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一：“李双双”始末——40-60年代小说中的农村新女性形象
第一章三版小说与一部电影
1.1“李双双”的诞生
黄子平在《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文里,将李准放置在由“短篇故事”、“短篇小说”两种叙事传统博奔而成的当代短篇小说发展脉络之内,认为其在农村题材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堪与赵树理比肩。在赵树理、孙犁、沙汀所代表的三分格局中,李准位居山西、陕西两个农村题材作者群之外,在“表现新人”的动力推动下,虽然同样着眼于中国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在政治经济关系中翻身的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解决(或抵抗)赵树理对“农民改造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忧虑。
就“短篇小说”与“短篇故事”两条线索来说,年在《人民文学》第三期上刊出的《李双双小传》首先带有鲜明的“短篇故事特色,不仅“有头有尾,情节性强”,而且在要求“人物性格的鲜明突出,人物遭际的曲折动人”的同时,有着“稳定明细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短篇故事”传统与“人物小传”的构思不谋而合,展示出“李双双”其人完整的生活内容、性格特色及其发挥作用的不同领域。而在另一方面,展示“大跃进”高潮阶段“孙庄”的日常生活的《李双双小传》,也在表现稳定明细时空观念的同时,展现出“短篇小说”脉络的影响——小说故事同时是对“大跃进”运动横截面的特写展示。
小说以双重倒叙 头,“李双双”之名与“大字报”则成为两重倒叙中的核心意象。在第一重倒叙中,“妇女解放”在符号层面的成果被前置于文本的开端。而女主角从一系列代称中摆脱妻职母职的束缚成为“李双双”的关键,被戏剧性地归结于“一九五八年春节后,孙庄群众鸣放会上的一张大字报”。在此,时空倒回,故事从“大跃进”开始的时刻讲起,第二重倒叙随即展开。此处,大字报的内容、效果及其成因,成为“李双双”故事的真正起点,而这一起点,则是妇女摆脱家务、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的内在需求。紧接着的“李双双简介”则表述出特定妇女需求产生的过程。其中,二十七八岁、性子火辣、齿伶俐的李双双漂亮贤惠、心明眼亮,即使家务缠身、儿女满地,也断不了在街上管闲事”。对这一点又恨又爱的孙喜旺本以为在民校上学、在家里听广播就能“把她心给占住了”,不想李双双“倒是越发要闹起`事儿'来”。“闹事”的内容,一是“在屋子里贴满小字报”,二则是大字报的直接成因——“前天还和他干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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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定位与越界:``李双双”与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农村新女性”
在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中,相关研究勾勒出李准农村新女性故事中的三类主导意义结构(即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变革故事、新时期之初的民族进化史故事以及90年代前半段的民间隐形结构),各自形成对文本内异质元素的新压抑。在这个意义上,跳出已有框架关注李双双故事 多义性,其前提在于重新审视李双双故事在五六十年代农村新女性书写框架中的独特位置。而这一位置的辨明则亟需厘清“李双双”形象在何种程度上与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农村新女性”形象存在差异,又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边缘叙事的局限性。
1.2.1跃出“主流”:“李双双”与“女性英雄”
在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女人写女人”的边缘传统,在其上浮过程中随着延安时代的经典艺术形象“白毛女”的出现复制再度沉入历史内面,而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则首先以某种时序层面上的接续性,着手展 对“延安时代”之后的女性书写脉络的梳理。其中,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一部分(十七年篇),借助叙事学框架重排50-70年代文学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地图,并试图在其中加入一重后现代主义的性别研究维度。在此,旨在描述妇女解放之个体意义的“女性叙述立场”与描述其社会结构革新意义的“男性叙述立场”,成为陈书祀梳两种叙述策略的原点,前者体现在苑志鸦、孙犁等人的女性故事中,后者则以赵树理、王汶石、柳青、李准等人作为代表。而这一类边缘与主流、反抗与保守的二分框架,构成了陈书解读五六十年代女性书写全局的内在逻辑。
在陈书中,“叙述权威”的形成与运作,被视为整个性别叙述范式赖以运转的关键环节,而男性的、以“不在场”或“缺席的在场”的形式存在的叙述主体所进行的第一层叙述,构成了对其他叙述(包括农村新女性故事)可靠性真实性的保障。此处,陈顺馨对主流叙述权威与性别暴力之间相关性的敏感,与西方女性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依据的质疑相契合。正是在以上质疑立场中,陈顺馨将主流叙述规范中“女性英雄形象”的登场方式归纳为两种:
其一,女性英雄“伴随(男性)英雄出场”(如《创业史》中徐改霞伴随梁生宝出场);
其二,女性英雄被男干部“翻出来”,或者在运动中“跃”出来(如赵树理的孟祥英、金桂、李准的李双双、王汉石的吴淑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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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940—1960《磨麦女》与《李双双小传》
2.1“文件计划”中的农村妇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四十年代数量颇丰的文学政治社团纲领以及政党政权文件提供了沃尔拜意义上的“民族计划”对农村妇女的安置与要求。具有特定政治背景诉求的文学社团以及区域性政权所颁发的文件政策之所以可以被上升为“民族计划”的具体体现,显然是源于一类后设现实,即特定文件与计划背后的政党政权最终完成了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如果说文件与计划中的妇女政策变迁提现了民族计划与妇女经验之间的博弈关系,文学书写则为这一场持续进行的博弃生产意义。以此为前提,尤其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或者是1930年11月的“左联”新决议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间的内在延续性,以及若干“边区”文件中所呈现出的“妇女运动理想格局”。
2.1.1“11月新任务”与“延座讲话”
与曹清华《左翼文学史稿》观点不同,本文对三十年代初期“文艺大众讨论”与左翼文学“实际的创作经验”之间的有机关联持肯定的态度。也就是说,文本一方面认可左翼文学时期“大众文艺”的难产与其对大众”(无产阶级)概念的多层理解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则认为左翼文学的大众化困境正是在“共产党”介入之后迎来转机。随着革命左翼文学的余脉在延安时代走上以工农兵为其主要对象的另类“大众化”道路,50-70年代文学正是延安道路的最终成果之一。由1930年“文艺大众化讨论”出发,“写大众”与“大众写”构成“大众文学”的两个方向。在“大众写”一方面,1932年《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全国普通话”这一概念,并认为“新语言”的诞生,将成为新大众文艺的语言基础。这篇文章对无产阶级新兴语言的假想遭到茅盾的否定,却指出了发展大众文艺在实践层面上的可能性一使用无产阶级底层大众自己的语言,使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摆脱知识分子符号系统的束缚,促生无产阶级式的主体意识。而在1930年11月通过的“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以下简称11月新任务”)中,“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一节,显示出当前阶段党的文学理想结合左翼文学实践所得出的一系列具体设想。设想涉及题材、方法与形式三个方面,“规定”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而“文字组织……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的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而在书写农村的层面上,“作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以及“工农群众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相应地,“月新任务”要求将“小资产智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性的观念的虚伪的题材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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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家人、翻身妇女、女劳模
总体而言,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中的农村新女性故事讲述了农村女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性别计划从“相遇”到“参与”的过程,在容纳政党政权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叙述范式的同时,再现特定时代背景下农村女性个体与革命逻辑发生共鸣与协商的历史现场。其中,农村女性往往“溢出”新式妇女叙述的预设范式,展现出其对革命逻辑内民族性别计划的影响、干涉与修正(“反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左翼文学书写农村女性与现代革命与其性别计划的相遇(农村新女性的诞生),正是站在五四新文学传统(都市新女性故事)以及民国“贤妻良母”式性别计划的边缘,以其异端性充分发挥新时代新文学样式的激进作用。而其后的“延安文艺”,则在延安时代性别计划的流变脉络中,试图将时代巨变对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边缘人群所产生的日常影响为己所用。
在妇女革命的相遇故事、妇女个体的动员故事之中,以蒋光慈的晚期作品《啦哮了的土地》中的荷姐作为前哨,传统妇女向“公家人”转化的新一轮故事逐步展 。其中传统妇女的觉醒不再简单地构筑于“革命恋爱”的刻板模式之内,其理想未来也不局限于与男性革命伴伯志同道合的家庭生活(譬如叶紫的《星》中“梅春姐”的成长史。
2.2.1解毒“公家人”
在革命的性别计划层面,《唯哮》中“妇女运动”的多重目标,即农村女性在成为独立个体的同时,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农民的一部分,受剥削大众的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一部分,革命受益人的一部分)一而这也被设定为“妻子革命”的最终前景。在从“女人”与“妻子”晋升为“—份子”的道路上,被乡土伦理所压制的农村妇女则得以浮出水面,其应对苦痛经验的方式则由“忍耐”转为``革命”。在男性农民眼中只与自己(男性农民)的利益根本相连的“农会”与“革命”,以令他们惊宅与愤怒的方式,推动着“农村女性”的显影进程。就《啦哮了的土地》而言,由返乡新女性何月素所主导的妇女解放进程,以妇女干部毛姑以及觉醒女性荷姐作为其最高成果一两者在青年中年,未婚已婚的社群结构中,最大幅度地将不同身份的农村女性群体包含在内,展现出她们在革命新世界中获得新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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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李双双”形象中的主体想象............80
3.1现实症结:“准新女性”.........80
3.2话语背景:“李双双”在1958—1960.............90
3.3主体想象:“我”是“农村新女性”...........102
第三章“李双双”形象中的主体想象
3.1现实症结:“准新女性”
与“李双双”系列文本中妇女新人化的成功案例相对,半途而废的“准新女性”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则比比皆是。在这一类凸显出“新人想象”自身困难的“案例”中,李准妻子的回忆录《老家旧事》成为可供参照的非虚构性文木。
由李准之妻董冰写作的回忆录《老家旧事》在李准的鼓励与子女的“敦促”之下由逐渐成形又因李准突发脑血检而在1985年草草结束。自述涵盖作者1928年至1984年间逾半个世纪的生活经历,在出版前以“家庭内部传阅”为形式,实现了计划中的私人价值——“让他们哈时候想知道老家的事情,就能知道”。
在家务工作之余“偷偷写出来的”《老家旧事》似乎具备“女性写作”的种种标志,并被舒乙评论写出了“没有一点政治框架”的、纯粹的、“惊心动魄”的穷并且内含着“中国妇女命运的大典型”,填补了文学再现领域的空白不过,对本文来说,《老家旧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钩沉索隐的潜力,而在于该文本呈现出了五六十年代“准新女性”的故事。作为“准新女性”的一员,李准夫人董冰在新化的过程中从未真正走出家门,也无从展开对“农村新女性”位置的“崇高体验”。与此同时,“董冰自述”相对于“李双双”系列文本的潜文本性,进一步突显了准新女性”尤其是“准农村新女性”的内在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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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李双双”式农村新女性形象的消失
早在五十年代初,女劳模”的再生产问题就已经被提出。1953年第7期《中国妇女》刊登了名为《给劳动模范以劳动时间》的讨论性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则是1949年《人民日报》开国大典版面的编辑何燕凌。文章立足于1951-1952年劳模大会所突出的女劳模“大换班”现象,认为“大换班”现象的原因是“对劳动模范干涉过多或放任自流”。“干涉过多”造成劳模的生产时间被公务所占据,“放任自流”则使得部分劳模的进取心退步。由此,文章在结尾处为“开会模范、跑腿模范、谈话模范”们发出呼吁——“给劳动模范以劳动的时间吧!”
六年之后,1959年第15期的《中国妇女》刊登了名为《“屋里人”这个名词的消失》的“论文”一则(作者王文刀)。此文从陕西关中地区日常用语中的变化入手,在大跃进高潮之后,讨论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位置的变化。具体来说,文中所关注的语言现象,是“屋里人”与已婚农村妇女之间的固定链接被扯松或者打碎,退出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类历史词汇。文章同时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变革与“屋里人”一词的消失,被固定在农村妇女身上的自我认知随即被打破。
不过,《“屋里人”这个名词的消失》一文的症候性更多地体现在结尾处。一方面,作者认为,随着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机构的设立,“在社会地位上是得到了解放”的妇女也能从“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然”地转而承担外头人的劳动;另一方面家,作者指出,存在一类适合妇女承担的农业劳动,而被妇女解放出来的男性则被期待完成“农业上的重活”。在这一刻,《“屋里人”这个名词的消失》成为对新时期农村妇女研究而言“最典型”的文本——文章可以被解读为:妇女被自然地组织在新一轮性别分工的刻板框架之内,再度成为次要主体。换句话说,新时期以来的部分农村妇女研究着力于剖析王文刀这类文本的结尾内容,并依赖对结尾的反转阐释,消遣正文其他部分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二：文字与影像的双重变奏——论刘震云小说的影视改编
一、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的时代语境
（一）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综述
刘震云，1958 年 5 月出生，河南省延津县人。1973 年参军，1978 年复员回家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后踏上了他的文学创作的道路。正是由于受到家庭与军队周遭环境的影响，从 1982 年开始创作、1887 年发表《塔铺》之后，以一系列具有浓郁城市社会气息的有关“单位”生活和描写当代干部生活的作品震荡文坛，《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显示出刘震云审视社会、考察人性方面具有的超拔才华。《故乡三部曲》的恢弘气魄和《一腔废话》的语言瀑布又使得刘震云的名字和个人叙事的“新历史小说”打上深刻烙印，精英化的刘氏幽默成为刘震云创作的招牌。
1995 年，根据刘震云的两部中篇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一地鸡毛》一上映，就迅速在各家省级电视台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在相继的几年里又被重播数次。当代文坛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借助 90 年代大陆电视剧的创作热潮获得重生，让观众对当下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有了与主流电视剧不一样的感受，也从此揭开了刘震云与冯小刚导演近二十年的精诚合作。对于这次合作，冯小刚本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刘震云的这种高层建瓯的创作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剧组的创作热情，为我们的创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就是灯塔的作用。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是我作为一名编剧，在王朔创作风格的引领下，跨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一地鸡毛》则是我作为一名导演，在刘震云创作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进入 21 世纪之后，这位写作语言“别扭”，创作风格犀利的小说家奋不顾身的投入到了“新世纪文学”的创作热潮当中，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勇敢的转型成为一名兼顾着小说家与编剧两个身份的文坛创作者。他的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深入研究过他改变之前的作品就会发现其作品一贯的“深度叙事”性，正是由于这种“深度叙事”的叙事方式也恰好与影视剧作品中所需要的影视叙事方式不谋而合，才使得他影视剧改编成为了可能。在这之后刘震云与冯小刚又合作了电影《手机》，这部于 2003 年上映的电影不仅在口碑与票房上达到了“双赢”的效果，更值得一提是，这部电影的剧本与以往刘震云的创作模式不同，文学改编的影视剧剧本通常是由已经发表的作品改编而成，而《手机》这部小说却是由同名电影的剧本改编而成。这样“二次创作”的模式在当时的文坛也是并不多见的，所以小说一经上市更是引起了不少激烈的论争。根据刘震云的《塔铺》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也于 2007 年上映。次年，根据刘震云小说《我叫刘跃进》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被作为中国电影总公司的“贺岁大片”被搬上了大银幕，这几部电影不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12 年年底《一九四二》在各大院线的隆重上映，更是成为当年文坛和影坛热点话题。这部经过冯小刚与刘震云兄弟俩精心策划，历时 6、7 年的拍摄完成的电影，可谓费尽了二人全部心血。尽管由于题材的敏感而被广电总局不断删改，悲凉灰暗的影像风格和饥民形象与贺岁档不甚吻合，诸多元素导致《一九四二》票房不尽如人意。但是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与一般当代小说家作品被搬上银幕不同，刘震云不仅是个“高产”的小说作家，作为剧作家的他也是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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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视文化思潮的兴起与当代小说的影视改编
随着影视的剧情、台词等文学性因素要求的相应增强，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文学家对影视的介入被看做是提高影视艺术水平的必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尤为突出，可以说，凸显和廓清影视与戏剧、小说、文学剧本的联系构成了中国影视理论史的一条主线。
当代小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影视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电影为例，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经了中国诸多特殊历史时期，所谓的代际导演的命名正是这诸多历史阶段与社会转型的症候之一。尤其是在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本土电影的类“集群”化发展态势非常明显。一批毕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爆发前夕的北影学生，怀揣着年轻人的激情与梦想，饱含对全新生活的热忱投入到了电影创作的热忱当中。这些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被命名为“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人，把新中国电影发展的车轮转项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得中国本土电影的种类与样式更加丰富多彩，也自此揭开了承续现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而来的电影改编浪潮。1983 年，由吴贻弓导演执导拍摄的电影《城南旧事》被搬上了大荧幕，这部改编自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的同名电影，开创了新时期电影改编的先河。新时期以来小说和电影的相生相荣有目共睹，中国电影的文学性传统和电影导演的文人气质使得新时期的电影艺术与西方电影相比获得了更为民族化的自觉展现。上世纪 80 年代优秀的小说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如意》、《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黑骏马》、《孩子王》、《芙蓉镇》、《美食家》、《浪漫的黑炮》（片名《黑炮事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黑的雪》（片名《本命年》）《老井》、《红高粱》、《红粉》、《妻妾成群》（片名《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一系列作品均成为新时期以来广为关注的影片，所谓电影的“王朔年”、“刘恒年”之说凸显了小说和电影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密切关系。新时期优秀的小说原著赋予了电影起点较高的故事、主题、人物和意境，导演由此生发的影像创造就有了相对较为完整深刻的文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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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现实到历史：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的主题意蕴
