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
第一章 余光中诗歌的传播
余光中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创作，半个多世纪来余光中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尤其是诗歌和散文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接受，余光中人虽还在当今呼吸，名却已然进入历史，成为当代诗歌界乃至文坛的一座不可绕过的活丰碑。余光中诗歌的传播与接受大致上可以以余光中诗歌的入选教材和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这两件事作为匿名、疑名、具名三阶段的分界线。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余光中在台湾和香港虽小有名气，在大陆却鲜为人知，除了几位文友对他赏识有加，他的知音寥寥无几。但是如果说余光中被主流文坛遗弃和无视，也是不准确的。余光中诗歌被传入后逐渐成为大陆的新宠，从刚开始的默默无闻到几乎家喻户晓，被各种层次的读者阅读、解读和研究，乃至在大陆形成一股“余光中热”，这股热度就算在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被曝出后被质疑过却未减少几分，余光中诗歌在圈内圈外得到大量认可和喜爱，余光中已成为当代著名诗人之一。
第一节 知音寥寥
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与他的创作时间存在一种滞后性，50 年代开始创作，80 年代诗歌才开始在大陆传播，最初被引介到大陆时，是以香港诗人的身份，1980 年香港的著名诗人林佑璋评论说：在亚洲进行中文文学创作的地区范围内，现代主义诗人中“余光中是较有代表性的”因为余光中已经认识到现代主义诗歌的缺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存在着语言文字的清晰性和形象的完整性会遭到破坏的隐忧，现代派诗人面临着“建立个人独特风格的困难”.由于大陆与台湾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冰封多年造成的诗歌发展的巨大悬殊，大陆主要以现实主义原则、“怀乡”主题、“明白易懂”的审美趣味作为引介标准，这种引介策略“不仅力求在时间上保持与台湾诗坛的同步性，而且主要意图是将台湾诗歌整合到大陆读者所熟悉和认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审美惯例中。”可以说早期台湾诗歌的引介与传播受制于三方面的约束：政治上，能积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文学上，要与当时居于大陆诗坛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原则相契合并能发挥巩固功用；艺术风格上，受当时正在开展的有关“朦胧诗”的讨论的影响，“明白易懂”成为占据强势地位的诗学主张，引介台湾诗歌也需要参照此标准。经过这个标准的筛选，70 年代末创作的台湾诗歌成为主要选择对象，如 1981 年出版的《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渴望亲人团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这本诗词选一以贯之的主要特色与基本格调，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被选录其中。1982 年，《台湾诗选(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艾青指出“乡愁”和“关心人民生活”可以作为这些所选诗歌的主题概括。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是 50-60 年代的一批现代派诗人，如叶维廉、纪弦、洛夫、覃子豪、郑愁予、罗门、余光中及周梦蝶等，每位诗人被收录的诗歌数目不等，余光中被收录的两首诗分别是《西螺大桥》、《车过枋寮》，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探索和创新痕迹。
....................
第二节 洛阳纸贵到旧案重翻
自 80 年代学者和诗人对余光中诗歌的引介以来，余光中诗集在大陆陆续出版，深受大陆读者的喜爱，引发一波波“余光中热”，在 2002——2004 年间更是达到高潮，2002 年 9 月份，福建省成功开展了“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10月份，为庆祝余光中 75 岁大寿，常州举办了“余光中作品朗诵音乐会”。2003 年在中央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余光中的《乡愁》被朗诵，同年《余光中诗选》被收录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评选的《百年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2004 年余光中被授予“2003 年度华语散文家大奖”，同年 9 卷本《余光中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盛名之下庶几无虚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2004 年 3 月李敖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李敖有话说》中狂批余光中是“骗子”，以余光中的《无论》为例，认为余光中的诗没有韵律，是“骗子诗”，以此事件为导火线，一批学者开始重翻余光中的历史问题，并开始对其权威地位产生质疑，同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提到李敖的这番狂批在台湾绝非稀少之音。同时提到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有诸多信息方面的沟通漏洞，从而产生大量的认知误差，并提及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恶行”，包括《狼来了》，引用吕正惠的回信“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陈子善认为：“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台湾学者杨若萍认为余光中绝非浪得虚名，他在大陆的走红是有深层原因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揭露，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热潮，并在两岸三地开展了一场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争论，大陆开始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进行反思，其中以古远清为代表，发表了大量文章，如《两岸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上）》、《两岸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争论（下）》、《关于台湾〈台湾现代新诗史〉的撰写及余光中的评价问题》、《成绩与问题——大陆的台湾新诗研究》、《余光中向历史自首？——两岸三地对余光中“历史问题”的争论》，最后古远清站在特定历史的角度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反共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台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认同罗四鸰说的：“过去反共，现在不反共，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昵？”至此，余光中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经过这场讨论余光中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余光中诗歌得到读者更广泛更理性的阅读。
......................
第二章 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类型
对于余光中诗歌的接受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集合，他们的接受方式也会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特点。要了解余光中诗歌的传播和接受现象，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不同接受群体和接受方式不可或缺，分析余光中诗歌的传播和接受过程，可以从学术性接受、政治性接受和大众性接受入手。
第一节 学术性接受
余光中诗歌的经典化归功于多方力量，其中，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更是立了“大功”，甚至可以说，余光中能够以一个“乡愁诗人”的形象走向大众，除了其诗歌本身的魅力之外，诗歌圈内的朋友和知识精英的“阐释”和“想象”更为重要。
一、说不尽的“乡愁”
由于两岸意识形态的束缚，80 年代以前关于余光中诗歌的研究鲜有涉及，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正式打开了大陆与台湾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阀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交流的隔绝及余光中独特的游学经历，余光中最初是以香港诗人的身份被引介到大陆，1980 年香港著名诗人林佑璋发表的那篇评论中提到了余光中的《乡愁》及对现代派诗歌的反思和忧虑。此后大陆学者开始陆续引介余光中的诗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福建诗人流沙河和湖南诗歌评论家李元洛，流沙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余光中的诗评，其中发表最早的是《溶哀愁于物象——余光中：〈乡愁〉》，流沙河以一个诗人和诗评家的双重身份对《乡愁》给予高度评价，称这首诗是“一滴水晶珠子”，“内无瑕斑，外无裂痕”，根据诗歌创作的一般经验对《乡愁》的创作过程做了大胆猜想，不同于台湾当时某些诗歌深奥晦涩难懂，如张默的《无调之歌》，该诗属于“浅易之作”，但是余光中构思精巧，能“溶哀愁于物象”，值得细心揣摩其诗艺，《乡愁》深受流沙河喜爱，多次用四川土话朗诵，听众反应强烈。值得注意的是，流沙河的介绍，更多的是诗歌艺术的研究考量，并不系统全面。此后李元洛对余光中的诗歌也进行了介绍和高度评价，如在《海外游子的恋歌——读余光中〈乡愁〉与〈乡愁四韵〉》，称其诗是“海外游子的恋歌”，正如 80 年代聂华苓在访问大陆时评价余光中的诗歌：“他的诗充满怀乡的情绪”①。
两位诗评家的高度评价对《乡愁》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无疑是推波助澜，以至于此后的许多学者在研究余光中诗歌时都将目光集中在“乡愁”，“乡愁”似乎成为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有的学者从单篇“乡愁”入手进行解读，如李爱娟指出《乡愁》在诗质和诗形上达到了完美结合，梁欣荣探讨了《乡愁》将美的情感和形式融为一体，而杨景龙则通过乡愁诗的解读，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上的母题性质与表现上的原型意义。与此相对应的，许多学者对思乡恋土诗歌如《乡愁》、《乡愁四韵》和《白玉苦瓜》等进行整体研究。张爱明将余光中的乡愁情结的具体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回忆故土亲人往事、怀念大陆山川风物、传承华夏历史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血脉、渴望祖国统一强盛。卢德明探讨了余光中乡愁诗的诗美构建特质：新颖奇特的比喻点染、原型意象的吸纳和新意象的挖掘、“陌生化”的语言浸润、诗和歌的联姻等。江少川在《乡愁母题、诗美构建及超越——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对余光中的乡愁诗探讨得更进一步，指出余诗的创作主题是乡愁，其精魂是中国情结。徐光萍指出余光中由于短暂的西游，曾对传统一度疏离，而正是“浪子回头”后强烈的中国情结使得余光中在诗艺上有了独特的定位。
.......................
第二节 政治性接受
余光中诗歌的政治性接受，要从以下两个事件说起：余光中获得 2013 年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短诗《乡愁》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
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是我国两岸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文学奖。2011 年 6 月，“两岸诗歌高端论坛”在海南大学顺利展开，来自两岸的近 40 位诗人参会，2012 年首次评奖，在两岸文学界和读者中有着较大影响。在 2013 年第三届两岸诗会上，两岸诗歌桂冠诗人奖被分别颁给了以下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和阎安。余光中继罗门成为台湾第二个获此奖项的诗人，其实在 2012 年的两岸音乐诗会上，童自荣就朗诵了余光中的《乡愁》和《民歌》，诗歌的魅力和精湛的朗诵艺术和现场感染力，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似乎为 2013 年余光中的获奖埋下了伏笔，2013年两岸诗会上，余光中其人其诗都是一大亮点，除诗人获奖外，还举办了《乡愁》交响音乐诗歌晚会，诗歌和音乐双剑合璧，奏出一幅幅华丽的篇章，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情感荡漾。而洛夫曾说过：“余光中在文坛的地位很高，在诗坛就未必。他的散文写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诗就是《乡愁》，我还为他打抱不平，其实他还有更好的诗。因为他的诗是民谣风格，念起来都很顺口，读者都很喜欢，我跟余光中在大陆曾被人称为‘双子星座’。我不在乎什么称谓，我们高度、深度和风格不一样，他是诗歌明星，我的诗则被诗评家广泛重视。”且不说洛夫对于余光中是褒是贬，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被不断演绎的《乡愁》早已成为余光中的一张响亮名片，传遍大江南北，以至于将余光中诗歌遮盖了，事实上余光中也表示过无奈，2005 年余光中在《余光中精选集》自序中说道：“诗是我的初恋，也是老而不懈的至情：一生创作在千首上下。《乡愁》一首流传最广，选入的教科书也有多种，至于列入一般选集，更多不胜数，于是一般人还称我为‘乡愁诗人’。乡愁确是我的诗作常见的主题，但我的诗作在乡愁之外，主题还有很多，包括亲情、爱情、友情、自述、咏史、咏物、题画、赏艺、运动、环保、刺时、谐趣、天象、四时等等，不一而是。许多读者识我的诗始于《乡愁》，但愿他们能更深入，而不止于《乡愁》。”而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导向力量，《乡愁》这张名片还是作为一道绚烂的光环紧包裹着余光中。
....................
第三章 余光中诗歌接受情况的背景分析....................31
第一节 余光中诗歌接受的时代背景....................31
第二节 余光中诗歌的灵魂.....................32
第四章 余光中诗歌接受情况的反思....................36
第一节 读者接受对余光中诗歌经典化的影响............36
第二节 读者接受对诗歌发展的影响.......................37
第四章 余光中诗歌接受情况的反思
第一节 读者接受对余光中诗歌经典化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我们绝不可能像传统批评相信的那样去复述一首诗或‘接近’于它的本意，我们最多只能构成另一首诗，甚至这种系统的再阐述也总是一种对原诗的曲解。”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对文本或文学史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曲解或误解是一种基本构成活动。对于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误解可以说是一种贯穿始终的常态。最初学界对余光中形象的塑造就离不开“乡愁”情感的影响，对余光中诗歌的阐释研究基本都会涉及他的乡愁诗，在这种影响下，从一开始，余光中诗歌的接受就建立在一种回溯式的构想基础上，人们谈到的诗歌都是乡愁诗歌，在专业读者的接受领域内这种误读也不能幸免。这种情况对于大众读者更是如此，从一开始，大众读者接触的关于文学的读物和知识均来自专业读者的挑选和推荐，在此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介也参与其中进行塑造或变形，再加上读者自身千差万别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作者笔下的文本和被接受后的作品之间存在一段距离，甚至有时候相去甚远。孙玉石曾说过，独特的暗示场存在于每一首诗中，在每一个窗口的引导下，读者都能到达暗示场的中心，进而迈入诗歌神秘的艺术世界，寻觅到诗歌世界中的奇特光彩，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本在这种接受过程中才得以蜕变成作品，这种对于作品的解读或许并没有“正解”与“误解”之分。正是在这 30 多年的不断解读中，余光中确立了其经典化的地位，这种经典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被经典化的余光中诗歌是真实的余光中诗歌吗？读者是否需要真实的余光中诗歌？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
结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将诗歌写作的实质定为一种震颤，我们的肉体随着每次阅读而产生的感动给了我们对于现实困境的原谅和面对的勇气。余光中已经年逾古稀，创作生涯达 50 多年仍孜孜不倦于文学艺术的探索，他的诗歌总是给予读者某种惊异的感动，正如古远清说的：“论作品之丰富、思想之深广、技巧之超卓、风格之多变、影响之深远，余光中无疑是当代诗坛成就最大者之一。他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之一。”这也侧面指出了余光中诗歌的在多方话语中的经典化地位的内在根源，“余光中热”现象不仅存在于文学圈子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然而，余光中诗歌表面的风光无限、享誉中外与人们对余光中诗歌的误读是共存的，甚至可以说诗人的初衷与人们对余光中诗歌的解读之间相去甚远。
精英话语对余光中诗歌的研究秉承严谨的治学态度试图挖掘真实的余光中，官方话语则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牵引色彩，通过对余光中诗歌进行有选择性的传播与接受以达到“教育”和“引导”的目的，大众话语对于余光中诗歌的接受是在精英话语与官方话语筛选和过滤后进行的，但是由于科技的进步和读者自身的差异，他们的接受空间更为自由，既没有对学术负责的重任也不必对主流思想进行正确引导，因此大众空间中的余光中诗歌呈现出的面貌更加多元化，可以是流行歌曲、励志名言、情诗、影视台本等等。而余光中诗歌的新的审美价值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解读、误读与再创作中诞生的，余光中诗歌之所以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时代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下立足，离不开这种传播、变形、再传播、再变形的循环往复的传播与接受过程。
时至今日，余光中仍笔耕不辍，余光中诗歌的传播与接受仍处于进行时状态，不管是回顾过去、立足现在还是展望未来，余光中诗歌的解读与误读总是相伴相生，构成余光中诗歌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未来对于我们是未知的，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的走向也一样。关于余光中诗歌的研究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比如余光中诗歌在香港和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留作后论！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迟子建与奖项——论当代批评视野中的迟子建创作
第一章 批评界对迟子建创作的前后批评声音的转变
在本章节的论述中，主要内容是呈现批评界对于迟子建创作所发表的评论的声音转变。迟子建的创作风格一直以来都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变化，初登上文坛的“北极村童话”的清新温暖的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后来稍微有些些转变的《香坊》《向着白夜旅行》《白银那》《日落瓦窑》也都是在传奇与梦幻中充斥着浓浓的爱意和温暖，直至后来的那些对于人性的拷问，对社会制度、社会道德、生存环境表现出的不安和忧虑，这些都保持着迟子建内心始终如一的温暖。但是批评界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对于迟子建的创作的批评声音有一些很明显的转变，下面我将从迟子建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前后批评界的声音呈现出的变化来阐释文学奖项前后对同一作家批评的转变。
一、从过于温情的叙述到苦难中的温暖
自从迟子建以《沉睡的大固其固》受到批评界的关注开始，温暖的叙述就成为批评家们眼中的迟子建的标签，无论是从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叙述内容再到叙述主题，作家对于迟子建的作品呈现出的温情都给予了重视，从最开始诗意温情的赞赏到过于温情的诟病，再到后来的把温情转变为一种悲悯的大爱的情感态度，批评界都呈现出了很明显的变化。最早王干就在《等待唤醒：来自北国的悲哀——关于<沉睡的大固其固>及其它》中指出，迟子建用温情乞求人性能够美好，当人类面临生存的困惑的时候，温暖的情感流入也是解除困难困惑的一剂良药。王干是最早注意到迟子建作品中温情的批评家，也是最早把温情融入到人类生存层面的批评家，对于迟子建作品中温情的痕迹以及所表现出的肯定，这些对于日后的批评家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批评界这只是个稍纵即逝的现象。从这之后，直到 1998 年，评论界才又注意到迟子建创作中的温情之光。在这里却不得不提到 1996 年迟子建凭借《雾月牛栏》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这之后，对于迟子建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温情也越来越走进人们的视野。首先提到的应该是文能、迟子建的访谈录《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在访谈中，迟子建第一次进行自我式的回顾，把自己从事写作多年的心路历程通过与文能的交谈较为详细的呈献给读者。这篇访谈录也算是比较早的介绍迟子建个人创作经历的作品，而且里面谈到了迟子建创作中的给人以温暖慰藉的温情。面对文能提出的过于温情而可能导致的“美丽的错误”的时候，迟子建道出了她作品中温情的来源，她并没有否认生活中出现的恶人以及他们在常人看来的恶行，但是她要做的是发现这些人身上的善，而对因为过于温情而导致其作品出现的某种局限，她指出那并不是温情本身的过错，而是自己没有娴熟处理呈现温情的手法，还没有达到“化绚烂为平淡”的境界。这篇访谈录后来被很多批评者引用，也为批评者们更深入全面的了解迟子建并找到了迟子建自己对于其作品中呈现出的温情的表述。
我们看到了更多批评者越来越注意到遮蔽苦难的温情，而且批评家们对于迟子建作品中折射出的温暖有时却持有不同观点。迟子建的《岸上的美奴》引起了批评家们的不同关注角度。刘传霞在《迟子建小说创作论》中针对美奴的行为及迟子建的态度给予了理解。她指出美奴的行为看起来是违背常理的，但是却在深层渗透出人性的温暖和对于人类生存现状的终极关爱。而比较早的全面研究迟子建的学者方守金，他在第一本迟子建的作家论专著《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中，方守金对迟子建的过于温情提出了不赞同的看法。他例举了《岸上的美奴》里美奴将亲生母亲推入江中以至于害死了母亲的行为，这样一个违背道德甚至法理行为依旧得到了迟子建“给温暖和爱意”的题记，面对迟子建给出的“同情和宽容”，方守金指出表达温情要有一定的底线，那就是被给予温情的人的行为不可以对其他人造成任何伤害。温情和善良在恶的面前往往显得很脆弱，可迟子建却不愿看到这份脆弱，迟子建的一味的温情阻碍深层的揭示人性，评论界对此也大致形成了莫衷一是的看法。
..........................
