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85 年的山西诗歌文学研究

1时间重新开始了

1.1 乍暖还寒
1976——1978 年是山西诗歌整体向新时期诗歌过渡的阶段，尽管 1976 年前后有关打倒“四人帮”的大量诗作已包含了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成分，但其写作模式与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并没有本质区别，几乎没有触动 50 年代以来“诗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格局，集体创作仍是这一阶段的主流模式。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境遇中，诗歌变成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政治文本，浸染了当时的时代政治话语。在诗歌的审美层面上，主体个性的审美价值严重受创，每一个个体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集体代言人，他们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我”的声音完全淹没在充斥主流政治话语的“我们”的声音中，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意味和集体话语色彩。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还处于“乍暖还寒”时期，文艺思潮经常处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历史旋涡当中，总体上不可能为新诗提供突破局限的契机。
1.1.1 悼念与颂扬
1976 年至 1977 年，悼念和颂扬国家领导人、歌颂党、歌颂国家是诗歌创作的主调，从公开发表的诗歌作品来看，几乎所有的诗歌都以高扬的热情和通俗直白的语言展现出当时人民大众对党、国家和领导人的无限热爱与崇拜，他们把内心的崇拜之情毫无保留地甚至是夸张地表现在诗歌中，散发出极强的感染力和鼓动性，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梁志宏的《颂歌一曲献领袖》：“这一天，中南海彩霞满空，/这一天，书房里阳光倍亮。/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一起屹立在祖国的心脏。”；武建中的《奔腾吧，欢乐的大河——献给党的“十一大”》：“那页留下了历史前进的崭新篇章，/讴歌着党中央、华主席的伟大功绩。/呵，凯歌掀动着红十月的日历，/张张都记载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下面，我们看王东满的《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节选）：
再听一遍——/啊！难道这会是真的？！/——不，不不！/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毛主席呀毛主席，/此刻我仿佛看见您——/布衣草鞋红雨伞，/踏遍青山传真理；/井冈山上八角楼，/长夜挑灯设大计；/为驱日寇救中国，/万水千山走铁骑，/铁流滚滚二万五呀，/雪山草地留足迹；/遵义的霞光枣园的灯，/照亮革命历程千万里……/百万工农跟着您，/托起一个红彤彤的世纪。
同志呵，快擦干泪雨！/战友呵，快穿好征衣！/历史的长河不会停顿，/中南海的灯光呵，/千秋万代永不熄！/谁说巨星会陨落？/毛主席思想的灿烂光华，/将与日月齐辉，光焰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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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场效应与狂欢
天安门诗歌是典型的广场诗歌，这除了其发生地点在广场以外，更多的则是因为写作者有着明确的目的，他们想要借助诗词来表达自身的爱憎情感，同时还要去唤起听众和观众的意识，因而很快引起了由众多群众参与的“广场效应”，这一影响意义是久远的。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山西诗歌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当时的写作状态，在具有极大凝聚力的广场语境中，平日被政治话语压抑而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个人”在“群众”中找到巨大力量，每个人都把身边的普通群众看成了“自己”的一员，视为兄弟手足。尽管天安门诗歌是以悼念周总理而开始的运动，但这种广场氛围顺理成章的引起了全民狂欢。
这与欧洲的“狂欢节”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在狂欢节期间，他们制造出许多欢乐：跳舞、假面舞会，赛跑或其他体育活动，虚张声势的比赛……这是无节制的日子。什么事情都行。这种过度表现，吃喝无度的纵欲狂欢——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规则”在这样的“节日”里，各种既定的差异被颠倒，处于绝对地位的“四人帮”集团利益被抹煞，在全民参与的诗歌运动背后，渗透着的是群众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产生了一种被重新秩序化的差异的可能，蕴含了一场显在的革命——这是一种反官方权威的力量，它颠倒了各种社会等级，并不可避免的暗示了一个历史的终结，但同时也暗示了一个历史的开端——这便是天安门诗歌运动之于当代诗歌的意义所在，就山西诗歌而言，持续近三年的广场效应与狂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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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别激情