相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精英化倾向，影视剧的热播无疑是当下大众文化思潮蔓延的症候之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走进中国民众视线的大众文化，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的改革与完善，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逐步被宣传与传播。“大众文化是一种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现代科技传媒为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的社会型、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它具有商业性和产业性，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遣功能，具有批量复制和拷贝的创作生活方式，具有主体参与、感官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都市化、都市民化、泛社会化的审美追求。它是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适应大众文化品味，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精神创作性活动及其成果。” 于是，这个以受众群体为大众的文化传播恰好就与列维斯提出的以受过较高的等级教育的，掌握较多科学文化知识的受众群体为传播对象的“精英文化”站在了对立面上。
（一）“小市民生存”的写实书写与戏谑表达
1995 年根据刘震云两部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改编的电视剧《一地鸡毛》登陆各大省级电视台的荧屏，正所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收视率节节攀升，观众对其生动真实的故事情节、原汁原味寻常百姓的生活境况心有戚戚。剧中，由陈道明饰演的年轻公务员小林每天纠结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繁琐小事：何时何处买豆腐，如何让媳妇搭顺风车去上班，如何入党、升职、涨工资、分房子，孩子怎么才能到心仪的幼儿园去上学……类似的杂七杂八的“杂事”充斥着小林的生活。“对于人来说，社会是一张层层叠叠交织而成的网络。就纵向（时间维度）来看这张网上积淀着历史、传统和文化；就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这张网上密布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电视剧中，围绕着“小林”这个个体，他的生活圈子被密密麻麻地织在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大网里面，小林就这样被这个大网所束缚着，慢慢由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捆绑成为了一个每日算计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市侩老百姓。
因着在官场的失意，小林家的生活境况也不是很好。在家里，不仅是小林，连同小林的妻子都要看保姆的脸色，保姆不吃剩菜，夫妻二人当然不同意，不同意的话保姆就要“撂挑子不干了”，小林夫妻二人一看保姆要辞职，登时傻了眼，因为根据家里的家务活的辛苦程度保姆所拿的薪金真是不多，如果保姆一走，夫妻二人绝不会再找到“同一价位”的保姆了，于是忍气吞声的求保姆留下，保姆自然是“趾高气昂”的不会再吃剩菜了，没办法，剩菜只好由夫妻二人解决了。这保姆还仅仅只是个小事，家里的小女儿要上幼儿园了，夫妻面临着好的幼儿园去不上，稍差的幼儿园又不想去的窘境，可是由于能力的实在有限，夫妻二人没办法只好先将孩子送到了其他的幼儿园。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住在隔壁的印度夫妇突然好心的要帮助小林夫妻俩的女儿去心仪的幼儿园入学，夫妻俩欣然答应。哪知入学没两天便知道了隔壁印度夫妻没缘由好意的原因：竟是印度夫妻的孩子在幼儿园没有小朋友陪玩，这是让小林的女儿去幼儿园陪读去了。知道了真相的夫妻俩无言以对，敢怒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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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病态人格的意味刻画与戏剧演绎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打电话”这种语音沟通方式已经是十分稀松平常的事了，从最开始的只有企事业单位和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才能安装的“奢侈品”，到每家每户都能安装的生活常用品，到如今的随身携带、人手一个的便携式电话，“打电话”这种沟通方式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无限的方便，也无时无刻地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刘震云就抓住了手机这个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通话特点，以此为突破口，创作出了电影《手机》的电影剧本，从而使“手机”这一寻常物件具有了窥视复杂人性、觇见人格病态的重要文化意象。电影于 2003 年登陆各大影院，与此同时还推出了同名小说，并于 2010 年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各家地方台播出，赢得了读者与观众的良好口碑。
影片为观众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故事里面的有两位主人公一位是严守一，另一位是费墨。其中严守一是一位电视台男主持人，他主持的电视节目《有一说一》的节目宗旨一直是为要倡导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反对其他社会中的假、恶、丑，再加上其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受到了很多观众的追捧，收视率自然在电视台遥遥领先。凭借着这些风光的“事迹”，严守一成功地从农村来的“土小子”蜕变成为了一名社会中产阶级的文化名流。有了金钱和权势的严守一虽然已经有了家室，但是身边仍不乏追求者，报社编辑的伍月和严守一主持人素养课班上的老师沈雪是目前严守一身边与之最为“密切”来往的两个女人。另外一位主人公费墨是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节目组的总策划，是一位大学教授，因着严守一的世俗总想与其划清界线，但是在严守一邀请他担任《有一说一》节目组的总策划的时候虽然嘴上宛然谢绝，但最后还是走马上任，这一干就是许多年。费墨说话经常引经据典，好一派学者模样，但是也与搞艺术的研究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好不容易出了本书还让平时在学术研究上看不起的严守一给新书作序，严守一看过新书发现平时经常把先人哲理、各类科学知识放在嘴边的费墨写出来的书竟是“一腔废话”，俨然一个伪君子出现在眼前。
严守一对于故乡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从小被亲生母亲抛弃，父亲沉默寡言，从小在奶奶的关爱下长大，所以严守一与前妻离婚后，奶奶对严守一的失望也让他觉得愧对了家人，愧对的自己原本本分的内心。离婚后的严守一火速与沈雪同居了，这让在时间上早于沈雪认识严守一的伍月不开心了，于是三个人最后又来了一场爱恨情仇的大纠葛，后来严守一出事了节目不再由他主持，接替他的居然是伍月，这更让严守一倍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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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文字到视听：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的艺术特质 ................... 16
（一）思想意蕴从繁复多元到单纯强烈 .......................... 16
（二）人物形象从文学性架构到影像化修整 ....................... 19
（三）叙述语言的对白化 ............................ 21
（四）情节处理的视听化 ........................... 24
（五）时空要素的蒙太奇同质化 .............. 27
四、从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看当代小说影像化之路 ............... 30
（一）从作家到编剧：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 .............. 30
（二）从读者到观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锋 ............. 32
四、从刘震云小说影视改编看当代小说影像化之路
（一）从作家到编剧：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的绞缠
面对着当今文化领域中影视传媒影响力对传统纸媒的不断侵蚀与占领，越来越多的作家逐渐向编剧行列靠拢，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身份。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的作家，王朔在对于纯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处理上采取了联合的方式，即二者“握手言和，互相帮助”，这样处理的结果就使得二者产生了一种“互惠互利”的现象。这种现象吸引了很多作家，在这个商业的时代，每个从业人员都对自己的本质工作寄予着厚望，希望他能够为自己带来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因为利益的驱动，很多作家都开始投入这样的创作，比如池莉、王朔、严歌苓、海岩等一大批作家，他们前期在小说的创作上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到了影视小说的创作上，就变成了一种“类剧本”的创作，在故事的叙事上更加迎合大众的审美意向，追求更丰富的感官刺激。为了达到这种与大众审美意向相投的局面，许多作家开始“下功夫”：追求离奇的情节和情色暴力，人物性格异常多变，语言时而古灵精怪时而刻薄阴损，这样的叙事方式着实让故事具有更强的阅读吸引力，在改编成影视剧之后观赏性也愈加强烈。随着观赏趣味的不断增加，观影人物也会自然而然的呈现上涨的势头，看得人越多，编剧所获得的有形与无形的利益就会更多。不能说这样的作家的转型是不对的，他们所编写的故事也并不是不无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但是当大量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时候，其实也在昭显着文学品格的滑落甚至堕落。
当然，投身影视小说的创作只是一部分作家，也有许多作家继续坚持纯文学的创作，站在与影视剧作家的对立面上，对于电影、电视剧剧本的改编创作是排斥、避免，甚至于说是抵制的。他们秉承着“文学是最高的艺术形式”的理想，用自己的不妥协向这个商业气息日渐浓郁的社会敲上重重一击，在这样“传统的小说创作一直被视为神圣的工作，作家也被看作是全社会的精神导师，他们肩负着对社会、对国家的历史责任感，在作品中返歌正义，弘扬高尚的情操，不主动追求经济效益。” 的观点的支撑下，他们的创作一直追随着内深处最真实的内心情感，最原始的创作冲动，用这种最质朴的文字形式向世人传达着他们的心潮澎湃。与张承志秉承着同一创作的理念的作家还有很多，像苏童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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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众多投身影视文学创作的作家中，刘震云既不是改编数量上最多的作家，也不是票房收入最高的作家，但他是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某一部影片有了相对不错的观影人数，也不是因为某位大牌导演与他亲密合作，而在于他始终没有抛弃文学一直赋予他的洞察社会的犀利笔触。从他早期的以《单位》《塔铺》《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到“故乡系列”小说，在人们都认为他应该把自成一派的“别扭”“新写实”发扬光大的时候，他的笔锋一转，又开始了以《温故一九四二》为代表的《故乡天下黄花》“新历史小说”的创作。他从未停止关注民众的生存问题，从未放弃过对民族本性的自我讨伐与救赎。这些创作理念也直接折射在他的影视剧作品中，但是因为电影电视剧的商业诉求和大众属性，改编后的作品主题相较于原小说都会柔和许多，比如《我叫刘跃进》中主人公刘跃进在书中是一个有着诸多缺陷的人，但是同名电影中却着力表现他的美好品性；电影《一九四二》中对于原小说中出现过的旱灾、虫灾以及逃难难民之间涌动着的深厚情感也大多简化掉了，在其他的改编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的状况，这些都是受电影、电视剧大众化审美和容量制约所无法避免的。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三：延安文学女性形象研究
1 延安文学中女性形象塑造的文化语境
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内忧外患并存的时间段，对外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不同政治斗争不断，国民党不断地压制共产党，想要铲除之而后快。但是当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战争开始，中国民众包括不同的党派，包括不同的阶层都站出来开始了全民抗战，同时按照不同地域还划分出了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的划分使女性形象塑造的门禁变得松动。但是在这种纷乱的文化语境下，在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氛围中，政治得到强化，而女性话语却被弱化了。
1.1 国内形势：民族危亡下的性别意识趋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外族的侵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在这全民激情高昂之时，女性也 在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但是在抗战的大浪潮下，女性的声音再次隐没，政治强化和性别意识趋同成为当时政治领域和文学领域的共同特征。
1.1.1 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面对着这种危急的时刻再难以装作视而不见，于是蒋介石于 1937 年 7 月 17 日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紧接着 12 月 17 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再次表达了抗战决心。同年，还设立了“国家动员设计委员会”，主持全国抗战动员工作。
在全民抗战过程中，各地积极响应，例如在“七七”周年纪念活动中，武汉各地发动了献金活动，广大群众踊跃参加，其中还包括许多的伤残战士，还有妇女和儿童都献出了自己的金饰品。共产党在献金活动中也是积极响应，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都将薪金和党费等全部献出。除了社会上不同阶级和党派的人对于抗战进行物质上的支持外，宋庆龄发表的《告全国妇女书》“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也鼓励了一大批女性积极的响应抗战的号召，投身到革命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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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延安文学：封闭空间下主导话语的确立
自三足鼎立的文学区域形成之后，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也慢慢显现。延安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文人，也有一大批爱国青年的前往。最重要的是延安是当时国民心中的政治理想、清明的唯一圣地。尤其是在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就更加确定了延安文学的主导话语地位。
1.2.1 多元复杂的前期延安文学
在民族命运越来越危急的情况下，在文学逐渐有了三足鼎立的区分下，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文人意识到了延安会是他们想要实现救国梦想的最好去处，于是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浩浩荡荡奔赴延安，这也间接地奠定了延安文学的主导地位。据资料统计，仅 1938 年 5 月至 8 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奔赴延安的青年就达 2280 人，到 1943 年底，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已达 40000 余人。这些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促使进步的新文艺与落后农村地区的接触进一步扩大与深化。自 1935年到 1942 年这一时期先后到延安的文人有丁玲、周扬、萧军、何其芳、吴伯萧、陈学昭、草明、艾青、刘白羽、王实味、莫邪、韦君宜、颜一烟、白朗等人，其中有很多的女作家，例如：丁玲、白朗、颜一烟、莫邪、陈学昭等。在奔赴延安的这些作家中，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也有来自沦陷区的作家，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也有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即使是来自同一个区域的作家，也可能秉持着不同的创作原则。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中提到：“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大致可以归纳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
当时的延安文人分为两派，即“鲁艺”和“文抗”派。“鲁艺”包括周扬和何其芳等人，他们主张歌颂光明；另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文抗”一派则主张暴露黑暗。鲁艺一派作家大部分是从上海辗转到达延安的；而另一个文学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中的一些作家，包括丁玲、艾青、萧军等人到达延安，开始了文艺活动。在当时的延安，不仅作家身份不同，来自的区域不同，而且还秉承着不同的创作原则和创作风格，这就需要延安这个政治的大熔炉将他们进行改造，这样才能适应延安所坚持的以群众为主的路线。因此，毛泽东为了更好的管理这些问题，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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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安文学女性形象系列
纵观延安文学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她们的产生是伴随着延安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进而导致女性解放所产生的。她们或者是深受封建势力影响下的恶婆婆，或者是充满着独立精神的新女性形象，亦或者是内心矛盾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同时这些女性形象“她们却已不是‘娜拉主义’所能范围，她们已经是‘卢森堡型’的更新的女性！她们对于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她们有确定的政治社会思想，她们不像娜拉似的只有一股反抗热情，她们已经知道‘怎样’才能达到‘做一个堂堂的人’的大路。”但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女性并非受单一的体制的影响，不同的体制控制下的女性呈现出矛盾的存在。
2.1 封建制度荼毒下的女性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女性曾经有短时间的辉煌时代，但是在剩下的所有时光内，女性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作为一种失语状态存在的。“在中国古代，书写的历史大多是由男性来操作与控制，女性的身影很难寻觅，她们的存在史、她们的挣扎与奋斗、她们的快乐与痛苦都被压抑在黑暗之中”。在中外文学史上，女性往往作为一种符号存在的，受到父权体系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在古代中国，文学中女性的存在常常成为父权体系的维护者和牺牲者，凡是违反三纲五常的必然被世人所唾弃，凡是遵守之得则被流传千古。在这种封建意识的荼毒下，许多传统女性顽固不化，自己也自愿成为了封建意识的维护者，令人扼腕。
2.1.1 恶婆婆形象——封建思想的维护者
有反抗必然有阻碍，在延安轰轰烈烈的进行全民解放的时候，一些受到封建思想荼毒的女性们成为了解放的阻碍者，她们看不惯自己儿媳妇男人的做派，看不惯儿媳妇什么都做不好，哪怕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儿媳妇，她们也总会将自己所承受的灾难移驾到新一代的女性身上。这样的女性以延安文学中的恶婆婆形象为代表。
