出了明显的80年代特征。
一、赵树理“问题小说”的承续
较其70年代末小说，刘心武80年代小说的问题意识更为鲜明。这种聚焦社会问题的书写方式，是对20世纪问题小说，即赵树理问题小说的继承。
刘心武 70 年代末小说便开始尝试书写社会问题，然而，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不是围绕具体社会问题展开想象的，偏重于对“新人”、“新事”、“新生活”的讴歌：从《班主任》（1977）的题目，我们便能发现，作家的创作动机是塑造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而“青少年精神创伤”问题则是在塑造张俊石形象的过程中“无意”发现的；《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1978）是有关一批青年在“文革”结束后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故事；《没有讲完的课》（1978）塑造了一位坚持讲授科技知识，与“四人帮”斗争的教师形象；《清晨，窗外飞过一队白鹤》（1979）歌颂了一位誓将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祖国的工程师；《快乐》（1979）描写了一位为了学生数次失约于儿子的中学教师等等。
在刘心武80年代小说中，这种彰显人物优秀品质的书写方式日渐式微，“问题”意识日益凸显。《银锭观山》（1982）关注的是待业青年如何就业的问题；《日程紧迫》（1984）指出了党政机关对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过度干预的问题；《黑墙》（1982）、《蔚蓝色封皮》（1982）等作品呼吁不要侵犯他者的私人空间；《非重点》（1983）发现了学校重点与非重点划分的不良影响；《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1983）、《白牙》（1988）等作品指出了人与人之间沟通、信任的萎缩问题；《天伦王朝》发现了父母过度干涉子女婚姻的问题；《5·19 长镜头》（1985）指出青年精神生活匮乏的问题；《钟鼓楼》（1984）、《公共汽车咏叹调》（1985）、《王府井万花筒》（1986）等作品发现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们精神状态滞后于物质发展的问题等等。
第二节 “调适”的气质
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分为“调适型”（accommodation）知识分子与“对抗型”（a spirit in opposition）知识分子。“调适型”知识分子仅承担“‘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极易“沦为只是社会潮流中的另一个专业人或人物”；而“对抗型”知识分子承担了“调适型”知识分子工作的同时，“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很明显，刘心武属于“调适型”知识分子一类。这从 1983 年“现代派”讨论中的刘心武态度便可见一斑。总体来说，刘心武对“现代派”持认同的态度。《在“新、奇、怪”面前——读<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文中，刘心武对高行健的书大加赞赏：“近年来，报刊上散见的介绍西方现代小说发展情况的文章为数已然不少，也已经出版了一些较为系统地介绍作家、作品、流派、技巧的书籍。”然而，像“高行健统治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样的书还是很罕见的”。与李陀、冯骥才等人不同的是，刘心武没有沉浸在“现代派”的狂欢中，而是“理智地”提出李陀、冯骥才、高行健等人的疏漏之处，并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刘心武80年代之前作品的人物常活跃在公共空间，及至80年代，日常空间开始成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所。然而，刘心武无意于呈现日常生活的复杂、暧昧、感性，从日常生活中看到社会的变迁、时代的风貌，才是刘心武的兴趣所在。“传统”与“现代”是 80 年代作家普遍面临的命题，刘心武亦不能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是打开刘心武80年代小说的两把钥匙。
同样是相信历史理性信仰，坚信历史的发展遵循着一种上升的态势；同样是意图建构一个“现代”世界，由于“调适”气质使然，在具体细节的处理方面，刘心武与同时期的作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眼里的“传统”是动态的，可改良的，后者则认为“传统”是藏污纳垢之所在；前者建构的“现代”世界，以“知识”与“理智”为原料，后者对“现代”世界的想象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的彰显。
第三章 文学身份的焦虑与困惑 ............ 72
第一节 景观化的时代主题....................72
一、“民间”：侠客梦的现实想象............ 73
第四章 《飘窗》：当下社会普遍心态的摹写 ............... 107
第一节 “荒唐”的现实世界................107
第五章 刘心武小说的日常叙事风格 ......... 117
第六章 “单向度”的“人”
由于理念的介入，刘心武的日常叙事呈现出清晰的审美特征。然而，仅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刘心武小说作为“理性型文本”是不够的。本章将着重讨论刘心武对“人”的书写，希望通过本章的分析，对刘心武小说作为“理性型文本”的一面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这里有黄金》（1979）、《如意》（1980）等小说发表之后，刘心武强烈地意识到，“作为文学作者，最要紧的还是具有文学眼光”，“一种人的命运感，一种对人的心灵的解剖”；“文学作品主要是写人，写人的命运，以人物为重心，以人物的命运为线索”。“人是目的。观念不是目的。”但是，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刘心武的创作实践与其创作谈表达的文学观并不吻合，甚至可以说是相悖的。我们在刘心武小说中很难看到像刘再复所言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刘心武笔下的人物普遍呈现出一种单质的性格。
第一节 “专制”的叙述者
一、无处不在的叙述主体眼光 “从小说叙事话语的语式来看，描述和讲述是两种最为基本的类型。”刘心武小说主要采用的是“讲述”的语式。“在‘讲述’这种语式中，作家不仅可以提供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过程和结局，而且可以对人物直接进行评说和判断。”相较于一般“讲述”语式的作品，刘心武小说叙述者对小说人物言行的控制要更为严密。这种控制遮蔽了小说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令叙事呈现出一种清晰、明快的风格。
结语
作为理性型作家的刘心武 通过上文的分析，刘心武小说“理性型文本”的一面得到了细致的呈现。然而，如果我们想判断刘心武是一个理性型作家，仅依据“理性型文本”是不够的。根据“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方式的不同，王学谦先生将作家分为两种类型：生命型作家与理性型作家。“在生命世界观中，人与世界是交融在一起的，并没有理性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分离、对立。”与生命世界观不同，“理性世界观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与世界是分离性的，即人作为理性主体依靠自己的理性对作为客体的世界进行观察、分析，并获得清晰的理性原则。”下面笔者将通过分析刘心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方式，来进一步丰富作为理性型作家的刘心武的形象。
建国以后一直到当下，中国主流文学的主题、表现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剧烈的变动。部分作家的创作与主流文学的变化似乎关系不大，总是稳定在一种创作状态中。譬如，汪曾祺呼应了沈从文的田园抒情传统；余华总是执着于个体与世界的对抗；林白则着迷于个体的孤独感。并不是说时代热点没有投射在这一类作家身上，而是这些作家更愿意表现自我的能动性。时代热点、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作为“非我”存在的“世界”与“我”是“交融”的。换言之，在这些作家眼里，“世界”本质上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投射对象，征服“世界”与彰显自我是同一的。莫言小说多有清晰的历史背景，《红高粱》的故事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1987年5月27日的山东苍山的“蒜薹事件”令莫言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于是有了《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故事取材于晚清高密乡民拆毁胶州事件；《蛙》则紧紧围绕“计划生育”政策展开丰富的想象。然而，莫言无意于判断这些历史事件进步与否。与其说莫言在描述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颇为重大的事件，不如说莫言是在描述“人 ”是如何参与形塑历史，又是如何被历史淹没的悲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