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笔者以润灵环球报告中的 C 值衡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自行选取的指标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国泰安数据库中取得的 HHI 值衡量行业竞争，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行业竞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行业竞争和公司治理在对其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替代还是互补关系。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逐渐加强了对环境的重视，环境治理取得了极大进展，但环境保护是一项一直在路上的事业。从环境部发布的《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来看，全国仅有 99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为总计 338 个城市的 29.3%，超标城市比例占 70.7%为达标的 2 倍有余，这说明我国城市污染依然严峻。企业是城市的重要主体之一，不仅为城市带来发展与生机，同时也带来了污染，因此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管成为了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2008 年上交所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2011 年环保局发布《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2018 年我国宣布正式征收环境保护税，而 2018 年 4 月，山西三维集团被查出违规排放污染物，其后辉丰股份和上峰水泥也相继被查处，说明国家和政府虽然越来越重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但企业自身在披露环境信息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在学术界，国内外学者们围绕着环境信息披露，从其评价方法、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企业当前披露的环境信息大多以定性信息为主，量化信息较少，披露的内容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披露的载体主要是年报，没有独立的报告，不利于企业环境方面的外部监督，环境信息披露也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企业披露的信息量高而质低，无法真实的传递企业存在的风险，从而无法对某些重大环境事件作出及时反应，可能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进而对社会公众的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按照以往经验来看，企业对外进行的报告主要是相关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上市规则中要求的信息。但近些年来，社会责任观念的兴起、环保意识的提高使得企业作为社会主体之一，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企业从社会中利用各种资源获取利益的同时应当对社会做出回馈，企业对外披露的信息中应包含社会责任的履行及环保责任的承担，除股东、管理层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及其各种行为和管理决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影响我国企业之间公司治理各有特点，不同行业之间面临的行业竞争水平亦存在较大差距，且通过以往学者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与行业竞争之间存在互补或替代效应，因此本文引入公司治理以及行业竞争两大变量分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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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小节包含研究内容和方法两个部分，研究内容主要对的分布结构及每一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并绘制技术路线图，研究方法介绍了本文中使用的主要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计划从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层面分析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思路如下：
本文首先描述了进行研究的背景、理论和实际方向的意义、研究涵盖的主要内容、在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方法以及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其次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浏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提炼与概括，包括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概念、影响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各种因素和几种主要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的评价方式以及文献评述等。
在了解研究大背景及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涉及到的主要变量环境信息披露、公司治理、行业竞争的概念，与本文假设提出相关的理论基础包括委托代理、信号传递以及外部性理论，最后基于涉及理论及现有研究提出假设。然后，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首先对研究内容作出设计，主要包括样本选取、变量设计和模型构建，本文计划选取 2016-2018 年润灵环球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包含的重污染企业为基础样本进行研究；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计划选取润灵环球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的 C 值；解释变量公司治理、行业竞争，公司治理通过构建公司治理指数来衡量，行业竞争通过 HHI 值来衡量；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成长性、所在地区；模型构建，本文通过选取的变量及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分别建立对应的回归模型。接下来从五个部分进行实证研究：描述性统计，包括对主要变量环境信息披露的分年度分析、公司治理各指标的分析以及本文提到的其余变量的分析；相关性分析，主要是对选取变量之间存在的两两关联关系进行检验；共线性检验，对选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分析；回归分析，将收集的变量数据带入构建的模型，研究发现主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结果的显著性；稳健性检验，本文选择替换主要变量的方式分析回归结果是否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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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概念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就是披露企业已经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行为所产生的环境信息，简而言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是上市公司对其做出的环境污染以及保护等行为出具报告，因此本小节对环境信息的内容进行综述。
Hughes 等（2001）认为环境信息可分为有利、中立和不利三种。
Patten 等（2003）认为政府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企业废弃物排放和治理、企业未来可能的环境方面的风险等属于环境信息。
Monteiro 等（2010）认为环境信息包括：管理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中包含的信息。前者包含环境政策、环境管理系统、环境保护措施、遵守环境规范、培训、环境审计、环境绩效、环境指标、环保投资、其他环境项目；后者包含评估标准、环保激励、环境费用、临时支出、相关环保规定、或有负债
。叶陈刚等（2015）从是否货币化的角度概括环境信息，他认为货币类环境信息包括企业由于环境行为良好获得的补助或税收减免，也包括企业做出污染环境行为支付的罚款、诉讼费等；非货币类环境信息包括环境管理、污染及资源消耗种类、相关环境认证的执行情况等。
林润辉等（2015）借鉴企业传统管理将环境信息带入企业经营理念、组织结构及目标、管理情况、绩效表现、是否遵守相关法规及其他。
吴红军等（2017）认为环境信息包括 7 个部分：治理结构和管理系统、可靠性、环境绩效指标、环境支出、展望和战略声明、环境现状以及自发环保行为。
