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城市”书写与深圳叙事
第一节 城市坐标的空间想象
城市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于深圳而言，时间仿佛被按了快进键，短短 40 年间从一个不足 30 万原住民的小城发展成为今天超过两千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这是深圳独有的时间轴。时间见证了城市的迅速崛起，短暂的建城史却无法沉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原住民的客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较为边缘的支流，在改革开放后的深圳也几乎完全断裂，在快速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消失殆尽。透过时间的维度触摸城市的灵魂变得异常艰难，厚重历史感的缺失，成为深圳叙事难以跨越的挑战。作为“新城市”的深圳则需要在其他维度上寻求更有效的表达。
空间是书写深圳的重要维度。深圳作为全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移，这座超过九成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入同一个空间，公共秩序和城市规则为适应城市的发展和人们的共同生活而迅速建立和完善，作为公共文化产物的城市空间地标成为一所城市的标志，从而被赋予意义。城市地标是公共的，它是城市的标的物，与此同时，作为个体居民活动的场所，它又在某种意义上承载着个人的独特体验。城市空间在公共文化与个人认知之间突显张力，为深圳叙事拓宽了表现领域。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便将城市空间地标作为叙事的切入点，其城市写作具有极其鲜明的空间意识。在已出版的四本小说集中，有两本直接以“深圳”这座城市来命名（《深圳在北纬 22°27′~22°52′》和《深圳蓝》），翻开小说集，大量标志性深圳城市地标映入眼帘：红树林、市民中心、梧桐山、世界之窗、龙华、宝安、欢乐谷……在四本小说集共计 40篇中短篇小说中，有 23 篇的题目直接将城市空间地标嵌入其中，尤其第一部小说集《深圳在北纬 22°27′~22°52′》收入的 9 篇小说里有 7 篇题目与城市空间相关，以及第二部小说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的 13 篇小说中有 10 篇的标题提到了深圳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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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都市崛起的历史沉思
深圳作为一座在短短 40 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大都市，透过时间维度探寻城市的文化积淀、触及城市的灵魂似乎尤为艰难。评论家们也时常慨叹，深圳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但是深圳真的没有历史吗？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这座城市脚下的土地早已绵延千年。“深圳”地名始见于明代，因其水泽密布，田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圳”在粤语中即“深水沟”的意思。这片土地早在夏商时期就有居民以捕鱼、航海为生，东晋咸和六年设宝安县，宋朝时期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元朝以出产珍珠著名，明代为“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为抵御倭冠、海盗等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来，鸦片战争及伴随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历经了艰苦卓绝的苦难史和斗争史。
邓一光移居深圳之后，怀着对移居地强烈的好奇心细致考察了深圳历史。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到如何看待移民城市历史时，邓一光如数家珍地向提问者讲述了深圳的古代史，并指出了深圳在当代改革开放前的独特历史意义：“上世纪 80 年代前，中国惟一与外界保留的通道不在高大上的北、上、广，而在蚝田密布的深圳，两条宽 1.435、长 38.17 公尺的铁轨，在三十年时间里维系了从 5.42 亿到 9.87 亿人口与世界的冰冷交流，以及可怜的商品和外汇交换额度，那是自明末开始的闭关锁国历史最后的写照。”[22]1979 年，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1980 年，设立深圳特区，真正成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破冰之地，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备受关注，这座城市开始腾飞。
在邓一光看来，深圳没有历史和文化遗产是个伪命题。深圳不是没有历史，深圳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建城史如同一次“炸裂”，其形态区别于当代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作为一座被普遍认为缺少“历史文化感”的城市，邓一光并不人云亦云，对城市成长史的打捞本身即显示出作者的眼光和洞察力。邓一光对深圳历史的关注没有简单的停留在表面，而是更深入于城市历史与当下文明精神景深的关系层面，挖掘繁华都市背后被历史掩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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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中人：现代都市个体的精神症候
