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朝汉语关系密切，接触历史悠久，但学术界尚未充分重视延边地区朝鲜语对汉语影响的研究，许多研究领域都是空白。鉴于此，本文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目的：
1）对延边朝汉语言接触的历史进行梳理，并总结延边朝汉语言接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特点；
2）结合语言变异与语言接触理论的有关成果，描写延边汉语动宾语序的变异情况，探讨朝鲜语 OV 语序对延边汉语动宾语序的影响情况，以期为延边地区其他语序的变异研究抛砖引玉；
3）以延边地区的动宾语序变异为例，探讨以往语序变异动因与机制理论研究的不足，重新思考语序变异的动因与机制；
本文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利于语言接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以往的语言接触研究主要是语音、词汇层面的研究，甚少讨论语法层面的研究，延边汉语的语序研究可以丰富语言接触导致的语法层面的变异的研究；以往的语言接触研究多关注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影响，甚少讨论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的影响，本研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新的例证。
2）有利于语言变异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学界在探讨语序变异动因时往往忽视语言使用主体对语序变异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重新思考语序变异内外部动因间的关系，以及丰富语言使用主体对语序变异的影响。
学界对语序变异机制的创新研究很少，一般都采用西方语序变异机制的成果。本文可以为语序变异机制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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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现状
语言与社会关系密切，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语言的变化与发展也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语言的变异与变化既是语言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人类语言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异与变化之中。我们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关“语序变异与变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时发现，学界对这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微观描写与宏观解释这两个层面上。微观描写层面探讨的内容主要是不同语言中的语序具体的演变过程、演变结果等，宏观解释层面主要探讨的是引起语序演变的动因、机制等问题。
1.2.1 对语序演变的具体描写
近二十年来，国内语言学界对我国境内语言的“语序变异与变化”的描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汉语内部的语序演变，汉语方言间的接触性语序变异，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语序变异的影响和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语序变异的影响。
1）汉语内部的语序演变研究
有关汉语内部语序演变的代表性成果有吴福祥（2003）对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 C”带宾语的语序的研究；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对“数+量+名”格式的来源的研究；廖俐（2016）对“动趋宾”结构的语序演变的研究；以及刘泽海（2016）对汉语基本语序发展轨迹的研究。
2）汉语方言间的接触性语序变异研究
汉语方言间的接触性语序变异指的是，一种汉语方言通过接触的方式对另一种汉语方言的语序施加了影响，并使被施加影响的方言的语序产生了变异。如：吴子慧（2009）描写了北方方言影响下的绍兴方言的双宾语的语序、双宾兼语句的语序及动宾补语序的变异；罗昕如、刘宗艳（2013）则描写了桂北湘语由于受到以桂林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的接触性影响，其能性述补结构“V 得/不 C”带宾语的语序、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语序、差比句的语序、趋向动词作可能补语的语序产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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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延边朝汉语言接触的历史与特点
2.1 延边朝汉语语言接触的历史
从古至今，我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有着密切地往来，汉语与朝鲜语也有着悠久而密切的接触史，但延边地区的朝汉语接触情况与之前的中原汉语与朝鲜半岛朝鲜语的接触情况有所不同，下面我们按照延边地区汉语与朝鲜语的接触情况，分阶段地介绍一下延边地区朝汉语接触情况。
2.1.1 自发接触阶段
1910 年以前：满族入关成立大清国之后，满族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颁布禁关令，厉行封禁政策。为了防止朝鲜人进入，满清政府下令整修了自凤凰城至碱厂堡的柳条边。与此同时，朝鲜政府也严控朝鲜边民犯禁的行为，甚至对犯禁者处以极刑。不过，从 18 世纪起，就有一些朝鲜人民因土地贫瘠并饱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越过鸭绿江、图们江进行狩猎、挖参、开垦等活动，早期越禁人员往往从事流动性劳作，即使是开垦活动，也是“朝耕暮归”，长期定居于此的人数并不多。
19 世纪中叶，黄河下游连年遭灾，山东、河北等地的汉族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闯入东北，到东北地区谋生。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封禁政策不但逐渐被废止，清政府甚至还招民拓荒。就这样，东北地区的汉人逐渐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朝鲜也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许多朝鲜农民背井离乡到东北地区，“边防守军与朝鲜人民隔江相望，言语稍通，如遇荒欠，则互相安慰，并以粮食馈之，对越垦之事多半睁一眼闭一眼，默许他们垦种。”[1]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民跨江到东北地区谋生定居。
朝鲜人民的移民垦荒活动也逐渐得到清政府政策上的保障，1884 年，清政府在和龙峪（今龙井市智新镇）设通商局，在西步江（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设分局，在光霁峪（今龙井市开山屯光昭村）设分卡，与朝鲜互市。1885年，又将这三处改为越垦局，管理朝鲜垦民越垦事宜。1886 年，在和龙峪地区划出约 700 里长、50 里宽的朝鲜移民专垦区。[2]这一政策不断吸引着朝鲜垦民到此聚居开荒。截止到 1910 年，延边朝鲜族人口达到 109500 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76.6%。这一时期，延边地区汉族、满族人口数量不多，由于彼此语言不通，
朝鲜移民与汉族的交往不多，偶有交往，也大多依靠表情和手势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交流，非语言符号在朝汉两族的交际中更具重要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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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延边朝汉语语言接触的特点
延边地区双语特色十分突出，双语景观（朝汉双语的语言景观）非常丰富，双语政策、双语教育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朝汉族之间关系融洽，这些都为朝汉语的密切接触提供了条件。延边朝汉语接触至今，既有历时性的特点，又有共时性特点。
