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笔者认为深化金融科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使用。由于金融科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此应当深化金融科技在中西部的使用程度，以数字科技手段弥补金融发展基础薄弱短板。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金融科技(Fintech)泛指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科技公司利用前沿科技手段实现投资、融资、支付结算以及其他新兴金融业务模式。目前，对于金融科技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在学术文献和政府文件中一般将这种“金融+科技”全新业务模式称为“金融科技”或者“数字金融”。黄益平与黄卓（2018）认为金融科技更突出其技术特性，而数字金融的概念更加中性一些，两者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因此本文不区分二者的差别，在以下部分统称为“金融科技”[1]。金融科技突出大规模场景下金融业务自动化和精细化运行，使得金融服务的获取渠道更加多元化，方式更加便捷化，信息更加透明化，从而实现覆盖广、成本低、效率高的新金融服务模式，将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模式外的贫困人群和小微企业纳入到正规的金融服务体系当中来。自2016年FSB提出金融科技的概念以来，金融科技因其独特的普惠特性，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的焦点，尤其对于经济快速增长，而产业和社会结构相对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科技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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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腾讯金融研究院的数据统计，2010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活动笔数不到600笔，总金额约为110亿美元。截止至2019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活动笔数已经接近5000笔，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3.6%，投融资总额超过218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35%。从业务类型维度上看，目前全球金融科技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加密货币、保险、电子商务、大数据及智能分析领域，随着科技手段在金融行业的不断深耕，反应金融科技各细分业务领域投融资集中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由2010年的0.27下降至2019年的0.11，表明金融科技的各细分业务领域之间的投融资力度逐步趋于均衡，金融科技在全球批发与零售支付、财富管理以及保险市场中均被广泛应用。从区域维度上看，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金融科技投融资活动都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最大的金融科技投融资市场是北美地区，占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笔数的40%，投融资金额则超过了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金额的50%，截止至2020年底北美金融科技独角兽公司共46家，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欧盟、英国以及中国的金融科技市场占有率紧随其后。此外，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印度的金融科技投融资市场份额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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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金融科技相关研究
金融科技已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议题,其给全球金融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受到各国、各地区政府组织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重点关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科技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经济层面。
（1）金融科技的微观经济层面研究
首先，关于金融科技对微观主体创新能力及盈利能力影响的相关研究。金融是微观主体技术创新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金融供给的有效性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能力(Hsu et al，2014)[2]。而传统金融机构尚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以及运行低效问题，这不仅使得企业融资更为困难，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影响了银行自身的经营绩效(Aghion，2007)[3]。在微观主体创新能力方面，金融科技是通过科技赋能传统金融而形成的新产物，具有普惠性、靶向性、边际成本低等诸多优势，可以解决贷款主体融资环境恶化问题，从而降低企业借贷成本、改善借款结构使企业借款结构长期化，缓解了企业的信贷约束，为企业创新注入活力（蔡乐才，2020；谢雪燕，2021；聂秀华，2021）[4-6]。唐松等（2020）对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正是通过校正传统金融机构存在的“属性错配”、“领域错配”和“阶段错配”问题，优化融资环境，激发企业的创新研发和成果转化，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并且这种现象在金融发展禀赋较差的区域更为显著[7]。
在微观主体盈利能力方面，金融科技对于地区银行业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和产业竞争效应，通过“市场挤出”和“技术溢出”两个作用渠道促进了银行业有效竞争（孟娜娜，2020）[8]。但是金融科技带来的竞争加剧是否改善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金融科技确实有效降低了边际服务成本，但是从收入端来看其作用甚微，生产效率渠道存在阻滞，且导致了银行经营风险的提升（李运达，2020；邱晗，2018）[9-10]。而谢婼青（2021）认为金融科技对银行盈利呈U字型影响，金融科技投入初期，银行成本与收益难以兼顾，但随着投入增加，金融科技在增强了服务覆盖面，优化客户结构的同时，也打开了银行的盈利空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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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理论基础
2.1金融科技介绍
2.1.1金融科技基本内涵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花旗银行就已经意识到科技创新可以应用于金融领域，2011年金融科技(Fintech)一词，在美国硅谷和英国伦敦被正式提出。但时至今日，学界尚未对金融科技的含义形成统一的定论。当前，金融科技较为主流的定义有：
①维基百科的定义。维基百科认为，金融科技是通过技术手段让金融服务更加高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金融科技的基本业务模式划分为投资管理、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支付结算以及市场设施四类。
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委员会的定义。该委员会认为，金融科技也可以被称为以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其为金融发展注入新活力，但是也给金融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③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界定。FSB（2016）第一次在国际组织层面对金融科技的内涵的界定，即以技术手段推动的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模式、技术应用以及流程和产品。
本文根据新兴前沿科技在中国金融业的实际应用情况，并结合以上三种观点，将金融科技定义归纳为：金融行业或互联网科技公司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革新其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模式，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金融、保险业务以及交易结算等六大金融领域，最终实现服务效率的提升、运营成本的降低、用户体验的优化以及满足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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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包容性增长理论与包容性增长测度
2.2.1包容性增长理论