第一节 光鲜与卑微的悖论——打工者的生存观照
在深圳这座包罗万象的现代化大都市里，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各异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邓一光对城中人的观察细致而全面，从进城者到城市居民，从底层的打工族到社会精英，从客家原住民到“深一代”“深二代”，不同的人群呈现着相似而又相异的精神面貌。城市的高速发展，既使人兴奋又让人困惑，现代都市人挣扎在精神与情感的无序之中，在各自的生存境遇中应对着内心的迷茫与冲突。打工者的生存焦虑、城市移民的精神迷失、城市居民的悬置与失语等症候成为现代人的精神表征。由乡入城的底层打工者是邓一光深圳系列书写最早关注的对象。这些打工者们为了谋生从农村来到城市，大多受知识和学历所限，在城市的流水线上做着简单机械而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他们薪酬微薄，工作不稳定，栖身在城市狭小的角落里，生存的焦虑成为他们的精神写照。
《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中进城务工的德林是一个真正的底层。德林年近五十，来自湖北的农村，要赡养老母，并为两个女儿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德林没多少文化，独自闯入深圳这个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里，他既没有年轻人的年轻力壮，也没有说得过去的文凭。德林在万象城工作——这里是深圳最大最繁华的购物中心。在气派华贵的万象城里，只有狭小漆黑的“杂物间”是他的容身之地。年关将至，人们纷纷踏上返乡之旅，德林犹豫良久，为了能多拿两成薪水，决定留在这个“空城”独自跨年。大年三十，孤独的德林走出地下室，若无其事地走到灯火辉煌的大街上，用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抚平现实的伤口，在想象中达成快乐而无限的消费欲望，似乎这样能够为生活点亮那一丝信心和光芒。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德林来到繁华的大都市，然而城市的光鲜却反过来映照了他的贫穷与卑微。对于德林们而言，万象城不是消费的天堂而是生存的寄居地，城市的发达与他们无关，委身在狭小的仓房里，所有能够用肉眼看到的光鲜和繁荣都是身边熟悉而陌生的“他者”，当象征现代财富的万象城运转不歇之时，没有人在意黑暗的储藏间里滞留着怎样的生命。城市的经济正当性对深处底层的人们毫无意义，他们是城市灯火辉煌的暗影里一个个模糊的背影。这是一篇典型的“苦难叙事”，德林默默承受着生活给予他的苦难，既不抱怨也不垂头丧气，生存的焦虑成为生活的常态，无法摆脱亦难以逃离，邓一光以同情的目光写下底层生存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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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漂泊与寻觅——城市移民的家园意识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涌入，又有数以万计的人离开，这是一座人口快速流动的城市。来到这里的人都渴望着将城市变成“家”，然而多数人都是这座城市的“过客”。正如邓一光在《金色摩羯》中所写到的深圳科技园中某公司，一周离职169 人，入职 173 人。对此他苦涩的调侃道，“高新科技，好比高速地铁，见过地铁快，见过谁把它当家？”[35]城市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成为移民的最大“吸力”，然而无论这座城市多么开放与包容，也难以容纳下两千万个故乡和灵魂。离开故土的人们，散落在城市中，成为流落在都市的异乡人，漂泊他乡的移民在寻找“家”的路途中，开始了漫长的精神流浪。同样作为深圳移民的邓一光，将目光聚焦于城市移民的精神世界，观照现代都市人“无家可归”的精神症候。
《簕杜鹃气味的猫》中的罗限量就是那个“来了又走了”的城市过客。罗限量 16 岁来到深圳，那以后，他一直待在深圳。这期间，他只回过三次老家，一次是处理母亲的后事，一次是处理父亲的后事，最后一次，是回去卖掉老家的房子。就这样，与故乡连接的脐带“铮”的一声挣断，故乡与他彻底割断了联系。从此，他将自己视为“深圳人”，来深 18 年，他认定自己的成长是在深圳完成的。然而，33 岁的罗限量还是要离开了。深圳终究无法成为家。凭借他的工作和薪酬，无法结婚生子，把日子过起来。如同移栽失败的植物，罗限量无奈的成为了“失败的移民”。他继续踏上流浪之旅，找寻那个能安身立命的“家”。同样对于《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来深打拼多年的安洁来说，市民中心理想的“家”只是她一厢情愿的幻想。她曾将能够住进市民中心视为高贵的“深圳人”身份象征，然而梦想实现的那一天，却突然发现，市民中心作为城市标志性地标和公共空间，它来者不拒——市民中心属于所有人，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她所迷恋的成为宽阔之地主人的幻象轰然崩塌。“此心安处是吾乡”，安洁终于明白，真正的“家”和城市的地段无关，外在的公民身份无法给予内心真正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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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超越城市：从想象到未来............................................. 29
第一节 地理符号下的隐结构.......................................... 29
第二节 城市意蕴的多重表达................................... 32
