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刘半农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双簧信”事件的主角之一、“她”字的现代缔造者，是一个经过了多次“文坛大仗”考验、可谈可论的细节。在五四运动的前期，即“1912 年到 1916 年，在上海的五年，是刘半农很重要的五年。”①他在“‘鸳鸯蝴蝶派’大家徐半梅的帮助下，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在上海度过了 5 年的‘卖文为活’的生活。”②正是由于刘半农的文学生涯起锚于上海的这五年期间里，他与鸳鸯蝴蝶派有了一些“无法言清”的丝丝瓜葛，因为“民初的小说界由鸳鸯蝴蝶派独霸，就连鲁迅、周作人、叶圣陶、刘半农等人发表小说，也只能在鸳鸯蝴蝶派刊物上发表。”③而“‘鸳鸯蝴蝶派’当时势力之大，几乎控制了整个文坛。”①对清末民初的新文学尝试期的开拓者而言，他们大多数都是业余爱好者或是仅为糊口，刘半农便是其中之一。徐半梅（卓呆）的一段回忆录足以证实刘半农初入文坛时进退维谷的处境：“又过了几天，刘半侬寄了两篇译的小说稿给我，托我在什么地方发表。我把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一篇给他介绍到中华书局的《小说界》杂志去。”②此后，“刘半农已由这一派的中坚徐半梅引入圈内，不仅与徐交往颇深，而且与包天笑、张恨水他们过从不疏。甚至，据说‘鸳鸯蝴蝶’的名称来历也与刘半农有关。”③从刘半农所发表的小说文本来看主要集中在1914—1916 年（这一段时期正是鸳鸯蝴蝶派的波峰时期），其小说本身的内容、主题并不完全是与鸳鸯蝴蝶派的轨迹一致，有的甚至相隔较远。而正是这种当初卖文为活“委身于鸳蝴”到“脱身于鸳蝴”而后又“投身于五四”的转变凸显了刘半农作为“特定的历史人物”的独到价值。
本节拟从特定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的个体之间的“共振与异动”的关系来探讨刘半农于 1914—1916 年的三篇主要著译小说：《廿六人》、《南山情谒》、《橡皮傀儡》，以见微知著的探索精神探测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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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及中西交流的不断增多，都市的紧张生活节奏使人越发地感到单调与疲劳，大量的民众在要求摄取新信息的同时，也需要休息和娱乐，这样带有大众需求的通俗文学作品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化”的城市中应运而生。学者范伯群认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②其中，通俗小说不仅具有题材广阔的特点，而且还展示了清末民初时期多方面的社会风貌，是一种可见证的、有价值的社会历史研究资料。但是，一些宣扬低级的、消极的，甚至是淫秽思想的小说充斥在通俗文学的作品中，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的“小说为社会教育之利器”已经在文化圈内产生了一些波澜。他那篇颇有影响力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 年第 1 号）一文，就庄严地强调小说对于“新民”思想的重要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其中“推陈出新”与“援西入中”可以看作是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考察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过程不难发现，“推陈出新”是一种占主导力量的思想建构，“援西入中”却是这场破除禁锢、解放思想运动的表现“姿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闹剧频出，赳赳武夫们拥兵自贵、称霸一方，欺世盗名的政客们播弄权术、翻云覆雨。与此同时，知识阶层（大多是当时的文人）由于挤不进或是不愿意与“新官僚”阶层为伍，他们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进而在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看来，国事已经不可为，那种挫败感、失望感、颓废感凝结成了他们集体性的“无用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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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所形成的第一个高峰，真实地记录下了现代中国人在现代文化心理建构方面最初的觉醒过程和精神面貌”⑤。五四新诗的诞生打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学信条与价值标准，以传统的思维公式去规约和阐释诗歌的见解逐渐地被五四时代所淡化，代之以“‘五四’作者的艺术追求不再纳入统一的时代模式，他们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秉赋，我们不会把他们中间的一个与另一个混淆”①的充分肯定，中国传统诗歌内在孕育的民族精神与民族传统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肇始与分流。在五四新诗史上，1907年鲁迅先生创作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较早地鼓吹“革命”传统诗歌的文章，其核心内容的“争天拒俗”、“抱诚守真”、“张皇毅力”等“立人”、“立国”思想 成为五四新诗的先导，为五四前期的新诗运动做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铺垫。此后出现的胡适《尝试集》（1920 年）与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1933 年）是五四白话新诗发展史上有着相当重要地位的文献。尽管两者出版的时间相差十几年，但是在见证五四白话新诗对中国旧有诗歌传统的反叛与革新的文学实绩方面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旗帜”。
五四新诗的发轫阶段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关于“新诗”这个名词的诞生，据当代著名新诗学者陆耀东先生考订：“在 1919 年以前，包括胡适在内，都把当时的新诗叫做‘白话诗’，或称‘白话韵文’，‘新体诗’，‘国语的韵文’，‘国语诗’，大多不叫‘新诗’。从 1919 年 10 月 10 日胡适在《星期评论》发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后，才普遍采用‘新诗’这个名词。”②胡适在该文中指出：“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学。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③刘半农对当时的情形回忆道：“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④学者钱理群也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发展，传统诗词(旧诗词)与新诗在文学(诗歌)结构与读者接受中所占的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新诗由不被承认的边缘性文体变成中国诗歌的主流与正宗，旧体诗词则由中心走向边缘，并面临不被承认的危机。”⑤这是因为，五四前的旧体诗已经出现了无法回避的式微之态，然而其根深蒂固的“祖荫”却俨然不可撼动。再加上五四新诗的跨越旧轨、跳出成规的“超前理念”一时冲破了封建遗老们与顽固旧文人的审美视线，那些迷恋于旧轨传统的守旧派、复古派对五四新诗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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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刘半农早期积累的实际创作经验和翻译经验，使他对文字、语言、方言、俚曲、谚语、标点符号等各自的意义与功能极其敏感。五四文学革命的到来，让刘半农扬长避短，他从自己最为了解、从文学最基础的方言俗调入手，开拓了出一个新的文学话语空间，寄寓着他以民间文学来推动新文学的热切呼唤，以此抵制封建传统意识，解放思想。《瓦釜集》（1926 年 4 月北新书局）、《扬鞭集》（1926年 6 月北新书局）两部新诗集是现代诗人刘半农一生文学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译文本。《瓦釜集》中包括“开场的歌”和附录里的民歌共 41 首，其类型有“情歌”、“劳工歌”、“船歌”、“渔歌”、“山歌”、“悲歌”等等富于现实性和民主性的新诗；《扬鞭集》只出版了上卷与中卷，共 99 首，如“旅行诗”、“儿童诗”、“哲理诗”、“爱国诗”、“拟儿歌”、“拟拟曲”、“讽刺诗”等等，这些新诗的句子长短不一，押韵较为灵活，冲击了中国旧诗坛的圭臬，表现了平民生活，以及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心境。