二、从儿童眼中的童话世界到东北地域文化的代表
批评界最早关注迟子建主要是因为她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童年视角，而迟子建很快被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坛盛行的先锋文学浪潮淹没了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就是迟子建的作品中太过于书写这个儿童眼中的童话世界。早期批评界对于其作品中的儿童视角给出了充分的肯定，也对这片充满童话色彩的黑土地充满了好奇，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批评家与另一位东北女作家萧红作品中的儿童视角进行对比。王干《等待唤醒：来自北国的悲哀——关于<沉睡的大固其固>及其它》也是最早注意到迟子建作品中的童年视角的，他指出了迟子建作品中童年视角的独特性，也即迟子建的童年视角并不是为了使时空的距离与心理的距离有所差距，她只是用一颗儿童的心来关爱世界和体悟人生，童年的生活在现实生活的单调乏味的衬托下显得那样的纯真，并且充满了多彩的梦幻色彩，在她的笔下，童年已经是一块理想的圣地，那块圣地中有人们最初的纯净。王干对于迟子建的童年视角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在他看来，这已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视角，它已经成为作家心灵上的一块圣地，是作家在不断守护和期望到达的地方。胡德陪在《大胆地走着自己选择的艺术道路——迟子建创作论》看到了迟子建作品中采取回忆童年的方式来进行创作，与以往的作家在年老时回忆童年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而吴俊却在《追忆：月光下的灵魂漫游——关于迟子建小说的意蕴》对迟子建的童年视角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虽然迟子建从《北国一片苍茫》开始就展现出了其笔法的成熟，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其作品中有些稚嫩的少女痕迹，不仅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显得惆怅和伤感，而且也会刻意的把成人叙述者的想法和观点强行加在还处于纯真年代的童年主人公的身上。吴俊提出的问题的确在迟子建的作品中存在，他还举了大量的例子进行论证。但是到了丁帆和齐虹的笔下，迟子建即使在走出童真心灵的关照而逐渐走入知性女子，当面对复杂世事时，依旧没有忘记纯净的童年，因为她一直都是在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
自登上文坛迟子建就创作了大量的以童年视角作为落笔点的作品，但却没有得到批评界的持续关注。从 1988 年到 1995 年中国知网上仅有上文提到的那些注意到迟子建童年视角下的童话世界的批评文章，到 1996 年，因为《雾月牛栏》以超高票数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而这篇文章又恰恰是以宝坠这位13 岁的儿童的视角切入的，所以在批评界引起的轰动就在于批评家们开始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挖掘迟子建作品中儿童视角和童年叙事的内涵。文能、迟子建的访谈录《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当中迟子建就比较具体的阐述了她钟情于用童年视角叙述的原因，童年时期在姥姥家独特的经历给她后来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因此迟子建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她的故事的。可以说通过迟子建自己来解释她作品中儿童视角的来源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而且她还把这种视角视为“天籁”，从这篇访谈录中我们看到了童年于迟子建的重要影响，也深刻的体会到迟子建笔下那个童话世界的真实面目。
........................
第二章 茅盾文学奖前后有关迟子建批评的冷与热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茅盾文学奖引领了批评界对迟子建的关注热度的转变。对于在 2008 年凭《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在这之前，整个批评界对于她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对于东北黑土地文学、黑土地文化所做的贡献，甚至是这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批评界并没有给其足够的重视，甚至一度忽视，然而自从迟子建先后获得了国内外文学奖项后，尤其是茅奖之后，整个批评界出现了对其的研究热潮。在冷与热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当代文学批评面临的困境。在本章的叙述中，我将主要从批评界从冷到热的现象所暗含的隐形规则出发，进而阐释当代批评面临的衰退的批评功能以及批评主体的局限问题。
一、多产的作家与冷淡的评论界关注
我们可以把迟子建列为多产的作家这一行列。因为迟子建自登上文坛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创作的脚步，以勤奋的姿态不断的给当代文坛贡献优秀的作品。从 1985年迟子建在《北方文学》的第一期上发表《那丢失的……》和第三期发表《沉睡的大固其固》开始，这位女作家就没有停下脚步，不断的给当代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从 1985 年到 1996 年，仅十年左右的时间，迟子建共发表短篇小说五十五篇，中篇小说二十四篇，长篇小说两篇，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但就是这样一位多产的并热衷执着于写作的作家，却并没有引起当代批评家们的持续关注。正如当代著名作家苏童谈到迟子建的创作时提到的“当迟子建凭借《北极村童话》走上文坛时，她的光亮虽然耀眼，但似乎并没有给中国文学以深刻而刺激性的影响。相反，她很快就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汹涌而出的先锋文学浪潮淹没了。”的确是这样，在中国知网上搜集的相关资料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批评界对迟子建的关注程度，从 1985 年到 1996 年，面对创作出将近百篇作品的迟子建，整个批评界却仅有十五篇单独论述迟子建作品内涵的评论性文章，另外还有十二篇文章是把迟子建的创作特色及独特性作为其论著中的例子来支持其更大观点的。而在这十五篇论文中，大多数都只是单一的把迟子建归为北大荒文学的代表，把她作品中的对于东北大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的描写界定为北大荒文化的呈现，另外一部分也只是从表层分析迟子建作品中童年视角的利弊，却没有全面把握迟子建创作的相关研究。
从发表文章的杂志来看，都是在文坛上和批评界都比较有影响力的，在《文学评论》上有六篇，在《文艺评论》上有七篇，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有六篇，《小说评论》上有两篇，其余的文章也都发表在《山东文学》《学术交流》《山花》《当代文坛》《作家》《艺术广角》等这些比较有份量的刊物上，而纵观发表这些文章的批评家，也都是在批评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例如第一位注意到迟子建创作为我们勾画出北大荒“原始风景”的喻权中，作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兼任着黑龙江省文学学会理事、地方文学学会的副会长，李树声是一个哈尔滨人，现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马风也同样是黑龙江人，而且也在黑龙江省文艺评论研究会和艺术理论研究中心担任重要职务，对于东北出现的这样杰出的作家，同在东北生活并走在批评前沿的他们必然能注意到这一作家的成就，有着相同生活环境的他们对于迟子建作品中的“大固其固”会有契合的状态。而像王干和许振强、谢有顺等这些批评家，他们虽然并没有同样的“原始风景”的生活环境，没有感同身受的体会，由于他们是在当代文坛有一定成就的批评家，无论在理论或眼光方面都有一定独到的见解，因此，他们并没有着重研究迟子建笔下的东北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他们主要从迟子建的艺术手法角度入手，探析迟子建作品呈现出的独特之处。虽然批评界对于迟子建的关注与迟子建这阶段的大量创作严重不符，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批评家们是怀着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颗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整个批评界没有重复研究的情况。
.......................
二、“茅奖”后对迟子建的泛化批评
由仅有极少数批评家的关注到主流批评家、学院派批评家甚至媒体的一窝蜂关注，对于获奖后的迟子建，批评界对于其作品的研究一般都是围绕获得茅奖的《额尔格纳河右岸》所体现的生态意蕴，即精神信仰的回归、原始生命意识探寻、和谐状态下诗意的栖居等方面来探析其作品，而对于其作品所蕴含的深层次的黑土文化、东北独特的人文情怀却很少涉及，甚至几乎没有人关注迟子建的语言风格或句式，从前有人批评迟子建的笔法稚嫩，到后来把这统统归结为温暖而清新，这种种现象都在一定层次上反映出批评界的跟风式的泛化批评现象。
（一）被引领的受众声音
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读者中的接受程度反映了作家在大众文坛的地位。迟子建作为从期刊发表作品而逐渐被批评家注意到的作家，在最开始她作品的受众就不会像直接在出版社出版文集的那种作家那样会得到很好的宣传而被大众广泛熟知。由此看来，作为读者的受众的声音也受到某种外力的左右。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传播的作用，传播已经无时无处的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由于迟子建不断的获得当代的文学奖项，各种刊物在继续刊登发表迟子建作品时的有意宣传，这使得受众在不断的关注。从广义上讲，传播为的是我们要同四周的人有新的联系和信息的发散。正如著名传播学家萨皮尔所说的：“社会是一个主要由传播所维持的这类关系组成的网。”从接受美学角度讲，传播是研究和探讨本文是通过什么方式更为有效地到达接受者手中。正因为有了传播，本文才得以面对接受者。如果没有传播，那么，再好的本文也只能是作家宣泄的产物；这样的本文只能算是“半成品”。接受者在接受者过程中心中都会有两个尺度。一个尺度是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与需求而定下的；另一尺度是社会的舆论与评价。在观赏某一部书，某一部影片时，人们往往会议论，“不像说的那么好”、“不像说的那么坏”，这就是接受者本身两把尺度的角逐。显然，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尺度，而非社会尺度。如果两个尺度能统一、糅合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对社会尺度的怀疑与非议。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给出一定的传播，那么到达受众眼中的就不仅仅因为获奖才有的宣传，而之前却是一直被淹没的作品。
我们可以把作为受众的读者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就是那些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知识面较宽，文化视野较开阔，具有较高雅的审美情趣与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群。而这样的一些人组成的读者群，对文学阅读的要求比较高，他们期待文学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较高尚的情志，对生活有真知灼见，有独特发现，能给人们较深刻的启示：在艺术上希望作品有追求、有创新，形式上能精雕细刻，力求有所突破，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从而能给人以较高雅的审美享受和精神乐趣，而不仅是感官的愉悦和刺激。这样一种接受要求可以说是“阳春白雪”。与此相反，低层次的读者是指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知识面较窄，文化视野较狭窄，审美趣味较低俗，艺术素养较欠缺，欣赏能力较薄弱的人群。这样一个文化圈中的读者群，一般来说文学阅读的要求比较低。他们并不追求作品有较高的思想情操境界，也不期待从作品中获得某些对生活的真知或人生的启示，更不善辨识艺术上的良莠优劣、粗细文野，而满足于从某些紧张曲折的情节或带有新奇和刺激性的描写之中获得某种纯消遣性的娱乐，消遣是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这种接受要求可以比作“下里巴人”。中间层次的文化圈则是介于高低两个层次的人群，他们的组成较为复杂，有的比较接近于高层次，有的则比较接近于低层次。这个读者群，总体来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知识面，有一定的艺术常识和阅读能力，但都不高不精，平平而已；他们对于作品的阅读，并不是全停留在纯然消遣或寻求刺激上，他们也要求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能给人以某种审美的愉快，但他们对文学作品也没有更高的要求，对低层次的接受要求也不决然排斥。这是一个中介层、过渡层。
..........................
第三章 文学奖项作用与反作用的张力 ............... 31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引爆的对迟子建的热评 .................. 31
（一）批评界“象征资本”转型为“市场资本”的过程 ....................... 31
（二）作家与读者的双重维度期待 ..................... 33
二、从茅盾文学奖看当代文学奖项 .............. 35
（一）茅盾文学奖的尴尬处境 ................. 35
（二）处于文化消费语境下的当代奖项 ............. 37
（三）对文学评奖的标准反思 .................. 38
第三章 文学奖项作用与反作用的张力
文学奖项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是批评界及大众和传媒对于作家创作的肯定。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部小说走进图书市场甚至网络，批评家们和读者很难从林林总总的作品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进行赏析，因此，文学奖项就成为了一个捷径，为批评家们找到一个继续挖掘其思想内涵进而引领大众欣赏趣味的途径，然后继续挖掘获奖作家的其它作品，从中找出更深刻的思想内涵。然而通过上文的论述，当代的奖项颁布却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作用，作为文学奖项，它不仅通过奖项本身的颁布对作家作品以肯定，同时它也成为一种引领批评界方向的工具。由此，文学奖项实则已经成为一个隐形的工具。本章主要通过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评论界的“象征资本”转化为“市场资本”的过程，进而从茅盾文学奖来引出当代文学奖项的处境以及其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引爆的对迟子建的热评
如果说迟子建是因为《雾月牛栏》开始被评论家们注意，那么直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获奖才引起广泛的研究热潮。其创作本身就一直具备较高的文学辨识度与认知力，然而，一系列奖项之后的研究热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评论家们正在逐渐的失去独立自主意识，相反充斥着更多的消费色彩和功利色彩。
（一）批评界“象征资本”转型为“市场资本”的过程
在文学生产机制的诸环节当中，“文学评奖”和“文学批评”从事的是“文学价值”的生产活动。不同的“文学评奖”和“文学批评”都依据着各自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每一种处于强势的审美体系环境中，并都在试图以自己的标准重新建立“文学场”的等级秩序。可以说，文学评奖和文学批评领域是集中体现“文学场”内各种力量斗争情形的场所。自“新时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绝对控制开始有所松动。尤其是进入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学在吸收了各种现代派技巧的基础上进行了先锋性的“形式变革”，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领导权”不断受到挑战，这样的挑战终于在 90 年代末围绕茅盾文学奖的论争和各种民间奖项的设立而有了集中的浮现。“市场原则”也在深层次上影响了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审原则并促使其作出相应的调整，“市场化”的转型为正统的“官方奖”以外的具有民间性质的奖项颁发“象征资本”提供了物质依托，大量的奖金以及获奖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名人效应都在使原本具有“象征资本”的文学奖项朝着“市场资本”的方向转变。
迟子建是从 1985 年开始写作的，于《北方文学》上发表处女座短篇小说《那丢失的……》，1984 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毕业的她又继续进入了中国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作家班，于 1986 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北极村童话》而步入文坛，被批评家们关注，1987 年进入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研究生院学习。迟子建毕业后就进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了，并在黑龙江比较有名气的杂志《北方文学》做了三年的编辑，并于 2010 年 12 月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主席。迟子建在刚刚走出校门就能成为黑龙江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并且还作为作协的“管理层”，这种情形下就使迟子建这种独特的“作协经验”成为批评者们研究关注迟子建无法避开的话题。无论是凭借最初在《北方文学》还是《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文章被人熟知，迟子建都不能否认她凭借文学期刊这一平台走进文坛并被大众批评者们熟知，而作为黑龙江作协中的一员，并且其具有专业作家的身份，这些都表明她是在传统的文学机制系统中的作家。
............................
结论
文学奖项不仅会引领批评界的声音，左右评论者的关注点和关注对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对于迟子建，这个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1985 年到 1995 年是创作的高峰，1996 到现在可以说是小说产量呈现下滑趋势，与这两个现象不符的是批评界的前期冷漠到后期已形成持续性的研究特征。的确，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如 90 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在现代性的过程中逐渐的发现了生态问题、信仰问题、价值观念问题，人们开始不断的思考这些问题，而迟子建的小说恰恰反映的是生态意识和人性关怀，以及人们内心最原初的信仰和温暖。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获得一系列奖项后使得她的知名度得到了扩大，使得评论界开始重视这个东北的女作家，使得研究迟子建的批评家队伍逐渐 扩大，并形成一定规模。因为获奖而关注的确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一般都是文学奖项中引领大众的方向，而并没有公正客观的体悟迟子建作品中的文学境界，这使得批评失去了自主性。文学奖项对于文学的发展的确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代，如何让文学奖项之后的批评界摆脱这一外界的力量，褪去消费主义色彩，真正发挥出评论的功能来引领大众的视野，是我们从迟子建与奖项的关系背后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于是开始对中国的文学奖项进行思考，对迟子建的创作进行思考。结果发现，中国当代文学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形成，如何对待文学奖项，如何理性的对待文学作品，如何对待作家的真实性，不要因为作家没有获奖而对其创作持冷漠的态度，也不要因为作家获得文学奖项而过度阐释。由于获得了文学奖项而受到广泛关注的现象在迟子建身上发生，由于笔者对迟子建的喜欢，也通过笔者的不断研究发现了这一现象，因此，笔者做这个论文个文学本身的生产可以进入合理阐释的空间。但是由于笔者学术有限，时间和能力有限，对于材料的整理和总结还有些漏洞，对于某些评论并没有做到细致入微的分析，仅仅从迟子建获得文学奖项前后评论界的冷热不均的评论现象来进行现象学的分析。但我深知文学生产本身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因素，而文学奖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研究文学奖项与作家创作和评论界的评论走向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但是通过研究迟子建获奖前后评论界对其冷热不均的研究现象这一问题，笔者希望可以为当代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家们提供一个正确认识文学奖项和获奖作家作品的契机，使得当代文学批评得以坚守文学的理想。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三：特定文化空间下的兰州水车阐释研究
第一章 兰州水车生成与传承的文化空间
兰州水车之于这座城市意义非凡，之于这里的人民更是功德无量，在它身上体现的是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兰州人共有的精神财富，兰州水车的价值值得我们祖祖辈辈铭记。但是，兰州水车为什么会产生在黄河兰州段，为什么黄河兰州段会如此需要兰州水车，为什么兰州水车的出现可以促使兰州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对这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有透彻而全面的了解。文化空间或曰文化场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过去的兰州水车依河而立，如今则存在于水车博览园中，场所的变化标志着文化空间的不同，由此展现的文化特质值得我们探究。厘清兰州水车生成和传承的整个过程，就等于了解了整个水车的发展史，了解了先辈是在怎样困窘的条件下制造出这条黄河巨龙，从而增加我们对这些勤劳、智慧、勇敢的先辈们的崇敬之情；概括兰州水车所处的文化空间，就会理解城市与水车唇齿相依、不能割舍的情分；而分析南北水车的文化空间差异，知道不同背景会塑造出不一样的文化品格，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的看待问题。
第一节 兰州水车的生成和传承历程 ——从中国水车到兰州水车
作为传统的农业文明大国，在“以农立国”的方针指引下，从古到今，我国始终注重农业生产建设，把农业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因此辅助生产的农业机具也就有着举足重轻的地位。再加上人类天性向水，古语有云：“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农业生产需要汲水灌溉，水车的重要性因此不言而喻。
兰州水车作为黄河两岸唯一的提灌工具，被看作是农业文明的一种符号，作为一种从江河湖海地表水中不间断汲水的大型传统农业机具，它的出现反映了以农业为主的古代水利排灌的实际需求，造福了黄河两岸的万亩粮田，解救了苍生，功德无量。
一、中国水车简述
中国水车的发展是一段漫长的历程。纵观历史，“水车”一词最早见于《全三国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虽欣黄天之降润，亮水车之思雨”其意虽含糊，但约莫可知，这里的“水车”正是指一种起灌溉作用的工具。事实上，通过翻阅相关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水车”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统称，在不同时期代指当时所广泛使用的灌溉工具，而据李根蟠先生在其《水车起源和发展丛谈》（上辑）所说，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确定这个指代范围，历史上的灌溉机具数不胜数，但他认为唯有翻车、筒车、井车和刮车可作“水车”称，这就把它和早期的桔橰、辘轳等工具区别开来。
据史料所载，东汉末年，一个叫毕岚的人发明了翻车，成为了当时较为普遍的灌溉工具，不过时人只是用它来浇灌洛阳城内的园圃。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水车自身的一个技术适应过程，因此相关的史料记载很少，但使用并未中断。
..........................