演化贫困、不平等以及经济增长的协调问题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经济组织致力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的性质与模式、增长成果的分享以及不平等的程度等要素也能对减贫成效产生极大影响。例如，高度不平等会造成马太效应，使贫困群体陷入恶性循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减贫效果。随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学家们不断重新审视困、不平等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
（1）涓滴式增长理论
20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但是不平等和贫困问题也随之而来。以Robert和Solow（195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探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表示经济增长确实会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深化，富人的财富会向穷人“溢出”，最终自然而然地消除了这种收入不平等问题，这就是著名的“涓滴式增长理论”[46]。其具体是指，增长成果会通过市场机制产生的纵向涓滴效应和横向扩散效应自动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从而自发消除贫困，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2）益贫式增长理论
20世纪70到8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持续扩张，尤其是欧共体和日本经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财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如同经济学家们预想的那样向穷人“溢出”，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反而愈加严重，为了解决贫困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理论对这个现象进行解释。Shorrocks（1976）提出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目标一体化的理论模式，即增长再分配模型，这也是益贫式（por-poor growth）增长理论的源头[47]。直至21世纪初，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益贫式增长的概念，其强调的是社会利益的均等化，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贫困群体得益比例高于非贫困群体，重点在于扩展贫困群体的经济机会，旨在实现减贫和缓解财富分配不平等状况。与涓滴式增长不同，益贫式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减贫属性具有局限性，因此仍需通过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但益贫式增长理对于贫困的理解仍是囿于收入贫困，因此亦存在一定的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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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包容性增长指数构建与分析........................22
3.1包容性增长指数构建............................22
3.1.1指标选取...............................22
3.1.2测度方法.............................23
4金融科技对包容性增长影响实证研究............................28
4.1变量与模型.....................................28
4.1.1变量选取与说明..........................28
4.1.2共线性检验............................32
5结论与政策建议.........................................45
5.1主要研究结论.............................45
5.2政策建议.................................46
4金融科技对包容性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4.1变量与模型
本章以章节3.1测度的2011~2018年中国288座城市包容性增长水平及其三个子维度为被解释变量，以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重点验证金融科技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4.1.1变量选取与说明
（1）解释变量
本文实证中参照邱晗（2018）[10]以及唐松（2020）[7]等人的做法，以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该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的联合课题组负责编制，采用蚂蚁金服数据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测度了中国省级、市级、县级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
在第二章中，本文论述了金融科技通过发挥其数字普惠功能，实现了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产生增长效应、减贫效应和机会公平效应，进而推动包容性增长。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指标能十分有效地反映金融科技的数字普惠功能，覆盖广度维度的相关指标主要反映了支付宝账户的覆盖率，可以体现金融科技在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上的功效。使用深度维度包含了信贷、保险、投资等业务的相关指标，衡量了金融科技对金融资源使用的广度和深化程度。数字化程度维度主要从便捷性、信用性和实惠性等方面进行构建，可以有效反映金融科技在优化信贷成本与风险结构上的功能。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指标与金融科技的数字普惠功能相契合，选取数金普惠金融指数作为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是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框架见下图3.3：
金融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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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与政策建议
5.1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金融科技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果。本文通过分析2011~2018年中国288个年度城市样本面板数据，具体研究了三个问题：①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情况如何，东、中、西部包容性增长水平有何差异？②中国金融科技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包容性增长？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与包容性增长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③金融科技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包容性增长是否存在异质性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逐年向好，但是东、中、西部包容性增长态势严重失衡。本文从可持续增长维度、减贫维度与机会公平维度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包容性增长指数。分析发现，2011~2018年中国平均包容性增长指数整体而言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区域横向对比角度来看，东部平均包容性增长指数远远高于中部与西部，东部有59%的城市包容性增长水平超过全国平均线，相比之下中部与西部经济资源过度向省会城市集中。2011年中部包容性增长略高于西部，但随时间推移差距不断缩小，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包容性增长逐渐实现趋同化。从子维度角度分析，东部的可持续增长指数、减贫指数以及机会公平指数上皆远远超过中西部。而中部与西部相比互有优势，中部在可持续增长方面较西部略有优势，在减贫指数和机会公平指数上却是西部占优。总体而言，中国包容性增长稳步上升，东部与中西部包容性增长严重失衡，经济资源过度向少部分城市集中。
（2）金融科技发挥其数字普惠功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增长、减贫、机会公平三个效应促进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通过梳理现有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发现金融科技具有数字普惠功能，可以通过数字网络的普及实现金融服务范围边界拓展，深化金融资源使用程度，优化金融市场风险结构和成本结构。进而产生增长效应，影响了消费、投资和贸易，实现创新成果转化以及绿色经济发展。同时，产生减贫效应，直接给予弱势群体金融支持，间接加强人力资本，提升弱势群体就业机会和收入。此外，金融科技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保险、信贷、财富管理等在内的金融服务，提升了社会保障程度和机会公平。在理论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包容性增长及其三个子维度均有正向影响。除此之外，科技、教育、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以及城市化程度推进亦可提升包容性增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