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带一路”是致力于亚欧大陆及附近海洋互通互联和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的伟大构想,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截止 2019 年 7 月底，我国签署了 194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进行“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国家已经不仅限于最开始界定的 6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现已包含 136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并且还在逐渐增多。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优势煤炭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煤炭资源丰富，拥有广阔的煤炭市场，给我国海外煤炭产业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我国正处于煤炭产能过剩、外汇储备过剩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我国煤炭产业打开国际市场，首先，有利于扩展煤炭的供应渠道，开发国外的优质煤炭资源，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从长远的角度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其次，有利于出口技术装备和服务，通过技术和人才的出口带动海外煤矿承包工程以及生产经营业务，实现国际市场的布局；最后，“一带一路”倡议还有利于整合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优势，促进企业积极的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两种资源，形成“进出口并进”的良好的煤炭进出口贸易模式。
近几年我国煤炭产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步加快，海外资源投资开发活动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根据中国海外投资指数，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对煤矿和煤电的对外投资一直在增长。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越南是接受我国煤炭投资金额最大的三个国家，投资金额分别达到 168.5 亿美元、153.8 亿美元、132.6 亿美元。整体来说，我国煤炭企业“一带一路”投资主要分布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越南和土耳其等，俄罗斯、澳大利亚煤炭储量丰富，是中国投资高品质煤的首选，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越南和土耳其等是我国企业投资国外煤电项目的主要目的地，如山能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罗克兰公司 40 亿吨以上的优质煤炭资源；京煤集团收购非洲煤业 23.6%的股份和蒙古国达瓦满度拉公司 49%的股权。我国在加大海外煤炭产业投资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失败和挑战，基于能源行业的特殊性，海外投资时政治风险突出，2014 年，神华集团并购蒙古塔本陶盖勒煤矿，由于蒙古内政混乱的干扰，在交易的最后阶段蒙古议员声称交易可能违反法律，导致交易失败，神华集团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损失；好多煤炭企业热衷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因为其政局稳定、法律法规健全还有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但是兖州煤业在澳洲的煤炭投资因为汇率下行而亏损严重；“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社会风俗和语言各不相同，徐矿集团最初在孟加拉国投资时遇到的最大困扰就是不管在不在工作，只要到了做礼拜的时候就要去做礼拜；还有国有企业“走出去”遭到投资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排斥。这些失败和挑战暴露了我国煤炭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不能恰当的选择投资区域，不明确投资区域的风险因素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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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海外投资风险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海外投资风险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海外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研究以及海外投资风险的量化研究两方面。
（1）海外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跨国投资受到当地政府越来越多的制约，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成为海外投资风险中的研究重点，Llewellyn D（2013）等考察了海外投资与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政治风险对海外投资影响显著，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性对外国投资有积极影响[1]。还有学者认为政治风险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Cantegreil J（2011）提出宏观经济增长率、国民收入差距、人口密度、政治民主程度、种族成分复杂程度五个方面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主导因素[2]。之后 Allen L（2011）等比较了不同因素，认为政治风险是影响矿业境外投资能否成功的主导因素，提出可以将政治风险量化为投资目标国总体国家风险减去金融风险[3]。也有学者认为法律政策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大小，Simanjuntak D（2018）等提出一个国家的宪法体系、民主的程度还有政府的相关政策是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4]。Feinberg S E（2004）等认为应该将政治风险因素划分为政治的稳定性、法律的独立性、政府的效率、民主问责程度、政府的腐败程度和现行执政政策效力，并提出适当地参与东道国的政治活动或者尽量寻求当地的合作伙伴可以降低政治风险[5]。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政治风险因素，Ferrari F（2008）等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用于识别影响政治风险的主要因素，将政治风险分为政府征用风险、政府暴力风险、转移风险等方面的风险，并选取了计量风险的核心指标，验证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风险评价体系需要包含影响一个国家吸引外国投资的不同维度[6]。Petrovi? Evica（2009）等提出政治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微观风险（公司层面）；宏观风险（国家层面）包括转移风险、文化风险和制度风险等；全球风险（全球层面）包括武装冲突、恐怖主义、互联网滥用、生态风险等[7]。Xiaopeng D（2013）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首先梳理了五大类政治风险影响因素，并运用统计分析法最终得出国外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对东道国的吸引力、政策的不确定性、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企业的不利态度是影响显著的风险因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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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一带一路”倡议含义
“一带一路”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目的是促进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形成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信任、相互融合、相互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涵盖的范围很广，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截止到 2019 年 7 月底，已有 136 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了 194 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所以本文所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含与我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所有国家，随着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得到进一步的推进。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关键就是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领域的资本自由流动，在促进本国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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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外投资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海外投资风险也是诸多风险的一种风险，是指所处的外部环境、投资条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主体自身无法控制或者预想的因素，使主体在海外投资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这一类损失涵盖了金钱赔偿、组织名誉、国家的形象以及员工生命安全，在陌生的投资环境参与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肯定会遇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风险，除了自身面临的资金技术等风险以外，往往东道国的外部环境风险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企业必须清楚这些风险，利用国家政策或者采取积极措施，实施风险管控，尽量降低损失[67]。