陈璇等（2018）将环境信息概括为软信息和硬信息，软信息易于被模仿如非货币化的环境目标、战略等，硬信息的构成主要是企业环境信息中较为独特的、成本较高的部分如污染物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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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S.X.Zeng 等（2012）以 2006-2008 年中国制造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敏感型行业上市公司、行业竞争水平激烈的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声誉较好的上市公司披露了更多质量更高的环境信息。
Kathleen 等（2012）通过对美国化学、石油天然气、电力、生物制药和食品五大行业 461 家公司的研究表明，自愿环境信息披露与媒体报道正相关。
张国清等（2016）以 2012-2013 年 A 股所有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高级管理层的性别、任职年限会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女性高级管理者的存在显著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而高级管理层任期越长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的水平越高。
王帆等（2016）以 2012-2014 年“中国 300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中提及的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数量越多则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越高。
边宇（2016）选取 2009-2014 年所有属于重污染行业上市的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李强等（2017）选取 2008-2014 年重污染行业上市的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和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前者的增加，后者先上升后下降。
潘安娥等（2018）以 2010-2015 年污染程度可能较高的纺织、采矿、印刷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级管理层的环境保护意识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在硬披露水平中尤为明显。
郑飞鸿等（2018）根据对 2014—2017 年 20 个行业上市的企业所发布的年报、环境信息报告以及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发现财务杠杆、净资产收益率、所处区域等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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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1
3.1 相关概念.............................11
3.1.1 环境信息披露...........................11
3.1.2 公司治理................................12
第四章 研究设计........................19
4.1 样本选取............................................19
4.2 变量设计..............................19
第五章 实证分析........................31
5.1 描述性统计..................................31
5.1.1 环境信息披露描述性统计.....................31
5.1.2 公司治理各指标描述性统计......................32

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本小节包括环境信息披露单变量、评价公司治理指数中对选取的各单项指标的描述性统计以及选取的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三个部分。
5.1.1 环境信息披露描述性统计
环境信息披露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小节是对其按年做出的描述性统计。2016-2018 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最大值为 2018 年的 41.66、最小值为 2016 年4.92，这一结果表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的企业在披露环境信息方面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2016-2018 三年的环境信息披露均值分别是 17.47、17.96、18.35，基本呈逐渐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平均约为 0.44，说明近年来我国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上市的企业在披露环境信息时逐步提高了披露水平，联系到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发布，这一趋势验证了国家相关政策发挥的明显作用，但提高幅度较小，说明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仍有较大改善空间；比较 3 年的标准差发现，标准差最小值是 2016 年的 5.73，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一结果意味着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逐年扩大。综上，2016-2018 年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得到不断提升，但变化的幅度较小，企业间披露水平存在的差距较大，上市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领域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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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6-2018 年润灵环球发布的社会责任评价报告中包含的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润灵环球报告中的 C 值衡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自行选取的指标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国泰安数据库中取得的 HHI 值衡量行业竞争，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行业竞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行业竞争和公司治理在对其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待提高。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虽然逐年提高，但变动幅度较小，且整体水平较低分布差异较大，均值与最大值的差距达到 23.73，与最小值的差距约为 。
（2）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本文从公司治理整体、监督和激励机制三个角度分析公司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三者均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信息披露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其主要决策者是管理层，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股东及董事会对管理层监督功能的发挥促进了管理者的信息传递行为，而对高级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使管理层自身的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相结合，使高级管理者更加注重长远发展，承担企业环境责任。
（3）行业竞争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竞争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即行业竞争越激烈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的水平越高。企业的主要目标依然是盈利，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仍能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说明环境信息披露正在成为企业同等环境下竞争力的一部分。
（4）公司治理、行业竞争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本文的回归结果表明，行业竞争和公司治理整体、激励机制为替代关系，和监督机制为互补关系，即当所处行业处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时，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激励机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被削弱，监督机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被增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