第二节 兰州水车的文化空间选择—— 自然地理特征与文化生活结构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水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对这座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兰州水车发明之前，虽有黄河穿城而过，但是两岸田地都无水浇灌，满城的旱地、“十年九不收”的窘境直接导致城市无法发展，经济十分落后。特别是从明代开始，兰州逐渐因为其地理位置和险要地势而成为军事重镇，内陆众多人口迁徙来此，伴随人口数的激增，对当时的百姓生存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是水车灌溉的普及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难题。因此，我们研究兰州水车，就不能单独把它当一个物件来研究，而是要把它置身于以大西北、黄土高原、黄河为主要元素的特定文化空间下，全面、综合的来分析。
大西北主要指的是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五省所处的区域。这里普遍干旱少雨、风沙大，但土地面积广、矿藏丰富、有色金属含量高，自古就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是古时中原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众多驰名中外的文物古迹。这一区域开发较晚，因此还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和上升空间。
黄土高原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处于第二级地形阶梯上，横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是典型的河谷山地地势。这一区域年降水量低、绿色植被匮乏，再加上长年的风沙作用导致地表沟壑纵横、土壤疏松、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严重，使得许多生物无法在此存活。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黄土高原粗粝旷达、苍凉厚重的地理风貌，也塑造出了淳朴踏实、勤奋耐劳的民风人情。黄土高原面积广阔，煤炭、石油、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生产基地。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孕育和滋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长达5464 千米，流域面积约 75 万平方公里，与上千条支流和溪川相连，好似无数条毛细血管，源源不断地为祖国各地大动脉输送活力与生机。黄河流域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植被繁茂、水文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古老的黄河文化厚重而壮美，早在远古时期，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先辈就已经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奋斗，华夏文明初始阶段的夏、商、周三代以及后来的西汉、隋、唐、北宋等数个繁荣的统一王朝，其核心地区都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而彰显着中华民族智慧的诸多科技创造、文学艺术等也同样产生于此。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由青海省流入甘肃，并横贯兰州，滋养了这里的万千百姓，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灿烂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以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最具代表性，遗址遍布兰州各地区，出土了如兰州葫芦形网纹双耳壶、兰州内彩旋纹豆、七里河区花寨子葫芦形网纹单耳彩陶壶等标志性文物。
.......................
第二章 兰州水车的传统制作工艺考察
作为一种大型手工艺制品，兰州水车凝结了一代代水车匠人的汗水和心血，他们用精湛的手工技术、毫不含糊的造艺态度，打造出黄河岸边那一轮轮伟岸挺拔的身影。在这一制造发展的过程中，兰州人民真正的做到了因地制宜，不一味模仿，而是基于特定文化空间的各要素进行了大胆变革，让水车在大西北这片土地上焕发出了新的神采，这种创新思路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众所周知，正是因为水车的出现，才改变了兰州昔日农产歉收、人民靠天吃饭的窘境，摆脱了无法利用黄河水的悲惨命运，而置身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水车的存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面对如何生存，怎样生存的问题，水车应运时势，调整功能模式和价值形态，一跃成为了城市的文化标志性形象，这过程中的种种，都值得仔细探讨和研究。
第一节 兰州水车的基本形制与工艺技术
众所周知，兰州第一架水车是由段续发明和建造的，自此以后，据其方法造出的兰州水车逐渐遍布黄河两岸，默默见证了兰州的振兴和崛起。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段续第 20 代孙的段怡村老先生，通过和他的交谈，使笔者对兰州水车的形制、制作等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认识，而段老先生流露出的对于水车的赤诚热爱也让笔者感叹。这数百年的光阴流逝，并没有让段续后世子孙遗忘和辱没先人的功绩，他们仍然在为兰州水车的命运发展努力着，坚持传统工艺流程，不为市场趋势所左右，尽力延续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血脉。
一、兰州水车的基本形制
对于兰州水车，人们的最直观印象应该是大和圆，大的气势磅礴、圆的灵动有序。当然，这里我们说的可是真正的、一脉相承下来的、遵循古老工艺的兰州水车，毕竟现在的市场上鱼龙混杂，很多人只为贪图经济利益，只求个大形相似，这种不按规矩做出的水车不但不够美观，更重要的是不够结实灵活，寿命很短。
说起传统、正宗的兰州水车制作技艺与制造流程，段怡村、高启荣和苏善来这三位水车匠人就不得不提。段怡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段续的第 20 代孙，可谓师出名门，而他通过多年的搜集考察绘制出的兰州唯一一张古水车工艺技术图纸对我们研究和制造兰州水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启荣是兰州水车博览园中 12 架大水车的设计和制造者，从小师从其祖父，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师厚，出生于水车制造世家的他，一生都与水车密不可分。苏善来是掌握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的省级传承人，2008 年下川水车大维修时，他是负责维修事宜的总负责人，为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笔者有幸联系到了段怡村老先生。2014 年 8 月 27 日，笔者辗转来到了位于东岗桃树坪的“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传习所”，这里也是段老先生的住处。一进到这个精巧干净的小院，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二层小楼，据段老介绍，这是他自己建造的，二楼是一家人的房间，一楼则是制造水车的工作间，里面放着木料和工作用的机器。遗憾的是，笔者采访的当天，并没有生产任务，工人们也都在休息，因此没能一睹水车制造的工作画面。随段老先生来到客厅，墙上到处贴着他在各地建造水车的照片，地上摆的也是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水车，令人由衷的感到屋主对于兰州水车的深厚感情。而在接下来几小时的交谈中，这种感受变得更为深刻，段老先生热情却又不失严谨的向笔者介绍了兰州水车的发展经过、制作流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认真且不厌其烦的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令笔者受益匪浅，同时他流露出的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的坚持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深深感染了笔者。
根据段怡村老先生介绍，当年百姓纷纷效仿制作水车后，水车可都各有其名。有以所在区域命名的“下川水车”、“什川水车”等；以修建水车出资人的姓氏命名的“张家车”、“李家车”、“老虎车”等等；以水车轮数命名的“十辆车”、“五辆车”、“双车”等等；还有以浇灌的植物命名的“瓜车”、“梨车”等，名号虽不同，但其形制却没大的差别。
......................
第二节 基于兰州文化空间的创新与变革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水车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特别是对于南方稻作区的百姓来说，水车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对西北地区特别是黄河兰州段的人来说，从段续造成第一架水车开始，水车才慢慢走入人们的生活，开始辅助生产，使兰州人民感受到了它的高效便利，蒙受其恩惠。自古以来，人类都是逐水而居，因为有了水才会有生气、有了水才会有粮食，老百姓有的吃才有余力促生产，从这一点上看，兰州能发展成现在的西北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兰州水车功不可没。《兰州晚报》曾经撰文评价段续发明水车是“功高如天”，一点不为过。
南方地区大多是平原地带，水源丰富，灌溉农田实在不需令人费心，但面对黄河兰州段这般特殊的地形，经年所致的河床下陷，导致河岸不断抬高，落差越来越大，如何提水以济苍生就成了一个格外迫切的难题。兰州水车的出现，巧妙地把河水从低处引到高处，解决了地势高的灌溉难题，而其简便易行、投资小却快速灵活的特点则使百姓们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困境。据记载，明代以前，兰州居民生活用水只能倚靠五泉山上的蒙泉、惠泉及红泥沟泉水，用于灌溉的水源少的可怜，兰州水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水源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天旱缺水的年份，水车的作用就更为突显，范仲淹就曾在其《水车赋》序言中说：“如岁大旱，汝为霖雨。”水车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宁夏的贺兰山，其河床比农田还高，完全不需要水车帮助提灌，长江、珠江流域等地也是一样，河岸与水面之间落差很小，就不需要像兰州水车这么大的巨轮进行提灌，更何况它们的水流平静而缓慢，就算是架设一辆大水车也不能带动它转起来，所以小巧精致的水车完全可以满足当地的需要。种种因素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兰州水车与其所处的文化空间完全是唇齿相依、互为表里，也正因为这种种地理差异，注定了兰州水车的独一无二，也决定了段续在制造时并不能一味的模仿，必须因地制宜，做出改变和创新。
首先，面对黄河兰州段水低岸高的特殊地形，段续把水车直接扩大，使其成为直径能达到 20 米甚至更大的巨轮，这一高度甚至与兰州城墙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用辐条、铜线等加固巨轮，在轮周边装配刮水板和可活动的长方形水斗，再在水车上方横空架上木槽，如此稳固和巨大的形态完全不用担心汛期河水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使农田得以获得河水的润泽。
其次，兰州水车体积庞大、河岸落差高，因此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水冲力就不能保证水车的正常运转，农田就会遭殃。面对这一问题，段续运用巧思，他在水车巷的中部和水车底部倒挽河水处，开掘深巷，镶砌石块筑成一喇叭形石坝。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枯水季做储备，向水车下聚引河水，拦水于岸边，加大水流量，形成急湍，以强大的水冲力助推水车转动。其二则是为了稳固架设水车的支架。当刮水板受到水流推动冲击时，水车便徐徐转动起来，水斗则依次盛满河水，随水车旋转而缓缓上升，当水车旋到 180°时，水斗到达木槽上方，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灌于长长的引水木槽内，由木槽将河水导入水渠并引入岸上的果园、菜地和农田进行灌溉。
......................
第三章 以兰州文化空间为中心的水车民俗文化分析 .................. 28
第一节 关于水车的口承叙事形态及其它文学形式 ................ 28
第二节 水车的信仰习俗与生活习俗内蕴 ........................ 30
第四章 人类学视野中的兰州水车文化精神 ................. 33
第一节 兰州水车价值特质的时代转换 .............. 33
第二节 兰州水车的生存境界 ................... 34
第三节 兰州水车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 ........................ 36
第四章 人类学视野中的兰州水车文化精神
文化人类学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对与其相关的文化背景、价值内蕴等方面的探索阐释都具有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价值正是体现在对全世界人类文化的科学关怀和研究指导上。作为第一批入选国家非遗名录的兰州水车，当我们将其置身于文化人类学这一科学而合理的视野中，将学科知识与研究对象紧密结合，必将得到对其更为深入和创新的理解。
第一节 兰州水车价值特质的时代转换
兰州水车小而言之，是一种汲水灌溉工具，大而言之，则可解读为一种文化存在。我们研究兰州水车在特定文化空间下由古时候大规模创造使用的农用机具转型演化为当今社会环境下的城市特色景观这一文化形象，从中折射和反映出的是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价值的必然变化。
语境最初简单指语言环境，后被人类学拓展解释为文化场景、空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更是认为语境还可以表示自然、人文和民俗背景。他提出的文化语境理论，可以理解为被研究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并据此做出相应的分析研究。依据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制度形成的三层次说，文化迫力层次中最基本层次是满足人体有机需要，也即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这种有机的需要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即“文化驱力”。水车作为一种传统的水利灌溉设施，是保证五谷丰登和生活安康的重要工具，其产生的根由，就是出于这种基本的“文化迫力”。兰州地处黄河沿岸，与整个华夏农业文明发展同步，是马家窑文化的主要覆盖区域、是古农业文明发祥地之一，因此在农业发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坚持种植粟、麦、麻、豆等谷类作物，长期坚持农耕之本，重视农耕经济，民众对于五谷丰登、安居乐业怀着极大的期盼，但奈何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和“岸高水低”的地理位置，始终不能让百姓如愿。而当段续经过改良创新将兰州水车造成之后，这一架架巨轮充分发挥了在促进生产方面的最大功效，完全合乎百姓灌溉生产的切实需要，使人们不断感受到了它在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创造美好未来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
结语
通过对兰州水车的阐释和总结，可以看出水车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演进，由广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结合自身的感受和生产的实际需要不断完善、效能不断增强，以文明而坚实的步伐，最终造福了千千万万的百姓。特别是对于早期的兰州人民，未能借黄河获得福佑、水利灌溉受限，正是因为兰州水车在明代出现，才得以改变命运，得享幸福繁华。而伴随文化经济形态的调整、功能模式的改变，兰州水车的基本价值也发生了变化，是千年积淀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功能使它焕发新的生机，转型成为无可取代的兰州市标志性人文景观。可以说，兰州水车不仅承载着逝去的岁月记忆和民众深切的情感，更蕴含着浓厚的西北高原文化品格和黄河文化精神，它是兰州城、兰州人特质的一个缩影。
我们感慨兰州水车曾经的辉煌，尽心阐释，并不是因为怀恋农耕时代、渴望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时期，而是我们意识到这传统的农业机具身上仍有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发展具有极大启示意义的东西，这些才是我们不能忽视和遗忘的。首先，兰州水车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正因为它与兰州城、兰州人水乳交融，段续在制造它时才没有一味的照搬南方水车的制作方式，而是因地制宜的进行大胆的改造与创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使兰州水车无论从外形和能力上都更具“本土化”，使它能充分的利用黄河穿城而过这一优越条件，为两岸的百姓谋福利、促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让技术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融合焕发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第二，兰州水车作为一种解放劳动人力、提高劳动效率的绝佳存在，体现了人类在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利的空间环境时所展现的智慧、勇气和能力。在水车的使用过程中，劳动者感受到了充分享受所处自然环境的能源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高效和便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未消耗和破坏其他能源，作为一种实用型农具，它成本低、效率高的运作模式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由于笔者能力有限，使得论文仍有一定的瑕疵。首先，由于水车的发展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些内容笔者只能通过复述相关研究资料来厘清水车发展的脉络和水车的基本形制、特点等概况，无法产生新的见解和认识。其次，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为辅助论文所作的田野调查还有所欠缺，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更为专业的看法和解释，同时由于笔者专业知识的积累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阐释兰州水车稍显吃力，这需要今后仍然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继续不断地学习，将兰州水车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的对象。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四：出版社与文学生产互动关系研究——以1980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例
第一章 《重放的鲜花》事件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喊出声讨“四人帮”的口号，于 1978 年12 月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79 年 5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放的鲜花》，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一事件被看做“思想解放”的标志，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黄伊如是评价，“在解放思想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得十分出色，他们敢于出版《重放的鲜花》。”得到同行的认可，无疑是极高的评价。
第一节 《重放的鲜花》出版背景
1956 年，全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召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时，苏联文艺作品要“干预生活”的口号引入国内，号召青年作家大胆创新，抛弃以前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的写法，作品创作要积极“干预生活”。自 4 月开始，《人民文学》等刊物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推出了一系列“干预生活”的作品。一类是旨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包括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另外一类是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主要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等。这些作品一问世，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少作者写文章支持和鼓励这一创作行为，刊登这些小说、特写的杂志也被抢购一空，邓友梅自己想买一本都没买到。但是，到了 1957 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后，这些作品受到了集中的批判，被斥为“反党反社会的大毒草”，“宣扬人性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批青年作家大多被扣上右派帽子，发配边疆，下放基层劳动，并且被剥夺了写作权，直到“文革”结束，二十年间他们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1979 年 5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重放的鲜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在社会上、思想上产生的震动可谓石破天惊。当时这本书定价 1.15 元，印了 20万册，一上架就卖光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各个省市的报刊，八十多家新闻媒体单位争相报道此事，均是一片赞誉之声，如果当时有年度十大热词评选的话，《重放的鲜花》想必位列榜首。除了销量和社会效应良好之外，这一出版事件在人们心底激起的波浪也可谓汹涌，编辑部每天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激动有喜悦有兴奋，有的地方甚至燃放鞭炮庆祝这一图书的出版。此后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几乎都将《重放的鲜花》之出版作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而载入史册。不仅如此，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和文化部合编的《六十年文学大事记》中，《重放的鲜花》的出版被列入 1979 年的文艺大事中，足见官方权威对这本选集出版的重视和认可。《重放的鲜花》影响为何如此之大？用责任编辑左泥的话说，“因为它收选的作品，都是 1957年反右期间被批判的‘毒草’，有些作者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它的出版为这些作品和作者正名，成为编辑界解放思想的象征。”
......................
第二节 《重放的鲜花》出版情况
1978 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恢复建制，出版业务逐渐恢复。是年，《文艺报》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为作家作品落实政策，为一批“十七年”被划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平反。“获得平反的作品近七十部，但没有一部是‘百花时代’的作品”。当时处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全国的右派都还没有平反，政治风向尚不明朗。经过“文革”十年，出版业几乎处于荒废状态，图书市场的荒芜让从事出版行业的编辑们深为痛心，所以，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初露思想解放的迹象，出版人便预感到属于出版的新时代来临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吴真在社内会议中提出，一些右派的作品曾经被打成“毒草”，这些人因为文学罹难，跌入人生的最低谷，但是历史证明，这些作品是优秀的，将他们的作品出版出来代表思想解放的信号，这个担子文艺出版社应该挑起来。乍一听，将右派的作品结集出版，在那时相当惊人，编辑这样一本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同时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个想法提出之后，大家都很支持，社里决定出版这样一本书，具体工作落实到编辑左泥身上。
首先，收录哪些作品是摆在左泥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建国以来，文艺领域的政治批判不断，从《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海瑞罢官》，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再到反右期间的批小说“毒草”、“电影毒草”、“中间人物论”等等，范围之广涉及小说、电影、戏剧、散文、诗歌、理论等几乎所有文艺门类。被批判的作品不计其数，如果将所有被批判过的作品都重新出版，难度很大。按照左泥的初步设想，收录 1957 年“反右”期间被作为“毒草”批判的作品，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这部分作品数量也不小。编辑室讨论之后，将收录范围做了限定，仅限于发表在中央和省市级刊物上的，被公开批判且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小说、散文、特写，这样目标就小了许多。
接着，重新发表作品需要联系作者，然而，联系作者成了第二大难题。这批作家被打成右派之后，纷纷被发配边疆或者下放基层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有的已经平反，调回原单位工作；有的只摘帽不平反，仍就地工作；有的则下落不明。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要了解作家的情况，只能通过写信、打电话或者亲自去寻找，尤其是写信的效力十分有限。例如，为了找到《改选》的作者李国文，编辑部先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了解情况，只得到模糊不清的回复：“原属全国总工会系统，好像是铁路方面的。”后来经过辗转打听才与李国文联系上。有人因为受不了折磨病逝了，比如方之。而有的则始终没有联系上。当时，凡是接到左泥的电话或者信件的作者都非常兴奋，因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部分失去了书写的权利，更谈不上将作品印成铅字发表了。以王蒙为例，一封与左泥商讨作品修改细节的信件长达五六页，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批来往信件被左泥先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可以一窥作家身处那个时代的心态。后来这批作家和左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像王蒙、李国文、邓友梅、陆文夫等，新时期恢复创作之后的许多作品都经左泥之手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
第二章 《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
第一节 有关《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
《重放的鲜花》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赢得了声誉，打响了“文革”之后出版事业发展的第一炮，在作家、读者、编辑、批评家、文学史家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中可以看出编辑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当时的文坛现状来看，广大社会读者经过十年禁锢，对知识处于一种如饥似渴追求的状态，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但是作家的创作需要时间打磨和沉淀，加之思想上战战兢兢不敢有大的动作，新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于是，在社长丁景唐的带领下，文艺社的编辑们将目光主要集中在了两个方向：一是大量引进和介绍西方的文艺成果；另一方向则是按照选题影印或编选“文革”前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前者如创刊于 1979 年的《艺术世界》，后者则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续编工程影响最大。
《大系》的续编与《大系》第一辑的重要影响密不可分。《大系（1917—1927）》第一辑出版于 1935-1936 年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年轻编辑赵家璧主持编选。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赵家璧目睹蒋介石政府提倡尊孔复古，全面否定新文学成果的现状，他担任文艺编辑经常发排左翼作家的进步书籍，他深感新文学的实绩正在被抹杀和被遗忘，因而产生了要整理和保存新文学史料的想法。在郑振铎、阿英、茅盾等前辈的帮助下，他很快确定好编辑思路，并在资料上得到阿英、郑振铎的全力支持，又得到鲁迅、胡适、郭沫若（因国民党政府禁止而替换为朱自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等新文学大家的鼎力相助，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大系》第一辑便与读者见面。《大系》包括建设理论、文学论争、小说、散文、戏剧、诗和史料·索引七个门类共十卷，由上述名家亲自编选并撰写两万字以上序言，最后由蔡元培作总序。赵家璧对图书的装帧非常讲究，原计划预售两千部精装本《大系（1917-1927）》，但书还没有出齐，预订量就超过了计划数，于是再版两千部。为了适应学生的需要，1935 年 9 月，又加印了两千部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
《大系》第一辑的完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一是较为完整全面地保存了新文学成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是名家撰写的序言，从不同方面对所选作品进行评述，构成了最权威的多声部现代文学史，具有较高的文学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三是《大系》的编选标准，采用最初发表的报刊或最初出版的图书，具有保存历史文献的价值；四是《大系》开创的编选体例，按照小说、散文、戏剧、诗、理论等文类进行划分，为后世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所采纳；五是在时间分期上，以重要政治事件为标志，将现代文学划分为 1917-1927、1927-1937、1937-1949 三个阶段，也为后世所沿用，尽管后来文学史家在时间上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尝试，但这一分期方法仍是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主流。
.....................