在延安文学中，这样的恶婆婆形象并不算少数，有反叛者必然有维持者。在赵树理的作品《传家宝》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恶婆婆形象。李成是区干部，长期不在家，所以家里的婆婆李成娘和儿媳金桂之间便战争不断。李成娘有着所有传统女性的“优良传统”，她见不惯儿媳妇金桂总是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从李成娘所反感金桂的这些做法来看，她维护的是传统的女人应有的样子，反感的是儿媳妇不像“女人”，这个女人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人必须三寸金莲，不能像金桂那样大脚板；必须擅长女红，不张扬、不出门，遵守三纲五常，心思全在家庭，这才是传统的美好女性。但是金桂不仅用东西不懂珍惜，行事作风更是像一个男人，心思全然不在家中这是让李成娘最看不惯的。李成娘身上体现的和拼命坚守的封建思想对女性的传统的要求。在解放时期，女性们都积极的走出家庭，这让这个受封建思想荼毒很深的婆婆难以忍受，因此总是找茬去难为金桂，向自己的女儿打小报告，不断的指责金桂的做事。而李成娘的宝贝黑箱子也是李成娘维护传统的一个佐证。事实上，李成娘已经自愿的将自己放在一个家庭的从属地位，也不能忍受下一代对家庭的背离，这种失去自我主体意识的情形还存在许多小说中的婆婆身上。在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婆婆：“在那家里，就连婆婆——一个三棍打不出响屁的人，也对她没好声气，旧社会的人们，私心那样重，虽然公婆媳妇，婆姨汉，也倒究是，两张皮，不亲的呵！”折聚英有一个暴力的公公和吃喝嫖赌的丈夫，当她的老公公生气的时候便会拿她出气，在这样一个暴力的家庭中，折聚英的婆婆的待遇可想而知。由原文的“一个三棍打不出响屁的人”可以看出折聚英婆婆在家中处于一种失语者的地位，根本不敢有什么说话的权利。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年老的女人在面对新媳妇的到来不仅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媳妇产生同情，相反，她也成为父权体制的帮凶，帮助这个传统家庭去迫害和自己同为女人的儿媳妇。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另一个作品的一个经典的女性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曹七巧难以得到自己的所爱和所想的时候，最后竟然癫狂到亲手毁了自己儿女的幸福，折聚英的婆婆可以说和曹七巧有某些相似之处。她们彻底的成为了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和帮凶。在延安文学中，这样的婆婆形象还有很多，例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就是一个被封建思想荼毒了的女性。但是这些小说中的婆婆和媳妇有着和以往小说中不同的力量关系对比，在传统婆媳关系中，往往是婆婆占据上风，但是在延安文学的新的婆媳对抗中，媳妇是新兴力量的代表，一次在婆媳对抗中，婆婆最后或者失败，或者被媳妇改造。这是同传统婆媳关系中所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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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制的规训者
在延安小说中除了遭受着苦难的传统女性之外，还有很多充满反抗旧社会的新女性形象，而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延安文学女性形象中的主流。这样的女性很多，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阮章竞《漳河水》中的荷荷，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等。这些女性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在外在的规训下逐渐的转化为内在，最终成为党和人民勇敢的女战士和女英雄。她们勇敢的同旧社会作斗争，独自追求自己的幸福。被成功塑造成为新一代女性革命女性形象。
她们或者自始至终就是党的坚定的拥护者，她们或者是平凡的女性，或者是出色的女英雄，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在面对体制规训的时候，表现出绝对的服从。这一类女性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完全异化了的完美的女英雄形象和知道自身缺点而能够积极进行自我改正的体制修正者。这些女性往往失去了女性固有的特征，而呈现出异化的色彩，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打扮上，延安作家笔下的女性都呈现出男人硬朗的特色来，这类女性是体制的规训者。
2.2.1 解放区的新女性
伴随着解放区的政治和经济解放，女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解放，事实上女性的的解放不仅是对一种性别的解放，更大部分的出发点，是当时战争对劳动力，对所有人民支持的一种需要，此时，女性的解放就不仅仅承担了一种性别解放，更多的是一种人的解放，是从民族大义这个出发点考虑的。因此在这种需要支持，需要女性走向土地，走向战争的环境下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往往具有着男人的特点，她们不仅外在力求和男性一样，而且那些在文学作品中被极力宣扬的女性更是有着男性一般的能力和行为。所以此时的女英雄们几乎失去了自己的性别特征，而变成完全异化的女英雄形象。
事实上，并非作品中夸大女性的能力和男性化形象，在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中是这样形容当时延安的女性的：“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外，有的还打起绑腿，穿军装的妇女在别处是极难得见的，可是在这里，还有穿着军装的怀孕的女同志。”“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矫揉造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如果说普通的百姓如此打扮仍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受过五四思想教育的丁玲的形象，在陈学昭的描述中是微胖的，早已不是当年的色彩。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么作为生活的反映，在延安文学中，女性的着装描写不可避免的会和生活中的现实有相似之处。而事实上延安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着装和对外貌审美的偏爱正是现实延安人对美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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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延安文学女性形象的历史建构 ........... 19
3.1 主流话语引导下延安文学女性形象的泛化 ........... 26
3.1.1 瘦削或矫健：逐渐模板化的外貌塑造 ........ 26
3.1.2 女英雄的主场与女性身份的同化 ......... 27
3.1.3 从虚构走向真实，从立体走向平面 ......... 28
4 延安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经验 ............. 38
4.1 女人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的共生 .............. 38
4.1.1 作为一个“人”的解放 .............. 38
4.1.2 女性解放对民族解放的依附 ............ 39
4.2 延安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反思 .............. 41
4.2.1 悖论的尴尬：女性解放下的自我话语权的缺失 ............. 41
4.2.2 “五四”启蒙和批判力的落寞 ......... 42
4.2.3 延安文学女性形象创作的辩证评判 ......... 43
4 延安文学女性塑造的历史经验
延安文学对女性形象塑造的复杂化和单一化，女性意识的出场和瓦解等特征都要求我们对延安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无论是异质女性形象的产生还是延安前后期女性形象产生的差异，都直接指向了女人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在分析不同的时候还需要对延安文学女性形象塑造进行历史反思，才能更好的辩证文学创造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4.1 女人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的共生
女性的解放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延安文学时期，但是女性的解放是一直伴随着人的解放所进行的。准确的说女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以及民族解放的一种附庸。女性所需要的解放是由男性提出的，是在男性的话语体系下进行的，所以女性的解放永远难以达到真正的解放。所以女性的解放是为了维护男性的权威统治，女性的解放与人民的解放是一对永远不可调和的悖论。
4.1.1 作为一个“人”的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抗封建传统文化、追求现代性在中国确立的深刻思想启蒙运动，是发生在整个文化领域、观念领域、具有象征性弑父行为的另一场规模大、效果显著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而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实现了“人的解放”。
对于“人的解放”的问题，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有过自己的阐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解释他的观点，认为人的解放就是破旧立新，就是实现与旧日的生活和观念世界的决裂。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中，包含了两点，即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看作是历史的进程，变化的过程，但前提是要有政治的解放。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陈独秀是第一个发声，要求人的解放。其基本精神是破除封建礼教对人的束缚，尤其是封建伦理道德对人的毒害，希望重建人的尊严、人的个性，追求人格独立。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陈独秀呼喊新青年的诞生，要求出现从奴隶的、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尊重人权、尊重科学精神的新人！陈独秀把人的解放的大旗举起来之后，立刻应者云集。此时毛泽东也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周作人在人的解放方面也强调要以人为本，发现自己。诸家众多人的解放的观点都是在破除了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提出的，他们都主张在破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破除封建思想对人的束缚，解放人性，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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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延安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产生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延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与动荡的战争时代有紧密的关系。延安为诸多亡命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使作家们对延安的政治体制能更好的接受和吸纳，再加上政党对文艺政策的不断修正和加固，引导了一大批作家奔赴延安，为延安的政治进行发声。
延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深受当时时代环境和文坛上的主流文学政策的影响，也与作家自身的民族责任感和认同感密切相关，在这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才塑造出了一个个生动而人尽皆知的女性文学形象。这些经过时代和革命考验过的女性英雄形象，来自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她们都是在男性和党的不断引导下，在男性话语的引领下，逐渐转变成忠诚的革命者的。正是这不同阶层的、不同经历的但是拥有相同结局的一个个女性形象在不断的印证着延安文学中女性已经沦为男人的附庸，女性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自五四时期便开始的女性的解放，也一如既往的依附在革命解放、民族解放的大旗下，难以挣脱和独立出来。
在文学创作中，女性形象自然而然的为政治发声，为维护男性的统治权而发声。这些女性或者是作家们发自内心而创作，或者是在群众、领导者以及众多的文学创作者共同修改下形成的。此时的女性形象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性别个体，更多意义上来说，女性是民族革命的一份子，是解放事业顺利开展的一环，不能丢弃。这也是女性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是女性形象最终走向一个结局所面对的必然选择。丁玲的转变，《白毛女》中喜儿形象的形成，无一不证明了这个观点。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四：论艾伟小说的解构英雄叙事
第一章 被解构的“英雄”形象
“英雄”这个称号意味着崇高、伟大、无私等高尚的字眼。当一个人拥有“英雄”的称号时，他所有不光彩的阴影似乎都被遮蔽和隐藏，甚至被涂成一抹亮色。而艾伟的小说揭开了这层虚伪的面纱，让真实的英雄重见光明。艾伟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两类英雄形象：回归平凡的战争英雄，走向堕落的致富英雄，这二类英雄形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英雄人物画廊。从英雄自身来说，被解构的“英雄”没有了崇高的革命动机，没有了完美的人格，更失去了美好的人生结局。从英雄与周围女性的比较来说，女性获得了“圣母”的地位，被极大地赞扬，英雄则被贬斥，作家通过女性“圣母”形象，也从侧面解构了英雄形象。
第一节 回归平凡的战争英雄
当代文学中有许多被战争所成就的英雄形象，如《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和李正，《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和靳开来，他们都经历过战争的腥风血雨，生命都曾在死亡线上徘徊，但是他们顽强战斗、奋勇拼搏、忠于祖国。通过对前人的借鉴，艾伟也成功的塑造了此类英雄形象。但与前者不同的是，艾伟是通过公共和私人两个空间来审视英雄的。并且，艾伟笔下的人物大都横跨战争与和平两个年代，小说的界域由一段时间拓展到整个世纪。在战争年代，一个人只要坚持战斗、保家卫国，那么他就是英雄。在和平年代，评价英雄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从政治角度考察英雄，而是借助道德、伦理、人性的标尺去审视英雄。这样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它代表了当代知识分子对战争、英雄的深刻反思，冲击了读者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彰显了人道主义的光芒。《风和日丽》中的尹泽桂，曾经是抗日名将，建国后成为大名鼎鼎的将军。尹泽桂的一生，是矛盾纠结的一生，革命和人性在他的生命中多次博弈。尹泽桂是一个革命者。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他避见恋人，驱逐女儿。革命让他的心冷如冰霜，坚如钢铁。尹泽桂又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内心也有柔情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杨沪母女。如果说《风和日丽》主要从公共空间来审视英雄，那么《爱人同志》《爱人有罪》则更多从私人空间审视英雄。《爱人同志》中的刘亚军，作为一名侦察兵，勇猛果敢、自信无畏；作为普通人，他坦率、诚实、耿直，当保安时打抱不平，当管理员时怒斥歪风邪气，捡破烂时不在乎别人嘲笑的眼光；作为丈夫，他任性妄为，不够体恤妻子的辛苦，失业后，空虚无聊，养成一些低级趣味。《爱人有罪》中的王世乾，解放前是城市地下工作者；李大祥的父亲曾是工人运动的负责人，后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丁南海，参加解放战争时，进过国民党监狱，坚决不交代机密。他们都曾为革命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都是名副其实的大英雄。但在和平年代，他们都堕落和腐化，崇高的一面成为昨日云烟。艾伟让笔下的英雄横跨战争与和平两个年代，并且刻意从公共和私人空间来考察英雄。这种方式既展现了英雄崇高的一面，又展现了其低劣的一面，最终立体全方位地表现了英雄。艾伟并没有全面否定英雄，他的目的也不是让卑劣打败崇高，而是让二者并存，构成英雄的双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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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走向堕落的致富英雄
文革结束后，社会进入经济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开始关注物质生活状况，此时的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勤劳致富。如《越野赛跑》中的步年，从普通农民成为致富英雄，最后沦落为赌鬼。文革结束后，全村人都忙着发财致富。最成功的是步年，他经营饭店，开办昆虫食品厂，一年之后成为镇上最富裕的人。聪明勤劳成就了步年的发财梦。可是后来，步年开办游乐场，聚众赌博。他还多次出轨，伤害生病的妻子。为了安抚愤怒的岳父，他居然煽动岳父参与赌博。懦弱委顿的性格和物欲的社会使步年堕落。当代文学涌现出较多致富英雄形象，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步年和孙少安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都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发家致富。但是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富裕之后的人生轨迹中。相比于一直淳朴善良并积极帮助村里其他人的少安，步年则逐渐堕落腐化并诱惑整个村不劳而获。经济时代的到来，为步年和少安脱贫致富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可以说，经济时代催生了他们这样的致富英雄。但同时，伴随而来的物欲原则、利我原则、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对他们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时的人格坚守就尤为重要。少安性格坚强隐忍，憨厚质朴，所以可以抵御住经济时代的冲击。而步年意志薄弱，精神萎靡，无力抵抗享乐主义的腐蚀。经济时代造就了致富英雄，同时也侵蚀着致富英雄，但是如果个人有强大的内心，就可以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赢。
艾伟的小说解构了英雄的致富动机、朴实的人格以及美好的人生结局。
孙少安之所以要成为致富英雄，是因为他想让家人吃饱穿暖、健康的活下去。他成为英雄的动机是利他的、纯朴的。步年为什么要发家致富呢？因为他希望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希望妻子接受更好的治疗。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步年还想满足自己不合理的欲望。贫穷的人要想发家致富，必须有一定的本钱。孙少安通过贷款获得本钱，步年的本钱则是通过赌博得来。《风和日丽》中的尹南方利用政策的空子投机倒把，致富的手段具有不正当性。《爱人有罪》中的鲁建白手起家，开办酒吧。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财富，还想借助财富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因此，他们成为致富英雄的原因是自私的、不正当的、为了一己私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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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构英雄的叙事策略
希利斯·米勒在论作《阿里阿德涅的引线:故事线条》中指出，“任何小说文本都是由纵横两轴的交叉交织组构成的，他将横轴称作是‘线条’，将纵轴称作是‘重复’。横轴是线型的,是时间性的，在那里事件跟着事件，场景跟着场景，所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都被编织进了一个统一的序列中（如一则统一的故事情节或一个统一的意识流程等），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纵轴是立体的，是空间性的，它给每一个处在横轴上的符号刻写上了生活的印迹，将它们与外部世界链接起来”。艾伟的小说也不例外。本章试图运用希利斯·米勒的叙事线条理论和重复理论来分析艾伟小说解构英雄的叙事策略。
第一节 艾伟小说的“叙事线条”
“叙事线条”理论来源于希利斯·米勒。“我们一方面将叙事线条视为叙述出来的一串事件，同时又将之视为一串文字或叙述单位本身，即语言对外在事件的重复。”传统的文学观认为，小说的叙事线条由开头、中间、结尾组成，开头无别的事件可承接，引起下文；结尾为全文打结，不再有新的事件继续。而中间部分则由一系列因果相连的事件组成。米勒的观点是，叙事线条的开头、结尾都是不存在的，叙事线条的中间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在艾伟的长篇小说中，英雄是重要的人物类型，但小说的开头并没有直接涉及英雄，而是从外围叙述开来。小说的结尾充满多解性、不确定性，小说中历史、现实、心灵的碰撞又让我们难以把握英雄的内涵。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多解性？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为了解决这些疑问，笔者引入了叙事线条理论。本节通过分析艾伟小说的叙事线条来论述其解构英雄的策略。
