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人生的转折：戴厚英的“文革”时代
1.1 性格即命运
戴厚英（1938-1996），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南照集。她的祖辈曾做过清朝的武官，清廷还为其立过牌坊，她的家族因此被称为“牌坊戴”。戴厚英的祖父一生都为了自己的光荣门第而骄傲，他教戴厚英写字，背诵三从四德。戴厚英自小聪慧过人，又能言善辩，深受家中长辈喜爱，成为家中唯一一个进学堂上学的女孩。她的父亲常常把她带到人前炫耀，让她与大人辩论，训练她的口才，获胜后众人的夸耀和父亲的笑容让戴厚英骄傲不已。戴厚英的母亲自尊自爱，生性刚烈。她不堪忍受公婆的专制，坚持分家另过，不论日子多么艰苦，也坚决不向老人求助。光耀门楣的意识和母亲的影响，养成戴厚英生性倔强，不愿受欺的性格：春节家族举行“团拜”，三代人轮流磕头拜年。戴厚英不愿磕头，便大哭以示拒绝；六七岁时一位年长的少爷称呼她的大伯为“麻子哥”，戴厚英觉得受了侮辱，毫不退让地与他大吵一架；祖父准备续弦，家中无人敢言，只有戴厚英敢去挑战祖父的权威，用讥讽的儿歌打消了祖父的想法。
1948 年解放军解放了戴厚英的家乡，她的童年也随之结束。在此之前，戴厚英对革命一无所知。但那段时期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生活的痛苦还是让她有所感受：政府时常以抗共的名义搜刮钱财；匪帮不分白天黑夜地骚扰百姓；街上枪声不断，民不聊生。而这一切都因为解放变得平静了。从出生就开始在父母的怀抱中四处“跑反”，真切感受到人生颠簸滋味的戴厚英对得来不易的安宁日子心怀感恩。她在小学时期加入了校宣传队，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宣传员。她还积极参加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演的有声有色。戴厚英自进入中学以后，政治运动更加频繁。每次运动期间，都会把学生发动起来为之宣传鼓动，壮大声势，并进行教育灌输。再加上戴厚英在校期间接触了大量的革命文学，使她对革命和革命者产生了深深地景仰和倾慕。她在自传中写道：“几十年来，我们不停地讨论着文学的社会功能。一会儿把它看成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会儿又把它看得一钱不值。可是我的经历告诉我，文学的作用不能低估。它影响人的心灵，又特别能够影响青少年的心灵。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所受的革命文学的影响至今还能够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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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短暂的“明星”生涯
1956 年，戴厚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然而她的学习生活只持续了半年多，就被一连串的政治活动打乱了。她在“鸣放运动”中初涉政治，跟随大家在大字报上签名。在随即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戴厚英作为“中间力量”被发动起来，从此成为“反右”的笔杆子。之后的“交心运动”更是对戴厚英的一次大洗脑。她和男友互相坦白错误，发誓以后互帮互助，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可否认在一个一向缺少自由思想的国度里，政治灌输的巨大威力。戴厚英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世界观和立场，并试着用革命的观点和目光去审视自己：“我原以为，我既然生活在革命的时代，自然就是一个革命者了。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还站在革命队伍之外，并且可能走到革命的对面去。为了不成为革命的敌人，我必须改变自己，迅速抛弃身上革命抵触的东西。”
1960 年的春天，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场讨论会，后称“49 天会议”。戴厚英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代表，被安排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她张口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作为开场白，在会场造成轰动。接下来，戴厚英连珠炮式的责问和激情的陈述在作协机关引起巨大反响，也为自己赢得了“小钢炮”的称号。
戴厚英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明星”生涯。她受到市委领导赏识，称誉她是“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报刊杂志的约稿信纷至沓来，偶尔还会出席宴会和接待外宾。戴厚英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负责戏剧电影方面的汇报工作。在当时，许多研究所并不是为了培养研究型人才，而是“文艺战士”。他们的主要工作，即根据上头领导的指示，时刻观察文艺动向，写成评论文章，参加文艺战线上的战斗。1963 年，上海市委宣传组在丁香花园组建了市委写作班，又称“丁香花园写作班”，戴厚英被调去参与文学组工作。虽然写作班紧跟政治动向，毫无独立性可言，戴厚英原本也只是充当写作工具和“打手”的角色。但是在后来的批判高潮中，她变被动为主动，把“要我批”变成“我要批”，开始努力向“左”飞跑了。戴厚英不论口诛还是笔伐，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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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废墟上的思考：戴厚英的“文革”书写
2.1 “文革”之后的“废墟”体验
1976 年 10 月到 1979 年元月，戴厚英一直身处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她被组织上要求“说清楚”，不断接受讯问和调查。同年，闻捷被宣布平反，诗人之死实属“四人帮”的政治迫害，戴厚英与闻捷的感情也获得肯定。但另戴厚英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如此，她仍被拒绝参加闻捷的追悼会，在好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出席。此外，戴厚英的原单位，恢复以后的上海作家协会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接收她，她必须另谋出路。都说四十而不惑，当戴厚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她疑惑了：“四十年的岁月经历过多少次风风雨雨，轰轰烈烈，如今曲终人散，
我脚下只有一片废墟，四周只是一片荒原。除了一个相依为命的女儿。我真正是一无所有。”