第二节《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工程
一、前期准备工作
1950 年代末，时任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处长的丁景唐向文艺社社长李俊民及副社长蒯斯曛建议，创办“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计划和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刘金、周天等编辑一起影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文学期刊。在丁景唐的带领下，按照商定的期刊目录有计划地分三批进行影印，包括太阳社、创造社和“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文化总同盟”、“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社团组织发行的，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甚至仅有孤本的 40 余种文学刊物。如《太阳月刊》、《文化批判》、《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学杂志》、《世界文化》、《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化月报》、《正路》、《文艺新闻》等。这批资料“基本上提供了左联前期上海作家逐渐左倾，以及左联、社联、文总刊物的大致面貌，给大学教师和研究工作者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提供了较充分的资料。”此项工作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这批资料在日本及香港地区被反复翻印，成为研究第二个十年文学遗产的珍贵文献史料，也为八十年代续编《大系》第二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另外，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仅将目光聚焦在影印原始资料上，而且及时迅速地推出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试图以此来推动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开展。1960 年，赵家璧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调至上海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他的加入推动了现代文学史资料的大量出版。六十年代初，文艺社创办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设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共同组成较为完整的现代文学资料体系。自 1950 年代起,出版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楼栖《论郭沫若的诗》、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天鹰《1958 年中国民歌运动》等研究著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出版了钱谷融《雷雨人物谈》、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等重要研究著作。
1979 年，丁景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恢复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并创办了“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组成了一整套规模较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系（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还在继续出版，其他的品种基本停止。）从资料积累上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影印、重印、出版现代文学资料及研究著作，持续了十余年，已经具备续编《大系》的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具备了续编的时代条件；编辑回到各自岗位，人员配备齐全，加之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有比较完备的学术梯队可以为《大系》出力；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下，亟需编辑开动脑筋推出新东西以满足读者的需要；现代文学第二和第三个十年的资料不易保存，老作家们纷纷离世，若不立刻进行资料的保存和整理，恐怕越拖将难度越大、损失越重。于是，丁景唐决定接过赵家璧扛过的大旗，动用全社之力，开始着手续编《大系（1927-1937）》第二辑。
.........................
第三章 《小说界》：文艺百花园 .............. 19
第一节 微型小说文体的独立 ....................... 20
第二节 “留学生文学”引发的讨论 ................ 22
一、留学生文学的产生 .................... 22
二、《小说界》中的“留学生文学” ............. 23
三、《小说界》之外的“留学生文学” ............... 26
第四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作家、批评家的互动关系 ............. 29
第一节 小楼：出版社的暖心之举 .................. 29
第二节 谢泉铭：编辑与作家的情谊 ...................... 31
一、编辑队伍 ..................... 31
二、作家培养 ................. 33
第五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学经典化 ............. 41
第一节 文学史书写 ........... 41
一、“重写文学史”热潮 ...................... 41
二、“现代派文学”与文学经典化 ........ 43
第二节 文学评奖 .......................... 45
一、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 .......................... 45
第六章 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化热”
第一节 背景：“文化热”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派走上政治权力的中心，改革派的首要任务是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从而确立自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新秩序。新秩序的形成需要重新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工作离不开人文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经济改革的阻力，有一部分必须在文化上解决，思想、政治都与文化有关”①，因而，改革派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人文知识分子则为改革寻找合适的理论依据，同时在新的秩序下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以钱理群、王晓明、黄子平等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将新时期文学直接与“五四”新文学对接，他们借助于五四话语、人道主义话语和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重返启蒙的主位，掌握文化大权，掀起波及全社会的“文化热”。“80 年代往往被概括为一个‘文化’的时代，其突出的标志是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华东师范大学方克强教授认为，“文化热是一个长期自我封闭的社会转向全面开放后必然出现的反弹性热潮。其显著标志，便是敏感的出版界纷纷推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丛书，以满足这种欲无止境的社会需求。”
上海自民国以来就是重要的对外交流的码头，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信号收发站，新的思想新的潮流经由这里辐射全国，开放、包容、混杂、新潮是上海的代名词。就出版行业而言，上海编辑的敏锐如同长有触角，能从作家的细枝末节中发现无限种可能，往往在别人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就已得风气之先。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第一辑的成功，就是一个用敏锐与魄力写就的传奇。因而，“文化热”在八十年代刚刚兴起，上海编辑就迅速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且加以发挥，如创办《美学》、《文艺论丛》、《艺术世界》、《文化与生活》等刊物，出版《文化鉴赏大成》、《文学鉴赏大成》等大型丛书。这一时期，除了文艺社之外，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文化丛书，如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文化丛书”和“比较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文化新视野丛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民间文化研究参考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上海三联书店的“中国国土文化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面向世界丛书”等。这批以“文化为总主题的丛书，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展现了当代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
.......................
结语
回溯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余年的出版历史，将其置于建国后文艺类出版系统中进行考量，横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文艺类出版社进行比较，纵向上选取 1980 年代，以 1985 年为界，1979-1985、1985-1992 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进行对比。从横向上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其他文艺类出版社一起主动介入到“重写文学史”、“文学经典化”等主流文化事件中，共同参与和促进了文学经典化的转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又与其他文艺类出版社不同。第一，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建造小楼，为贫困中的作家送去最亟需的安宁；像老谢这样近乎殉道式的编辑角色，融伯乐、父亲、兄长、朋友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在对作家的提携和帮助上更尽心、更耐心、更用心，“老谢精神”成为人们缅怀八十年代编辑精神的象征符号。第二，“文化热”的东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提供了全面发展的契机，文艺、文化、音乐各个领域的编辑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两部“大成”、两个“十大”、“书系”、“文库”、“大系”等此起彼伏，可谓风生水起。第三，《小说界》与同类期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等进行比较，在八十年代显然竞争力不足。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首先是创办较晚，刊物特色不突出，影响力偏小；其次，《当代》等刊物倾出版社全力创办，成为出版社对外宣传的一面旗帜，而《小说界》在人力、财力投资上似乎没有如此大动干戈。再次，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文学期刊普遍出现不景气的状况后，《当代》、《收获》等刊物有作协的政策和财力支持，加之长期积累起来的品牌效益和上不封顶的稿酬诱惑，使得这些刊物可以冲破不景气的樊笼屹立不倒。《小说界》则只能独自面对商业化和网络文学带来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挣扎求生。
纵向上来看，《重放的鲜花》出版，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人们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八十年代中前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丁景唐老社长的领导下，思想上的包袱似乎并没有完全解下来，在全面开放的大环境中显现出保守的特点。编辑思路上仍然延续“文革”前的做法，出版社的出版方向集中在影印现代文学史料和出版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上，全社的主要力量用于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时期虽然创办了《小说界》，但创办动机较为被动，创办时间显得有些迟缓，刊物在这一时期的办刊思路不太明确，栏目设置上或观望或迟疑，缺乏策划意识，包括“《小说界》作品奖”，也是在全国各地文学奖纷纷设立的背景下设置的，显然有些平庸和滞后。1985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调整社领导班子，孙颙与江曾培分任社长和总编辑，孙颙支持江曾培，江曾培信任孙颙，一新一老搭档，社内气氛活跃，许多创意得到实践和落实。新时期以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响较大的出版举动基本上都诞生在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上，推出“文艺探索书系”、“小说界文库”、“五角丛书”等丛书；社办刊物上，《小说界》设置“留学生文学”专栏，并以上海为据点引发全国的讨论和创作热潮，刊物逐渐形成“敏锐·海派·包容·可读”的特点。举办全国微型小说大赛推动微型小说文体独立，《海内外通俗文丛》创办等；另外还有《故事会》的经营壮大也在这一时期。八十年代的文学界，无疑充斥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无论是编辑、作者，还是批评家，甚至读者，都想在这一片园地里纵横驰骋一番。上海文艺出版社在这一时期的出版举动，有的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的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有的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河流之中，有的则以顽强的生命力活在文学史里、活在读者（含作家、批评家等专业读者）心中。无论成功或失败，光荣或忍辱，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代出版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编辑事业大幕徐降，以略带感伤的色调镶嵌在文学的历史现场之中。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五：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研究——以《社会月报》为例
第一章 《社会月报》杂志概观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代报刊业开端和发展的时期，在向西方报刊杂志学习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夹缝中，中国近代报刊出现大报和小报并存，新文艺和旧文艺杂处的局面。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代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使得上海被迫最先接触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各种新式学校、报刊、出版机构、文化团体纷纷在上海建立，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悍然形成。特别是在报刊发展方面，近代报刊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一股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大报乘风破浪，小报遍地开花。除了严肃时新的大报外，大量以娱乐消遣为主打的文艺小报为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娱乐信息，成为上海近代报刊的一枝独秀。在清朝末年,上海文坛就出现了风格和大报截然不同，关注名仕艳情、琐屑绮糜的旧派文人办的小型报纸，因其讲究休闲娱乐，迎合民众趣味而深得大众追捧。从晚清到民国 52 年间，小报总数约 1000 多种。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报纸业发展迅速，在鱼目混杂、熙熙攘攘的报刊杂志中，陈灵犀主编的《社会日报》和《社会月报》成为很有影响的刊物，前者是三日一期的小报，后者是集文学作品和社会新闻、漫画影视为一体的杂志，陈灵犀也是职业办报人中最著名的一位。
第一节 《社会月报》的内容形式
《社会月报》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包罗万象。并不仅限于文学作品，还涉及影视、政治、教育、幽默小品、社会新闻等诸多方面，力图为民众展示一个反映社会、拓展民众视野的平台。每期的文字约有十万字，并附精美书报二页，便于大众更通俗易懂的接受，力求做到内容最完美的大众读物。可以借用紧随其后刊发的《社会周报》的宗旨来说明《社会月报》的指导理念：“以敢言的精神来作民众的喉舌，以缜密的思想批判一切的问题，态度严肃、立论平允、批评公正、内容丰富、文字生动。”以公平严肃态度立论、着眼于社会民生的《社会月报》没有像新文艺占据主导的杂志一样用启蒙和教育的观点对待民众，把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先驱，它约稿刊发的都是切实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众能理解的新思想和日常生活结合的故事性文章。除文字外有地方风景插图和漫画插图，文章标题上也配以线条简单的人物或物品小像，图文并茂，说明该刊物真正践行着使民众自己去观察社会、审判社会的立场。其次，它和其他流行的诲淫诲盗、庸俗无聊的小报比摆脱了狭隘的娱乐大众的低级趣味，敢于走向新文艺，文学前沿，探索真正改造社会、服务民众的新路径——先锋性和通俗性相结合，这正是《社会月报》能广受认可，社会影响大的原因。
1934 年 6 月 15 日创刊，此后到 12 月每月中旬出刊，连续六期。这六期内容丰富，以白话文为主，真正发掘社会万象；1935 年共出 6 期到 9 月停刊，这一阶段的《社会月报》转向刊登旧派文人关注言情、吟风弄月、猎奇狭艳的作品，使用语言由前六期的基本全用白话转向文言文比重大增，多数用白话发表的文章掺杂诸多文言词汇和句法，只能称得上是半文半白的语言，仅有少量白话文写作的关注政治、艺术前沿的文章。然而《社会月报》在改革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到底，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激烈，不关注社会百态的《社会月报》逐渐走向没落。
........................
第二节 风格转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明《社会月报》前 6 期的文章视角广泛，是展示社会万象和跟随时代潮流与新文艺结合的典范，既能迎合知识水平不高的底层民众获得见闻、丰富知识、娱乐休闲的需要，也是现代化报纸启迪民众，展现先进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平台。1935年后的后 6 期，《社会月报》在文章刊载结构上有了大的调整，新文艺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的文章严重萎缩、几乎难以得见。每期少量刊登一些关注政治、经济建设的文章，崔士傑的《改革中国教育的几点意见》、京京《国民经济建设的目标》、叔爰《国家起源与私有财产》、渭川《怎样复兴中国的农村》6 期总和不足 10 篇。从语言使用上，白话文从总体上还占优势，但已经不是前六期白话文基本上一统天下的局面了，文言文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长篇文言文章基本成为刊登的主体，如朱双云的《菊部珍闻》，字数达 2 万多字的介绍戏剧和梨园的著述，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当时的戏曲演出活动、班舍沿革、名优传略，以致梨园的轶闻掌故，搜罗备细。另有柳亚子编纂、朱凤蔚续编的《南社人物小志》涉及柳亚子、叶楚伧、邵力子等 58 位南社文人，一一为他们立传，在研究南社上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史料，字数将近 2 万 5 千字。笔名 KT 作的《琼州苗黎记》，从饮食、风俗、地貌、宗教等方面分七十四节介绍了海南岛少数民族黎族人、苗族人的生活。全文 46 页，约 4 万字，以文言写成，是作者深入黎区采风访俗的调查结果，文笔优美，叙事流畅，颇多精彩描述，但是因为它是文人写作的，有些描写记录有编造故事、移花接木的弊端，所以它的史料价值并不高。以上介绍了三篇篇幅较长的文言文，其他篇幅中等的文言杂文和小说也占据比较大比重。
《社会月报》后 6 期出现一种奇特的文学形式，每一期的集锦小说大多都是由好几个文人共同完成的，第一位作家写道开头部分的结尾出最后一句话中提及哪位名人的名字，就由另一位文人继续接着写下去，如此连贯大概七八位才收尾结束。如第十二期上的集锦非战小说《和平之神》就由钱芥塵、刘迦公、李浩然、赵苕狂、余大雄、周剑云、张碧梧、何乐樵、孙东吴合著。集锦探险小说《万花谷》由孙漱石、徐枕亚、朱大可、庐溢芳、黄南丁、姚民哀、钟吉宇、顾佛影、冯若梅、许廑父合著。由漱石开头：
清风送暖、杨柳绿匀、细雨乍晴、杏花红润，时已花朝早过，清节将临。春色不止二分，出门俱是看花人……故得与世隔绝之净土如万花谷者，余将入尔不复思出，以行我终身之乐。儿辈以半月一月不为多，余以为即数十年百余年亦不为多。愿君毋尼我行也，乃挚其子与女飘然往，一路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万花谷虽未至，而有时梦魂飞跃，已若身历其境，不必有游仙之枕，亚洲自有胜地可寻也。（下文由徐枕亚先生绩）
该报从第一组《艳窟丽姝》开始，总共组织了七八次，盛邀当时文坛的名士文人分别执笔，每人一节，写得悬念丛生，疑阵乱布，千头万绪，需要最后一位作者妙笔回春，才能够将小说收尾结局，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读者拍案叫绝。这样的小说形式受到了不少诟病，因为结构散乱、没有章法，而且故事也悬疑纷乱，不过诸多作家众力合作，也不乏出现精彩绝伦的章节，这是陈灵犀的神思妙想的果实。
..........................
