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全面收益观登上会计理论界的历史舞台之前，传统收益观以历史成本计量、实现原则和配比原则确定收益的模式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收益观将谨慎性原则一贯到底：资产始终按照业务发生时的成本计量，成本已经发生变化但尚未实现的经济事项不会被计入收益表，收益表只反映已经确定发生的经济事实，而对那些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则采取不予确认。在今天看来，传统收益观似乎漏洞百出，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趋势，但其实传统收益观是符合那个特定时代企业财务报告目标的经济收益观念，后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以及经济内容的不断丰富，人们认识到传统收益观已不能满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因此包含更多会计信息的全面受益观应运而生。
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是伴随着全球动荡的经济环境应运而生的，经济业务的来源和种类不断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态势，催生出各种新类别的利得和损失，然而传统收益观下企业的财务报告只反映已发生的经济事项，对这些可能影响所有者权益但不确定发生的经济业务并未直观反映在利润表中，这就暴露了传统收益观的致命弊病，即无法准确提供有关未来经济事项对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影响，不利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资产和负债状况作出合理的评估，同时因为利润表只反映当期已确认实现的利得和损失，而对以后期间的现金流可能产生影响的损益则统一归列进所有者权益，这种做法很可能导致报表使用者因忽视所有者权益表中的未实现损益而发生误判。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各国会计学者不得不重视综合收益，对综合收益的列报位置和列报方式展开了一系列探索，目的就是为了向报表使用者展示更加全面准确的收益信息，提高综合收益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为了迎合世界范围内会计环境的变化，各国权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纷纷开始研究合理的收益披露方式，力图改变原有历史成本计量的收益模式，对传统会计准则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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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论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绪论。首先梳理了综合收益在国外的发展过程，接着阐述我国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引入综合收益的动机和综合收益实施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的研究内容综合收益决策有用性，接着分别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综合收益研究对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意义，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方法并绘制技术路线图，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构建理论框架。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国内外有关综合收益与净利润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对国内外研究结论进行分类得出国内外研究结论的大致趋向，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第三部分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综合收益决策有用性的相关概念，包括综合收益的定义和决策有用性的概念；然后对综合收益中占比较少的其他综合收益的构成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介绍了有关综合收益决策有用性研究的理论基础，分别从经济学理论基础、财务学理论基础和会计学理论基础三个方面逐一阐述，为下文研究假设理论的提出提供理论基础上的支持。
第四部分为市场股价模型和账面现金流模型的研究设计。首先对研究假设的提出进行理论依据阐述，说明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的标准，其次选定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样本模型，为后文的实证分析搭建完整的框架。
第五部分分别从市场股价和账面现金流视角实证研究综合收益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详细分析了综合收益股价决策有用性不及净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收益不具有短期预测决策有用性的原因。最后考虑到 2014 年新会计准则的修改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于是在构建新样本时将 2014 年有关数据进行剔除，运用新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证实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对综合收益决策有用性的实证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和差异分析，分别从准则制定机构、上市公司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三方立场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并对本文不足之处进行梳理，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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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国外文献综述