小说《风和日丽》的开头是“杨小翼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和忧郁。每次她问妈妈，妈妈要么沉默，要么淡淡地说：‘你爸爸总有一天会来找我们的’”。杨小翼对身世的好奇,开启了寻父之旅，这是整部小说的基础。这个身处故事之内的开头，大约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是空间化了的时间，是有形的开头。正如戴维·赫尔曼所说，“每一个叙事都是从无限的时间织物上割下有限的一片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同时，开头本身也需要基础。杨小翼为什么好奇？因为她不知道爸爸是谁。那么读者会问，杨小翼的爸爸是谁？为什么不和杨沪母女住在一起？他现在去了哪里？这些是开头的基础。紧接着，读者会再次追索，他和杨小翼的妈妈是怎样认识的？又是怎样分开的？这些是开头的基础的“基础”。可是，这些基础都淹没在没有叙述的文本之外的空旷之处。而这些才是小说真正的开头，可是，它身处故事之外，属于时间位置，而不是空间位置，所以无法构成寻父之旅这根叙事线条的一部分。正如米勒所说，“既然是开头，就必须有当时在场和事先存在的事件，由其构成故事生成的源泉或支配力，为故事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事先存在的基础自身需要先前的基础作为依托，这样就会没完没了地回退”。“当身处故事之内时，开头就不成其为生成基础或者源头，而是任意的开场，就像是在缺乏岸上支撑点的情况下，从河流中间开始架桥。当身处故事之外时，开头就不会真正构成叙事线条的一部分”“任何叙事的开头都巧妙地遮盖了源头的缺失所造成的空白。”所以，艾伟小说中，有形的开头只是任意的开场，真正的开头（即革命者尹泽桂年轻时的风流事迹）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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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艾伟小说的重复现象
“重复”理论来源于希利斯·米勒的《小说与重复》一书。“重复”意为“一种东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另一种状况下重新呈现出来”。米勒认为，重复大致有三类：细小处的重复，如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等言语成分的重复，以及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同一部作品中事件、人物、场景的重复；不同作品中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的重复。重复有两种形式：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的重复。柏拉图式的重复是“根植于一个未受重复效力影响的纯粹的原型模式。其他所有的实例都是这一模式的摹本…只有在真实性上与模仿的对象相吻合，模仿物才有效力”，即同一性重复。尼采的重复是“假定世界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每样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与所有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相似以这一‘本质差异’的对立面出现，这个世界不是摹本，而是德鲁兹所说的‘幻影’或‘幻象’…某些范例或原型中这种根基的缺乏意味着这第二种重复现象的效力带着某种神秘的色彩”，即差异性重复。“第二种形式并不是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或对立面，而是它的‘对应物’…第二种形式成了前一种形式颠覆性的幽灵，总是早已潜藏在它的内部，随时可能挖空它的存在。”
笔者发现艾伟小说中关于英雄有很多重复的部分，其中大部分代表着作者的表达意图，小部分可能暴露了其叙事资源的枯竭。因此，笔者需要借助系统的理论提升感性的阅读经验，以一种更全面、更细致的方式去理清小说中的重复现象，挖掘作家对英雄的情感态度。于是，笔者引入了米勒的重复理论。正如米勒在著作《小说与重复》的开篇指出：“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本节试图通过分析艾伟小说中的三种重复类型和两种重复形式，来阐释解构英雄的叙事策略。
艾伟小说中的重复，大致有三类：细小处的重复；同一部作品中事件、人物、场景的重复；不同作品中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的重复。艾伟通过这三种类型的重复，解构了英雄纯粹的动机、崇高的人格、美好的人生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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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构英雄叙事的文学意义 …………36
第一节 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 ………………36
第二节 窥探革命和社会的真相 …………………39
第三节 探察生存的虚无与困窘 ………………41
第三章 解构英雄叙事的文学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人们对于英雄的情感是狂热的，观察英雄的视角是仰视的。而新时期以来，作家笔下的英雄告别了完美，回归了平凡，走下了神坛，人们的情感逐渐冷却，视角也逐渐放平。解构英雄的小说让人倍感新颖，艾伟的小说就是如此。它通过解构英雄叙事展现了丰富的文学意义：小说的关注点由战争中的人到日常生活中的人，促进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小说揭露了革命和社会的两面性，有利于探察历史和现实的真相；小说表现了外在世界的荒芜和内在精神的困顿，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困窘。
第一节 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
艾伟的小说在表现战争英雄的时候，几乎隐去了所有的革命和战争场面，详细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不避讳英雄的缺点，增加婚姻和爱情的比重，挖掘英雄的内心世界，这使得英雄更加人性化、平民化，促进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
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七年期间的英雄小说，集中表达的是政治、历史、社会的需求，因此多以宏大的战争场面塑造伟岸的英雄形象。如小说《保卫延安》，只描写了周大勇作为战士的一面，忽略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的自然属性被战争所淹没。史诗性小说《红日》不仅描写了战争场面，而且展现了战士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可爱朴实，同《保卫延安》相比还是有所突破的。然而，在当时这种日常生活叙事遭到了指责和批判，“由于‘史诗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不是当作历史的丰富性来理解，而是以能否揭示历史的‘本质’来理解的，因此，它排斥非‘历史主体’的因素，冷落作品对人物日常性格的描写”。日常生活叙事虽然在英雄小说中出现，可是没有获得合理合法的地位，相反还遭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限制。
文革时期的主流英雄小说，更是完全融入政治、绝对服从政治。作家怀着惶恐的心情来写作，唯恐受到批判，因此，塑造的人物非常单一和纯粹，人物的存在就是为了表达绝对正确的政治理念。此时，人物个人性空间、日常生活部分全部被政治意识遮蔽，日常生活叙事被最大限度地省缺。人物宣讲式的话语、伟大的阶级情、同志情，取代了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取代了亲情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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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政治时代的逝去，商品社会的来临，解构英雄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艾伟深入英雄的背后，揭掉了英雄光鲜亮丽的纱衣，展现了他们被遮蔽的污点和劣迹。小说中塑造了两种英雄：回归平凡的战争英雄，走向堕落的致富英雄。艾伟对这些英雄进行了解构。被解构的英雄们，其动机不再纯粹高尚，其成为英雄的原因是偶然的、不正当的，甚至是为了一己私欲的；英雄的人格不再完美无暇，而是伴随着丑陋、阴暗与变态；英雄的人生结局不再壮烈庄严，他们的精神状态孤独、绝望而又虚无，他们的死亡荒诞、凄惨而又悲凉。同“圣母”相比，英雄们失去了中心地位，怯懦脆弱，自私自利，畏首畏尾。而艾伟之所以加入解构英雄的大潮，有两方面原因：从外部来讲，解构英雄是批判十七年及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惯性延续。同时，市场经济的来临导致伦理秩序变迁，价值观念转变，从而对解构英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内部来讲，艾伟的童年在文革中渡过，青年时恰逢经济大潮的侵袭，独特的人生经历促使他确立了解构英雄叙事指向。
艾伟小说的叙事线条的开头是任意的开场，真正的开头被掩盖，当它们被发现之时，就是英雄们被解构的开始，这为循序渐进的解构革命者埋下了辅线，做好了铺垫，同时，实现了文本内外时间的交流，为理解革命者奠定了基础，保证了作者解构英雄的公正立场。而叙事线条的结尾或打结或解结，证明了英雄被解构的必然性，解构了英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叙事线条不是一条直线，本身具有复杂性和非连贯性，这为解构英雄找到了合适的叙事技巧，提供了非单一的叙事背景。话语层次的双重，叙事视角的双重，多种对话性关系，也加剧了线条的复杂性和非连贯性。双重的话语层次，传达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形成两种互为矛盾的阐释，促成了英雄理念、内涵、叙事模式的多义性和多元化。叙述视角的双重，并置了两种不同的眼光，形成两种互为补充的观点，解构了英雄的单一身份、政治理念和绝对评价者。叙述语式中的对话性形式，主要指作者通过序列的不完全叙述，实现了与读者的对话，促使读者自发补足被省略的部分，并与已有部分进行对比，从而获得对“英雄”的新的认识，实现解构单一英雄形象的目的。叙述结构中的对话性形式，通过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多种模式的使用，解构了英雄的精神信仰、人格特征和单一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五：论刘玉堂小说的温情叙事
一、温情叙事的主题意蕴
张炜写道:“他用一副不经意、不提炼的口语，颠来倒去地讲叙一份黏稠的生活。像一个同时羡慕着又傲视着外部世界的老牌山民，刘玉堂的口气中也偶尔流露一丝丝自鸣得意的欣喜。”[2]诚然，在刘玉堂笔下，温情叙事的言说内容和所观照的主题意蕴呈现出某种复杂的样态。如同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者，一句看似不经心的平淡话语，却道出了多重的意蕴空间。
（一）还原农民真实的生存境遇
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乡土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它是现实主义流派之一，代表作家为王鲁彦、蹇先艾等。他们通过描写特定地域的风土人情、乡规习俗，反映当时农民的苦难和悲惨的命运，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怒其不争，冷峻地挖掘乡土悲剧背后的原因。他们秉持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分析农民思想深处的劣根性和病态，其文字一定程度上笼罩着一种沉重和苦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十年代的“京派小说”，代表作家有沈从文、萧乾、废名等，他们也将写作的笔触聚焦乡村，但是他们笔下的乡土世界更多的是田园诗意和纯净，热衷于表现人情美和人性美，淡化了乡村题材小说的现实指向性，乡村成了一方抒情的净土。
然而，刘玉堂的乡土小说，并没有故意向知识分子精英的启蒙立场靠拢，他显然不热衷于刨根问底地发问和鞭挞，也没有将乡土看成诗意的栖居地。显然，刘玉堂小说中的乡土世界，不是痛苦的炼狱，也不是梦幻的天堂，他努力书写的正是千千万万农民真实平凡的生活。
在绝大多数刘玉堂的沂蒙小说作品中，作家采用温情叙事的写作策略，刻意隐去作家自身的主观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倾向，还原乡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在“钓鱼台”系列小说中，他真实生动地刻画沂蒙山农民们在建国后经历一系列政治革命事件的生活变化，通过对生活现象的还原式书写，展现农民真实的生活图景。例如在中篇小说作品《温暖的冬天》中，作家描写了钓鱼台从农村初级社向高级社升级迈进的过程中，农民内心的真实想法，大家的欢呼雀跃并不在于透彻地理解了某种政策性的语言和意图，而是觉得参加合作社只顾干活就行了，一切听从上头的安排，自己不用操心费力；而且大家一起干活，场面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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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溯脉脉的乡土伦理
在中国哲学中，“伦理”一词最初出现在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乐者，通伦理者也。”在古汉语中，“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理，治玉也，从玉，里声”。“治玉”引申为“治理、调整”之意，就是将天然的血缘辈分关系，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治理、改造和规范，使其符合一定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要求。在中国，“伦理”的意义比较狭窄，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应该遵循的规范和道理。乡土伦理有着多重的含义，乡土伦理既限制了乡土发展的脚步，造就了乡土几千年来绵延不尽的苦难，同时乡土伦理“伦理化”的核心又使得乡土氤氲着家的温情暖意，使得多少辈从乡土走出的农民的儿子都无法摆脱对于乡土的依恋。刘玉堂的乡土题材小说正是以人情作为经线，以乡间的伦理风俗作为纬线，以温情叙事的姿态建构饱含温度的乡土世界。
这种偏重亲情的乡土伦理首先表现在乡亲之间。家庭扩大形成宗族，在乡村世界中，人与人之间都能或多或少地有一层亲情血缘关系，互相之间也就如同一家人一样，某种天然的亲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距离，久而久之成了乡间人们交往的方式和习惯。《温暖的冬天》里，韩富裕会自觉地称刘玉贞为大姑，村里的干部玉贞大姑和刘曰庆大叔惦记着他年龄不小了，谋划着在村子里给他找个媳妇。“集体嘛，实际就是个大家庭，无非是人口多了就是了，人人都得操心才行啊”，人与人通过共同认知的亲情纽带维系着，让乡土世界充满了和善的人情味。而这种乡土伦理又不仅仅停留在固有的乡亲们之间，它还在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范围，在对外乡人的慷慨接纳态度上，也深深地带有乡土亲情伦理的烙印。在《温柔之乡》中，张丽萍到钓鱼台来讨饭，她被沂蒙山人的质朴和纯真所打动，村民们为杨财贸和王秀云办婚礼的气氛感染了她，小调妮子姐姐般的关怀，更使得她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温暖。刘曰庆老村长悄悄地给她把户口迁进村子里，担心瞒报产量的事情牵连到她，悄悄让她退了会计的职务。在与沂蒙山人的接触过程中，张丽萍一次次被乡民们对她发自亲情般温暖的爱所感动，最后欣然地扎根于沂蒙山这片充满亲情之爱的沃土。
与乡村形成鲜明对比的城市，温暖的亲情伦理不断被淡化，人们忙于奔波于钢筋水泥构建的现代生活中，近在咫尺的邻里却很有可能互不相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被物质利益所异化，不再彼此信任﹑互相关心，冰冷的人际关系成为现代都市人不可避免的精神困境之一。立足于这样的现实，作家刘玉堂用温情叙事的笔触追溯乡土间的亲情伦理，它被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远远地甩在身后，然而当我们读到那经由平淡语气叙述的伦理人情时，不禁在内心深处生发出或多或少的羡慕和向往。那流淌于乡民们血缘深处的亲情，在岁月长河中形成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个体生命不再孤军奋战，而是拥有了一种难以泯灭的归属感，这正是令无数乡土作家魂牵梦绕之所在。饱含人情温度的乡土伦理，是现代文明中所匮乏的，却又是精神家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绽放着理想的光芒，召唤着为现代文明所累的现代人追忆反思，走出生命的迷惘孤单状态，寻找精神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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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事姿态的文化成因
在沃伦和韦勒克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寻找的是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的东西；这明显是个性和价值的问题”。笔者将温情叙事作为研究刘玉堂小说创作的切入口，即将这种温情的叙事姿态视为作家创作的独特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这种叙事姿态背后的成因，只有在探究成因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种叙事本身所包含的不易被察觉的多层次内容。
（一）遥远而亲切的童年记忆
有论者提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诚然，作为人生的初始阶段，童年的生命体验将对人生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其中当然包括作家的文学创作。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成年行为中总是隐藏着童年的秘密，人终其一生都在遥想着那从未实现的童年愿景。童年对人们意义重大，不仅仅是因为它开启我们面向这个世界的眼睛，使我们惊奇于这个世界的神秘和伟大，更重要的是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而言，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整合在作家的心灵中，成为最初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源动力，不仅在情感上让作家魂牵梦绕，更重要的是形成作家文学创作的某种思维定势，与作家的灵感形成微妙的内在联系。
刘玉堂在《我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中，讲了少年时期“我”是如何做起作家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家里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她因为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栽培技术，使得地瓜丰盛高产，在村子里信誉很高。她深深地扎根农村，“她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裤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经常粘着些泥巴，形成了一种色彩上的反差，让你觉得粘上些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美丽”。她每年都来五六趟，每次也都带一些小人书给“我”。她还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当个作家。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作《农业知识》小杂志上，还用发表文章赚的稿费给“我”买了生平第一次吃到的香蕉。作者还打趣调侃，“漂亮女人的话总让人记得格外牢，她们的启示也格外有权威”。我们不难发现，在刘玉堂的童年世界中，女生产队员带给了他很多关于美和温情的生命感受，她送的小人书让作者的童年与外在世界发生了某种精神的联系，女生产队员如同大姐姐般的关爱，让作者感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善意和亮色。我们在刘玉堂的温情叙事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善意和温馨，它来自于童年生命记忆的明朗。相反，如果刘玉堂的童年充满了磨难和凄苦，早早尝遍人世间的苦涩和寒彻，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到他能有足够的能量写出饱含温度的文字。正是这样温暖的童年，奠定了作者作品的温情的情感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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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悠久厚重的地域文化
正如有论者所说，传统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密不可分，“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结构，都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传统文学的地域性受制于中国文化的风土人情，受制于中国的自然民风和人情世故。中国文学的‘入乡随俗’创造了它的地域文化世界”。沂蒙地区地处山东省的中部，齐鲁文化对该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鲁文化素来重视仁爱，孔子曰“里仁为美”，孟子曰“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 仁也”，仁爱是人内在的性情，埋藏在人们的精神血脉深处。费孝通认为，儒家正是在仁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仁的内涵包含以下几个层次：首先爱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有家族血亲的亲人，然后扩及到爱四里八乡，生活在一个地域的人，最后扩及到爱整个人类社会，以社会国家的兴亡为己任。