第二章 论战中的“大众语”
本章节梳理二十世纪三十年发表生的以建立符合大众需求的语言文字为目的的“大众语运动”的始末，系统展现论战中不同阵营、派别、团体和个人的观点。《社会月报》以客观公允的态度登载了 60 余篇讨论文章，没有政治化的偏颇和新文艺的拔高论调，从“大众语特辑”开始轰轰烈烈的讨论到第六期只有 3 篇文章涉及论题，《社会》上发表文章语言的使用和内容的甄别和大众语运动紧密相联，本节以此为基点结合其他史料还原该历史时期这次语言运动独特的性质和它与白话文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关系。“大众语运动”承接白话文运动把语言进一步推向通俗化和平民化，对更深入的打破封建藩篱、知识（以文字为核心）普及和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促进了民族共同语产生。
第一节 “大众语运动”的释义和目的
论战开始围绕着“大众语”的定义明确何为真正的民众语言，讨论者众说纷纭，《社会》在第一期的“大众语特辑”中集合了近一个月讨论的精华，明确定位 “大众语”是陈子展先生提出，并由陈望道补充出的符合“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才是大众语。根据这种语言写出的，反应大众心理和真实生活的文章被称为大众语文。在语言变革所针对的对象身份上，《社会》上的多数论者都把大众语运动的目的明确为彻底推翻文言文的残留势力，击退文言复兴的复古运动；同时要清除五四白话文中的欧化成分和文言残余；在实践上建设能够被大众接受的通俗语言，要让民众掌握这种通俗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和生活，打破文字被“知识阶级”和“官僚买办”独占的局面；关于目的的阐释是和当时讨论的主导思路是一致的，这暗示着知识分子迫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压迫，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最终落到了依靠民众这个选择上，让绝大多数百姓能通过识字掌握文化科技，提高民族的战斗力和凝集力。高植、金满成、杨霁云等知识分子从自身局限性剖析，揭示大众自身创造语言是历史必然，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丧失和对文化掌握者身份的否认一方面意味着知识普及的意识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也暗示出这次运动的理论建树不会深刻。
当时对于大众语的讨论呈现出宽泛笼统、不切合实际，又字斟句酌、概念过度讨论的特点。《社会》关注大众语中何为“大众”，是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还是代表先进思想的部分民众，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还是没有意识形态得中国民众主体。陈望道先生认为大众自然是民众的多数人，但是让这些过着地狱一样生活的“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没有接触现代文明”的人去创造或者接纳新语言无疑是很困难的，为了迎合低质的民众的需求也是不必要的，而且“这样低质的东西，一向就有，不必现在再来提倡”。大多数讨论者反对以牺牲文学质量媚俗迎合品味低下的大众的做法，他们否定礼拜六派的小说。认为大众语文学旨在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通过教育大众、启发大众，使大众成为高质的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们所说的大众并不附带有阶级性，瞩目于量多而质高是大众的本质属性。“这里的大众不指保守的大众，而是前进的大众”, “……当然大众是那些可以看点书籍的人。他们大概是受过相当教育而能看浅显简洁的书籍。并且是和少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站在中正立场上的学者希望通过知识分子的引导和普及文字，变少数认识浅显语言文字的人到绝大多数过人都能识字从而真正实现大众语，这种讨论依然能够发现知识分子充当着民众的导师，力图成为这次语言变革的中坚力量，但是论战中有无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左翼文人极力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大众就是地位卑微的劳动者，是从事生产却没有资本和财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和生存状况急需通过建设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
第二节 大众语运动的产生背景和历史进程
回顾一百年前的中国，虽然从晚清就开始有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等以使汉字通俗化、浅白化，建立统一国语为目的的种种语言运动，有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有的不为民众知晓、悄然发生，但都印刻着近代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趋势就是改变文言文晦涩难懂、文言不一的局面，简化或者废除汉字借以拼音文字或者拉丁化新文字为统一中国的语言，目的是让所有中国普通民众都能掌握和使用。但是，近四十年的语言变革的结果只表现在政府公文和法令中承认语言文字应该为大众所有，简化汉字和国语拼音方案都制作出来却被束之高阁成为废纸一张，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 ，四万万人口中掌握文字的这十分之二还包含着熟悉文言文的复古派，可以说真正被民众掌握的语言并能让民众发出声音的情况微乎其微。所以鲁迅发出呐喊，民众还是不识字的，他们一生的苦乐都带到黄泉中去了，偌大的中国依然是“无声的中国”。这是大众语运动发生的背景之一。
1917 年胡适和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批判封建愚昧的旧文学，建立平易浅近的新文学，推翻代表封建意识的死文字（文言文），建立起易懂易写易读的活文字。“白话文运动”的目标和“大众语运动”的目标有些相似，但是为什么后来大众语运动狂飙突进的反对甚至要推翻新文言（白话文），曹聚仁率先提出继承着白话文运动的大众语运动是不是要划分出新的阶段，《社会》的论者周木斋在《划分新阶段》一文中给予了辩证的回应，这是基于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和成绩的客观评价，指出两场语言运动都把语文统一当作目标，从这方面来说没有划分新阶段的必要，但是大众语运动高扬大众意识，使得语言更加通俗化，意图完成语言由浅俗形式到民众意识的转变，这是可以作为新阶段的划分依据的。总结白话文的历史功绩，它对文言文的斗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许多报章和杂志的副刊都已改用白话文写作、各级学校的教育教学开始以白话文为主体、白话报纸盛行、标点符号也逐渐推广，一系列有别于文言文的写作形式和语言结构在行文写作中发展壮大起来。《社会》的论者没有停留在满足成效的沾沾自喜中，而是敏锐的发现白话在受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语言和欧化文法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夹杂着和中国文法不通的欧化语言和词汇，使本来变得浅显易懂的语句重新晦涩复杂起来。翻译家们过分注重“宁信而不顺”，生搬硬套进异样的句法，一方面不符合汉语固有的表达习惯而且和人们平时说话的活语言也不接洽，所以这种句法最终不能被汉语吸收容纳。
........................
第三章 《社会月报》的大众语研究 ................ 35
第一节 大众语运动观点梳理 ................. 35
一、文字形式 ............. 35
二、创造主体 ............. 41
三、语言性质 ........... 41
四、实践方法 ...................... 44
第二节 《社会月报》的大众语讨论 ...................... 45
第三章 《社会月报》的大众语研究
第一节 大众语运动观点梳理
因为大众语讨论的混乱和对实际影响的薄弱，当时人们对论战的评论也是“尽是锣鼓闹台,不见袍妨登场”①,不少研究者也认为它有“哗众取宠”、“巧立名目”之嫌。许多研究者也因为它的“混乱”而忽视其对于语言发展的价值，笔者认为大众语运动虽然没有在实践上取得和白话文一样的成绩，但是作为语言文字变革从不彻底到彻底贴近民众、通俗化的一个转变，它推动了文学大众化的进展，在学术讨论上也基本确立了语言被大众所掌握的导向，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打好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笔者试从文字形式、创造主体、语言性质、实践方法等四个方面归纳当时讨论的情况：
一、文字形式
（一）普通话·官话·国语
大众语运动虽继承白话文而来，但是当时的论者因为白话文的不彻底力图为新的语言革命划分一个新阶段，倡导大众语是完全不同于白话的新语言，即反对白话又反对文言。语言是人们生活交流的一种工具，也是民众真实生活的反应，所以论战最核心的一点是大众语的形式是什么？大众语从何而来？根据各派观点的梳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一种比较官方，上乘国语运动的影响，认为大众语是官方规定的一种能够统一全国各地区方言成系统的标准语。有人说大众语是普通话，“普通话……是中国最广泛的地域内，最大多数人所公用的言语”，何容认为大众语是以普通国语为基础做到浅显平易，大众语的基本条件是容易被大众学会。“只要你承认北平话最接近于普通话而且它的本质更容易确切的指出来。只要你承认北平城里的洋车夫和西郊的农民不但会说‘耗子’还会说‘老鼠’……你就应当毫无犹疑的走‘国语’的路线，尽管你讨厌‘国语’这个名称”，论战的组织者乐嗣炳也提到北平话可以作为现代活话语的基准，充当大众语文学的主要成份，注意到了北平话能成为沟通四海的标准语，这为建国后普通话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有以上看法的论者的核心观点是希望大众语有统一的标准，并且是全国范围内便于通用的，这为大众语的建设提供了两个可行的要素：一、统一标准；二、便于普及；三、以北平话为标准。
........................
结语
大众语运动的时间持续时间只有短短五个月，仿佛如昙花一现。很多学者对其意义和影响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原因是论战混乱、没有实践的作品、理论讨论也不成熟。本文旨在阐释大众语运动抽象的历史贡献，作为语言大众化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思想观念和语言转型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关于语言性质的讨论影响了人们对于语言本身工具性的关注，一方面推进了语言文学的大众化，另一方面也让语言的阶级性成为当代学者关注思考的重点。大众语运动的核心是创立符合民众需要的白话通俗语言，和白话文运动推翻文言文的使命不同，让语言文字被大众使用的观念进一步深入。可以说，大众语运动更彻底的完成着白话文运动未完的使命，强有力地击退了文言复古运动的逆反潮流，守护了白话文学所占领的阵地。虽然在目标和斗争上过于激进，但是确立了正确的语言通俗化的导向。《社会月报》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联系新文艺和普通民众的桥梁，把客观真实的讨论呈现在民众和后世讨论者的视野中，它用最通俗和平易的态度参与进大众语的讨论中，同时联合新文艺作家传播先进的思想和价值观，《社会月报》作为一个普通的刊物它的创刊和风格转变和大众语运动的契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仅只是巧合，无论是创刊之初的热情参与还是讨论热潮后文风复古，虽然表面上揭示了大众语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暗示着语言文字的变革是缓慢的，并且需要纳古涵今，转型后刊物受众逐渐减少预示着通俗化、浅显化和能开启民智的刊物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六：踽踽独行的勇者——论陈映真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
第一章 历史灰尘的呈现
Ilha Formosa(福尔摩莎)，这是早在十六世纪一群葡萄牙人航行至台湾海峡，因其眼前浮现的美轮美奂迷人景色而惊呼出来的名字，翻译过来叫做“美丽之岛”。可想而知当时台湾岛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切，不过让我们暂时淡去台湾的美丽与富饶，撷取它所遭受过无法掩盖地蹂躏、掠夺还有人们试图逃避的那些心底的隐痛、苦难。这些仿佛已逝去的焦虑过、痛苦过的“过眼云烟”，其实从来就没有丧失过意义。
第一节 揭开历史的伤疤
倘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是一段饱经沧桑内忧外患的血泪史，那么这种苦难及创伤后所留下的伤疤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显得尤其典型。台湾自 1985 年被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无能的清政府以《马关条约》一纸割让后，谁也没有意料到命运多舛的台湾此后又沦落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世纪之久。日本之所以占据台湾，源于贪婪地觊觎台湾丰富的资源，为了长期弥补日本小国的资源匮乏，欲把台湾变成本国的原料生产加工“工厂”与消费市场，为此日本进行了残酷无情地剥削垄断；另一方面，根据台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使其作为殖民扩张南侵的前哨据点。为了达到这些侵略目标，日本殖民者也致力于斩断台湾与中国的血脉相连，妄图把台湾人民变成对日本俯首帖耳的愚民。因此，在揭露异族统治者的反抗过程中，台湾文学积淀着独特的历史记忆：有对民族精神的讴歌，也有哀不幸，怒不争，对人民麻木腐朽精神痼疾的针砭。当中特别要说台湾小说，在历史恐怖阴影笼罩下经历了一场罕见的痛苦蜕变，为后来者留下了精神的见证。
一般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变化及情感诉求是与作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生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陈映真是超越历史和传统的压抑又足以“映真”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体会陈映真试图进行历史分析的意图和戳穿横行一世的歪曲、捏造。
一九三七年，台湾，竹南中港，陈映真出生。也是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无耻地侵华战争，同时在台湾实行法西斯统治，岛内禁止人们说汉语，在文学思想上进行打击镇压，这给台湾新文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终于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标志着在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流离失所结束了，人民欢呼雀跃，热切盼望与祖国大陆亲人的团聚。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湾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归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当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当时台湾岛内外的中国人作何感想，多少人掩面痛哭，激动之情无法言表，那会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辛酸与苦楚才要开始守得云开见天明。可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迎来了黑暗后的光明，但结果却又再一次掉入了黑暗的深渊。
........................
第二节 以中国的瓜分为悲愤
陈映真在一九八七年写完小说《赵南栋》后终止小说创作达十二年之久，后在一九九年才相继发表《归乡》、《夜雾》、《忠孝公园》。陈映真有一颗永远不变的中国心，这十二年，他主要在做一件事，就是毅然决然地奔走于海峡两岸，致力于民族统一大业，站在反台独的第一线冲锋陷阵。南方朔曾说过，像陈映真这样具有如此信念的人已成空谷足音。
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就表态 70 年代论争所欲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迎来了全面反动、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从 80 年代开始，兴起了全面反中国、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文学论述。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了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民论被对中国憎恶和歧视所取代。民众和阶级理论，被不讲阶级分析的‘台湾人’国民意识所取代。这里陈映真就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中国指向”。
当时的台湾，在美国、日本帝国势力所豢养和孵化的政治台独背后呈现的是怎样的形势呢？原本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台湾顺利回归祖国，这种情势对于当时欲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剔除独立的种种阴谋论者来说，有暂时抵制的功效。但是很快，在国外帝国主义的势力和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分子的合力鼓动下，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国有关支持“台独”的主张，源自 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战略小组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的提议。当时身为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主张让台湾自治独立，因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表面上柯乔治的提议被搁浅，实际上美国暗地里做着各种随时接收台湾的准备：在 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美国代理国务卿罗威特提议干涉台湾自主运动的问题；1947 年，台湾“二·二八”大起义，美国虎视眈眈，隔岸观火，对台政策这时早已逐渐提上日程；在中国解放战争眼看着胜券在握，蒋家王朝频临灭亡之时，美国军方又再次重提有关“台独”的议题；1949 年 1 月 15 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强烈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台湾岛的控制权，这份绝密议题呈报的四天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就明确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美国反华势力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阻挠中国统一，炮制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荒谬言论。
如果说“台独”势力是以美国为基点向外组织扩散，那么日本也是鼓动“台独”的始作俑者。台湾光复前后的一些激烈的反抗活动就是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进行的，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日本其实就已经成为海外“台独”分子的集中营。
.........................
第二章 肃杀政治下的反省与思考
第一节 对历史的重新评估
一、血染的铃珰花
陈映真是个“意念先行”的作家，他的写作原则始终遵循着“写什么要比怎么写重要”。当“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映真敏锐地注意到影响台湾较大社会问题之一的省籍问题，他七十年代遭查禁的小说《将军族》，就触及到台湾现代文学所特有的有关这方面的母题，这一敏感的现实问题映射出台湾“统”、“独”之争。但是尽管如此，面对政治高压，陈映真从未退缩过，八十年代在创作“山路”系列小说时，台湾仍处于戒严状态，陈映真曾回忆道：
一九八三年，还没有解严，我的顾虑很大，可是心里面的写作的呼唤很强。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很多艺术作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愈。何况我在里面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动人到没有人相信。
在阴冷的监狱中听到的“动人的故事”会是怎样的故事？“山路”系列小说共同关注的是五十年代心怀赤子之心，不惜以锦绣年华纵身跃入到锻造美好祖国的熊熊烈火之中的一代有志之士。《铃珰花》从两个孩子的视角看到了一个四处逃窜求生的小学老师，《山路》和《赵南栋》中都淡化了革命者的丰功伟绩，更多的是死亡、禁锢还有面对压迫时的达观、无畏，反而对照出当下人们的麻木、退步。陈映真为我们塑造出这些活生生的血肉，正是要激活出渐渐走向荒芜的人们正义的触觉。
在小说《铃珰花》中我们通过曾益顺和庄源助这两个孩子的纯真视角，看到了一位革命志士高东茂。他是一名小学教师，“二·二八”之后从大陆回到台湾。任职期间，他大胆地建议校长取缔分班教育制度，认为这是对学生的阶级歧视。他主动接收了一个最难教的班级，教学生唱抗日和反对内战的歌曲，并不顾校长反对带着学生们去帮助穷困学生家庭做农活。他为自己错误的一时义愤主动向学生庄源助道歉，他告诉学生“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 他教育学生正义、善良、热情、正直、爱国，这样一位深受学生们爱戴的老师突然失踪了，随后惨遭杀害。这给期盼着老师归来的纯真的孩子们留下的是永久的伤害。这一点从三十多年后的学生阿助那里体验到：“其实再也无从清晰地想起高老师的面容，但惟独高东茂老师的那一双仓惶的、忧愁的眼睛，倒确乎是历历如在眼前……”。在正义只能在不见天光的阴暗山洞中避难的那个年代，多少像高东茂这样的人被戕害，记忆中陈映真十多岁时邻家外省姐姐被神秘带走，高中时每天路过的看守所门前政治犯家属们绝望的身形以及五〇年几乎每天都能在告示栏看到的枪决犯的通知，直到 1969 年陈映真在监狱中与幸存的无期徒刑的政治犯们相遇。陈映真在哀婉中谴责，也在铭记中祭奠。
...........................
第二节 被遮蔽的真相
陈映真通过《铃珰花》、《山路》、《赵南栋》的写作追忆五十年代在恐怖政治下革命者的悲惨同时也对他们坚贞不屈的精神进行怀念，揭开了那段就快要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伤疤，意在当下对历史进行反思。随着时发表展，陈映真对台湾发展始终在有所希冀中报着矛盾的看法。八十年代末翻过了戒严时代沉重的一页，台湾依然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让陈映真甚是忧虑的是，很多人从不回头检讨一下，似乎过往之事早已烟消云散。受西方影响台湾高度提倡的民主化的浪潮中，“许多人出来高唱民主自由，可是在过去戒严的年代里，他们不论秘密或公开地做了哪些事，都不需要一个手续来检讨”？所以，这种严重的反省缺失深深地刺痛了陈映真，从昨天开满“铃珰花”的“山路”中走来，“夜雾”中继续检视历史，深挖细琢，开拓个人命运与族群记忆的深远阔大和隐患丛生的当下社会图景。
一、家族离散与亲情异化
“夜雾”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归乡》取材于发生在两岸中国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内战时期，国民党的许多士兵大都是用武力威逼胁迫来的，如《归乡》中的本是大陆人却去了台湾的老兵老朱，就是被乡长骗去看电影，之后就被荷枪实弹的士兵链铐带绑地押送编入国民党军队，从此转战各地。本来老朱的母亲只是想让常年干农活的儿子休息一下，没想到却把儿子送上了一条不归路，余生她再也没见到亲儿。国民党节节败退撤到台湾，老朱也只能跟着来到台湾。海峡相隔，相望亦可见，只有仅仅一千六百米，可是这成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四十多年后，老朱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家乡，却单单只有收到母亲的遗簪。无奈之下，他又回到了台湾，回到相依为命的女儿身边，回到他第二个家。
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离，流落台湾，有家难回的大陆籍老兵承受着与亲人分离的苦痛。还有许多被国民党军队强征入伍，滞留在大陆有家不能归的台湾籍老兵也一样在承受思乡之苦。《归乡》中的林世坤，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孩子，一家人过着穷苦的生活，被国民党部队招兵告示吸引：“月饷四百五，每顿大白米饭，还保证只戍守台湾，绝不派调到到大陆”，“入伍当兵，可以免费学国语，有薪水挣，三个月退伍，保证退伍后有工作”，“但凡今日志愿入伍的，这一家的兄弟都可以免征” 就这样，林世坤为了贫弱的家，为了家中两个弟弟，决定背井离乡。让他们倍感被嘲弄的是，国民党失败后把身强力壮的新兵带走撤到台湾，却把老兵扔在了无依无靠的海峡彼岸。从此以后，被留下的老兵只能瞭望另一端的家，他们甚至可以望到家的方向的灯火，但就是回不去，回家成了这些老兵遥不可及的美梦。
......................
第三章 陈映真革命精神探源 ....................... 26
第一节 对第三世界主体性的想象 ............................. 26
第二节 左翼之路的艰难求索 .................. 29
第三节 人道主义情怀 ..................... 32
结论 ............. 34
第三章 陈映真革命精神探源
翻开1988 年由人间出版社出版的《陈映真作品集》（共 15 卷）任一一卷的序文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醒目地写着这样一句话：“献给——在民族分裂时代中为良心·爱·正义而热烈地生活·创作和战斗的人们。”这段话既表明了陈映真所处的时代，也表明他的创作思想及理想。
第一节 对第三世界主体性的想象
陈映真报考中学的时候，正值世界冷战高峰朝鲜战争进行中。美国在战争中趁机利用舰队封断了台湾海峡，国民党当局开始疯狂的在岛内残忍的肃清“共匪”，对外台湾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在东亚冷战的战略前线。当时，台湾在美国的诱导下，肯定美国的宣传：世界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代表了民主、自由、人权，对他国领土不予侵犯，反而提供慷慨援助；二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代表是独裁、暴力、落后。中国当然是属于后者中的一员，台湾则是与中国相对的一面——“自由中国”。六十年代以后，战后台湾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经济快速发展，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上，台湾都紧紧跟随美国，做到与其“共呼吸”。
七十年代末，西方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把世界重新划分为三大世界：以“自由经济工业化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以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而以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为“第三世界”。第二种分类，有意识形态色彩。“自由经济国家”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是“中央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国家，而“不发达的自由市场国家”为“第三世界”。现实中，台湾独立论者不想跟贫穷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为中心的“第三世界”扯上任何关系。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执行“亲美”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背后就是切掉中国，连带着切断与亚洲的联接，美国几乎是它唯一的参考坐标系。
........................