Agnes Cheng，Joseph Cheung 和 Gopalakrishnan（1993）三人是最早对综合收益进行研究的，他们从 1972-1989 平均 922 个公司的年报数据入手，对综合收益、净利润、营业利润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营业利润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最高，净利润次之，综合收益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最低[1]。Barth 等人（1999）首次应用 Ohlson 的剩余收益模型对某些应计项目和账面现金流的异常收益预测能力进行了价值相关性的检验，同时还研究盈余各组成部分的信息有用性，最后发现对应计项目和账面现金流的波动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盈余在预测和持续方面的能力[2]。
紧接着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综合收益实施状况展开多角度研究分析。首先是Steven Cahan（2000）和 Stephen Courtenay（2000）两位学者对新西兰上市公司综合收益的研究。他们收集了 1994-1996 年间在新西兰上市的 51 家企业的数据，以股价作为综合收益和净利润决策相关性的测度标准比较其相关性强弱。结论证实，综合收益较之净利润在决策相关性上的表现略胜一筹，同时还研究了其他综合收益对提高净利润决策相关性的作用，数据证实对其他综合收益各组成项目的详细披露对提高净利润决策相关性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是笔者分析认为此结论的得出一方面所依据的样本数较少另一方面对异常值的研究难以排除结论的偶然性，因此结论说服力不足[3][4]。Biddle 和Choi（2003）将研究视角对准了首次提出综合收益的美国，选取 1994-1998 年的美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别考察综合收益与净利润对股票收益率和企业受托经理人业绩评价之间的相关性强弱。最后发现，综合收益在股票收益率的解释力度上强于净利润，而净利润较之综合收益是更加合适的企业受托责任人经营业绩考核标准[5]。随后，O’Hanlon（2000）和 Isidro（2006）等人区分不同国家对其他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得出了与当时大部分学者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不论是其他综合收益还是其各组成项目都不具备价值相关性，也就是说，其他综合收益的披露对报表使用者的投资决策几乎没有帮助[6][7]。Kanagaretuam 等人（2009）以 1998-2002 年的加拿大公司为研究对象，这些加拿大公司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这意味着要同时符合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会计准则，在对他们进行研究时，发现其他综合收益及其各组成项目不论是在以股价还是股票投资收益率为因变量的检验中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同时也证明了综合收益在股价相关性和账面现金流收益预测能力两方面都优于净利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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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文献综述
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背景下，我国于 2009 年正式引入综合收益概念，由此国内学者对综合收益展开了各个角度的研究，早期主要围绕综合收益概念框架体系进行规范研究，包括对不同国家综合收益准则的比较以及综合收益列报位置、方式等的探索，
后来学者们更多地通过实证研究评价综合收益及其各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
葛家澍（1999）在早年间将英、美与国际会计准则中有关综合收益的理论框架进行横向对比，认为其他综合收益的提出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增加信息价值增量并将“损益满计观”与“本期营业观”结合起来扭转我国根深蒂固的收益观念[32]。之后，葛家澍、杜兴强（2005）在借鉴国外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我国国情，建议将我国综合收益按照细分项目分类列示，并在每股收益项下分列每股综合收益与每股盈余，同时他们自行设计编制了“财务业绩报表”以供参考[33]。许文静和王君彩（2011）认为要想建立完整的综合收益体系框架，首先得明确包括收入费用利得与损失在内的综合收益核算基础要素的定义，只有清晰界定这些基础要素的概念和范围，综合收益才能保持内部逻辑关系的稳定，进而建立整个综合收益概念框架，否则在涉及到有关综合收益各项目的所属和归结问题时将会陷入混乱，影响到整体会计信息的质量[34]。汤锦（2011）在对各国纷纷修订综合收益准则的背景简单进行介绍以后，重点分析了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在对收益的数次改革背后共同的契机，最后强调综合收益的提出是对收益内容的补充，是非常有必要的，而我国也应当加快综合收益改革的脚步[35]。陈彬等（2013）对综合收益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度剖析，从 2006 年首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到后来综合收益的正式引入，从开始的只在所有者权益表中进行披露到后来强制要求在利润表中与净利润一道共同展示收益信息，这些变革帮助上市公司极大地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加快了我国上市公司迈向高质量财务报告的进程[36]。周萍（2014）认为在报表中同时引入综合收益和净利润对报表使用者来说未必是好事，净利润是综合收益的主要组成部分，将两者同时列示在利润表中，可能会干扰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选择，使其无法在短时间内对二者的信息价值孰高进行甄别[37]。徐春玲（2017）对 2014 年财政部的发文 CAS30 进行了深度解读，全面剖析了准则中有关综合收益在界定、列报以及核算等方面的详细规定，肯定了引入综合收益的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资本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状况针对准则中的一些不明确事项或不完善之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修改建议[38]。杨有红（2017）对综合收益的本质、在三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在我国现行财务会计准则体系下所具有的信息含量以及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性等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39]。劳涵仪（2017）对其他综合收益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剖析，对其本质进行了深入解读，最后针对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不足和不合理之处提出了中肯的完善意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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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16