作品中有一群已近耄耋之年的老者，他们在变动的时代依然奉行遵循着儒家道德典范，是这片土地上极具特色的代表人物。在《乡村温柔》中的“老鱼头”，他是富甲一方的土财主，后来被土匪抄了家，又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国民党，曾受过儒家正统教育，清高、耿直、爱干净，以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智慧来应对人生的起伏和变换不定的政治运动；还有对阴阳八卦颇有研究的“洪水清”，他在文革时候受到迫害，从老家逃窜出来，定居在黄河三角洲的“黑人村”，他平时为人悭吝，在大缸里腌制了蚂蚱，每逢喝酒的时候，就挑出只蚂蚱吃。平时吃饭都不舍得拿出来给来玩的知青，只有逢年过节才拿出来。但他对于黄河三角洲广阔的发展前景成竹在胸，也知道如何应对黄河三角洲的盐碱化，正是在他的点拨下，当地种的小麦才获得了大丰收。《最后一个生产队》中的老人何永公，他的“所谓亲极则疏，酒极则乱，乐极则悲，故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的言论和儒家的“中和”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小说中作家对这群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物形象，态度依然是充满温情的，这其中包含着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认同。儒家文化与沂蒙地区特殊的地域特点相结合，对人们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传统文化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过多的负重和伤痛，相反，它成为构成人们文化性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给予人们的也多是正面的引导。
在作者温情叙事的笔触中，我们看到儒家文化是伟大的思想，儒家文化承启着家国的重任，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和使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又强调个人修身养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乡村温柔》中，老鱼头曾经写过一副对联送给鲁沂，上联是：气质高雅心地宽容，下联是：联系群众大家风范，横批：一个好人。对于上级领导开展的四清运动，鲁沂并没有一味地上纲上线，而是更加遵守这片乡土的道德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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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叙事主体的视角分析.............18
（一）直面乡土世界的全知视角.................18
（二）反思历史、文化的批判视角....................20
（三）观照城乡的超越视角..............22
四、温情叙事的价值取向......................26
（一）文学与文化的双向诠释.............27
（二）精神家园的守望和探索............30
四、温情叙事的价值取向
在当代文坛中，温情叙事并不是刘玉堂小说的首创。如迟子建的北极村小说系列，用温情的笔触观照故土的风物人情，形成了“忧伤而不绝望”的美学风格。但是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刘玉堂小说创作中的温情叙事有其独特和深厚的价值指向。其温情叙事并没有一直满足沉浸在温情的感情视角下，而是始终保持着深沉而理性的思考，秉持民间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审视笔下乡村的政治生活，也反观农民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刘玉堂小说的温情叙事在某种层面上，营构了小说语言的空隙，其深厚的价值指向在温情勾勒的乡土世界中展露出来，成为一种别具意味的言说话语。
（一）文学与文化的双向诠释
正如塞米利安所说，“作家的职能与政治、历史学家的最大区别，即是‘扩展读者对生活的理解, 从而使读者获得只有作家才能给予他们的”。诚然，我们在刘玉堂饱含温情的语言叙述中，走近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乡土世界——沂蒙山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观念中对该地区的标签化认知，使我们透过文字看到作家对精神家园的某种探索的努力。
刘玉堂的小说创作作为沂蒙文学的代表，我们必须与该地域文化的背景相结合来进行考察。有论者提出，构成沂蒙文化的三大主要因素，“表征传统文化的齐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文化”，某个地域的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刘玉堂将小说叙事的目光指向沂蒙地区的乡土世界，关注乡土社会底层乡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因此，他笔下的沂蒙文化又有一重民间的特性。这里，文学中关于民间的概念，我们有必要做一个清晰的界定，在陈思和、何清合著的《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一文中指出，“民间”是 1990 年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术语。对于“民间”定义，较有影响的是“指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文学形念和价值取向”，“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者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我们纵观刘玉堂温情叙事所涉及的多重内涵，不难发现，民间文化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土壤，他笔下饱满丰富的人物群像，某种程度上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和符号。陈思和进一步指出，“‘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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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俄国学者俄亚席姆朗曾说：“没有风格的作家，等于没有命中的箭。”在刘玉堂的乡土小说中，温情脉脉成为一种具有深厚意味和深广内涵的艺术风格，使文本具有多重可解读空间。其幽默的文风更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总是能看到民间草根坚韧的生命力，作者也曾说：“小小说的视角比较容易转换，因而就比较容易幽默。比方两个女人去探监，于路上鼓吹各自丈夫的劣迹就比较好玩儿。生活中的场景可能不是鼓吹，而是控诉，但从苦中取乐或恨中生爱的角度来观察，就会格外出戏。我的那点幽默可能是浮浅的，但是积极的；是稍微带点黑色的，但又是温馨的；是夸张的，但又是真实的。”诚然，站在不同的视角，所发现的生命景观和领悟的生命真谛是截然不同的。初读刘玉堂的作品，我们或许看到的是他对乡村生活进行还原的某种努力，看到的是一方封闭的角落里，农民们热热闹闹又荒荒唐唐的生活多幕剧；但是，刘玉堂的作品有更为深刻的言说内容和价值指向，那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表象世界。
当人们走在满目是钢筋水泥的城市道路上时，物质的丰盛却并没有给人带来期许中的幸福感，而是更多地让人感受到精神上的疲惫和无能为力，日渐迷失。在城市中，人际关系始终遵循物质交换伦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尽管很近，但是在心理上，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和隔阂却是越来越深，使人们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近在咫尺的邻里很有可能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种冷漠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们不禁追溯古老乡土中国饱含亲情的人际交往伦理。村庄里的乡亲像亲人一样，彼此关心，那种温暖正是我们当下城市文明中所匮乏的，正是因为这种匮乏，人们才缺失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刘玉堂借助童年时的温暖回忆，在文学的世界中构建了沂蒙山的乡土世界，宽厚仁爱、追求和而不同的传统齐鲁文化，使这片乡土具有宽广的包容性，不可或缺的是，当代文学语境的相对宽松，使得作者对自我的表达心态更为平和放松，因此，种种文化成因促成了刘玉堂温情的叙事姿态，使他可以以一种温情的姿态讲述这片乡土上发生的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六：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时间研究
第一章怀旧与批判: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时间观念
第一节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三种时间观念
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如何从文化系统内部找到人类为自然带来巨大破坏性影响的原因,找寻人类文化对当下生态危机的生成、恶化所犯恶行的确凿证据,《文化与时间》这部书是极具启迪意义的。《文化与时间》一书是198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出版的“在文化的交叉点上”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认为时间是研究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必不可少的参数,人们对于时间的分割和运用,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经验和传统的态度,对历史创造活动的自觉性都同他们对时间的观念紧密相连。在该书中,苏联科学院世界史研究员、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古列维奇(写到:“时间的表象是社会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的结构反映出标志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韵律和节奏。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方式揭示了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正是在这种研究向度上,该书通过对中国、印度、班图、希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文化的时间观念的描述与分析,揭示了文化与时间的内在关系,从而为在各种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深层的理解和交流架起了桥梁。在笔者看来,时间观念包括人类不同时间观念主导下对于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价值、意义的判断和相处方式是考察生态小说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口。生态小说不仅要艺术的展现现实世界人与自然母亲的疏离和背叛,也要表达深植于人类文化传统中不同时间观念的矛盾与冲突,这恰恰是生态小说在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生态理想的独特艺术发现。
一、循环时间观念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的时间观念的演进主要是通过从循环时间观到线性时间观的转变完成的,循环时间观主要是指人类对于宇宙、对于自然气象万物形成的直觉性感知,人类发现了在日夜交替、四季流转、月亮盈亏、寒暑交替、大海潮汝、生物兴衰等自然规律的运作中时间的轮回和重复,在这种参照体系中,时间呈现出一种周尔复始,周尔复返的圆形属性:“在其开始和结束由个体的生命特性(在为每个物种设定的限度之间它仅有细微的变化)所决定的有始有终的时间之上,存在着某种无始无终,一切起自于它,一切复归于它的东西。每个生灵进入并出自于宇宙这一巨大的若隐若现的东西,而这个若隐若现的东西本身描绘了一个按定义无始无终的圆。,,正是这样一种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圆形运转,使人类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一个平面,现在只是过去的复现,未来也终将与过去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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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神圣时间: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循环时间观念
时间,是一个具有强大渗透力和控制力,又善于披挂隐形外衣的神秘人物,正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在他的《神圣英雄》中所说的那样:
那无边无际、缄默不语、永不静止的东西就叫做时间;它匆匆流逝、奔腾而去,即迅速又宁静;它就象是把一切都包含在内的大海的潮沙,而我们和整个世界就象是游浮在它上面的薄雾;它就象是个幽灵,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这确确实实地永远是一个奇迹,是一种使我们哑口无言的事物。
因此,考察生态小说中蕴含的循环时间观念应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在人类文明的座销步履中发现时间的节奏和声响。在原始采集、渔猎时代,人类处于蒙昧无知的混纯阶段,以时间为内核的自然节令、晨昏交替成了制约人类生存、生活和生命的神秘力量,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与大自然的时间变化息息相关,面对大自然气象、物候的风云更迭、变幻莫测,人类往往表现出恐惧、惊讶的情感以及缺乏理性思考的遵循和顺从行为。“在原始社会人的意识中,时间看来并不是以中性的坐标形式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神秘的力量操纵着万事万物、人的生命,以及诸神的存在”,“在原始社会,时间不是以从过去到将来的线性方式流逝的;它要么是静止的,要么是循环的……这种时间知觉的循环观……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并未使自己摆脱自然,其意识仍然服从于季节性的周期变化的事实有关。社会生活的节奏受到季节变换和相应的生产周期的控制……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这种解释导致了对‘永恒轮回’的信仰。古列维奇在《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中认为,原始社会人类这种凌乱、毫无组织的时间感觉是与原始社会的基本概念和需求相吻合的,它仅仅延伸至发生在人的直接环境中的现象,善于在新生中重现过去,倘若超出了能够觉知的限度,种种事件即被看做异常模糊、难以协调和解释的具有传说和神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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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反转与重铸:生态小说时间叙事内蕴
第一节动物历史的迷恋表达
整体观之,新世纪动物小说不约而同的选择以动物的物种历史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线索,在结构故事时往往把叙事的焦点转移到动物身上,凸显当下动物面临灭绝的历史存在,在观察动物历史的同时反观人类对自然界带来的妝害。在《中国虎》的前言中,李克威写道:虎起源于中国,人类与始祖虎已经共存了2500个世纪。华南虎是老虎的一个亚种,是地球上所有八个老虎亚种的共同祖先,它的真正名字叫中国虎。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华南虎不到50只,还都属于人工饲养虎,野生的中国虎在近20多年已难觅踪影。在《熊猫史诗》中,方敏从九十万年前开始讲述熊猫的起源、发现及命名、保护过程,在12年的时间里,作者深入四川、陕西等十几个大熊猫保护区,采访了近100位与熊猫有关的人,观察了庆庆、戴丽等多只熊猫的生活状态,以小说的虚构笔致复原了一部生动的熊猫家族历史。在《可可西里狼》中,杜光辉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展现了我国最后一块无图区可可西里在人类进入之前的自在状态,海拔五千多米、缺氧和严寒的恶劣生态环境,是野牦牛、藏玲羊、野驴、野马、雪熊、雪豹、黄羊、盘羊、石羊、鸾雕和狼群的栖息之地,虽然食物是单一而贫瘠的,但是古老的可可西里有着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黄羊吃草,狼吃黄羊,鹫雕吃狼,食物链的稳定联结保持着可可西里遥远而又神秘的自然野性。在《狼图腾》中,姜戎以一个汉族青年陈阵的视角书写了一部草原狼的史诗,凶恶的、令人恐慌的狼在整个草原生态链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吃掉大多数病弱的牲畜,把牛、马、羊、野兔、旱嫩、草原鼠的数量控制在草原所能承载的生态极限内,维护了草原的生态平衡。在《藏獒》中,杨志军通过“父亲”的口吻道出了藏獒的繁衍历史:藏獒是由一千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巨型古鬣犬演变而来的高原犬种,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变的古老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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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儿童视角的生态言说
伽答默尔说:“人类在试图理解自己的生存时,面临的一个最深的谜就是真正的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对生命而言,天生的必死性,对青春和衰老的经验,过去的不可挽回性,未来的不可预见性,每天的时间划分和我们的工作计划——所有这一切都包含着时间。……只要他一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经验,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人以某种方式必须面对的。小说作为记录人类复杂精神世界、抚触灵魂凸起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正面描写家国与民族历史的恢弘与深邃(如《红日》《红旗谱》《红岩》与《创业史》等),还是沉溺在打捞民间文化历史的异质与边缘(如《红高粱》《妻妾成群》与《长恨歌》等);无论是书写英雄人物的刚毅、顽强、有勇有谋的品行性格(如《日出东方》、《英雄无语》、《英雄时代》中对我党领袖人物的集中刻画),还是挖掘底层普通人物身上蕴藏的坚朝、质朴的生存哲学(如《活着》《高兴》与《白雪乌鸦》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聚焦展演),都是在试图解决一个相同的命题,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在有限的生命里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彰显人类活动的价值和尝试垒建人类的精神之塔。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与整个生物圈相比较是极其短暂的,他说“生命之河长达十亿年,人类在这条河里也已走了几百万年,其中有记载的历史有几千年。如果按这条河的长度能绕地球一周算的话,那么人类所走过的路只能穿过半个县,我们有记录的历史无非只有几百英尺,而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只有一两步那么远。”面对这只有一两步的人生,思付时间给这段生命旅程带来的责难和考验是当代生态小说的叙事起点。在汲取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养分后,当代生态小说在度量生命长河之时将作为主体的人与整个生物圈设定为一个对象世界,通过调用儿童视角观测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轨迹的交叠和融合,呈现出人与自然、生物自然与物理自然交流汇聚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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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变异与位移: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时间形式.........75
第一节空洞的现实:倒叙的运用...........76
一、圆形叙事的时间结构............77
二、叙事时间的流转速度...........79
三、叙事时间的交错共生........82
第三章变异与位移: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时间形式
第一节空洞的现实:倒叙的运用
生态小说与现实社会建立的紧密联系源于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实践,新时期以降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可谓洋洋大观、壮怀激烈,现代化成为一个具有强大规约性的普世原则和参照系统左右了社会的进程,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大量新兴城市的崛起以及农村进城人口数量的增多都是以城市对乡村的掠夺、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压制为实现途径的,同时也是以自然环境的累积性恶化为代价的:“我们经济方式的运行机制对于生态系统来说简直是太庞大、太迅速、太放肆,故难以消化其影响。不管漏油、杀虫剂、放射性废物和工业废物来自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其结果都一样。随着所有城市工业经济体的发展壮大,最终汇聚成单一的全球体系,到处都致力于生产的最大化与确立人对自然的无度统治。”“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生事物的琳玻满目缩短了等待的时间、稀释了情感的浓度和拆解了精神的价值,在现代化的生活模式中,人们感到温暖的过去已经遗失,而那永无止境的未来亦不可攀巡,当下只是一个过渡的时刻,这正是伊夫瓦馆所说现代时间的类型之一:空洞的现实。这种时间意识在小说世界中呈现了多样化的艺术把握形式:在一些小说文本中,现实被演化为底层民众的生存现实,那是一种观测当下世界、直指现实弊端、刺探人性幽暗、具有现实主义批判肌理的书写,如以《那儿》、《霓虹》、《豆选事件》(曹征路),《马晰岭血案》、《太平狗》、《八里荒轶事》(陈应松),《命案髙悬》胡学文),《高兴》(贾平凹),《父亲还在渔隐街》(范小青),《李生》魏巍)等为代表的底层写作;另外一些小说则尝试将空洞的现实置于悬浮的状态,借助于历史叙事来召唤遗失的精神力量,如以《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圣天门口》(刘醒龙),《花腔》(李再),《向延安》、《旗袍》、《回家》(海飞),《解密》、《暗算》、《风声》(麦家)等关于英雄主义的写作。当代生态小说则把对现实的艺术解读定格在揭露与批判、救赎与洇渡的价值层面上,它的精神资源来自这空洞的现实世界,它的疼痛感与焦灼感源于作家对文学使命的担当,它的现实忧伤和过去回忆成为对抗这空洞现实的制衡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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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整体观之,近三十年的当代生态小说创作与研究已经具备了文学思潮的属性:首先,它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即生态整体主义哲学观,创作者和研究者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价值判断标准,强调把人类的需求限制在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和发展中。其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或批评文本,如郭雪波、姜戎、杨志军、叶光茶、迟子建、陈应松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以及雷鸣、汪树东、吴景明、隋丽等青年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文本。最后,它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倾向或艺术主张,如倡导人类履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义务、提高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及对神话、传说等文学叙事要素的运用等等。在这股文学思潮中,笔者发现从时间的角度对生态小说进行美学、叙事学的阐释是一个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毫无疑问,时间是一个可以厘定创作主体的艺术观念、发现小说文本的美学韵味以及把握生态小说整体脉络的重要线索。笔者在本论文的论述中梳理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三种时间观念,详细解读了生态小说时间叙事的内蕴以及时间形式,尝试为当下的生态小说创作及研究提供一个薪新的视角。