结论
陈映真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的小说篇幅并不算多，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初心，他的一生是把自己和历史联系起来的一生，他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光复、国民党专政乃至民进党上台，遭受过日本“皇民化”运动遗毒、二·二八事件、国民党白色恐怖肃清，七年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出狱后各种文学论战及身处台独逆流沉渣泛起当中。不得不说的是陈映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对台湾部分历史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披露等固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过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他一直用良心去观察、回顾、思考、反省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利用文字和实际行动去拨开海峡上空笼罩的层层迷雾，他通过文学来参与政治，通过政治来丰富文学，争取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批判经济殖民等思想，给予人们源源不断地灵魂召唤，给无数已迷失的心灵以理智、清醒地指引。正是这样一个人道主义作家，这样一个不悔的左翼文学家，是当今华文写作世界的一面大旗，对中国大陆文学创作具有无可厚非的启示性意义。几十年来，他由耶稣走向马克思，由个人情感世界走向社会文化结构批判，从台湾走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眼光深入洞察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曾经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历史，为第三世界呐喊、为左翼革命者们所经历的悲痛而悲痛，他的思索与呐喊，他的孤独与无奈，他的忧伤与乡愁牵动情系无数中华儿女的心。他的灵魂凌驾于台湾岛上空永远不朽，他的精神永远是屹立于海峡另一端的擎天柱。身为中国人，陈映真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骄傲，他的精神永不朽。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七：身体话语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 （1928——1937）
1 身体话语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身体话语的角度研究女作家创作以及现代文学，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透视女作家的性别意识、文学观念以及小说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体实践，更深层的揭示出女作家的身体意识、身体理念和身体体验。本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写作：西方哲学关于身体理论的阐述和身体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亲缘关系。要想研究身体话语就必须对西方哲学理论家关于身体的理论观点进行阐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身体话语产生的理论基础；身体话语是在身体理论的基础上衍伸出的话语，身体与文学的亲缘关系、身体与女作家的亲密联系使身体话语在现代文学中得以发生。
1.1 理论资源的借鉴：西方哲学关于身体理论的阐释
身体理论追本溯源是西方理论，是西方哲学家关于身体本身的哲学性理论阐释。身体理论发展到当下硕果颇丰，从柏拉图的身体/灵魂二元论到尼采的生命本体论，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到拉康的镜像理论，从福柯的权力一元论说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论……艺术无国界，这些伟大的思想通过翻译引进或介绍传播的方式推广到全世界。为研究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话语，本文选取了柏拉图、尼采、弗洛伊德和福柯的身体理论为代表进行主要论述，其他的如巴塔耶、德勒兹、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1.1.1 重心轻身：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
在人类的习惯性思维中，身体即等同于肉体，受精神的控制，而这就是典型的“灵肉二元论”反映，这种思维定性最早应追溯到柏拉图。从柏拉图的身体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身体是持鄙视和敌意态度的，他始终将身体放置于被否定的地位，这种重心轻身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身体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柏拉图的的身体理论主张理智被推扬而身体上的情欲被抑制，这种形而上的美学追求在艺术上体现为对现实的超越。
柏拉图一直被称作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他的身体理论可以概括为身心二元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对立、分离的，并且身体处于低贱位置，灵魂主宰着身体；另一方面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灵魂反而会因此变得更加自由、轻松。
在柏拉图的身体理论中，灵魂是纯洁的、不朽的、高级的；身体是肮脏的、短暂的、低级的。在柏拉图的身体理论中，身体被打上了罪恶的标签，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身体作为人类存在的物质载体，是不可靠的，它会受到外界诸如恐惧、贪欲、诱惑等各种感觉的影响，这些会阻止灵魂的思考，妨碍灵魂的纯粹。可以说，在人类通往智慧、理性和真理过程中，身体作为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是搅乱灵魂通往理性思考的最大障碍，“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粹。”身体在柏拉图那里，被打上了罪恶的标签，与身体随之而来的感觉、激情、欲望、需求、冲动等，都是人们追求真理和知识过程中，必须要摈弃掉的。
.......................
1.2 身体话语的发生：身体理论与文学的亲缘关系
西方的身体理论与中国的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是在西方身体理论基础上衍伸出来的话语，在文学理论家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必然有着“本土化”的特点，理清文学中身体以及身体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身体话语的前提和基础；身体话语自“五四”产生经过三十年发表展再到四十年代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身独特魅力；正是身体话语与文学、身体话语与女作家的密切联系，使中国现代文学以全新的视角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1.2.1 身体是文学的母亲：身体话语的文学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即晚清到 1949 年这一历史时间段的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千年衰微的变局中产生的，在这一“发生”过程中，身体话语与现代文学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文学的言说方式是不同的，身体是文学的母亲，它源于感性和体验，正是文学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使身体话语有了进入现代文学的可能性，身体话语在现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首先，身体作为文学活动的物质基础使之成为文学的观照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是自古典文学中逐渐细化而分离发展过来的，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到周作人的“文学是人学”，从东方的“文以气为主”到西方的“美的艺术”，都在强调着文学的审美属性。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侧重的是对人的关注，是对感性和理性、肉体和灵魂合二为一的人的关注，疾病、欲望、痛苦、死亡是人的身体外在的直接表现，感觉、情感、激情、知觉则是人的身体内在的非理性层面，这些都与身体息息相关，都是以身体作为媒介和载体而发生的，在此意义上，身体是文学活动的物质载体：一方面，人们以身体为载体来感受世界；另一方面，人们以身体为载体来进行整个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身体的外在感受和内在感觉让我们有了与世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性。身体有着人类头脑、思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比如感受激情、体验情感等，正是这种先觉条件，使身体能够参与到审美活动之中。文学和身体的这种亲缘关系，必然使身体话语进入文学领域。
其次，从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环境看，身体话语是作家阐释文学情感的重要视角。文学在对人生感悟和人生感受的独特表述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身的魅力，也正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间断的“新意”，使作家能够用身体语言表达出人生体验的多样化。从这一层面来讲，身体话语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表述传统。
作家的情感来自于对外界的身体体验，而文学对情感的表现就是对这种身体体验的直接表达，通过身体话语作家在对身体体验表达的同时，也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中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景观，正是文学所提供的独特的言说方式使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观照更为全面和深入。
..................
2 社会语境与中国现代女作家身体意识的勃兴
女性作家的女性性别意识和身体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逐渐演变出来的。“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女作家的社会存在身份发生转变的同时，其身体意识也随之改变。具体到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意识则可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思想诉求层面，受启蒙思想影响表现为身体的革命化；从审美形态方面，借助身体的个体体验进行写作；从性别意识方面，部分女作家对自身性别进行颠覆，呈现中性化的身体意识。
2.1 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与女作家的身份选择
几千年来，女性一直淹没在男性话语的强大文化语境之中，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逐渐走上文坛，其创作过程也是女作家身份抉择和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由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代语境的不同，以及文学运动和政治环境的差异性，女作家对自我身份的选择也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由无意识发展到自觉的转变，女作家的自我认识和性别意识越来越深刻、全面。
2.1.1 知识女性与五四时期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随后，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登上了文坛，这批女作家有冰心、凌叔华、冯阮君、庐隐、陈衡哲、石评梅、袁昌英等。
纵观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群，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们大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她们大都是女大学生，甚至像冰心、冯阮君、苏雪林等在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经历。冰心曾留学美国，冯阮君、苏雪林曾到过法国，陈衡哲是 1914 年清华大学第一批留美女学生，袁昌英是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此外，这批知识女性大都出生于城市，受着都市文化和国外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及自身的成长背景，使她们的女性意识最早觉醒。
在中西方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下，这批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首先，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历来地位低微、从属于男性附属品的女性首次以“人”的姿态在男权社会中为自己代言，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女性，她们没有自己应有的社会历史地位，更无从谈起女性应受到的礼遇和尊重。其次，西方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长期开展，为女性身体解放并登上政治舞台做足了准备。“五四”时期，这批知识女性留学欧美，她们的思想观念受到熏陶改变，此时，身体自由和解放成为女性作家倡导的主旋律。正是在中西方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下，她们极力宣扬中国知识女性精神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至此，中国现代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得以产生。
最早揭开女性意识觉醒序幕的是陈衡哲的对话体小说《老夫妻》，该小说发表于 1918 年的《新青年》上，之后女作家发表的文章大都侧重于探寻女性的内心世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五四”女作家将眼光转向社会，表达了对人生、家庭、婚姻等社会题材的关注和思考，这类以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冯阮君的《隔绝》为代表。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启蒙意识的影响下，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启蒙后的现代女性意识，至此，沉寂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群体意识终于逐渐觉醒起了。
随后，中国现代第一批女作家的随着创作的深入，女性主体意识也逐渐走向了更深层次的觉醒和自省。相较于冰心、庐隐笔下那些柔弱、困惑、绝望的女性形象，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性别趋于觉醒、渴望自由的新女性形象。此时的女作家已经从初登文坛时关注社会外界转向关注女性自身、表现女性自我，“女性的解放，首先更为主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女性的解放也无从谈起”。“莎菲们”的出现也生动的说明了社会上独立生存的性别意识的真正觉醒，女性意识得到发展和张扬。
.......................
2.2 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意识
对于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按个人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倾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融合、充满启蒙色彩、描写战场的战斗女作家，此类以丁玲、谢冰莹、杨刚、冯铿为代表；一类则是受地域环境、成长环境影响，游离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女作家，她们并没有完全革命化，也没有完全个体化，而是借助中性化写作，展现乡土地域生活；还有一类则是目光始终聚集于女性自身所处的环境、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女作家，她们在那个宏大叙事的时代，以“审美”为写作主旨，用女性的视角承担着 “女人写女人”的责任，此类以苏雪林、白薇、林培志、沉樱以及“京派”女作家林徽因、凌叔华为代表。因此，有关三十年代的女作家的身体意识可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思想诉求层面，受革命文学影响表现为身体的工具化；从性别意识方面，部分女作家对自身性别进行颠覆，呈现出中性化。从审美形态方面，借助身体的个体自身进行写作，展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
2.2.1 身体的工具化：革命文学中的身体规训
以丁玲、谢冰莹、冯铿为代表的革命女作家，在她们的观念中，唯有社会解放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于是她们相继加入到革命行列之中，成为革命的一份子。对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而言，加入革命并非她们内心主观意愿，她们或借助革命用以反抗封建婚姻，或借助革命证明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至于民族、国家危机相对居于次要地位，女性的身体意识呈现出革命化、工具化倾向，文学创作体现出战斗色彩，身体受到革命规训。享有“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之称的女作家谢冰莹曾提到自己参加革命的真正缘由：她的二哥——一位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坚决鼓励她从军，“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问题就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她自己在《女兵自传》中也说道:“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的出路。”从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到谢冰莹再到葛琴，她们自身以女战士身份与流血牺牲的枪炮、革命战场、战地生活联系起来，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女性在历史变幻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身份与角色。对她们而言，身体被社会政治形态所束缚，身体成为革命的工具。
从女作家到女战士，这一新的身份所给女性带来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看来都是双面的。一方面，冯铿、葛琴等“花木兰们”第一次有了巨大的事业，女性参与到历史的抉择之中，她们对社会事业的贡献而赋予了她们别样的生命意义，“没有比女战士、女革命者更能代表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的力量了”，也正是依靠革命，革命女性从客体走向了主体，身体成为革命女作家表现革命文学不可或缺的工具。与“五四”时期女作家对封建制度、父权夫权的个人反抗不同，三十年代革命女作家将个人置于社会这个大群体之中，从而成就了一批秋瑾式的可歌可泣的女性英雄群体，这不得不说是女性的一大转变。另一反面，革命女性利用身体成为革命激情的生理载体，也是革命意义展开的场所，她们穿军装、背战枪的身体已然呈现了男性面目的躯体，她们的身体呈现革命性的同时也沦为了革命的工具，此时的女性作家以男性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这种忘却、抹杀性别的身体意识使女性奔赴战场、冲锋陷阵之后不再成为自我，这正是革命使女性这个性别所付出的代价。
........................
3 三十年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身体话语书写.............. 25
3.1 革命性话语与女性身体形态的规训....................... 25
3.1.1 思想理念与“女性之躯”的背叛................. 25
3.1.2 形象面貌与“朴素阳刚”的规训.............. 27
3.1.3 行为举止与对革命话语的服从................. 28
4 三十年代女作家小说身体话语写作的艺术表现.............. 34
4.1 客观性写实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34
4.1.1 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性透视................. 34
4.1.2 “革命+恋爱”的政治性情节......... 36
4.2 性别意识的视角与主体理想期待的浪漫性表述............. 37
4.2.1 灵肉合一憧憬浪漫爱情的女性化立场.............. 37
4.2.2 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的中性化姿态.................. 38
5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小说的追问与反思................... 43
5.1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创作的成因.................. 43
5.1.1 政治话语遮蔽下女性个体经验的寻求..................... 43
5.1.2 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独特链接.................. 44
5.1.3 性别视角下对男性话语封锁的突围......... 46
5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小说的追问与反思
刘小枫认为，小说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它的社会功能或意识形态塑造功能，而在于它的审美救赎功能。女作家通过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遭遇、内心情感和人生悖论以自己的方式娓娓道来从而与读者建立出一种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才是形成共同审美体验的根基。更进一步说，小说创作的一切前提来自于身体的体验，从内在情感到外在体验都必须以身体为媒介和载体，离开了身体的独特体验，小说的创作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本章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写作：一是探究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的成因；二是总结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的建构性意义，挖掘女性作家身体话语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5.1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创作的成因
从纵向上看，长久的封建男权思想统治着整个社会，女作家要想在社会中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就必须冲破男性话语的封锁从而为女性自己代言；从横向上看，三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又决定了政治话语的绝对主导地位，从创作题材到写作模式的限定都使女作家不得不放弃原有擅长的写作模式而另寻途径；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从男性到女性，从政治到文化，女作家要想在这片有限的狭窄空间下为自己挣下一席之地，就不得不从个体体验出发，而“身体”正是女性探寻生命意义和展露个体经验的最佳途径，因此，身体话语成为女性对民族话语、男性话语反抗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女性用身体话语去抵抗文学史反经验化写作的真正用意。
5.1.1 政治话语遮蔽下女性个体经验的寻求
政治话语，即以政治为关键词， 三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义背景决定了文学必然与政治话语紧密联系的政治特性。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模式与知识分子在当时处境下产生的特殊心态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它高高扬起的是一面大众的旗帜，是将社会革命模式简单化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这种以阶级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逐渐成熟发展后，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三十年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政治特性成为文学干预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政治文化这个捷径来发挥作用，而政治文化就以政治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
..........................
结束语
在任何社会，身体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理事实：它是个人欲望、感性经验的展开场所，同时也是社会对人进行规范的权力的基点，因此，身体是兼具社会属性和生理属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论文才能对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话语进行研究和思考。从身体角度去探究三十年代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剖析女作家的身体观念，这能够很好的反映作家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写“人”，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的身体理念和身体意识并非一成不变，她们的身体书写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身体言说。身体话语对于作家而言，是被言说的对象，也是表达意义的载体，女作家身体观念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变化。
“五四”时期在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号召下，女作家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作为第一代女作家，“叛逆的女儿们”试图如“娜拉”和“莎菲”们这般通过抗争找到出路却最终无法获得灵肉合一的身心解放；到了三十年代女作家这里，她们从无产阶级革命中看到了身体解放的曙光，力图通过革命去获得身体的彻底自由和解放，然而，在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女性的身体却再次被规训成为革命或是性的工具。尽管三十年代的革命环境也确实加快了女性作为性别群体浮出历史地表的进程，与“五四”女作家相比，三十年代女作家虽仍旧处于历史边缘处境，但至少登上了几千年来未对女性开放过的中国政治大舞台。在这种社会地位提高的背后体现的是阶级意识的不平等对性别意识不平等的掩盖，是几千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压迫的抽象显现，否则，女性革命者又为何要以“男性化的人”的姿态来登上政治舞台呢？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变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解放，也离不开传统男权文化对她们的束缚、解绑，三十年代女作家的女性身体书写，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女性艰难而曲折的解放历程。
三十年代女作家处于历史和未来的连接点，她们的身体书写价值意义更为深远。女作家对于身体的态度观念以及话语书写呈现出自身独特性，她们不仅受革命意识的规约，同时也受性别意识和启蒙意识的影响。一方面，在革命话语的支配下，女作家对身体的书写具有革命色彩；另一方面，在性别意识的引导下，女性作家通过身体话语与男性争夺话语权，体现出了一种反叛色彩；同时，由于身体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特点，女作家对个体身体的言说在政治话语占主导的三十年代文学中又呈现出审美色彩。对于进入八十年代后出现的女性作家而言，身体书写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感觉和情欲的张扬，这就将身体话语的书写层面浅薄化了，对此，我们要以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书写为鉴，用批判的眼光去认识和审视当下的身体书写，用身体话语的严肃文化色彩来承担文学的责任，促进其积极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八：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
1 国民性主题的思想探索和文学表达
18、19 世纪的欧洲，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主要论题是民族关系和民族主义的探讨，是将整个民族作为整体研究，这为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这一过程中 nationality 一词逐渐发展起来。国民性思想在文学的表达上，包含了作家所处时代和自身经历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作家心理情感状态和作家的审美倾向的基调三个方面。
1.1 国民性主题的理论界定
在早期的国民性概念的阐述过程中，西方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着手对国民性理论进行界定。如孟德斯鸠在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就提出了自然环境对国民性格决定论的观点，而英国思想家休谟则强调制度习俗与塑造民族性格的关系，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则认为国民性格与种族论有关。这些观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虽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说，国民性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个社会的生活条件模式会促使其社会成员形成某种独特的人格模式。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会产生其特有的“社会性格”，即“众数人格”。
众数人格是指在社会文化中人们共同具有的心理特征。众数人格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常见普遍性：国民性是一个社会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众数人格结构所反映的就是在任何社会中，多种不同的个体人格特征里存在频率较高的那一种。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种人格是“与现行社会制度和价值最为相宜的”基本人格结构，包括性情、气质、人际关系等方面，他们使个体在行为和心理上最大限度的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容。其二是相对持久性：国民性不等同于行为的社会规范性，它是稳定而抽象的，能够反映出每个个体稳定的个体特征，如性格、心理、自我认识等，从而才能反映出自身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看来，国民性是指“一个社会群体中具有众数特征的、相对持久稳定的人格模式和特征”。
1.1.1 “民”与人的存在价值的思想认知
在国民性概念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大致分为两位大的立场，即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唯名论者充分肯定个人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唯实论者则认为，社会是一个真实的不容忽视的独立存在，所以必须要重视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在对国民性概念的引入，是近代学者为了揭示国民的精神痼疾，力求唤醒沉睡的国民，救亡图存。所以，在国民性概念的引用上，是站在了唯实论者的立场上。19 世纪中叶以后，在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的过程中，西方国家逐步进入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古老的中国面对着西方的尖船利炮，被迫纳入到了世界体系。在晚清的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启蒙运动中，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民”意识才有所萌动。“国民”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子民”、“ 黔首”等概念范畴。1895 年，严复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中论述了民智、民德、民力的重要性，“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
..................
