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国内外经济形势风起云涌，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实现又一次阶段性跨越的关键节点。上市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与国家经济命脉，其发展质量与财务绩效关乎全局。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上市公司为了提高绩效，除了把握外部发展与机遇外，更重要是要加强内部控制，不断深化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确保公司治理的稳定性和高效性。随着企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企业公司治理制度逐渐完善，但仍有很多公司均不同程度存在无法很好处理“授权”与“集权”问题、内部控制失衡问题、股东利益和职业经理人目标不一致问题、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不足等现代公司治理问题。2018 年 9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将公司治理推向一个新高潮。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其治理与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是实现公司治理、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保障。但是纵观历史长河，与董事会有关的丑闻屡见不鲜。例如 2018 年 11 月，西安高新控股董事会组成人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其新任董事分别为“90 后”、“95 后”且无任何经验，违反了董事关于任职年龄、职称及经验要求。除此之外，兆驰股份董事会决议造假案、长生疫苗造假案、大股东掌控董事会造假等都充分说明当前董事会治理结构混乱，流于形式不是个例。
上述现象使我们不禁考虑怎样的董事会结构才是有效的？一直以来，董事会多元化都是学者和专家的主要议题。董事会多元化涉及多重维度，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和专业等的多元化。其中，“女性董事”，即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已成为新时期公司治理面临的最现实的新命题。随着时代的进步，被传统相夫教子的形象所束缚的女性渐渐在经济、商业和政治上崭露头角，成为一股与男性相抗衡的强劲力量，在各个行业里大放异彩。在我国，杰出的女性领导者不乏其人，例如，荣登 2018 福布斯中国发布的“2018 中国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前三名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亚芳、中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等都对其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部分研究认为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能够提高创造力水平，提供更广泛的资源，女性董事也能进一步改善公共关系，获得投资人的认可。但从全球来看，即使是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发达国家，女性董事占比也远远落后男性董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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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本文不同于以前大多数研究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直接关系的模式，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个体差异局限论构建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内部控制质量——财务绩效”的模型，以内部控制质量作为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及企业绩效的中介桥梁，研究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内在机理，试图打开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黑箱，这对于扩展目前的研究，提高性别多样化对财务绩效的解释力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只讨论所有行业中女性董事对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女性董事可能在不同行业发挥不同作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行业还处于改革和整合的动态环境中，根据权变理论，行业异质性可能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和财务绩效中发挥调节作用，所以本文引入行业异质性因素中的行业竞争程度作为调节变量，放眼于企业直接面临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企业内部因素。
1.2.2 现实意义
（1）在越来越强调高科技的当下，看似男性更占据优势，2017 年 9 月 25 日马云在多伦多演讲中却提出，21 世纪将是女性企业家的时代。在传统行业向互联网、服务业转型的当下，更加强调客户的极致体验以及互联网思维。而与男性相比，女性注重他人感受，拥有更加细腻的情感，更能够挖掘出顾客的潜在需求。除此之外，由于具有较高执行力，女性董事能够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职能。本文对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研究，有利于厘清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对公司财务绩效的作用。
（2）继挪威实行女性董事配额制度之后，包括中东、印度、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国家纷纷效仿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同样作为东亚国家的我们是否应当紧随其后？若答案是肯定的话，是应该全行业规定统一的比例，还是各个行业根据女性董事发挥作用的有效性，制定不同的比例，本文可为政府制定相应女性董事配额政策提供依据。
2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界定
董事会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设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对内负责公司日常生产和经营活动，对外代表公司的业务决策机构。公司董事会通常承担 4 方面的职责，其一是代表全体股东监督管理人员；其二是向管理人员提供信息；其三是监督公司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其四是将公司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Carter[1]强调董事会的组成会影响这些职能的执行方式，从而部分决定财务业绩。
多元化是一个通常用于描述个体之间差异的术语，被广泛定义为“可以用来检测个体差异的任何属性”[2]，与其相似的表达包括“多样性”、“多样化”、“异质性”及“差异性”等。这些属性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观察的人口多样性，如性别、籍贯、年龄、种族以及教育背景等。另一类是不可直接观察的认知多元化，例如专业技能、经验、性格等[3]。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开展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中包括董事会结构，董事会结构包括“董事会多元化”，而性别多元化是多元化的一个类别，所以文章以公司治理为出发点研究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化，而不直接提“女性董事比例”这一概念，是为了站在更高角度探究董事会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关于“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这一概念，国内外研究都用是否存在女性董事或者直接用女性董事比例进行衡量，在目前董事会中男性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这一表达方式已经达成了共识。除此之外，德勤发布的研究报告《董事会成员性别多元化：全球视角》（第五版）①、亚洲公司治理协会发布的《治理在觉醒: 中国公司治理进化史》②中都提到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或多样性，且都指的是女性董事的占比。因此本文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这一概念并用女性董事比例作为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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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在现代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最初由 Berle 和 Means[7]提出。