1925 年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讲到：“那时作新诗的人实在不少，但据我看来，容我不客气地说，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一个是尹默，一个就是半农??半农则十年来只做新诗，进境很是明瞭，这是因为半农驾驭得住口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大家只须看《扬鞭集》便可以知道这个事情。”②冯文炳(废名)在《谈新诗》中有言：“他是《新青年》时代新诗作家三大巨头之一。”①学者王瑶指出：“读他的《扬鞭集》和《瓦釜集》，看到他运用北京和江阴方言的成就，可以看出他在开始便努力于诗和口语的连接。”②鉴于众多前辈先贤的评述以及学界已有的丰富学术成果，笔者将选取有所侧重的诗歌文本进行阐述，以此发现或再现刘半农新诗独到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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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124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124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134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著译小说文本 ......................... 170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171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182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211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211
第二节“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225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五四以其价值范畴的多元性和深邃的历史维度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忘怀的现实存在。而“‘五四精神’的内涵是融合着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的深刻内容的，体现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现代性精神的总目标就是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现代性的实现。”①近代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记录了这一充满焦虑、充满血泪的苦难历程。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们发现自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图强革新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破产”，这种深重的危机责任感促使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抒发爱国政治情怀的同时，也极力地施展“保种报国”的时代激情之宏愿。无可否认，“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处实际上有两个‘五四’——1917 年开始的‘文化的五四’和 1919 年开始的‘政治的五四’，而且两个五四的历史命运是不同的。”①毫无疑问，1919 年开始的是一场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运动。刘半农是这场“政治的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见证者之一，他热情地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强烈地谴责、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所以，在纷繁的现实情态中深入地考察了“文化的五四”之后，同样更应该把“政治的五四”纳入到本节中，以此来彰显刘半农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加强对五四精神的精赅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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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清末民初以降，中国内乱黑暗，外患不断，复古猖獗，个人的命运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难以把握。觉醒的知识分子从清醒中意识到封建专制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根基并未动摇，国内民众依然是处于愚昧、昏懵、麻木的精神状态中，恶劣的现实环境和封建专制下的“精神文化圭臬”严重地制约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与现代化的要求目标存在着厚重的“精神隔膜”和现实的距离。五四作为 20世纪初中国的一场爱国救亡运动、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一场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一场提倡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教育史等领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划时代意义。这场运动的主将鲁迅、胡适、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及其他一些先觉的五四新文化人对人的觉悟普遍带有时代的烙印，他们自身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性格力量。进而，他们的文学、学术、随笔、杂记、政论便不能不带上文化批判与自我批判的个性特点。学者罗志田曾这样说道：“新文化人之所以有这样超乎寻常的自我批判能力，在国难当头时还可以如此激烈地反传统，并公然认同于西方而没有多少内心不安，因为他们自觉其正在为中国再造文明，面向着一个光明的未来。”①显然，这一切都昭示着五四新文学的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它那种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五四新文化人的强烈主观性和个人感触在作品中的表现愈来愈加显著，以至于“作家的个性与生活经历的这种高扬——过分专注于自我——对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性质和质量产生了一种关键性的影响。”②应该看到，这是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表征。为了理性思想的迈进与进步凯歌的前行，挣脱传统社会制度的规约、获得自主、自觉、自为的现代性追求，五四新文化人积极地坚信科学和未来的种种益处，从来没有放弃对实现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信仰。为了实现宏大的理想，他们百折不挠奋发前进、特立独行、敢为人先，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敢于同封建保守恶浊的旧势力顽强抗争，倡导和弘扬理性、科学、民主、自由、个性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价值目标。郁达夫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①学者刘再复对五四“个人”的发现有着更为精辟的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便完成了中国近代第二个重大意识的觉醒，即人的意识的觉醒，特别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这一意识的觉醒的意思就是：不是群体的‘民’才重要，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②对于“人”的发现与人的主体价值地位的肯定是五四多元运思的重心所在，其赋予了五四新文化人一种格外积极的心态，他们的“生命和作品把鲜活的有活力的细胞引入到中国文化陈腐、衰朽的躯壳里。”③但是，每前进一步，都要与历史的、文化的惰性进行抗争，这其中交织着前进与倒退、突变与停滞、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既有历史起伏不定的痛苦，也有能发出自己声音的欢快，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新文学闯将刘半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