3.1 综合收益决策有用性的内涵..................................16
3.1.1 综合收益的定义...............................16
3.1.2 决策有用性的概念..............................18
4 研究设计......................................25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5
4.1.1 基于市场股价视角的研究假设................... 25
4.1.2 基于账面现金流视角的研究假设............................... 26
5 实证分析...................................34
5.1 基于市场股价视角的实证研究................................... 34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34
5.1.2 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37
5 实证分析
5.1 基于市场股价视角的实证研究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观察样本公司的基本面特征，本文通过 spss20.0 软件，首先对 2011-2018 年披露了其他综合收益的A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运用四个指标进行价格模型相关变量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5.1。根据表中数据大致可以看出，2011-2018 年披露其他综合收益的 7262 家 A 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股价总体波动幅度较大，最大值为 662.53，最小值为 1.52，均值为 16.9741，标准差为 17.8369，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高达 661.01，再结合后面的年度数据分析发现，股价的波动幅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并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这反映了我国资本证券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在不断增加，股市的动荡是由于国际大环境的不断变化，而我国资本市场机制一直以来都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股票市场极易受到大股东的操纵，加之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迅猛，各种类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起，公司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所以上市公司股价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股净利润，每股其他综合收益和每股综合收益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不大，和股价相比，波动幅度正常。由于每股综合收益等于每股净利润与每股其他综合收益之和，所以每股综合收益的均值略大于每股净利润。从标准差角度分析我们发现，每股综合收益的标准差（1.1715）略大于每股净利润标准差（1.1404），充分说明其他综合收益的加入降低了综合收益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其他综合收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市场的反应较为灵敏，而综合收益很有可能受到了其他综合收益波动的影响从而表现出略高于净利润的波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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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结论
本文系统研究了综合收益信息的决策有用性，首先从以股价为因变量的市场价值出发研究综合收益是否具有预测市场股价波动的决策有用性，然后以账面现金流为因变量研究综合收益的预测能力决策有用性，得出的结论大体上支持了我国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情况：
（1）综合收益具有市场股价决策有用性，但是对股价的解释力度低于净利润。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并没有动摇净利润在传统收益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净利润仍然保持着与股价的高度相关性，而且综合收益的引入，并没有降低净利润的股价相关性。这说明报表使用者在选取能够评估企业价值的会计指标时，净利润作为首选指标被广大投资者所信任，且这样的局面还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
对我国广大的报表使用者而言，综合收益是一个全新的收益指标，他们对于综合收益的关注度和了解程度远远不如净利润，但综合收益经证实与股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综合收益是具有一定信息含量的，而综合收益本身包括了已实现的损益和未实现的损益，这种损益的混杂是基于对投资决策的考虑，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企业长远的发展状况，投资者希望通过企业目前的财务信息预测未来的财务状况，这种预测的结果就反应在股价的变动上，从市场价格模型的视角来说综合收益能够给报表使用者提供关于企业在未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前景和经营状况，从而做出投资决定，即综合收益具有决策有用性。
（2）综合收益具有对账面现金流的预测作用，但其对账面现金流量的解释力要低于净利润。再一次证明了净利润在广大信息使用者心目中根深蒂固的重要地位，但综合收益的投资决策的价值并非没有得到体现，综合收益在账面现金流量模型中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显著性，这充分说明综合收益是预测账面现金流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账面现金流决策角度出发来看，报表使用者在对企业账面现金流、盈利能力进行预测时，综合收益是能够提供相关信息增量的，因而从账面现金流视角上证明了综合收益对于相关信息使用者而言具备决策有用性。本文考虑到综合收益包括了其他综合收益那一部分未实现损益，正是由于其合并披露，提高了净利润对账面现金流的预测作用，表现在净利润的相关性上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