1.2 共同的国民性主题建构的思想基础
鲁迅与老舍在国民性主题建构的过程中，都试图唤醒国民的主体意识，摒弃国民愚昧苟安的落后心理。但是二人作为启蒙者，在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必然体验到国民大众在因袭已久的封建思想的包围下，启蒙者被国民排斥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这也是鲁迅与老舍小说在国民性主题建构中共同的思想基础。
1.2.1 作家生命体验的痛苦：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的建构，都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二患交伐”的民族忧患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处于民族危亡、历史转折境遇中的鲁迅与老舍都意识到了改造国民精神、确立新型民族性格对中华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以后，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展缓慢，思想上也无法在社会取得立足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进入了政治革命阶段。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政体。鲁迅最初对辛亥革命抱有热烈的希望，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与封建势力的反扑，鲁迅在一次次失败中越感失望，并且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能单纯的局限于政治的变革，最主要的是对国民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进行改造。鲁迅在致力于国民性思想批判的过程中，深切而痛苦的体验到，接受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国民大众，不仅麻木愚昧，而且骨子里已经形成了暴虐的本质。长期病态的生活已经让“铁屋子”里的大众习惯了凌辱偷生的奴隶生活，启蒙者无论努力地去打破这铁屋子，企图唤醒这些将要窒息的人们，所换来的不过是庸众的嘲笑和埋怨。于是，鲁迅在经过了长达多年的历史沉思，通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对国民麻木愚昧的精神病态和造成这一现象深刻的社会原因，进行了生动且深刻的艺术反映。只有改变中国国民精神，才是中国政治革命的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无独有偶， 1930 年，老舍从新加坡回到中国。回国后的老舍发现，30 年代的中国依旧封建黑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各路军阀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进行割据战争，满目疮痍的中国可谓生灵涂炭。同时，老舍接触到了更多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看到了他们在黑暗社会现实中艰难生存的境况，也洞察到畸形的中国社会中懦弱苟安、愚昧麻木的民众精神状态的根源：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病态和中国国民精神的病态。面对严酷的社会现状和黑暗的社会力量，老舍决定以文学为武器来改造人生。老舍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在沦陷为半殖民半封建的老中国里，只有通过以改造社会来改造国民性，才能保证国强民安。老舍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从人道主义来表现了市民阶层生活的艰难，更是站在了国民批判的角度上，抨击了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制度和国民思想中的劣根性，并积极探索着社会与民族的出路。1931 年至 1936年，老舍创作了《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赐天传》四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老舍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对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并寄予了作者对重塑理想国民的期望。
......................
2 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思想批判的理论主张
鲁迅和老舍对国民性主题的批判站在了不同的文学立场上，鲁迅站在了精英文学的立场上，将改造国民性与立人思想紧密联合起来，结合对封建社会历史的深刻洞察和自身深切的生命体验，对国民思想中卑怯、自私的劣根性进行了露骨地批判。老舍在对国民性主题的理论主张的表达上，继承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题，但其在思想和艺术表现上，并没能达到与鲁迅比肩的高度，老舍以“写家”自居，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和平民文学的立场出发，对国民性弱点和传统文化批判的同时，也饱含着挽歌的情调。
2.1 鲁迅：个人主义立场的国民性思想批判
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独异性在于，他着眼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要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民族的觉醒，更是要呼唤个体生命的自然觉醒，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改造思想，首先是在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对峙中为‘人’的现代转型中寻找到了个人主义的根柢，以此为价值根基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指向是个体的人的解放。”鲁迅所提出的“人国”理想，不仅是现代社会理性秩序下的国家制度概念，还是将个体生命自由置于首要位置，即“人国”是内在的具有“生命的人”的外化形态。
2.1.1 “立人”与“立国”的思想立场：“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在日本宏文学院之时，便以“立人”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起点，并始终将“立人”和国民性改造统一起来思考。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当时鲁迅最为关注的三个问题是：“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病根何在？”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地提出了“立人”思想，一言以蔽之——“尊个性而张精神”。
“尊个性”，是以人的个性为基点，是具体的人。在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自由的个体，摆脱一切束缚的独立的个体，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鲁迅强调要发扬人的个性，否定对人的一切内外强制的规范，人的思想行为必须“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要做到“人各有己”，就要“个性解放”。 鲁迅以“个性解放”为理论武器，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发起了猛烈地攻击，并对长期在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国民的奴性心理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和批判。中国国民病态精神的根本所在，正是缺少激发人的生命活力的品格，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如无操守、卑怯、冷酷、麻木等等，其根源皆在于人的“生命意志”在中国历史、政治中所遭到的无情压制。
“张精神”是指个体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鲁迅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为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愈明”，才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仁”、“礼”、“忠”、“孝”价值关怀的束缚，构建起现代人自身的价值理想，并在面对着现实人生中，有着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人的精神世界越强大，就越能摆脱外界对他的制约，个体的生命也就越有价值。如果人的个性与人的主体意识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将有利于作为个体的人真正的体悟到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以此来摆脱外界强制规范对人精神上的束缚，彻底地走出被他者奴役的状态，进入到生命的自由状态，从而实现个体的精神的自由。总而言之，鲁迅的“立人”思想不仅要把作为独立个体的“人”从封建社会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还要把人的精神从专制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主体意识的自觉。
........................
2.2 老舍：市民文化立场的国民思想启蒙主义
老舍是一位文化型的作家，在对于人的解放方面，他不同于鲁迅对老中国儿女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的尖锐的批判。老舍是站在文化启蒙主义的立场上，以北京市民文化为立足点来参与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建构。
2.2.1 “酱缸文化”与“官本位”文学的反思
老舍将北京文化称为“酱缸文化”、“官本位”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市民，身上带有着“点头哈腰”、懦弱愚昧的奴性，也有着见钱眼开，媚上欺下的市侩气息。同时，老舍出于对北平和北平人民的深情厚爱，又对北平文化中积极方面表现出的留恋，使得老舍对国民阴暗、狭隘的卑劣性格和文化心理并没有进行深入理性的批判，而是以温和宽厚的姿态表现出了对这些底层市民的理解和同情。
老舍曾提到：“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的快乐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①老舍作为土生土长的北平人，老舍不但对北平底层的小市民生活和三教九流都谙熟于心，而且自身也深受浓郁的老北平文化的影响。老舍能够清醒理性地认识到，北平市民世界是一座具有超强藏污纳垢能力的大酱缸，里面容纳了北平市民善良勤劳、热情大方的性格优点，也包容了其因循守旧、怯弱苟安和逆来顺受的国民性格弱点。老舍除了对国民性格中的优势之处给予赞美之外，也集中对国民性格中的劣势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并进行了批判。此外，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是北京文化的主流。身处皇城根儿脚下的北平市民，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沾染了浓厚的官派品格，大多都把当官发财当做一种人生理想，即使理想没有实现，也自诩为“无官也有三品”之荣。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对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官样”的追求进行了嘲讽，也对北平市民这种对正统封建统治阶级官宦权利的尊崇进行了讽刺与批判。但是老舍对北平文化情有独钟的偏爱，导致了老舍在对北平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反思中相对温和。
有学者评论老舍的文学启蒙思想是“通过表现中国人感性、理性和意志的多重沉落，唤醒国民鲜明尖锐的心理感受，摆脱板结枯死的状态，使他们认识到清醒坚宽的理智和坚强主动的意志是何等珍贵和重要，使国民在理智和感性上都活动起来，使人和社会都获得生机。”老舍小说的表现对象大都是普通的市民阶层，如城市中的科员、教员、人力车夫等，这些形象身上都带有着传统市民所共通的文化心理特性——懒散、怯懦、官本位意识浓厚。老舍在对这些小人物消极阴暗的文化心理描写过程中，并没有对其身上的弱点进行尖锐地抨击，而是以温和的姿态去叙述小市民生活的辛酸，让读者自行去体味出文化积弊对自身的危害，从而达到启蒙的效果。由此可见，老舍的启蒙方式是人道主义式的、平民式的。
当然，一直从文化角度去思考国民劣根性的老舍，由于始终立足于文化层面的社会批判和国民批判，缺少了对社会整体的宏观理解。老舍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负面效应对中国国民在心理和性格上造成的影响，他对“熟透了”的带有浓厚的封建传统色彩的老北京文化，给予了批判。同时，老舍在批判旧文化和国民性的同时，又积极的张扬着我们民族中积极、正能量的一面，从而想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中，寻求改造国民性的新途径。
....................
3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主题的不同书写 .............. 31
3.1 “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的形象系列书写 .......... 31
3.1.1 封建宗法制度下的鲁镇农民与“平凡世界”中的北平市民 ............. 31
3.1.2 五四时代的“生命觉醒者”与民族危机中的侠义中国人 ................. 33
3.2 “老中国的儿女们”的人物性格描摹 ................ 34
3.2.1 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与祁老太爷式的“庸人哲学” ................ 35
3.2.2 “狂人”式的独战多数与祁瑞全式的务实勤奋 ........... 36
4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主题的艺术表现 ..................... 43
4.1 叙事视角的灵魂审视与自由变化 ........................ 43
4.1.1 鲁迅小说第一人称“我”的内在叙事 ................ 43
4.1.2 老舍小说全知全能视角的客观性叙事 ............... 44
4.2 叙事结构的创新性实验与传统化运用 ................ 45
4.2.1 鲁迅小说“一篇有一篇的形式”的新形式创造 ............... 45
4.2.2 老舍小说时常翻新的中国古典传统叙事模式 ............... 46
5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主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55
5.1 国民性主题研究的意义 ..................... 55
5.1.1 国民性主题选择的经典性价值 .................. 55
5.1.2 国民性主题研究的不朽性意义 ............... 56
5.2 “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深度和文学自觉 ................... 57
5.2.1 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殊途同归的现实批判和自我反思 ........... 57
5.2.2 新文学现代性启蒙历程中相辅相成的张力和动力 ....... 58
5 鲁迅与老舍小说国民性主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中国，建立在国家意识基础上的国民性主题发端于晚清时期。在国家危亡之际，致力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
20 世纪初期，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举起了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作了同一性的思想，实现了国民性主题在晚清时期的超越，开阔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即把发展人的个体精神的自由作为“立国”的根本。而且，鲁迅的“立人”思想，恰与《共产党宣言》的论断是根本相通的，代表着 “未来时代的精神”。
5.1 国民性主题研究的意义
20 世纪初，鲁迅吹响了文学启蒙的号角，担负起重塑国民灵魂的重任。鲁迅以实现人的现代化，关心人的生存境况，追求人的精神解放为目的，通过“立人”而达到“立国”。
5.1.1 国民性主题选择的经典性价值
时至今日，国民性主题仍旧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首先，国民性思想仍然是当代作家重要的精神资源。张福贵曾经作出过如下的判断：“我们必须把鲁迅思想价值的高度概括性和它长期的适应性以及产生的超越性作为一种经典性的价值，这才是我们当下研究鲁迅最迫切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借鲁迅来言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己。”在当代作家中，王蒙、史铁生、张炜、张承志、莫言等作家的小说中，都表达出了作者对民族精神的关注和国民性格的批判，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代作家们与鲁迅之间的对话。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魅力，依旧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导航，对当今肩负着社会责任感的精英文人起到标榜的作用。
其次，国民性主题还有着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实现现代化”和“发展就是一切”是这个新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在当代，作为一个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永远批判的“真的知识阶级”，会追随着鲁迅的步伐追问：这是什么样的“现代化”？什么样的“发展”？裘沙先生在他的《鲁迅的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化偏至论>》里，分析了中国曾经有过的的几种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一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挖取国家的基石，这是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里曾经批判过的的“奴才的破坏”；一是大跃进时期，践踏科学精神的群众性的狂热；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吹精神万能的群众行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发展模式让中国真正的现代化进程走了巨大的弯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旧的价值观的瓦解和新的价值观的确定。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同时，也产生了个人私欲膨胀，社会价值失范的危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鲁迅在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有着本质的相似。在19世纪西方大工业文明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将文明的理解加以物质化。鲁迅指出，19世纪文明的发展“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①也就是说，在鲁迅认为，物质的极速发展，会使得社会思想异化，使人失去性灵之光。
....................
结束语
通过对鲁迅与老舍小说的国民性主题比较，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自晚清国民意识的发端到鲁迅在小说中对国民性主题的建构，以及受惠于鲁迅之风的老舍、萧红、张天翼等作家对国民性主题延续的重大意义。
国民性主题一直到当代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其思想上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现实性，是指“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凡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鲁迅与老舍的小说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的，剖析了国人现实的生存状态，揭露了国民灵魂深处的弱点及其社会原因，这无疑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超越性是指，国民性主题的建构是站在在社会发展的立场上，从宏观上对国家、社会、文化进行思想，以现代价值标准为准则来确定“立人”思想。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立人”的目标——物质的富裕与国家的强大，必须是在保障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基础的，否则，人就仍然不能摆脱精神被奴役的状态。因此，改造国民性主题不仅适用于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时期，而且对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具有影响。
时至今日，国民性改造思想与当下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而且鲁迅探索的“理性的人性”对现代人格素质的培养仍有着现实的意义。恰如郁达夫所说：“当我们看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于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住了古今与未来”。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九：“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论争研究
绪论
1.1选题缘起及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茅盾是否致红军胜利的贺信(或称贺电)”问题,-一直是鲁迅研究界及相关评论界多年来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学者们对文献资料的不断开掘,围绕“贺信”事件的讨论也持续发酵,终于发展成为一场矿日持久的论争,其中涉及到众多的历史人物和当代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张小鼎的评论:“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不仅是一封极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献价值的联名贺信,也是‘‘众多学者久攻不下的一道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场围绕“贺信”事件的论争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与学术话语力量的角力场。这不仅牵涉到鲁迅在文化界与史学界的重要地位,也包括鲁迅与共产党关系的敏感性。因此,通过对“鲁迅盾致红军贺信”论争的研究,可以透视鲁迅研究界众声喧哗的复杂局面,正视和反思这场论争也有利于给我们当下的鲁迅研宄提供一些启示。
在以往的学术研宄中,对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文学论争做过比较系统的阐述有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鲁迅给中共中央致过贺电吗？》王锡荣在前言中说过,近几十年来在鲁迅研宄界,成绩最大、最实在的,确实还是史料领域。当人们发现几十年来对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原来都是“瞎链”的时候,在史料上却早有了一项项实实在在的突破。尽管不断的又有一些新的争论出现,但经过争论,往往总是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进展,或旧案的了结,误会的澄清,虽然显出了学术界理论建设的薄弱,却总还算是对于学术的建设,也是有一定的益处的。然而,作者从时间和内容上的梳理都不够完整,尤其是缺少了2000年以后对于论争的发展和焦点的关注与追踪。在回顾论争过程中,笔者从论争的主题中理出了一条大致的线索:(1)对于庆贺“东征”还是“长征“胜利的讨论;(2)贺信的文风与署名的问题(3)“代笔说”能否成立(4)对于“贺信”是否伪造的讨论(5)邮路释疑等问题重点进行剖析,将整场论争中围绕的主要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并对于各种观点间牵连的线索与脉络进行重点的分析。
.....................
1.2研究思路及方法
鉴于以往研宄的历史及现状,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将把“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当作是一个关于文学讨论的整体,将半个世纪的论争过程呈现于读者面前,并且对长期以来的‘‘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梳理,历时性的回顾这场论争,在当时的社会气候与文学语境下讨论这场论争的缘起、焦点及意义;再通过细致梳理各方的观点进行明确的辨析,重新审视“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这一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问题,着力揭示出它对于鲁迅研宄的世纪末转型及嬗变轨迹中的影响,尽可能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同时对于论争中学人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相互纠结的隐匿心态进行尝试性地探讨。
具体来说,首先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确定研究的切入口,开阔研究的视野,以期对其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论证。其次,在确立好选题和拥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梳理章节内容,就论争中展开的多重问题进行辨析,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论证。最后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和辨析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相关的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对论争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和辨析。(2)分析综合法。对获得的论文相关材料深入挖掘,认识论争的本质、揭示内在话语。(3)比较研究法。比较论争过程中的主要观点和与之相关的横向、纵向的发展脉络,在对比中深化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认识与评价。
本文不仅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作全面细致的梳理考察,并且对这场论争进行客观论说。同时,重视与挖掘文献材料,坚持实证研究,以更加翔实的材料,多层面客观地展示论点之间的关系,把握当时的社会气候和文学语境,全面观照论争中争鸣的观点及包含的要素,着力揭示它们对于论争的发展影响,尽可能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最后评价论争的历史意义等。而且,通过研究‘‘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化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观念、价值尺度、文学心态的冲突对抗,同时对于论争中学人在政治与文化之间相互纠结的隐匿心态进行有意义的探讨,以此来进一步丰富论争研究。
....................
第二章上世纪的一封信一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事件的起源
2.1“贺信”回溯的个人记忆
2.1.1最早提及贺信的人是冯雪峰
冯雪峰是五四时期成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也是中共的早期党员。1920年代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红军长征,十余年后开始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负责上海文艺界的工作,担任共产党方面的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是鲁迅的同乡与学生,与晚年鲁迅保持着亲密的关系。鲁迅既是他心怀孺慕之情的老师,又是戮力同心亲近的战友。1928年12月,冯雪峰初到上海,还没有和党的负责文艺上领导工作的同志接上关系,为了发动编辑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在柔石的引荐下,去向鲁迅商量和请教一些翻译上遇到问题。冯雪峰最初以个人身份与鲁迅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渐渐成为了共产党和鲁迅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当时一些共产党的负责人要与鲁迅见面,往往是由冯雪峰出面牵线搭桥的。如1930年5月7日在上海爵禄饭店同李立三会面,1932年秋冬之间,鲁迅与当时在上海养伤的陈赓会见,1935年在狱中方志敏传递密信和书稿等,都是在冯雪峰的陪同下进行的。冯雪峰还架设了鲁迅与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友谊,可以说,冯雪峰在鲁迅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起着重要的联系作用。
1951年冯雪峰写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一回忆片断》文章中,回忆了20、30年代以来鲁迅与共产党实际联系的一些事情。冯雪峰在文中还特意附上一笔,“当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时候,鲁迅和茅盾转转折折地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祝贺胜利的一个电报。”至此,冯雪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提到“贺信(电)”的人。1952年,冯雪峰又在《回忆鲁迅》里再次提及此事。1972年,冯雪峰在回答访问时说:我没有看到(贺信)原件”,对于贺信的形式,冯雪峰说“电报是信的形式”。依据冯雪峰的说法,大致可以知道贺信的内容、形式以及送达的陕北的时间。但冯雪峰也未曾见到过原件,冯雪峰的耳食之言为这封盛传的“贺信”留下了“存在”的影子。
...................