2.1 “回归”的诉说
2.1.1 审思历史
随着“文化大革命”真相的不断披露和文艺界全面展开的“拨乱反正”，公众要求为受害者伸冤的呼声日渐高涨，这种思想的觉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动摇了极“左”思潮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更使全民族的精神状态冲破了各种思想禁区，营造了审思历史的总体气氛。长时期的被压抑状态加深了诗人们对人生和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一部分诗人开始了对历史的审思，主要以文武斌、张不代、丰昌隆、梁志宏等为代表。下面，我们首先看文武斌的《党呵，我的母亲》
“我不忍看那/‘斗鬼台’上的恶剧：/老教授颤栗的身躯，/科学家呆滞的眼神……/沾血的宽条皮带/没有抽在我身上，/却抽碎了我的理智和良心”，“斗鬼台”上的恶剧、“颤栗的身躯”、“呆滞的眼神”以及“沾血的宽条皮带”，残酷、血腥、恐惧，诗人将自己的痛苦植根于那段凶暴、无情、让人恐惧的历史，发出对十年内乱的悲愤的控诉，书写历史所带来的创伤。
创作于 1981 年的这首《突围之歌》，虽然有着相似意象，诸如“狗的长舌”、“狼的目光”、“奇形怪状的魔鬼”，但很显然的一点是，诗人不再局限于历史的创伤和心灵的疼痛，也不再回避十年文革中矛盾斗争的尖锐复杂，而是从历史的阴影走出来，赞美明天。整首诗书写了诗人始终处在“包围——被包围”这一循环往复过程，但面对困境，诗人没有冷眼旁观，也没有感叹抱怨，而是选择了“突围”。他从自我写起，逐步扩大到“我”的内涵与外延，在诗中浸透着自己内心世界的悲欢，体现着自我的个性，交织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经历和遭遇。“诗中的“我”，是集体、民族、国家的化身，又是诗人自身的具现”。“集体的我”与“个性的我”相融共生，互通桥梁，成为了文武斌能在众多诗人中率先突破自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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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身份的确认
在政治空气凝重的年代，对于大部分的诗人来说，其创作的黄金年代被荒废，在山西诗界，除了冈夫、马作楫等一些老诗人外，“归来诗人”们大多都是在诗歌之旅刚刚启程之际便遭遇了搁浅。他们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成为了精神上的流浪者。面对政治的高压，有些诗人愤然停笔，坚决不再作诗，用沉默在内心坚守诗歌阵地；有些诗人则融入了历史的洪流，选择了“齐声合唱”，但是文革一结束，在时代的推动下，在“真实性”的召唤下，他们便相继复出、回归队伍，诗人们在对自身存在加以确认的同时，也标志着身份有了变化。山西当代诗歌史由此得以“重叙”。
2.2.1 诗人身份的回归
身份的归来首先是诗人职业的回归。在文革期间，许多诗人备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打击，甚至被打成“叛徒”，蒙受不白之冤。直至“文革”结束，在新时期的拨乱反正中，诗人们才逐步恢复职业与名誉。
首先是老诗人冈夫，他在文革期间被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打成“叛徒”，遭受了不白之冤。他被赶出城市，发表作品的权利自然也被剥夺，他的诗只能写在纸上、记在心里，如《梦回》：“梦回风雨度关山，蹉跌艰危记几番？/血汗不辞泥委地，心神惟向斗悬天。”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中央为这起冤案彻底平反，年逾古稀的冈夫终于回归到诗歌队伍，亦由此而焕发了“青春”：“把响入行云的喉咙放开/把震撼大地的步伐迈开”（《“拉拉队”之歌》1980）。之后的几年里，还相继出版诗集《冈夫诗选》和诗文选集《远踪近影》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这超越古稀的耄耋之年，诗人仍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创造力成功进行了多种诗体实验：譬如《板话赵树理》（歌行体）、《“拉拉队”之歌》（歌词体）、《一衣带水曲》（歌谣体）、《洛云飞思》（朗诵诗体）、《杂感五十八则》（或散文诗体、或寓言体、或哲理诗体）等等，是山西诗界的先行者。或许，创作于 1989 年的《迎接新的曙光》可以代表诗人一生的情感：
在我 80 多岁的日子里/我有过美好的梦想/也有过失望与彷徨/经历过许多风浪/又有过不少的忧伤/并想到现在和以后/仍会有这样那样的难关/要我们去闯去撞/但今天我还是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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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蒙召唤 .......................... 29
3.1 “人”的回归.......................... 29
3.1.1 “启蒙”与“突围” .................. 29
3.1.2 肯定“人” .................... 30
4 艰难的转换.......................... 43
4.1 停滞与重复 ..................... 43
4.1.1 时空拘囿..................... 43
4.1.2 “山药蛋派”的桎梏 .................... 44