“文化大革命”是戴厚英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过去。她为之献出了宝贵的青春、爱情和才华，努力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朵浪花，最后却被一笔抹煞。戴厚英用“政治媚俗”一词（源自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形容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行为，她在自传中写道：“理性隐退，感情模糊，剩下的只有感觉了。‘文革’十年倒是实实在在‘跟着感觉走’。为了获得被认同、被赞赏，因而又安全、快乐的感觉，我不须使用自己的理性，分析自己的情感了。我只要用眼睛左右看着不要走出队列，用耳朵听着自己唱出的声音是否走调，凭感觉调整自己的位置就行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戴厚英从黑暗引向光明，她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她倔强的性格让她不甘心沉沦，决意要按自己的理想重塑一个自我：“我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眼睛观察，自己的声音唱歌，我谁也不崇拜了。从自己看到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别人也有这样的痛苦，不过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白了，整个我们这一代人给坑了，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应该把我的思考写出来，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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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性的自省与复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戴厚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她毅然走出迷雾，摆脱曾经“左”的束缚，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痛定思痛后，她有了长歌当哭的精神诉求。她以人性的自省接连创作了《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阳光下让众人检阅。这些作品饱含着作家个体生命的遭际、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思考以及心灵的忏悔，是戴厚英用血泪换来的人生领悟。从这两部作品中，可以观测到戴厚英从简单到深刻、从迷茫到清醒、从冲动到理智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坚守人性、不断思索的戴厚英。
2.2.1 情感的倾诉——《诗人之死》
1978 年的春天，戴厚英的好友高云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帮忙整理一些和闻捷有关的材料，用于闻捷评论的创作。戴厚英记忆的闸门突然就此打开。之后的一个星期，她开始回忆和闻捷相爱相识的整个过程，写下了大量的细节和片段。她的感情汹涌澎湃，不能自己。尤其是“看着别人在抚着伤口痛苦，自己身上的伤口也疼痛起来了。也想哭，也想叫，也想让人家了解、理解和抚慰，想告诉人们，不是英雄、不握权柄的芸芸众生如我者，也为历史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她一口气写了半个月，完成了 20 多万字的草稿。
《诗人之死》讲述了滨海市文协的一批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女主人公向南是《滨海文艺》的诗歌编辑，凭着自己的闯劲与能言善辩，被任命为“最重要的专案组组长”，负责审查“黑线人物”余子期。一直以来，向南都将“听话”和“服从”作为准则，对“文革”深信不疑。戴厚英在叙述过程中不自觉地采用两种叙述方式：她在讲述故事时以第三人称视角，将人物的经历和发展娓娓道来；但在章节末，需要表达感受和情感倾向的时候，又以主人公向南的口吻，用“写信”的方式进行倾诉，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向南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除去第七章章节末是余子期留给向南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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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出路的探寻：戴厚英的边缘处境及文学回应 ........... 35
3.1 边缘化的人生处境 ................................. 35
3.2 文学写作的乡土回归 ............................... 38
第 4 章 精神的皈依：戴厚英的宗教选择 ..................... 50
4.1 被记忆缠绕的世界 ................................. 50
4.2 精神危机与神秘倾向 ............................... 52
第 4 章 精神的皈依：戴厚英的宗教选择
4.1 被记忆缠绕的世界
戴厚英的作品充满着自传意味。从《诗人之死》到《脑裂》，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有戴厚英个人经验的许多痕迹。这似乎已经成为戴厚英作品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是她的生命自传的不同阶段和版本。戴厚英表示：“我觉得自己每写一部作品时，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形象，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书中的某某人物是作者的化身一类，我一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可完全等同于他作品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人物。只能是有或多或少的相似而已。我书中所有人物身上都有我，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戴厚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走上创作道路，苦难的记忆和现实的体验是戴厚英的创作动因。“小说是一种与苦难有着密切关系的艺术——当然，这种苦难并不是指生了一场大病或者失去了躯体的某个部位，它是指精神。作为一个终日与灵魂打交道的人，作家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必须直视人类生存的苦难，必须对人在历史、社会以及自我的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心灵疼痛做出独抒己见的表达。”当生活遭受了明显的挫折，心中郁积了足够的伤感的时候，渴望别人了解自己、理解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状态。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的创作初衷就是宣泄情绪，倾诉痛苦。这部作品是她自传色彩最为浓厚，实录性最强的作品，这个故事直接来源于“文革”期间戴厚英与闻捷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写作过程中，戴厚英既无构思亦无顾虑，完全凭借情绪推动写作。而之后生活的磨练使她“真正潜入了生活底层”，开始思考“更为深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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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