而其思想最早可以溯源于 18 世纪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其中阐述了股份制企业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题。在仅有一人的独资企业中，企业的经营者等同于企业的所有者，个人利益即企业利益。但是伴随着公司扩大规模，增加业务，个人独资企业的所有者通常无法备足所需资金，而且还受制于其自身的管理经验和知识技能，因此大部分规模宏大的个人独资企业不得不改革为股份制企业。20 世纪 40 年代，Berle 和 Means[7]7 表示合并所有权和经营权存在较大的弊端，并且认为企业所有者将公司的管理权划分给知识技能较高和管理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是较为明智的选择，而自己作为股东保留对公司剩余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且委托人与代理人都觉得对方会为了自身利益去损害彼此的利益，因此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矛盾频出。于代理人而言，或许会因为懒惰而不尽心尽力服务于企业，更或许为了偷闲消遣、隐藏效率低下问题而做出与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违背的行为，从而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代理问题产生的一系列无法改变的损失以及合同监督成本被定义为代理成本[8]。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因此代理人做出的行为将与委托人的代理目标大相径庭，并且这种行为将伴随着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等的加剧而更加显著。委托者一方面可以采用股权激励的方法，来减少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建立监督机制来监督代理人，以此减少委托代理问题 。Fama（1980）[9]认为，基本职能为控制和监督的董事会能够以维护委托人利益为出发点，
监督及控制代理人的决策及行为。然而唯有当董事会符合某些特点时，例如董事会成员独立时，董事会才能够提供高质量、公正的咨询意见，进行有效的监督[10]。Carter[1]6提出，多元化的董事会能提高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这也是增加性别多元化可能改善监督和管理的原因。不仅如此，Carter[1]6 还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代理问题会伴随着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提高而减弱，企业财务绩效也将随之被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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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假设 .......................................... 15
3.1.1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 .......................... 15
3.1.2 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 ...................................... 15
4 实证分析 .................................. 24
4.1 描述性统计 ...................................... 24
4.1.1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现状 ............................... 24
4.1.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26
5 结论与建议 ........................................... 37
5.1 研究结论 ............................................ 37
5.1.1 我国目前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程度偏低 ............................ 37
5.1.2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 37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4.1.1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现状
（1）全行业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现
图 4-1 显示了 2012-2016 年间，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的现状。由图可知，董事会中女性董事人数为 0 的公司数量在逐渐减少，由 2012 年的 29.77%下降到 2016 年的23.19%。此趋势虽有下降之态，但是，董事会全部由男性成员组成的企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依然庞大。在剔除无女性董事公司之前，女性董事比例由 2012 的 12.32%攀升至14.14%。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程度在逐步缓慢上升。剔除无一名女性董事企业之后，女性比例在 2016 年到达 18.41%。根据国外研究，女性董事比例处于 15%说明女性董事的存在只存在象征意义，在企业董事会中不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可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消极影响。若以整体平均状况来看，我国女性董事比例还未达到临界水平，而若排除无女性董事公司的影响，女性董事比例超过了临界值，可能对绩效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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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当前企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加强董事会的治理作用对提高公司绩效有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文献开始探究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董事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董事会性别的多元化，但是，现有的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的直接验证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有鉴于此，本文建立了多个面板模型，探索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本文首先直接检验了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验证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以及作为行业异质性因素之一的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采用 2012-2016 年 5年内沪深两市主板、中小板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个体差异理论和权变理论，提出“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内部控制质量-财务绩效”的传导机制，提出相关假设，并运用 Eviews、SPSS 软件对假设进行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5.1.1 我国目前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程度偏低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现状。统计数据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多元化越来越受到重视，2012 年以来女性董事比例持续增长。当样本中包含无女性董事成员的企业时，截至 2016 年平均女性董事比例为 14%，而将无女性董事成员的企业剔除之后，这一比例达到 18%。但整体来看，依旧有 23.14%的企业没有一名女性董事成员。分行业来看，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程度在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在传统重工业例如采矿业和建筑业中占比较少，而在农林牧渔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占比较高。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女性董事比例处于中低水平。该结论与现有大多数文献一致，这说明，一方面越来越多公司基于各种原因开始提高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数量和比例，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中女性董事的比例提升仍存在一些阻碍，这可能会影响女性董事在改善公司财务绩效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