4艰难的转换

4.1 停滞与重复
纵观 1976——1985 年的山西诗歌，我们会发现，相较于全国诗歌，山西的过渡似乎过于漫长，除少数诗人能够站在时代潮头引领诗歌发展以外，整体尚处于滞后状态。
当“归来”的诗人们满腹惆怅、诉说创伤的时候，山西除文武斌、张不代等诗人外，基本上还处于狂欢状态。如“要找队长吴老贵，/不用问总在大田内。庄稼人的脾气还干脆，/三伏天爱脱个光脊背。”（1980）；“清蒸鲤鱼又嫩又鲜，/葱花烙饼又脆又软”（1980）等等这样的诗句仍然占据着诗坛大部分的位置。
当同期的“朦胧诗人”于 70 年代末横空出世，以一种全新的、与过去那种诗决裂的高昂姿态刺激诗坛，彻底反叛“假、大、空”的诗歌模式，并形成一股新的诗潮时，山西诗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们仍然在“假、大、空”的道路上继续沉迷，颂歌、战歌覆盖着各大报刊、杂志，“四句分段”的机械模式依然被固守。新诗潮所倡导的肯定“自我”，突出个性元素，丰富诗歌语言，以及对外国现代派诗歌的表现手法的借鉴等一系列主张都没有给这个沉闷甚至窒息的山西诗坛带来惊喜。他们自动屏蔽着外来的空气，就连发生于 1983 年对“朦胧诗”全盘否定的全国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山西诗坛几乎也没有任何影响。
然而，在这“幸运”的背后却也蕴藏着巨大的缺憾，不得不说，我们对新事物的冷漠，对于造成诗坛停滞的局面是有极大关系的。这一部分将主要探讨山西诗歌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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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76——1985 年这一阶段是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新诗秩序得到重新调整，思想的解放也激励着诗人们摆脱桎梏，寻求变革。在时代转换的背景下，山西诗人们自觉地与“二十七年”的诗歌创作进行着断裂，在新诗潮的影响下，把握时机，重建新诗。首先，从诗歌的主题来看，这一阶段的山西诗歌从一味的颂歌、战歌中摆脱出来，并将视角拓展至历史与人生、与社会等各个方面，内容更加广泛，思考更具深度。其次，从诗歌的艺术性方面来看，归来的中年诗人和崛起的青年诗人在各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下，在关注诗歌本身的题材内容和主体思想的同时也更加注重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审美体验，特别是以潞潞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群，在诗歌技巧上展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使这一阶段的山西诗歌走出了“非诗”的传统写作模式，逐步向“诗”的方向过渡。再次，从诗人的主体意识来看，他们不再沉浸于集体大合唱中，而是力图“为公众代言”、力图肯定“人”，完成了由“审思历史”到“竭力启蒙”的历史使命。另外，本土意识的觉醒也促使诗人们在诗歌中融入具有本土特色的意象符号，如“黄土高原”、“北方”等，在青年诗人们的诗歌中随处可见，显示了山西诗歌的独特性。这些具有个性的诗歌为山西诗坛注入了活力。
总之，1976——1985 年这一阶段的山西诗人不遗余力地调整诗歌观念，重建新诗，充分展现出其创作个性和探索精神，无论是对历史的审视还是对现实的描摹，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山西诗人们自觉承担“重建新诗”这一责任的积极态度，其创作成就不仅远远超过“二十七年”的诗歌创作，而且也成为山西诗歌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八、九十年代以后的山西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当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过渡期。当然，这一时期的山西诗歌不可避免的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使得山西诗歌的发展备受拘囿，在整体上比中国诗歌的发展稍显滞后，尽管不乏有优秀的诗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诗歌的语言、形式、意象等方面积极寻求变革，并取得显著进步，但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在整体上完全摆脱打破传统的束缚仍需要较长时间。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山西诗歌创作对于山西诗歌史而言是有着巨大的变革意义的，他们在调整诗歌方向、引领山西诗歌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