2.2贺信的考证一相关文献的挖掘
将近半个世纪,一些学者们不遗余力的跑档案馆、图书馆,访问老同志,寻找故纸堆,想从当年的各类报纸、刊物或者书籍中找寻与贺信有关的蛛丝马迹。不少有志之士,孜孜兀兀,不断有发现,不断给研宄者带来惊喜,也不断带来疑窦。
2.2.1"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1976年,人民文学社正式出版《鲁迅书信集》,其卷首语上有标题为《致中共中央》‘‘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句，由于当时并没有查获到贺信的全文,并且各地档案馆也没有原件和底稿,《鲁迅书信集》又是最早最权威的引用者,包括当时在世的一些人这是最早对于贺信的内容较为权威的引用和认可。当时还健在的当事人,如茅盾、许广平等人对于《鲁迅书信集》的注释没有提出异议。所以,这个文献性的文句一直被史学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贺信内容里遗留下来的片断。
而早在1956年10月,樊宇在《文艺报鲁迅纪念专号》中说,“他的‘旧日记’中发现一篇文章记载着：—九三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文海石曾在考证文章里,对樊宇所记载的这句话和《鲁迅书信集》卷首语进行了异文辨析,虽然二者的出处都是引自1947年7月27日的太行版《新华日报》上的《大事记〉》,但是严谨的学者还是发现,樊宇的记载比《鲁迅书信集》所引,第一,在文句上,多一个“的”字。文海石认为,产生异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银转抄引过程中造成的。第二,在文句背景上,两者却有天壤之差。《鲁迅书信集》在卷首明确注明的是‘‘长征贺电”,而樊宇却最早提出这句话是出自“东征贺信”。先看引源《大事记》里如何说的,“鲁迅曾写信庆贺红军……”文海石认为,文中这一“曾”字,可以使人理解为鲁迅的贺信是为“庆贺红军”,而非专为“东渡黄河”而写。由于当时无人能说清是“长征贺电”还是“东征贺信”,没有确凿“东征贺信”的证据来推翻此前一直经典流传的“长征贺电”,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异议,但学界秉持审慎的态度,仍称为“长征贺电”,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一切尚待查证。
................
第三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13
3.1此起彼伏的正反争鸣...........13
3.2论争的主要内容——中心围绕的几大问题..........17
3.2.1对于“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的讨论............17
3.2.2署名与文风问题..........20
3.2.3“代笔说”能否成立.........22
第四章“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论争之启示..........34
4.1“红军贺信”论争的直接影响........34
4.1.1对于《鲁迅全集》的几版修订的情况的影响..........34
4.1.2关于学术研究中史料发现、考辩问题..........37
4.2“红军贺信”论争的历史反思...........38
4.2.1神化鲁迅到走下神坛.........39
4.2.2学术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40
第三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论争
3.1此起彼伏的正反争鸣
1994年到1995年间,阎愈新对“贺信”的调查研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于1995年8月2日,在1936年4月17日的《斗争》上查到《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阎愈新通过研究红军东渡的历史背景及媒体报道,然后结合鲁迅、茅盾当时的社会活动,以及冯雪峰的记述,写出了《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重见天日》一文,认为《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就是鲁迅、茅盾致红军的贺信。但是一些学者仍持有质疑的态度,认为这封‘‘贺信”仍然存有多处疑点,一些问题上仍然缺少确凿的证据。于是围绕贺信的相关争议不断兴起。
1996年9月25日,悅墨炎率先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这封“贺信”可以认为是当年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但不是出自鲁迅、茅盾手笔。他依据冯雪峰的回忆,认为“此信应该是出自史沫特莱及其中文秘书之手。”愧墨炎当时的看法受到了冯雪峰的影响,但冯雪峰的说法终归是一种猜测,这里也并无真凭实据。客观地说,这篇文章没有直接否定贺信的真实性,而是产生了“代笔”的观点。但是倪墨炎的文章让论争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凸显出似是而非的一面,这就使得原本就处于论争镟润之中的鲁研界再起波澜。
愧墨炎的这篇文章固然承当了论争的导火索,但对贺信的探讨只是在阁愈新的材料发现基础上探讨一些细节问题。1997年,丁尔纲发表文章对“贺信”提出了根本性的异议。丁尔纲首先坚持以前的“长征贺电”,是“公认的说法”和“公认的史实”,认为冯雪峰所述的“长征贺电”不能轻易否定,即使有新发现的信件也不能否定另有贺电的存在。第二,他认为阎愈新发现的信,其作者是鲁迅、茅盾的可信性不大。并列举出此信的疑点重重,例如:从信的本身来看,“贺信”文风与鲁迅相去甚远,且四呼“万岁”,从无先例。
..................
第四章“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论争之启示
4.1 "红军贺信”论争的直接影响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论争给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这场论争首先在学术场域上产生影响,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封历史文献,会发现它不仅对《鲁迅全集》的修订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鲁迅全集》的修订与论争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此外论争也有利于推动鲁迅研究中一些史料的考证与辨别工作。
4.1.1对于《鲁迅全集》的几版修订的情况的影响
鲁迅曾为《当代文人尺牍紗》作序时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可以说,作家的书信是作家“文学肖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作为一封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文献,也关乎鲁迅自身的形象,因此一直受到鲁迅研究界和相关评论界的密切关注。这封信已被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中央党史文献研宄室集体编撰、《鲁迅年谱》、还有已出版的《张闻天年谱》等收录在内。随着相关材料的不断发掘及论争的持续发展,此信是否该收入《鲁迅全集》也成为一个伴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之际,一方面《鲁迅全集〉〉对“贺信”的处理方式直接引发了当时学界的争议,另一方面,争议的产生影响也反作用于论争的发展。其中,一些参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学者也纷纷加入贺信的探讨之中,如2005版《鲁迅全集》第5卷的修订者陈福康;负责书信卷大部分工作的陈激渝;还有负责修订日记卷部分工作的王锡荣;另外还有《鲁迅全集》编委会成员张小鼎,以及为《鲁迅全集》出版工作搜集与整理有关鲁迅佚文、佚信和注释、校勘等资料方面的刘运峰,也都围绕贺信问题的进行过探讨。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十：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生态意识探究
1 鲁迅文学奖的导向性和生态文学的繁荣
1.1 生态意识的自觉与生态文学的繁荣
当工业化浪潮冲击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开始进行反思，作为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学活动始终没有忽视这一问题。文学天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各国文学家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纷纷将创作目光投向生态领域，开启了全球大规模的自觉创作生态文学作品的时代。
1.1.1 生态危机与生态意识自觉
生态危机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生存空间与社会发展都遭到威胁的现象，是生态循环失衡的恶性发展结果。主要是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盲目开采和过度消耗所引起的。一旦引起生态危机，在较长的时间内难以复原。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工农业的过度生产和发展，加上社会的动乱和战争的频发，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水土流失、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森林覆盖率缩小、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失去平衡等现象。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西部由于植被遭到人类强行破坏，导致连续三次龙卷风的发生。其中一次龙卷风的发生于 1934 年 5 月 9-11 日，它以 100 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美国的西海岸刮过，逐渐向东海岸前进，毁坏了数以万计的农田和 3 亿多吨的表层土壤。还有在 50 年代苏联为了发展经济盲目开荒，也先后出现了龙卷风，使得损害三亿多吨的农田。还有在 1968 年-1974 年期间，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平均每年都要向南部扩大，使萨赫勒地区生态失调，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威胁该地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随着生态危机的愈演愈烈，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空间，引发人类关于自然界的深层思考甚至引申为生存危机下给人类的精神空间带来的异化。生态问题成为了世界热烈议论的话题，生态意识逐渐在全球全面觉醒。1972 年 6 月 5-16 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来自近 113 个国家的政府人员和民间代表关于当代世界环境问题及全球保护对应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制定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并共同商议了 109 条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建议，提出了 26项共同原则和 7 个共同观点，以此来带动并指导全球各国人民参与到保护环境的活动中去，并且大会决定将此次会议的开幕日设定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系统以及各个国家的政府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开展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告诫保护人类环境、珍惜现有资源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每年在这一天都会召开表彰“全球 500 佳”的国际会议并且发表《环境现状的年度报告书》。由此可见，生态危机已经受到全世界人们的重视。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开始自觉地加入到保护生态的行列中，形成一种生态意识自觉性。
.....................
1.2 从鲁迅文学奖看生态文学小说的繁荣
作为引领中国主流意识风向标的鲁迅文学奖其中不乏一些描写生态题材、表现作家生态意识的优秀小说。鲁迅文学奖对带有生态意识的小说的推崇，对我国生态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1.2.1 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导向性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鲁迅文学奖之所以以“鲁迅”命名，更多是提倡文学作家们要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敢于在所处时代环境中直言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道路，挖掘社会内在深层的意蕴，这正是设立鲁迅文学奖项的初衷。
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导向性体现于其评奖宗旨上——“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坚持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也体现于评奖的严肃性与公正性上——“各奖项评奖委员会组成后，须认真讨论评选标准，重申评奖纪律，统一思想，以确保评选工作的导向性、权威性与公正性”。鲁迅文学奖从 1995 年的第一届评选开始，便体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文学唯一的级别较高、最具权威的综合性奖项，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表现在深刻的思想层面上，也表现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
鲁迅文学奖是具有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它的中短篇小说奖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当代国内文学的创作和发展的“风向标”，从该奖项中可以看出我国中短篇小说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导向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方向。即使个别的获奖小说仍然存在争议，文学奖项的评奖机制和标准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从当代文学整体发展来看，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仍然对我国当代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发展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以评奖的形式肯定了一些作家创作的作品取得了成绩的同时，也推动和促进了我国当代中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
......................
2 鲁迅文学获奖小说的生态意识书写
2.1 张扬和谐共生的自然本体意识
在西方生态学的研究中，学者把生态学分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浅层生态学主要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以维护人类的利益为基准，倡导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有限性开采，是为了给“子孙后代”提供舒适的生存空间，出发点则是人类的切身利益，属于人类本体意识。深层生态学所提倡的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被业界称为生态中心主义，它放眼于更为广阔的视野，以自然为中心，基点是整个宇宙，人类只是栖居于这个星球上的一类生物，赖以自然而生存栖居，与环境融于一体，认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属于自然本体意识。笔者将侧重于深层生态学的观念，主张以生态整体主义的自然本体意识投射于文学领域，并以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作为展开研究的依据。
2.1.1 人与自然：从征服自然到顺应自然
征服自然是人类用暴力、武力、强力或劳动手段制服自然，使其接受、服从。顺应自然是顺从、接受并适应自然。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社会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古代的农耕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产生“敬畏”心理。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大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明显提高了人类开采、改造自然的能力，开采、改造自然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宰，致使人类凭借着工业技术不断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共处至对立。但当人们陶醉在胜利中时，自然界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生态危机逐渐显现，人们不得不回眸自然，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人类需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因此，生态意识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妄自尊大的自我想象，它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在原始阶段的产物”，此类观点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在中国鲁迅文学获奖小说中也不乏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再现与批判，也不缺少回归田园、寄予乡土的故乡怀念，田园故土成为了慰藉人们心灵的良药。作家们通过描写工业文明下对自然的破坏与索取而改变自然原有的风貌，让人们在哀婉与叹惜中质疑人类对现代科学狂妄而自大的迷恋，也通过对自然原始生命的表现与对乡间景物的迷恋甚至对世间万物的深层涵义的追问来彰显顺应自然、融于自然的真切渴望。从深层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征服自然的否定，还是对顺应自然的肯定，都关注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和向自然回归的向往。
....................
2.2 批判破坏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是地球上甚至是宇宙间最优良的物种，运用人类的视角评价现实的真实与否，其核心论点是“人类至上”。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概念，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冲突问题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曾经从自然观、实践观和主体性思想三个维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控制、征服自然的价值观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2.2.1 “万物主宰”的思维理念
在陈应松《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体现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小说出现大量关于人类为了利益所需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描写，这包括对山林资源的无节制掠夺：“进山的是空车，出山的是重载，一车一车的松、杉、桦、栎，都是做枕木，做窄木的料，还有香果木、麦吊杉、青檀。有一个团的军人在这里砍树，团政委专业回家时，不仅带了好香柏家具，还带走了五斤麝香。一只大公香獐子只产一两麝香，小的产十克，也就是说，他要射杀近百只香獐”；还包括对山中药材的不可复生般的开采：“山上如今已没药可挖，连柴胡都挖光了，升麻还有以下，党参、头顶珠是少而又少了”。通过这一系列的人类对神农架山区物资残暴的掠夺行为和对野生动物的大肆捕杀，来强烈反对人们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的需要而开展的一系列不择手段的行为，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即使这样，作者仍然在结尾以纯善的人性之光来照亮黑暗的社会现实，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圣与伟岸。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驳，无疑是批判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以人类的思想为导向力求使地球更适宜人类居住的观点。解决问题有效的方式便是找出发生问题的根源，从根本上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发现以人类为中心思考问题的不稳定性，并给予人类正确的思维导向，在此方面，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应松做了探索，许多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也做了探索。
2.2.2 功利主义的现实需求
功利主义以追求最大效益为目的，以自利选择为原则，在追求现实需求的最大效益时，为自身的利益，可以不考虑或者不顾及行为的手段与后果，这是一种道德认知，也是一种实践行为。生态主义是反对这种道德认知与实践行为的，认为人类功利主义的追求必然会带来生态的失衡，这种失衡不仅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衡，也包括人文生态环境的失衡。生态主义的认知必然反映于生态文学中，因而在表现作家生态意识的文学中，反对追求现实需求的功利主义也是其应有之义。
.......................
3 鲁迅文学获奖小说生态意象构成 ............... 21
3.1 自然意象：物我合一的诗意境界 .............. 21
3.1.1 空灵虚静的山水艺术精神 ................... 21
3.1.2 情景交融的自然诗化意象 ................. 22
3.2 动物意象：生灵相通的性命共在 ........ 24
3.3 乡村意象：田园牧歌的农耕文明 ................. 26
3.3.1 乡村生活场景 ............... 26
3.3.2 乡村民俗风情 ................... 28
4 鲁迅文学获奖小说的生态叙事分析 ..................... 29
4.1 多维化的叙事视角转换 .......... 29
4.1.1 全知视角的选取：生态环境的营造 .............. 29
4.1.2 流动视角的运用：生态叙事的展开 ............ 31
4.2 杂糅丰富的语言表达 ...................... 32
4.2.1 诗化语言：乡村生活的诗意营造 ............. 33
4.2.2 方言俚语：地域风情的趣味表达 ................. 34
5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生态意识的文化反思 .................. 37
5.1 生态文学繁荣与生态意识强化的互为促动 ................... 37
5.2 生态文学创作与感伤怀旧情结的弥漫 .................. 38
5 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生态意识的文化反思
鲁迅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十分重要的奖项之一，获奖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往往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方向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生态问题逐渐走进文学作品当中，在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小说中便有迹可循，并随着时间坐标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这是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对于生态精神的一种自觉的关怀，是生态意识文化反思的具体体现，它必会对文学创作、对社会进步产生效应。
5.1 生态文学繁荣与生态意识强化的互为促动
近些年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丰裕和人均文化程度的提高，对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关注已经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的内部，大众群体也参与了对作品的欣赏和品评，这一方面通过奖项的评选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文学素养；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鲁迅文学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大了作家的知名度，提高了文学宣传道德文明的社会功效。因此，鲁迅文学奖无论是在文学界内部还是在社会整体上都具有较高的声誉。作家池莉的小说在未获奖项之前作品发行量不到十万册，但在作品《心比身先老》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之后，她逐渐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以至于后来所创作的《所以》《来来往往》等小说发行量均在 30 万册以上，特别是《池莉文集》的销售量达到近 80 万册。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能够缓解生态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唤起并提升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生态意识的表现越来越得以彰显，甚至部分作家投入到生态小说的创作之中，他们深知只有树立民众的生态意识，才能促使人们正确地去认识与解决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于是文学就成为了宣传生态文明、弘扬生态文化的载体，起着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导向的作用。获奖文学作品创作中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为对大自然景物的热爱、对万物平等观念的阐释、借助自然景象抒发内心情感、描写自然美景的同时表达一种生态理念、讴歌赞扬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这些都是作家在文学文本中传达对生态问题的理解，这也恰好契合了人们最为关注的时代热门话题——生态问题。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好像是一扇窗，使文学可以借由评奖活动，扩大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使得更多的民众成为作品的读者。作品的需求量越大，生态小说对人们的影响就愈为广泛。
....................
结束语
本文从生态学视角对已评选出的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短篇小说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笔者发现在许多小说中充满了浓厚的生态意识，既有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也有对精神生态的关注。作家们以广博的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违反自然生态规律、破坏人文生态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对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和物质环境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人与自然、人与其所生存的人文环境的和谐相处充满了企盼，这样文学表现满载着文学家对社会的深情与责任，体现着文学家们的社会良知，我们有责任将文学家的奉献总结出来。
生态学研究虽然泊自西方，生态文学的概念也首先由西方人提出，但生态学的精神旨意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相契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其实就是西方 20 世纪推崇的生态学思维，中国的文化中包含着丰润的生态学思想，中国文学的描写自古代就充满着生态意识。虽然到了现代，中国与西方一样，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生态危机，但我们从未缺失生态学意义的文化精神。因此，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中表现的生态意识，既是世界性的，又是民族性的。说它是世界性的在于，它合于风靡全球的生态学理念与生态学宗旨；说它是民族性的在于，它表现对象是民族的，它的身心体验是民族的，它的“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自然悟道”的精神意蕴也是民族的。
本文对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表现的生态意识所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以一种对现实社会积极参与的态度，引发人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愉悦的阅读欣赏的同时，产生一种生态批评的文化反思，能够以正确的态度认识生态危机，重视生态问题，善待自然与一切与人类有益的生命，营造和谐的生存环境；当然，也寄希望文学家写出更多更好的生态文学来。从生态学视角对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进行研究刚刚开始，相信更多更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涌现，相信更多更优秀的生态文学会得到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关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