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传统下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以《秦腔》《古炉》《带灯》《老生》为中心

第一章绪论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史传传统之关系概述

1.1研究综述
从1973年发表在《群众艺术》上的《一双袜子》算起，贾平凹文学创作至今已走过了44年的历史，其散文、中短篇小说（集）创作数量难以确记，而长篇小说也已多达16部，并且获得茅盾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其作品也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多种语言的20余种版本在海外传播ｍ。伴随着贾平凹作品的不断问世和影响的日益广大，学界对其研究也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3月下旬，中国知网上以“贾平凹研究”为主题的研宄文章有3630余篇。单从这一研究数量上看，当下作家中仅莫言、王安忆两位在贾平凹之上。从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系统中查阅，贾平凹研究专著至今也有近70本。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整体研究，此类研宄中包括贾平凹传记、创作年表、研究资料汇编、访谈、贾平凹创作分期及艺术风格转变等；第二类，作品专论，此类研宄集中在贾平凹具体作品的主题、结构、风格、意义及缺陷等方面，是贾平凹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第三类，比较研究，此类研究包括贾平凹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其他作家作品、外国作家作品等的比较，以及贾平凹作品海外传播接受情况等方面。
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和审美理想自觉不断地追求和借鉴，是其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的特征。除了《世说新语》、《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外，贾平凹早年也认真系统阅读过《史记》一类史传著作，这对他的文学风格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对《山海经》、《史记》等史传作品的倾心和学习使其小说在艺术风格、作品结构、叙事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了“史传”的特征。“史传”传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早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其与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关联近些年才被重视起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最早提出，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以《诗经》、《楚辞》为源头的“抒情”传统和民间文学的“史诗”传统——内在制约着“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而陈平原在其博士论文中，也进一步提出“诗骚”传统与“史传”传统在新文学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海外华人王德威、陈国球等人则是沿着“抒情”传统这一脉络继续探讨，发展了一套“抒情”理论，进而波及国内，大陆学者们也在此方面多有论述。“抒情”传统与“史传”传统作为两大对立而又不断融合的文学资源，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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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传传统及其特征
“史传”一词，较早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这篇关于“史传”的阐释，分别论述了从轩辕时期主文职的仓颉开始，到夏商时期记史的典、谟、诰、誓，春秋时期的《尚书》、《春秋》（孔子）、《左传》（左丘明），秦灭六国时期的《战国策》，两汉时期的《楚汉春秋》（陆贾）、《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三国时期的《三国志》（陈寿）等“史传”著作，并点明其写作目的、特点及价值。刘勰所指的“史传”乃是上起唐虞、下至东晋的各种史书，是历史散文的总称。“史传”最为核心的特点便是“实录”，西汉扬雄在论述“史传”时写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东汉班固又对“实录”进一步解释，赞扬《史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而刘勰《文心雕龙》中也赞扬司马迁“实录无隐”。客观地记录历史，乃是史家最为核心的价值原则。但不可避免的，史书中也有许多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场景和人物语言的虚构、奇闻异象的增饰等等在史书中也常常出现，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但“爱奇”倾向因违背了史家“实录”原则，招致了后世大量批评，刘勰批评其“莫顾实理……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一旦史书中虚构夸饰的成分过多，它无疑失去了“信史”的品格，而成为“杂史”“杂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稗官野史”，其中夹杂着很多“街谈巷语”暴和“道听涂说”，记帝王虚实莫辩，写凡人怪诞虚妄，因而体制不合正史，不能入正史之列，《文心雕龙.史传》中列举的《战国策》就被《隋书》列为“杂史”之首。但因为这些野史杂传中存有信而有征的史料，它具有了“补正史之阙”的作用和效果；也因为其中多虚构和想象而使得人物性格饱满、传奇色彩明显，成为从“史传”到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除此之外，司马迁因继承了屈原和楚辞的巍抒情传统，《史记》中《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许多篇章抒情色彩十分明显，这不仅体现了《史记》的抒情特征，也对后世抒情文学的诗、词、小说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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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客观实录与全知叙事