小说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各种思想纷争、技艺操练结束后,终归要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命运,人类的命运问题。作为一种向死而生的存在,人类的命运也是生态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它有时是一句狂野的呐喊如哲夫的小说,有时是一首辽远的牧歌如红柯的小说,有时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如迟子建的小说。在时间之流中产生的复杂多义的生命体验最终成为作家创造这些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正是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生命经验在不同的阅读者心中产生了共鸣、掀起了波澜。笔者将生态小说中呈现出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落实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不仅是生态小说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也是对人类的欲望、身体、灵魂及永恒价值的叙事伦理解读。基于此种文学判断,本论文的论述倾向于展现在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命经受的挣扎和苦痛,倾向于挖掘这些人物身上的绝望和慌张,倾向于选用一种富有生命热度的语言阐释生态小说的创作。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七：“历史”与“文化”的注释——论林白文本中的躯体经验
第一章 躯体之重
上个世纪 90 年代，林白以《一个人的战争》中对女性躯体经验与欲望的描摹被冠之为女性作家从而受到学界强烈关注与争执。文本从林多米幼年时代对身体的自我探索开始描摹，“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此时多米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陌生的欣喜，那些落在自己躯体上的手指像一道潋滟如水的阳光，轻柔而温暖的带着多米开启着对这个外界世界的好奇与惊异。那些手指是充满朝气生机勃勃的在身体上找寻着开启未来的窗户，那些窗户有的糊着美丽而鲜艳的窗花，有的是透明洁净的通往外在的生灵。这些藏在多米身体上小小的窗户承载着多米那双着扑扇着干净如水的眼睛，它们无辜而热烈、敏感而胆怯的悄悄欢悦在一个五岁小女孩的躯体里。那些身体上的窗户连同着周围的空气像水一样把多米浮在了这个即将开启的新世界里。一个新的外在世界对于一个女性便是这样展开。女性的躯体生出了许许多多的触须，它们在林白的文本中蔓延、呼吸、蠕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自己降落的方向，最终搁浅在了“我”、林多米、南红、姚琼、朱凉、七叶、二帕、蓼、无名女人、李莴、北诺、老黑、尤扬、木珍、四丫姨、五丫姨、线儿、三躲、小梅、海红、春泱、银禾、线儿火、双红、冬梅、香苗、莲儿、香桂、六姐等等，众多女性人物的身上。
第一节 言说中的躯体
躯体成为林白作品中构成性别的核心，也成为故事进展的唯一承载体。林白使个人的命运与其独特的躯体体验交互交融，带有躯体意识的性别觉悟把女性与男性变成了冰火两重天的潜在对立。
在林白文本中女性带着成为她们人生宿命的躯体，行走在与自己相对的外在世界。她们的身体化作许许多多的毛孔，以开放的姿态，呼吸着汽车尾气、空气尘埃、医院的消毒水味道、家庭的油烟、男人的烟味，这些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而产生的各种味道与气体，通过毛孔，一拥而入的涌入了她们体内，直达心灵。阴道不再成为通向女性精神的唯一入口，或者说身上的毛孔甚至替代了阴道的作用，它们无时无刻的与外在接触着，或干涩或湿润，无媾受孕，创造着自己的韶光与哀伤，现代性通过这些毛孔将赋予世界的东西悄然而深刻的赋予了林白笔下的女性躯体。然而，林白笔下的躯体是流动的，她们跳跃着，有自己发光的节奏。更极端的是，林白将女性的躯体投入到只属于女性的位置，人工流产、私人诊所、妊娠、怀孕成为了她们与异性对话的更深一层的直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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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躯体经验的两种投射形式
林白对女性躯体经验的描摹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向内投射的经验，在这种投射形式下，女性的身体与精神不存在分裂，是合二为一的，身体即心灵、即灵魂。身体的痛苦直接导致灵魂的创伤。然而，投射的主体却是“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阴雨天的窃窃私语，窗帘掩映的故事，尖叫、呻吟、呼喊，失神的目光，留到最后减掉的头发。”她们将世界的所有感情与感觉都转而投向了自己。作品中将躯体经验向内投向的这类型的女性，是通过自恋这个行为过程完成。在自恋的过程中，自身躯体的主体性降低，客体性增加，自我的主体与外界的客体混为一团，在自恋的状态下，自我与他人也没有了界限，甚至自我与客体丧失了界限。林白创作了大量的不同文本，但是其中的故事情节却有相当一部分都可以窥见雷同的部分，例如《瓶中之水》里的二帕与《说吧，房间》里的老黑，以及《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她们在故事进展的情节中她们都是企图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外在世界的资源，《子弹穿过苹果》中的蓼、《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的女人、《日午》中的姚琼，她们神秘、魅惑，但终以退离这个存在着的世界的方式告终。相似的命运在林白笔下不同的文本中重复上演，这类女性的躯体根源上存在同质性，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随处都可以瞥见那股浓稠却散发光芒的情结。“二帕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充满层次，富有质感，在这些层次和质感中二帕看到一种由于深受创伤而获得的美感在闪动、凝固，二帕不知不觉地美化着自己，她沉浸在自恋之中，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了自己的魅力。”
一、 向内投射的躯体经验
此时的身体如同一个没有保护的纯洁而脆弱的灵魂，几乎被任意的摧残：人工流产、怀孕、性爱。每一个女性必须参与的场景都是一次无法把握结果的冒险，用脆弱而纯洁的灵魂的冒险，正如她分两个极端，一个走向幸福，一个走向无法逃脱的深渊。诸如《说吧，房间》的“我”和南红，《回廊之椅》中朱凉，《致命的飞翔》中的北诺，《我要你为人所知》中的“我”，《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的女人，《飘散》中的琚，《瓶中之水》里的二帕与意萍，《子弹穿过苹果》里的我与蓼，《北去来辞》中的喜雨，《致一九七五》里的安凤美，她们或默默的平凡或异常美好而异常吊诡，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躯体体验，即是自我的向内投射的躯体觉。身体是世界的和个人联系的途径，然而林白将这个“途径”不断扩大，甚至掩盖了整个客观真实的世界，“途径”反客为主，不再作为一个工具，而成为了她们经验中的整个世界，她们的身体就是她们的真实生存的世界。林白让她们只能通过她们的身体反应去调整与世界的关系，这时，躯体就成为了一面向内投射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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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镜像中的悲剧
林白作品的内部类似一面镜子，而镜中之人与镜中之像的关系成为建构作品内容的重要部分。这种在镜像中所呈现的性别与个人、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性别的逻辑符号，林白的写作正是暗合这样的规律。
第一节 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假想反叛
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中这样写到：“女性制作者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或经典男权话语，完成自觉的、反抗或抗议的女性自陈的努力，大都呈现为一次逃脱中的落网。她们的影片常以一个不‘规范’的、反秩序的女性形象、女性故事始，以一个经典的、规范的情境为结局；于是，这些影片与其说表现了一种反叛或异己的立场，不如说是一种自觉的归顺与臣服，一种由女性表达的男权文化的规范力。”例如在林白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林多米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被塑造成一个不会撒娇，同时也无法学会撒娇的女性，而由于林多米小时候独立生活的经历，使得她不会惧怕任何东西，这样使得从来不会激发男性的保护欲望，因此被别人认为具有男性气质。但是林多米的结局最终走向了自己，她所谓的男性气质在本质上使得林多米彻底被伤害后，彻底的与外界隔绝。林白企图用凸显独立胆大去弥补娇弱敏感易被伤害的特点，由此去颠覆女性传统形象。但是这两种不同的气质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女性，真正的女性似乎从未靠近过林白的认识，她只是通过假象和仿真，在不断重复的诉说同一个特点得以去建构去菲勒斯中心的假想反叛。
林白是以反叛的姿态进入文学界，由于拿起了女性自己探讨自己身体的钥匙，所以她也站在了女性主义的阵营中。她以身体为营地，从而与菲勒斯中心抗衡的做法却让人疑惑重重。在男权社会中，身体是社会政治权力与私人生活交汇的地方，同时也成为宏观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微观个人实行细密检查的媒介。林白用政治权力作用的场所去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做法，让她的写作成了一次走钢丝的冒险。通过考察林白的文本发现，这场用身体的冒险的成功，仅仅只是停留在想象界。林白参与冒险的途径仅仅也是自恋与幻想。那个先入为主的镜像蒙蔽了真实的女性，让林白的文本最终只是停留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假想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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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镜像中的抒写
俄狄浦斯在科任托斯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并且力大无穷的青年人，在一次宴会中，一位醉汉对俄狄浦斯说：你不是国王真正的儿子。虽然国王与王妃否认，但是这个醉汉的言语如一把鞭子，促使着俄狄浦斯来到了特尔斐神庙，想得知真相。而神谕却启示他将杀父娶母。为了避免悲剧发生，俄狄浦斯决定离开这个神谕所说的环境，向反方向走去。在一个三岔路口，俄狄浦斯遇到一伙乘车驾马的人，并且产生了冲突，最后，俄狄浦斯打死了坐在车马上的人。这群人中只有一个仆人逃了出来，回到了他们的王国——底比斯。而此时的底比斯正处于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
被激怒了的女神赫拉将长着处女的头、狮子的身体的斯芬克斯怪兽放在了底比斯。而斯芬克斯也从女神缪斯那里学来了一个谜语，若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谜语，那么斯芬克斯每天会从底比斯城里抓来一个人，并残忍贪婪的吃掉，整个底比斯都处于恐惧之中。而这时候，俄狄浦斯来到了山岗上。这时，斯芬克斯发话说“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妄想人，你来告诉我，那是什么东西?”1哑谜一处，斯芬克斯等着将俄狄浦斯的失败。然而俄狄浦斯回答出正确答案“人”，消灭了斯芬克斯，救了底比斯的人民，正真的悲剧命运将拉开序幕。俄狄浦斯被当成了英雄，成为了底比斯的国王，迎娶了前任国王的妻子为王妃。然而十几年之后，一场瘟疫降临在这个城邦，整个城邦生灵涂炭。神谕又再一次给了俄狄浦斯启示，他必须抓住杀害前任国王的凶手，才能挽救现在这个充满悲鸣的城邦。俄狄浦斯百思不得，最终恳求盲人预言家提瑞西阿斯解释神谕。但是提瑞西阿斯说：“知道谁之真凶，该有多么可怕呀。”在俄狄浦斯的咄咄相逼下，他最终说出了真凶，“玷污这片土地的不干净的罪人就是你。”原来，十几年前，俄狄浦斯在山岔路口打死的那个人正是底比斯的前任国王。而正是因为之前拉伊俄斯惹怒了佩洛普斯，因此被下了他将不会有儿子的诅咒，但是后来拉伊俄斯去了伊俄卡斯特为妻子，生下了这个被禁止出生的孩子俄狄浦斯。但是处于害怕，拉伊俄斯将刚出生的孩子交给了牧羊人，让牧羊人把他带了深山里去。最后被邻国国王所捡，养育长大，并且发生了之前所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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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盲目的躯体语言.............31
第一节 躯体的概念以及意义流变............. 32
第二节 消费时代观念的对林白创作的影响............ 34
第三节 中产阶级、权力下的审美视角对林白书写的作用.......... 37
第四章 双重世界的内在张力..............39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与男性主义.................. 40
第二节 生命主体性与权力................. 43
第三节 “能指层面”的颠覆与“所指层面”归复............... 46
第五章 困境：被羁绊的前行.................49
第一节 桎梏中的躯体................. 53
第二节 自我探寻的终结............... 55
第五章 困境：被羁绊的前行
正如陶利·莫依在书中所说：“通常在某种意义是作者的复本——具有她自身焦虑和疯狂的形象。事实上，在出自女性之手的诗歌和小说中，大部分都虚构出这样一位疯子；只有这样，女性作家才能在她们的自身独有的、分裂的女性感情上找到平衡，在‘她们是什么’与‘她们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差异上她们极为敏感。而只有通过上述方面，她们才会向这种差异做出让步妥协。”从林白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到 2013 年出版的《北去来辞》，林白整个创作过程大多被论述为写作视角由小到大的转变，早期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青苔》、《玻璃虫》，中期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最近几年的的《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叙述对象看似由一个女子转变到了一个世界，而叙述的方式也是有居高临下的俯瞰转变为低于大地的虔诚敬畏。
林白在《妇女闲聊录》的后记中所言“我不知道，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在阐述到《妇女闲聊录》是如何而创作的时候，对林白来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是喜欢的，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大地如此辽阔，人的心灵也如此。我首先要做的是，把自己从纸上解救出来，还给自己以活泼的生命。我爱你们。”林白早期的作品中，躯体面向的是自我，而中晚期作品躯体似乎面向了大地、历史、整个人类。然而这真的如林白所言，她的大地上种植的全部都是生机勃勃、充满野性的广阔生灵吗？而中晚期的作品确实超越了早期的私人化写作吗？实际上，林白选择性的将生活直白的呈现到文本甚至比文本本身更有价值，这种无意识的选择使得文本更具有文化价值。即使林白坦白她是对木珍叙述的一切的原文录用，但是读者关注的对象也只是经过林白的经验所选择了的部分，这些部分就是文本，而不是真实的木珍的生活与农村的情况。因此，当林白凭借《一个人的战争》出位之后，诱使社会继续关注林白的是因为她仅仅是一位写过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对躯体经验进行过如此描摹的女性，而不是她文本本身。这种关注倾向通过大众传媒不断的被加强，从而使得林白产生了一个幻觉，或者说使得林白收到了潜在影响，她的创作难以彻底逃开观众的审美期待。因此，在林白后期的转型之后，林白认为自己已经脱离前期写作的精神内核，已经转变写作姿态并不等于真正的转变了写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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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对林白文本的研究便逐渐开始，而到了新时期，对林白文本的研究才呈现出多元研究的时代。2004 年对林白的研究文论大大增加，林白的文本也在各项文论中被二次曝光。这样的研究进程暗合了历史文化的潜在规律。从这两者的关系中，也可以窥见社会历史文化对林白与研究学界的作用。
林白走入文坛的视线是由于她对女性私人经验的大胆绵密的描摹，林白将个人的思想情感注入到物质化的躯体，使得躯体在林白笔下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正是由于林白是一位女性作家，而描写的对象也是女性，从而让人们将此类描摹与女性气质建立出了顺水推舟的关系。因此躯体的概念，在学界的文论中大多被简单的定义为了女性私密经验，本文意图为“躯体”正名，尝试跳出学界一贯以两性为主导的批评模式，从社会历史的宏观角度以中性的态度去阐述躯体经验在性别之外的更多更加丰富的内涵，同时通过挖掘深层内涵，更加全面的考察林白创作背后深层次、无意识的历史与文化的作用。
文本将林白文本看做出自一个社会人，而不仅仅是出于一位女性的角度，从而推进了林白文本的研究范围。试图从林白对男女关系中躯体经验的描摹去窥视人类与社会的关系，去考察在人类心理状态与历史文化发展是如何共同作用于林白文本的。一部作品的审美魅力的成因单局限为一个性别的个性体验魅力是狭隘的，文本的审美经验更多受到特定的历史心理环境的影响。然而正是由于笔者也处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中，受到了当下文化影响，企图更进一步的探讨历史文化是如何作用与林白对躯体经验的描摹受到了当下文化的制约，而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以及拉康关于性身份定位的符号逻辑则是拉康理论艰涩难懂的部分，拉康这部分的学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所以资料较少，但随着对其研究的发展，相信对林白的研究，以及对女性文本的研究，甚至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将大大向前推入一个新的纪元。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八：以科学为尺度丈量地球文明——论刘慈欣对当代中国幻文学的建构
第一章刘慈欣与中国科幻文学
第一节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溯源一从"科幻奇谭"到"科普文学"再到"科幻文学"
中国科幻文学的确切发端通常被认为出现在晚清时期,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从清末的"科幻奇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科普文学"时期,直至今日,中国的料幻小说日益与世界科幻文坛接轨,这也昭示着中国科幻文学成熟时代的到来。研究与疏通中国科幻发展的源头与脉络,是深入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基础,本文拟从晚清时期中国科幻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这三个时段来阐述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轨迹与时代特征,从而展望中国科幻文学在新世纪的未来走向。
一、晚清"科幻奇谭"与民国科幻文学探索
(一)晚清时期的中国科幻文学
科幻小说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发源于两种当时典型的通俗文学类型;哥特式恐怖小说和探险小说。时至19世纪末,科幻小说己成为西方读者最欢迎的文类之一。"科学幻想小说(Science-fantasticFiction)是中国对科学小说(ScienceFiction)的称呼。科学小说就是以科学为依据展开想象的小说,简称SF。最初这类小说在中国也被称之为科学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是1949年以后逐步地约定俗成的对科学小说的称呼。"