2.2.1 历时性特点
历时性特点主要指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自发到自觉。1945 年以前，延边地区的朝汉语是自发接触阶段，这一时期迁居到延边地区的朝鲜族主要是因朝鲜半岛饥荒、清政府的垦荒政策、日本的移民同化政策、朝鲜族抗日需要等，大多数朝鲜族对我国的归属感比较弱，因此他们没有学习汉语的明确动机，与汉族的交往主要是为了解决生存的需要，因此，朝鲜族的汉语水平不高，朝汉两族只能通过手势、表情等非语言符号及一些简单、常用的词、短语、句子等语言符号互补传递信息，进行简单的交际活动。1945 年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投降，我国境内约有一半以上的朝鲜族回到朝鲜半岛，留下的朝鲜族继续在我国境内定居，成为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一时期，延边地区拥有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生活在这里的不同民族开始建设延边，朝鲜族有了合法身份和对我国的归属感，并逐渐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有了学习汉语的需要，朝汉两族接触更加密切，朝鲜语与汉语的接触更加频繁、更加深入，部分朝鲜族开始主动学习汉语、使用汉语，部分汉族人也开始学习朝鲜语，朝汉族的交往逐渐以朝族式汉语为主，这标志着延边朝汉语言接触从此走向了自觉接触阶段。
二是被动接触与主动接触交替。延边地区朝鲜语与汉语的接触有时是被动接触，有时是主动接触。朝汉语被动接触时期主要有两段，一是日本吞并朝鲜为始至日本法西斯投降为止。日本强占朝鲜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同化朝鲜人民，提出“日韩语同系论”，
[1]并把日语定为国语，要求朝鲜人民使用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言文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制定出“朝鲜人移民计划”，并强迫推行“民族协和”、“满鲜一体”等殖民主义政策，继续同化朝鲜人民，所以朝鲜语与汉语的接触只能在私下进行，这一时期的朝汉语言是自发被动接触期；二是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为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这一时期，“左”的错误路线对语言政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朝鲜语语言文字工作遭到了严重破坏，朝鲜族不得不被迫学习汉语、使用汉语，朝鲜语和朝鲜族使用的汉语中增加了大量的政治术语和不符合朝汉语语言规范的结构和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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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延边汉语动宾语序接触性变异的判断.........................21
3.1.1 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句法组配参项变异情况.....................21
3.1.2 延边汉语中的两种特殊语序..............................23
第 4 章 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的动因与机制.......................................31
4.1 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的动因...............................31
4.1.1 客观动因......................................32
4.1.2 主观动因................................34
第 5 章 结语........................................42
第 4 章 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的动因与机制
4.1 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的动因
语序是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法是语言的规则，语序的变异脱离了语言常规，往往违背了既有的语法规则。因此，不同立场的语言学家热衷于探讨引起语序变异（语言变异）的动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国内外对语序变异动因的探讨，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一是重视并强调语言的内部因素，侧重研究语言内部因素促成的语序变异；二是重视并强调语言的外部因素，即非语言因素，侧重研究语言接触促动的语序变异；三是重视并强调语言内外部的综合影响，认为语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即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都很重要，都应引起重视。
笔者认为，语言演变的动因较为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语言演变内因决定论与外因决定论之争只看到了两者对立性的一面，没有看到二者统一性的一面；而内外因综合决定论虽然主张从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去挖掘语言演变的动因，认识到语言演变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却忽视了“人”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了“人”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
因此，笔者主张从语言演变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角度去探讨语序变异的动因，但无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都与接触因素有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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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朝汉语关系密切，在一百多年来的语言接触过程中，汉语与朝鲜语之间从共存到竞争再到融合，对彼此的语言系统互相施加了影响。纵观朝汉语接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延边朝汉语言接触在 1945 年以前是自发接触阶段，这一时期非语言符号在朝汉族语言接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45 年以后，延边朝汉语言接触进入了自觉接触阶段，延边朝汉族之间使用的混合语主要是朝族式汉语。延边朝汉语的接触除了具有从自发接触走向了自觉接触的特点之外，还具有被动接触与主动接触交替的特点。这种历时性特点的长期发展，使朝汉双语的接触逐渐呈现出“双向性、多层次、宽领域”的共时性接触格局。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朝汉双语的接触是不平衡的，汉语对朝鲜语的语音、词汇、句法、形态等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朝鲜语对汉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法上，尤其是延边汉语动宾语序的变异明显有别于延边地区以外的东北方言。
因此本文还重点研究了延边汉语动宾语序的变异情况。本文首先对延边汉语动宾语序的变异进行了判断，证实了延边汉语动宾语序的变异情况，然后指出了延边汉语动宾语序变异的两种类型：动宾混合语序和宾语前置句，并且对变异比较明显的一种宾语前置类型——“有”字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我们认为延边朝鲜语在与延边汉语进行接触时，对延边汉语动宾语序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让其在固有的 VO 语序与 OV 语序之间进行语序选择，而不是引发其进行语序创新。我们通过对变异语序的观察，认为延边汉语中变异为 SOV 语序和无主语的 OV 语序的情况较多；这些变异的动宾语序的宾语往往是既可前置也可后置的受事宾语、处所宾语、存现宾语，并且这些动词、宾语一般比较简单，动词与宾语通常都没有修饰、限制成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