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海外投资风险定义为我国企业在海外获取资源或者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的外部投资环境以及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煤炭产业的海外投资风险也是如此，在海外获取资源或者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面临外部环境变化以及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从风险的来源方面可以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资源风险、环境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政局不稳定现象，而政治方面的较大波动通常也会引发经济以及社会的变动，形成联动影响，另外由于煤炭产业投资是资源导向型投资，投资区域的资源现状也会对投资造成影响，除此之外，随着全球气温变暖，巴黎协定之后各个国家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环保政策方面也频繁变化，而煤炭产业的生产经营与环境密切相关，所以这些不确定性决定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煤炭产业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据此，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五个方面去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煤炭产业投资风险。
海外投资风险不同于一般的风险，还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容易传导的特征。
（1）复杂性。指海外煤炭产业投资涉及到被投资国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等各个方面，投资环境复杂多变，潜在的风险存在于各个环节，随时可能遭遇风险从而影响投资收益，而且每一方面的风险可能是很多因素共同造成的。
（2）动态性。指不断变化的国际投资环境导致的海外投资风险因素的不断变化，那么企业预期的投资收益受到风险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企业的海外资产经常受到不断变化的国际汇率的影响，所以资产的价值也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中。
（3）传导性。指前期风险因素导致的风险的相互扩散以及爆发，从而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例如我国某些企业对海外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没有在投资之前进行详尽的调查分析，导致投资完成之后收到相关银行的传票面临高额债务，对投资之后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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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发展概况...............................16
3.2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投资概况........................................19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投资风险因素及评价体系...................................26
4.1 风险因素分析.....................................26
4.1.1 政治风险主要因素分析.........................26
4.1.2 社会风险主要因素分析........................26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投资风险地图..........................39
5.1 评价过程...................................39
5.2 评价结果分析....................................46
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投资风险管控对策
6.1 政府层面
（1）加强统一管理，设立动态评估系统
目前煤炭企业走出去都是单个企业独自开展投资活动，企业对投资区域的选择，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投资风险各自进行评估，各自为营的局面导致投资效率不足、信息掌握不全面的局面，需要统一的管理来降低成本，提高投资效率，首先，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煤炭行业协会来组织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专门为煤炭企业收集“一带一路”国家的各类信息，评估各东道国投资环境、投资风险，然后将其与自身的投资能力相匹配，统一的指引煤炭企业的对外投资，增加我国煤炭企业境外资源投资的成功率。同时，在加强煤炭投资的统一管理过程中，建立更为全面而完善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追踪监测煤炭投资重点国家的投资风险相关信息，例如政治局势、政策变化、通货膨胀、汇率变动、投资环境、社会动荡等情况，并根据监测情况对风险等级进行动态评估，然后根据不同风险态势和波动的国家给出不同的应对措施，降低对东道国政治局势、经济形势、资源状况等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风险，除此之外还要公布投资信息咨询、融资信息咨询等煤炭企业“走出去”活动所需要的各项信息支持。
（2）完善双边投资条约，设立反腐相关条款
针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需要政府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首先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维持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进而与东道国签订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条约可以较大的促进对外投资并且协定的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本文所研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腐败情况严重，可以通过在投资协定中设立反腐条款来降低投资风险，目前已经有国家在双边或者多边的投资协定中明确了关于腐败的问题，提出了以腐败或者其他违法方式确立的投资不受保护，反腐条款的增加直接的为打击腐败问题明确了具体的依据，间接的制约了东道国的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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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本文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16 个国家的煤炭产业投资风险为研究对象，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投资现状入手，并分析煤炭产业投资面临的风险因素，然后参考大量的相关文献，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则，构建包含政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五个方面的海外煤炭产业投资风险评价体系，为煤炭产业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提供思路，首先选取各指标 2018 年数据应用基于熵权的综合模糊评价法对煤炭产业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得出“一带一路”沿线 16 个国家的煤炭产业投资风险排名，并根据评价结果将其投资风险分为三类，然后从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维度分析其风险值较高国家的风险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为了了解各个国家煤炭产业投资风险的变化情况，又选取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三个时间点的计算风险值，结合 2018 年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先从各国家煤炭产业投资风险整体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再从政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五个一级指标入手分析，并通过 Arc GIS10.2 绘制风险地图，用不同颜色代表风险大小，直观的展现研究国家风险随时间的变化，用不同时期国家风险的排名展现各个国家相对风险演变趋势，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不同国家的煤炭产业投资风险表现形式不同，从各维度较高风险的国家来看，政治风险主要集中在政府稳定性和腐败问题，犯罪率和贫困比例是导致社会风险增加的主导因素，不同国家在基础设施环境方面也各有短板，经济风险的大幅波动通常受到政局动荡的影响，此外政府自身财政实力不足、投资环境和劳动力市场限制较多也是导致经济风险较大的原因，资源风险主要是受煤炭开发潜力以及我国煤炭投资量影响，环境风险主要是由自身的高排放水平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导致的。
（2）2005 年到 2018 年，除委内瑞拉以外，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煤炭产业投资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大部分投资国的煤炭产业投资环境向好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投资风险可能持续保持下降趋势。其中，乌克兰的经济风险波动明显，南非的资源风险上升，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9 个国家的环境风险上升，在投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