“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科幻小说,只有神话故事、怪异小说等幻想小说,所iiU兑,科幻小说是外国引进的小说类型。"在中国,古代科幻萌芽并未对早期的中国科幻小说的产生发生过直接影响,而科幻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型,其现实源头实际上是受益于西方近代科幻文学的译介。晩清出现了一次传播科学技术的商潮,进而也引发了之后写作、翻译、刊行科幻小说的热潮。在运一时期,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被大量翻译传播,其小说所呈现的科学历险和乌托邦式幻想吸引了国人的目光,再加上新式学堂的兴办,恰好为早期中国科幻文学培养了一批最初的读者群。正是在达场如火如茶的翻译浪潮中,中国的读者、知识分子开始有机会接触到科幻小说,早期的中国科幻小说,也都是直接模仿西方近代科幻小说进行创作。
第二节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新高潮
―、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新浪潮
在经历了十年的停滞期之后,中国科幻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引来一次转折的机遇,中国新科幻的"新浪潮"开始形成,并迅速壮大,这源于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
90年代中国拥有相比之前较为宽松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国科幻文学开始真正走向市场,获得生存空间和发展转机;另外,随着国际交流变得更加广泛和便捷,最前沿的科技、多种多样的科幻作品和科幻文学理论被及时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科幻作家提供了创作养料。
除了较往更为轻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国科幻这一时期的发展还得益于有一批民间科幻活动家、科幻作者始终坚持不懈地为中国科幻文学事业的发展做着努力,主要代表人物是吴岩、姚海军、姜云生。吴岩于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开办中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科幻文学选修谋,也成功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科幻作家,比如后来的星河、杨鹏等。姚海军是现在的《科幻世界》主编,他推出了《世界科幻大师系列丛书》,打开了中国读者的视致。目前,两人依然活跃在科幻文学学术研究界,发掘和培养着更多的青年科幻研究者,充实了专业的科幻文学研究队伍。
科幻出版社的复兴,也为中国科幻起了推波助湖之力。中国科幻文学的最为重要的阵地——《科幻世界》刊物的创办与发行,既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科幻作家,又培养了新一代更为广泛、稳定的科幻读者群和科幻迷,后期许多科幻迷也都开始提笔进行科幻小说创作,例如刘慈欣等,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力。"送家杂志粗单枪独马地开创了中国客户按市场,并将其推过了儿童期'……现在这个市场己经能够自行成长,进入了'青春期'。"除了《科幻世界》之外,中国的市场还先后出现过《科幻迷》、《科幻画报》、《科幻文学秀》、《科幻世界博览》等十几家科幻刊物,同时,还有一坚科技类、少儿类或小说类的刊物也开始加上科幻专栏,例如《青少年科技博览》、《科幻大观园》、《小说月报新小说》等。送些专业科幻杂志和科幻专栏的设立极大丰富了中国科幻小说内容,带动了原创科幻发表热潮。同时,一些重量级的出版社也开始参与进来,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主流大社,他们的严格筛选也促进了科幻作家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品开始有了独立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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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刘慈欣对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思考与建构
第一节创造中国新科幻的基石
刘慈欣对中国科幻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建构与思考,主要通过小说反映在他对于科幻文学现状的思考、对于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差别的思辨与对当代科幻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创造么上。
一、对中国科幻文学现状的思考
(―)中国科幻需要技术御意
《球状闪电》后记中刘慈欣提到,克拉克的《2001》和《与拉玛相会》确立了他的科幻理念:"科幻的真正魅力在于创造一个想象中的事物(《2001》中的独石)或世界(《与拉玛相会》中的飞船)……当科幻小说家把它们想象出来后,它们就存在了,不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和承诺,"而刘慈欣认为中国科幻"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留下送样的想象世界。"他所指的这种"想象",既指出了应该对未来世界大胆想象,也说明了中国科幻目前最缺乏的是一种技术创意和科学精神。刘慈欣是坚定不移的硬科幻写作者,他同大多数中国科幻小说家一样深受阿瑟克拉克的影响,小说创作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规律来发展剧情,结局也要依照实验逻辑进行设定,作家尽量不进行过多干预,即用一种推理的方式去往前推进剧情。如此,技术创意对于科幻小说情节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刘慈欣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也始终践行着这一点要求,我们可以从许多作品中找到凭证。诸如他所创造的一系列有关"宏"的名词:宏细节、宏原子、宏聚变、宏纪元;以及微观文明、电子诗人、零度宇宙等名词;还有频频出现的新潮科学意象,诸如量子幽灵、商维宇宙、兰体星系的混巧天体运动等等。在他的创作初期曾发表了两篇比较短小的科幻小说,是《微观尽头》和《骑缩》。前者描写的是人类通过对世界已知物质最小单位夸克的击破,将整个字宙反转变为宇宙负片,然后又通过同样的方式将宇宙变回正常。后一篇是讲宇宙巧缩开始后,时间开始倒流的奇观。这是两篇纯科幻作品,未涉及过多现实的内容,技术创意是就是小说完成和赢得读者的关键。刘慈欣的一部长篇小说《球状闪电》全篇以量子力学理论为基础,将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描绘成w-种量子叠加状志存在的形态,把波粒二象性用形象化的文字展现了出来。同时他还创造了"宏电子"这一物理现象,用解释球状闪电的形成原理,再创造"宏聚变"来完成小说结尾处军事实验的高潮部分。通过整部小说的形象化描述,使得"薛定i写的猫"这个量子力学里有关平行世界的著名实验,最终能以故事的形式被具象化,被广大普通读者所理解。整部作品依托量子力学理论,尽管有关球状闪电成因的设想只是刘慈欣的个人幻想,但是正因为有了科学创意做技术支持,整部科幻小说依旧显示出了科学力量,能够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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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科幻文学的价值观构建
刘慈欣对于自己的科幻文学价值观有着非常明确地态度,他要求科幻文学一切以科学为基础,其科幻世界体系所奉行的价值标准也是科学至上,这种观点与现巧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猛烈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思考的矛盾价值道德体系范本。
一、以科学为价值尺度一零道德宇宙
刘慈欣认为我们的文学是一场超级自恋,因为所有的道德体系都建构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上。如果将范畴扩大到地球、太阳系乃至宇宙文明么上,现行的道德尺度显然完全没有参照价值。举个例子,《三体死神永生》中智子代表的三体文明将地球人类全数逼入澳大利亚,要求整个地球人类只能生存几十万人口,他们需要进行残酷地生存竞争,实行优胜劣汰的法则。在如此非常态的情况么下,地球的道德体系几乎完全崩塌,社会文明几乎倒退百千年。另,《诸云》中最后人类被圈养在星球上无忧无虑的生活着,他们不理解失去文明之痛,也不觉得这种无须思考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更加不能理解吞食国想要同归于尽的做法。
而在刘慈欣看来,该如何处理道德在科幻中的地位呢？套用刘慈欣自己的话来解释,"从写科幻小说的角度看,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
三体文明的存在与黑暗森林法则的提出,基本上就标志了地球文明天真时代的结束。黑暗森林法则所有文明都以生存为第一要务,是根基于"猜疑链"和"技术爆炸"这两个基本观点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他们共同构成了叶文洁所提出的"宇宙社会学"理论体系,得出两条宇宙文明基本法则;"一、生存是文明的最根本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通过一系列实验的佐证,最终证实了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一个零道德宇宙。在这种认知下,科技发展与道德水平井不一致,想要在这个零道德宇宙里生存下去,人类就必须要转变态度,以宇宙学取代人类学;不光是文学要超越自恋,整个人类文明也一样,必须在宇宙的维度上趙越传统道德价值尺度,科学为价值度,送种绝对清醒的认知才能使人类文明在重重危机下持久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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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章刘慈欣的科幻美学风格构建..........40
第一节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叙事结构...........40
一、冷静的语言与情感基调............40
二、现实与想象的双线条叙事结构.............43
第二节"超现实";营造科幻的真实感..........45
一、"宏细节”...........45
二、时间线与宇宙史............46
第己章刘慈欣的科幻美学风格构建
第一节独特的语言风格与叙事结构
刘慈欣的语言风格继承了硬派科幻的特点,思得冷静与庄重,送也影响到其创作风格,相比其他科幻作家显得更为严肃冷峻,而刘慈欣的叙事结构也颇有特点,最为突出的便是其想象与现实相结合的双线条叙事结构。
一、冷静的语言与情感基调
(一)语言风格
刘慈欣曾表示,自己在文学方面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很深,比如《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等等,影响最深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苏俄文学的厚重感,包括它的语言及叙述方式,实际上并不太适合科幻文学,但刘慈欣却被影响到,"我整个语言风格,就是俄罗斯文学郡种很沉甸甸的,很主里止气,而且很粘滞的那种语言,追求一种质感。"他的作品里常带有旧俄文学色彩,显得很凝重,不够活跃。这种沉重、不空灵的语言风格常出现在刘慈欣描写科幻小说中现实这条线索时,从最开始的《天使时代》、《光荣与梦想》、《地球大炮》,到《全频道阻塞干扰》、《混浊蝴蝶》、《乡村教师》、《地火》和《三体》等作品,都带给人一种压抑、沉重的感觉。感受最为明显的是《全频道阻塞干扰》,这部作品是军事科幻题材,讲述中国(俄国)人民用鲜血和智慧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小说对大型战役与局部战斗进行真实细致的描写,语言沉着有力。
刘慈欣的小说里对于对话和也理描写基本都如上文这般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浅显易懂,同时注重环境的渔染,具有现实主义风格。这种语言风格也曾遭到不少读者和批评家垢病,认为刘慈欣的语言缺少文学性,对人物的塑造也过于简单,不够丰满。刘慈欣起初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并用阿西莫夫的话来回敬:"我的文字肯定不会改变。阿西莫夫说过,科幻文学的语言,一大要素就是透明。你让读者直接看到的是肉容而不是语言。科幻是内容的文学,不是形式的文学,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我的语言努力想做到这一点,让读者忘记你的语言,看到里面的东西……我还是有意让自己的语言不要变得不透明。"然而随着创作的深入,刘慈欣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深受俄罗斯文学浸溃后所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他此后一直在试图摆脱这种沉重感,希望自己的创作变得更加轻灵,这样才能更好地写出科幻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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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刘慈欣一中国科幻文学的"放大器"
吴岩教授评价刘慈欣科幻小说可以被概括为"建构"。因为他"扭转了レッ破坏性为主潮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当代走向,并把它引向积极的建构方向。"刘慈欣科幻小说带来的震撼和美感,加深了人们对宇宙宏大深远么感的认知,也让人类更深刻的了解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更是培养了对宇宙终极的、文明尽头的好奇与追问。刘慈欣的小说饱含最宏伟的想象力,却从最平凡的角度展开,通过坚实的科幻细节来充实想象内容,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宇宙世界。
刘慈欣于中国科幻,套用他自己的小说中的描述来形容,就像是恒星太阳。《三体》中,刘慈欣将太阳设定为是宇宙波的放大器,能将来自地球和其他星系的宇宙波用恒星的能量放大,使得十分遥远的星系也能捕捉。那么我就将刘慈欣比作中国科幻文学对外发声的放大器,他是中国科幻这个小宇宙里的一颗恒星,目前比其它行星更有影响力,通过他的努力,中国科幻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被主流文学、大众读者所熟知,也走出国,被世界科幻文学研巧者和爱好者所熟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曾表示,"刘慈欣对中国科幻现状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从叙事到主题,从情感基调到人物面貌。"本篇论文所要研究的结论即是如此:中国科幻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到了当代,已经有了许多新的变化,而刘慈欣是新生代科幻作家中最受瞩目的一员,他首先用自己的作品和思想为中国科幻打下坚实的基石,其次展示出科幻文学比主流文学更广阔的视野,最后,他也向世界科幻文学展示出全新的中国形象,构建了中国新科幻的价值体系,展现了自己独特的科幻美学风格。由于本文框架限制和本人时间、精力关系,有关刘慈欣对于中国科幻文学建构还有些未尽的思考,比如刘慈欣科幻小说当代性特质、小说内容中有关科学至上与价值观的矛盾处理等方面,还需要后续研究进行补充。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九：论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身体“
第一章女性诗歌中的身体
第一节女性诗歌中身体的出场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消费社会消费语境的形成,对个人欲望的重视,身体写作 始在文学作品中大肆兴起,这样的状态己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率先在文学作品中表达身体的是诗歌,而在诗歌中,最先进行身体表达的却是女性诗歌。早在80年代,就己经有表达身体的女性诗歌出现,这样的诗歌尽管没有后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翟永明、伊蕾为代表的诗歌中那样大规模和“明目张胆”地表达身体,但却是年代的诗歌中进行身体表达的萌芽。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诗歌中的身体表达无论是在内质还是数量上都薪为大观。这些诗歌成为女性诗歌中身体表达的一个高峰。随后,到2000年以来,女性诗歌中的身体表达开始扩宽其内涵,扩大其表达范围,更多了宽广的视角,反应在心态上,也多了一丝平和与淡定。
一、女性诗歌的含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国内对女性诗歌含义的界定。在国内,批评家们认同以下两种定义,一种是如唐晓渡所说的“`女性诗歌'所涉及的也绝非是性别问题,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便是`女性诗歌';恰恰相反,在一个远非公正而又更多地由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女性诗人似乎更不容易找到自我,或者说,更容易丧失自我……女性诗人所先天居于的这种劣势构成了其命运的一部分。而真正的“女性诗歌”正是在反抗和应对这种命运的过程中形成的,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摈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实现。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己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由唐晓渡这一大段话我们看到,年唐晓渡刚刚开始使用女性诗歌这一名称时,其包含的对象并不是指女性诗人创作的诗歌,而是更注重其内在的含义和精神内涵。即在诗歌中表达长期以来社会对女性的道德规范、角色驯化的抗议,寻求自身在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打破男性长期以来对女性的一种成见。并由此去发掘被男性所遮蔽的为过去的女性所没有发现的世界,由此形成一种新的世界和社会秩序,从而让女性探索新的生活和世界成为一种可能。这样的诗歌是年代以来,女性在文革结束以后,整个社会追求人的觉醒这一时代背景下,女性进一步追求性别意识觉醒的表现。这种性别意识的觉醒是建立在人的觉醒基础之上,更突出女性的独立人格,是女性对长期以来受男性压抑状态的一种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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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女性诗歌中身体的内涵
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最先登上诗坛的是朦胜诗派。这一诗歌流派的诗歌虽然在当时遭到艾青等一批老诗人的反对,甚至遭到章明公开发表文章斥之为“令人气闷的朦胧”,认为是让人看不懂的诗歌。但是这批诗人的诗歌,在今天看来,依然切合当时整个文学潮流和社会思潮,并在诗歌的内容形式上还严格恪守着中国新诗的传统。文坛对其的斥责只是一开始诗坛的新秀还没有被承认,没有话语权的集中反应。但在当时,林子的爱情组诗《给他》,却能公开发表于《诗刊》1980年1月号,并荣获“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这组诗歌一共包括首,而在第10首中,就算得上本文所定义的身体表达,如“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春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等待着你”。这样的身体表达在我们今天完全可算是一首热情洋溢的爱情诗,这首诗歌的女诗人林子最初创作这组诗歌是在1958年。在“十七年”,这样的诗歌没有被发表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到了80年代初期,这样的诗歌不但可以公开发表,而且还能获奖。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这首诗歌中的身体表达被更多地赋予了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和人性解放的含义,而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整个文学当然也包括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
一、主体性的觉醒
在80年代初中期,诗歌中涉及身体表达的并不多。一方面文学刚刚从“十七年”乃至于文革时期极度压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而将创作的目光和对象转向身体,借助身体表达一定的含义。尤其是表达如后来在翟永明和伊蕾为代表的表达女性意识觉醒的诗歌中,或者如后来在“下半身”诗歌流派中那样表达反叛和不满意蕴的诗歌,这都还需要时间。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潮流如同洪子诚所说“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峡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这一思潮也限定了文学作品中身体表达的含义,“启蒙思潮的倡导己经意识到实现全民族的观念更新,彻底挣脱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传统枷锁,唤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主体文化意识的觉醒”的新的启蒙目标,而`肩负这一次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实现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②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说到底,是为了恢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感受,体验自己的生命和人生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从而才能更好地去唤醒主体性,最终达到对民众进行新一轮“启蒙”的新目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人的解放隶属于整个社会思想启蒙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思想启蒙的前提和基础,正所谓整个社会标举的是“大写的人”。这一时期的文学要表现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就有可能在诗歌中借助身体表达来体现。其中,女诗人梅绍静和傅天琳的诗歌《孕》,都通过怀孕这一生理感受来表达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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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肉体、身体:“下半身”诗歌中的双面伊人
第一节是肉体还是身体?