2.1当下乡土生活与民间历史题材
评论家们倾向于将贾平凹定义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大师级作家，而其大部分长篇小说的题材的确是写以“商州”为代表的中国“乡土社会”。学者们从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背景，把贾平凹作品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大类。其迄今为止的十六部长篇小说，除《废都》《白夜》《土门》《高兴》这四部作品故事展开的地点是“西京”城之外，其余长篇小说的背景都是在以“商州”为代表的农村地区。但也早有评论家指出，《废都》虽然写西京城以“庄之蝶”为代表的四大闲人以及以“唐宛儿”为代表的多位女性，但贾平凹并不擅长写城市题材的小说。《白夜》《土门》《高兴》的背景虽发參生在城市，却写的是城中村和城市中的农民工，其本质上也仍算“乡土小说”。所以说贾平凹是“乡土文学”大师并不为过。贾平凹本人也多次表示过他对乡土社会和乡土题材的迷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生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
但如果我们从小说题材的时间背景来看，则可大致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分为当下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两大类。像《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带灯》《极花》都是写当下现实中社会改革、人性变迁、文化风俗和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而《古炉》和《老生》则属为数不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前者写古炉村的“文革史”，后者写二十世纪至今百余年秦岭村落的社会变迁史。当然，这里的“历史”并非指经典定义下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历史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重大历史事件，而指的是写历史大背景下小地方、小人物的“民间历史”。如果从文学史意义上讲，贾平凹所写“当下生活”的小说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后也将会成为后人了解这个年代“社会生活史”的鲜活的“文学”而非“历史”著作，这正如我们从杜甫诗歌中能看到唐朝由盛转衰的那段历史一样。贾平凹自己对此也有独到的认识：“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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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引地方志/笔记/公文入小说
我们说贾平凹的小说明显体现出“史传”的“实录”特色，是因为他对明清小说以白描手法写日常生活传统的继承，对当地语言、文化、地理等“原生态”式的呈现，而他对地方志、公文、会议记录等的重视并将其引入小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虽然这些文体在引入小说时难免会被作者根据故事的需要进行选择、剪裁和改编，但其在形式上会给人以真实可信，有史为证的感觉。贾平凹很早就说过：
我在商州每到一地，一是翻阅县志，二是观看戏曲演出，三是收集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四是寻吃当地小吃，五是找机会参加一些红白喜事活动。
因此，我们能发现他经常直接引入“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入小说的特点，其作品也因此获得了“史传”的“实录”品格。早年的《商州》《高老庄》，近些年的《秦腔》《带灯》等，都具有这个特点。以《带灯》为例，这是贾平凹2013年1月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背景是秦岭深处的一个村落“樱镇”，这里在经济发展大潮中发生了巨大变化，高速公路修了进来，人们在旁边的大矿区挣钱，樱镇也建起了大工厂、淘沙厂，到处都在拆迁重建，但社会矛盾同时也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出来。樱镇镇政府因此成立了专门负责“维稳”和处理村民纠纷、群众上访等问题的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刚从市农校毕业的带灯满怀热情和理想来到了樱镇镇政府，后来当上了“综治办”主任。但她热情、善良、正义、积极有为的“理想主义”气质在镇政府的工作环境中显得十分“另类”，她帮助村民们解决了很多矛盾，并为在大矿区打工而患上“矽肺病”的十几位村民申诉，争取免费治疗和生活补贴。但她同时又得平衡那些习惯了谋求升官、投机钻营又粗暴蛮横的镇政府领导和卑微可怜又爱使强用狠的村民之间的关系。最后因元、薛两家为争夺采沙厂一事而大打出手的暴力流血事件替书记、镇长背了黑锅，被撤销“综治办主任”职务，予以行政降两级处分。带灯长时间面对盘根错节、无法处理的村民矛盾，变得孤独忧郁绝望起来，最后精神失常，患上了“夜游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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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巫史传统与爱奇倾向...........31
3.1史自巫出..........31
3.2神话/史传/方志色彩的《山海经》与《老生》.........32
第四章记言记事与抒情风格........41
4.1《史记》的抒情特质..............41
4.2《秦腔》《老生》《带灯》等作品的抒情风格............43

第四章记言记事与抒情风格

4.1《史记》的抒情特质
正如前几章所论，史传的核心特征是“实录”，也就是客观地“记言记事”，把历史的风云变幻如实地呈现给后人并给后世以借鉴，因而忌讳掺入史家个人评判立场和感情倾向。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任何史家都不可能绝对地将自己与所叙述的历史对象隔绝开来，史传作品必然或多或少带有世人或史家的评判立场与情感色彩。以“史传”中我们最为熟知的《史记》为例，司马迁在客观记录“史实”的同时，也常常通过“春秋笔法”来进行隐蔽地褒贬，尤其是对他当朝的孝武帝及百官的人格或行为评价更为“隐约”。再者，《史记》每篇结尾处都会出现“太史公曰”这样的发论，以给史家在严肃而客观的历史叙述后留下一个抒发己见的机会，这也成为后世史传“论赞”的常见形式。也同时因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遭遇了“李陵之祸”而内心郁结，其中很多篇“章都带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作为“史传”的代表作品《史记》，正如《史记》研究者指出，它继承了先秦时期《诗经》和《楚辞》的抒情传统，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并且对后世抒情文学的诗人、词人、小说家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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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贾平凹无疑是一个自觉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当代作家，他身上具有明显的“传统文人”气质和“文学复古”倾向。笔者从贾平凹的部分文学作品切入，同时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试图在“知人论世”的方法下，探讨其长篇小说在叙事技巧和艺术特色等方面与“中国叙事”的最初形态“史传”之间的关系。也试图在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研究范式中，以当代作家贾平凹为例，寻找出“继承传统”而非“师法西方”的例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褒传统”而“贬西方”的价值判断。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并不发达，而“史学”传统则承载着“叙事”的大部分功能。因而，“史传”便成为后世中国叙事文学的母体。尤其是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著作，其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文学特征，两千年来，学者们早已论述了“史传”中的代表一一《史记》——所具有“实录”、“爱奇”和“抒情”等重要特征，而倾心古典的贾平凹也多从《史记》等“西汉文章”中汲取丰富的文学营养，同时“史传”传统又像是“集体无意识”那样深入中国作家的“潜意识”里而成为“文化基因”，因此我们看到了贾平凹作品同样呈现出史传式的“实录”、“爱奇”和“抒情”的风格特质。本文即是围绕这三点及其“史传”式的表现技巧来论述贾平凹作品的“史传”风格。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笔者将贾平凹安放在“中国传统”向下而排斥甚至拒绝有关其作品“现代性”特征的论述，恰恰相反的是，就连贾平凹自己也经常说，他内心是很现代的，并且艺术观念受西方现代派和美术理论影响很大，他一直努力以传统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当下的生活气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