第三节 人文期许与诗意象征.......................... 35
第三章 超越城市：从想象到未来
第一节 地理符号下的隐结构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谈到，邓一光将城市空间坐标作为切入城市书写的重要视角，城市地理符号成为其深圳系列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实际上，城市空间地理符号不仅是邓一光城市小说中的“显性特征”，并且作为小说的意象更隐喻和象征着城市某种的“隐性结构”。地理符号与其说是为了不断“明示”读者写作所指向的对象，增强阅读时的代入感和真实感，不如说是一种陌生化表达和文化疏离的写作策略。地名在邓一光的小说中不只是承担表征城市地标的作用，更是跟随人物和故事的流转不断拆解，从而新的意义不断生成、转换和建构，由此地理符号不再具有初始的命名含义，解构手法的运用是邓一光城市写作的重要艺术特质。
小说中的地理符号也时常成为解读故事主题的“题眼”，地名抑或隐喻着现代都市人的某种生活状态、生存体验、精神困惑，抑或指向人性追问、文化反思和精神索引。比如在前面提到的文本中，《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市民中心”表征的是公民身份，而不是家的归属感；《一步之遥》中“欢乐谷”所代表的不是欢乐，而是欢乐背后的虚幻和寥落；《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中“万象城”不是消费者的天堂，而是打工者的栖身之所；《深圳蓝》中人们所期待的深圳蓝天下是一个个晦暗的都市灰色灵魂。对地理符号的解读成为理解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的一把“钥匙”。
邓一光曾谈到自己的一篇小说《别把爱你的人送去香港》，“香港”作为地理符号鲜明的出现在小说的标题中，为小说的主旨把握提供线索。周思爱杀了人，准备逃往香港避风头，“香港”这个地名作为主人公的预设目的地在故事中反复出现，随着故事的发展，预设目的地开始由庇护转化为危险，然后是拒绝，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作为地名的本源意义消失，不再是地图上的地理符号和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化符号，延宕为主人公的生活被碾碎后，逃亡之地永远不存在，拒绝之地却无所不在的新的意义[55]。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香港”，作为实体它自始至终没有现身，而作为故事的“隐结构”，被赋予了生活之问、生存之思的超越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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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现代化转型与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城市文学方兴未艾，城市书写正成为当下和未来文学发展的重要潮流。如何书写现代城市成为城市文学建设的重要课题。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的城市书写作为近十年来城市文学示范性文本，为城市文学在观察视角、想象方式、结构策略和艺术表现等方面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
正如孟繁华所说，“深圳作为新兴的一线城市，作为新文明崛起的一个‘个案’，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新文明建构过程所有的问题在深圳都可以轻易地找到或看到佐证。在这样的时候，邓一光身置其间恰逢其时，他的小说从一个方面为我们记录或揭示了深圳精神状况的某些方面”[65]。深圳无疑是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新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其城市成长轨迹的独特性为深圳叙事提供了空间也带来了挑战，在一座“历史感缺失”的现代城市中，观察视角的选择与城市精神的有机表达体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修养。邓一光的深圳叙事从城市空间坐标切入并展开想象，在地理符号的解构与建构之中指向城市的隐结构，空间意识成为邓一光深圳写作的典型特征。打捞城市建城史的历史记忆，挖掘城市化进程中过去与当下的精神链接，反思都市的崛起与罪恶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呈现出一座更具纵深感的现代都市。在意象的使用上，城市的花木、猫狗、台风都作为象征性装置或隐喻城市的文明病症或指向城市的精神重塑。邓一光始终将目光聚焦在城市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打工者的生存焦虑、城市移民的精神流浪、城市中产者的悬置与失语等成为当下都市人群的精神症候。
纵然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种种文明病症与精神困惑，邓一光的城市系列书写始终有着超越现实的力量。城市书写不仅指向历史与现在，更指向未来，邓一光借助文字的预言力量，想象和构筑着城市的多重意蕴，表达着对城市的诗意期许和人文期待。邓一光始终坚信生命意志和自由意志是人的内在本质，他的城市文学依然坚守着“英雄精神”的信仰，不沉沦于现实的苦难与困顿，而是真诚的期待和想象着未来的理想之城，以及在城市中平凡而闪耀光芒的生命个体。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城市文学创作超越了以往的苦难叙事与罪恶书写，从城市景观深入到城市文明景深与现代人的精神内核，从现实姿态上升到生存哲思，邓一光已经在城市文学创作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期待他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