2000年7月,一批七零后诗人沈浩波、尹丽川、朵渔、南人、李红旗、巫昂、盛兴、轩辕拭轲等创办了《下半身》刊物,并且开辟了诗江湖网站发布同步网刊。在其《创刊号》上,刊载了沈浩波的发刊词《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发表了在当时来说是惊世骇俗的流派宣言。在这篇宣言中,沈浩波写道“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显然,这里的宣言会被外界和媒体解读为在诗歌中出现的身体就是等同于肉体,进而等同于肉体中赤裸裸、低俗的欲望和性描写,这种印象在评论界中成为了固有的结论。
这样的诗歌宣言,在当时引起了诗歌界的震撼,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当时,媒体也好,评论界也罢,都对持这一宣言的诗歌流派进行了报道与评论,一些评论公然用刻薄的语言对这一诗歌流派给予了否定和抨击,例如网上有个叫马策的人写长文批评“下半身”诗歌,并嘲讽说:“下半身”诗歌团体总算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前台,一场身体秀正赤裸在世纪末的寒风里,不担心着凉,真是一幅好体魄啊。”而胡洪亮的《下半身写作:“非典型性”的“非诗歌”》一文,更是对“下半身”诗歌给予了猛烈的批判:“第一、下半身写作是一种无头脑写作……第二、下半身写作以先锋的姿态自居,而实际上却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第三、下半身写作明显的是一种享乐文化甚至是堕落文化死水中孳生的臭虫。”
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说否定不对,在这些诗人的诗作中,有些遵循理论宣言的诗歌中出现的肉体展现和欲望宣泄,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诗歌的精神维度,造就了很多低俗、无意义的欲望甚至是性描写。这些诗作遭到否定是预料之中的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些诗歌中展现的只是肉体,而这里的肉体也大多局限于性、情色,如陈仲义所说“浏览宣言、文本、争论、访谈录,包括网上帖子,剔除某些极端成分,我们将`下半身'社团所推行的东西,定性为一种肉身化写作。”其核心取向可概括为:第一点,诗歌写作是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第二点:诗歌写作遵守快感(广义、性感(狭义)原则。第三点:诗歌写作直指形而下日常性在场状态;由此引发语言技术层面问题,则可再补充一第四点:游戏`段子'为言说特征的后口语。”⑤笔者认为符合以上特征的诗歌是一种肉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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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冲出重围:肉体中的身体
在“下半身”诗歌及其评论中,有些呈现的是肉体,有些呈现的是身体。尽管在“下半身”的不少诗歌中,有一些充斥着赤裸裸纯生理性的欲望和生理活动的肉体,这些肉体让诗歌的精神维度降为零,只是一些低俗的生理欲望和活动的直白展现,并且这样的诗歌在“下半身”诗歌中占据了不小的位置,似乎是彻底贯彻“下半身”诗歌宣言中“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的”言论。但如果我们结合这一诗歌流派创作的诗歌,以及对这些诗歌流派的观点和理论进行阐释的文字,我们能得出结论,这一流派的最终用意不是为了展现低俗的、狼琐的情欲、性欲和肉体。在这一流派的有些诗歌和文字中,展现的不是肉体而是身体。下面就结合其诗歌和理论宣言来谈谈这一流派的身体表达。
一、“下半身”诗歌中的身体表达
在“下半身”诗歌中,还有很稀少的一些诗作中,展现的是身体。这些身体有着自己的含义,并且这些身体不同于上述的肉体,没有那般的“重口味”。请看下面这几首诗歌。
沈浩波的《绝望》,整首诗歌如下“公共汽车在结冰的路面上摇摇晃晃它八面透风,像一个破纸築它发出很大声响像冬天咳嗽着吐不出痰来的糟老头而我正在呵出热气让它把窗玻璃搅得一团模糊我想这样,窗外的冰雪会离我远些这时我看到对面的女人正在朝我微笑她的头发很长,垂在脸庞上在光线暗淡的车厢里,我看不清她的模样她穿着红色的羽续服映照得车厢微微发亮我不禁有些轻狂朝玻璃吹气就像吹气球并且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写字我督见那个女人一直在朝我微笑她歪着膀子看我,我心里面暖和极了而当我抱以微笑,定睛看它我不禁被它的容貌惊得呆了——她不仅歪着辟子,而且还歪着嘴唇她哪里是在微笑啊你看她的嘴唇歪在一边向着上下左右伸展扭动仿佛是在说话,更像是在恶狠狠的沮咒她真的是在注视着我眼中充满诡异,仿佛在看冰雪我匆忙扭过头去,而窗外冰雪连天一下映入眼帘。”
这首诗歌中的场景发生在公共汽车上,整个事件很简单,我看到一个坐在我对面的女人,这个女人是我透过我旁边呵气的窗玻璃看到的。在反射效果模糊的窗玻璃中,“我”只看到那个女人留着长发,穿着红色羽绒服,看不见真面容。但我感觉那女人很友好地朝我微笑,由此我 始“轻狂”聚而“暖和极了”。但是当我真正仔细来看这名女子的时候,我“被它的容貌惊得呆了”,这个女子“不仅歪着膀子,而且还歪着嘴唇你看她的嘴唇歪在一边向着上下左右伸展扭动”。这样的身体五官描绘,让我”感到这个女子不是在微笑,而是更像在沮咒,并且这个女人“眼中充满诡异,仿佛在看冰雪。”“我匆忙扭过头去,而窗外冰雪连天一下映入眼帘。”我被这个女人五官歪曲所带来的沮咒和敌意所吓坏,之前一种美好的氛围也已经被破坏,这样的境况足以让我感觉窗外是一片冰天雪地,一片冷漠的绝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可见一斑,诗人内心的失落、室息和绝望也表达得淋璃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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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俗世中的意义之身.........44
第一节众身”喧哗:展示意义的“身体”..........45
一,个人私语...........45
二、社会群像...........45
第二节众“身之态:诗歌中“身体”的表达策略.......60
一、纯个人立场的场域.........72
二、散文化表达的媒介..........72
第三章俗世中的意义之身
第一节众“身”暄哗:展示意义的身体
90年代以来,不少诗歌中的身体都有自己所表达的内涵。根据各自诗歌中身体所表达出不同的内涵,本节将这类诗歌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私语,这类诗歌都是作者对自身、他人、社会表达自己的种种思考情感之作,这种思考和情感都极具个人色彩,由个人自身的生活、成长、心理、情感出发,表达的是自己的看法。我们从中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展现的是不同心智和经历的个体所有的极具个人色彩的思考与看法。一类是社会群像,这类诗歌走出了前一类诗歌中的自我或者是小我,开始将目光转换到外在世界,关注底层农民工的生活现状,关注纹川大地震中灾民的悲惨现状,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国与国、社会与社会、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诗作中的作者都心怀大爱,带着大视野,展现社会群像的整体景观。下面分别进行具体的阐释:
一、个人私语
1、人性复杂的拷问
到2000年以来,有些诗歌中的身体同样是表达诗人充满思索的载体。韩作荣的《自画像》,就是诗人对自己的审视,诗人为自己画了一副像,首先是生锈的瞳仁,接着是有生铁的腥味的泪水,粗据的眼光,铁青、冰冷的脸,这些都组成一幅“重口味”自画像。在这幅自画像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饱经生活洗礼、世事打磨的人。想必诗歌中的主人公经历了生活中很多的艰辛、磨难,承受很多风霜雨雪。但是,现实的残酷、社会的复杂,会让人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激发出来,甚至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变坏”。但其实在内心深处,主人公依然对真、善、美和崇高这些正面的人性品质没有放弃。在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平凡日常生活中,在生活和岁月的打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每个人都会面临和经历人性中好坏的煎熬和撕扯。所以诗歌中的主人公在诗歌中这样表达自己:“我是肮脏的,指甲一样坚硬的思想,藏污纳据即使剪去它们又会偷偷长出来我想洗刷自己可我无法洗去欲望和焦虑一个泥做的人,被水浸润永远也无法净洁我是卑劣的,纵然我不想扯慌可我隐藏和逃避不想道貌岸然,但却胆怯、虚弱我的心跳来跳去血管已捆不住心脏自然,我也是高傲的我的骨头坚硬,可以碎裂、绝不弯曲我肮脏的血肉,宁可交给火焰也不留给蛆虫。”而人性的复杂,人的真实写照就在这种煎熬和撕扯中显示出来,这种展现普通平凡之人在面对外在生活时所具有的人性复杂,人性本身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那种煎熬的状态,有很强的代表性。可以说也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共同现状和共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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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90年代以来,诗歌中“身体”的表述和意象明显增多。但我认为,其实早在年代初期,女性诗歌中就已经有关于“身体”的表述和意象,到了90年代,也是女性诗歌中的“身体”最先出现。由此,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中的“身体”,可以算作是年代以来,整个诗歌中“身体的前奏。
本文对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身体”,在内涵和形式上都给予了分析。我认为内涵上的变化相比于形式上的变化,显得更为丰富和复杂。下面分别给予总结。”
“下半身”诗歌中的“身体”,是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焦点,也是最能引起评论界诡病和误读的。但我认为,仔细阅读这一流派的诗歌,理论宣言,会发现“下半身”诗歌中,既有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展现,也有社会文化维度上的“身体”,而肉体展现只是这一流派为登上诗坛采取的策略,也是这一流派对于当今社会面临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增多并有待解决这一现状的态度,这种态度背后体现了这派诗人的亚文化心态。夕卜界对“下半身”诗歌中“身体”的评论,很多没有将肉体和“身体”区分开来。而导致“下半身”诗歌中的“身体”被误读,也与下半身”诗歌所采取策略和态度的不足有关。由此可见,我认为,对“下半身”诗歌中的“身体”,给予低俗、狼琐乃至是下流这样的评价,都是不科学的。
2000年以来,还有很多诗歌中的“身体”,并没有引起重视和研究。这些诗歌中“身体”的内涵十分丰富,有的表达对美好爱情和友情的眷恋、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有的是对物质社会人情淡漠、真心不在、纯真已逝的现状给予展现,有的是对人在外界磨难中成长的表现,还有对打工一族困苦生活的展示,对汶川地震中惨状的哀鸣,对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和环保问题的关注。这些都打破了外界在谈论90年代以来诗歌中“身体”的定论:即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身体”,就是女性诗歌中具有私人性质的纯生理感受,或者就是“下半身”诗歌中大量性心理、性活动的展示,更甚至是沉浸于个人情绪和生活,完全放弃在诗歌中对现实社会进行关注和发言。
参考文献（略）
文学毕业论文（2018）优秀范文十：萧红乡土小说的文化审美空间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萧红作品的魅力经久不息,她的文风独具一格,行文流畅细腻,叙述娓娓动人,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剥削者的讽刺,也有对女性的关怀,对社会的批判……但是这并不是让她在现代文坛上成为一位伟大女性作家的根本原因,我们尊重萧红和她的作品,是因为萧红始终踏实的探在人民的宽厚土壤之上,坚定的站在民间立场,始终心系人民,书写黑土的山水,故乡的男女,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乡土作家。只有真正探在人民土地上书写人民生存状态的作家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认可。萧红的小说选材几乎都来自东北这片黑土地,但她的作品很大比例或程度上都是表现东北地域文化和地域特点的。萧红乡土小说在整个地域文学上是有突破性的,地域文学一开始是由鲁迅提出来的,在地域文学产生伊始主要是指南方作家的所写的作品,其实是有一定程度 局限性的。萧红乡土文学的价值就是从地域上把东北地域划入了文学的版图,构成整个文学地理从南到北的完整版块。萧红乡土小说更深化了地域文学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乡土小说的思想高度,不仅仅关注国民性,更将目光投向生死高度,对于作家的创作主体也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与创造。因此对于萧红的研究,从乡土角度切入研究更具价值和意义。民间立场的忠实叙述者一一萧红,她的作品中因为其浓郁的乡土意识而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
首先,通过对萧红作品中乡土意识的分析批判来揭示萧红的爱乡土、爱祖国。在萧红的批判中我们更能看出萧红的爱乡情结。与此同时,乡土和爱国又是紧密相连的,爱国并不是空洞的,它需要通过一个载体表现出来,萧红的载体就是她对乡土的热爱,爱大家一定是从爱小家中体现出来的。无论是《呼兰河传》还是《生死场》,还是萧红的其他作品,萧红无不是通过对家乡多角度的展现表达了她的爱乡之切,使读者在感悟中感受到这片黑土地上的浓浓的乡土气息。同时通过萧红对乡土的描写又表现出萧红对家乡的爱之不争、食腐不厌,她深深的希望把家乡的这些陋俗扬弃,进而肯定新的习俗惯制,从而使乡亲,使读者心灵得到净化,唤起人们的爱国情结。萧红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爱国主义之情也是萧红的作品能得到如此高评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萧红的先知性、觉醒性是她作品至今仍被人喜爱、品评、学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她带着“五四运动”之后的启蒙思想,在伟大的精神导师鲁迅先生的钦点之下,明确而坚定的认识到国家民族现状,看到并批判人民思想的愚昧和禁锢。萧红的作品看似是一位温婉的女性用细腻柔美的笔触书写她热爱与无法释怀的黑土地,但是文字中涌动的确是让人窒息的力量,向沉睡的人们奏响了觉醒的乐曲。萧红于当时社会而言,她是一个彻骨的先觉者。其实在各类文学作品中我们不可否认悲剧对人的震撼力量是最大的,而萧红作品中的这种震撼力量可谓是无处不在。正如鲁迅先生在《生死场》序中的感触一样,“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因此我们更应该对萧红的作品从审美的角度重新品味,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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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现状
萧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只走过了不到十年的文学之路,但是或者她自己也未曾意料到,她为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宝贵的文学财富,从萧红在1933年的《弃儿》开始,她在文学上的天赋就被鲁迅先生予以高度评价,这种天赋自然是上天对萧红一种偏爱,让她在文学之路上留下了浓重的一抹色彩。然而在文学上的幸运与造诣并没有让萧红在生活中得到同样的幸运,萧红的一生是荒凉的,当她从反抗家庭之时起,她已经开始走上了抗争的道路,爱情的起伏不定,身体的虚弱多病,对人民的同情,对民族国家的痛心……或者是天妒英才,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都饱受了寂寞之苦,同为女性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很早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对于萧红的研宄起步较晚。
对于萧红的研究一般定义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萧红研宄的确立时期,这个时期与其说是萧红研宄的确立时期,不如说萧红的文学魅力让人不得不去关注,尤其是萧红的精神和文学导师鲁迅可以说是萧红文学路上的贵人,鲁迅对萧红作品的极高评价是萧红文学之旅开始的坚实铺路石,确立了萧红文学的主流地位。
第二阶段是悼念期(1942—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萧红的因病早逝不仅让关心萧红的人感到痛心,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上的一大憾事,这段时期对于萧红的关注多集中与对萧红生平的追忆,对萧红研究的重心也多集中在她个人的情感经历、生活经历、文学经历等。但是这个时期对萧红作品本身的研究和关注较为不足。
第三阶段是研宄期(文革结束一至今),萧红研究经历了以上两个时期之后,迎来了正真意义上的研究“春天”,关于萧红的研究也有了一个空前的热度,一时间对萧红的研究丰富与深刻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萧红身世、情感等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综合萧红所在时代的大背景和萧红亲人、友人和熟悉萧红的人所留下的文字、口述材料,进一步深入发掘对萧红身世、情感的立体研究;
二、萧红作品的全面研究,不再仅仅关注萧红的一些代表作,对萧红曾经以其他笔名形式所写的作品也有了更具体的考证,而且也引发了新的研究方向,对萧红作品进行全方位研究;
三、关于萧红的研究角度有了多元化的突破,角度切入的更为丰富和细致,创作源流角度、儿童视角、女性视角、悲剧视角、革命视角等等;
四、对萧红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和萧红的艺术追求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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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萧红乡土小说的地域空间
浓重的东北民间地域色彩无疑是萧红小说最鲜明的一个个性标签。而所谓地域之说,通常是指一定的地域空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在众多影响地域文化的因素中最客观与相对绝对的因素应为地理因素,比起南方四季如春,黑龙江这片土地有着分明的四季,寒冬酷暑在这里最为贴切不过。当然,人们正是世代生活在相对绝对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形成了一方人民的独特风俗,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即使同样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家之中,由于地域不同,文化也是千差万别的。
2.1粗矿分明的自然环境
人的生存是离不开其世代所生存的环境的,人们利用环境、改造环境。但同样的,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颇的,一个民族群体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地域性很强的许多民俗习惯,即使同为一个民族,一方土地上的某些民族风俗惯制也会和其他地区同民族有着鲜明的区别。这种地域性也是民俗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样,正由于地域的特殊性,便有了不同的地理风貌、不同的民情风俗、不同的审美标准,因此在这样的生存空间与人文地理中孕育下的作家更是有着独特的生命感悟以及文学体验,是一片土地的代言者,作家与地域的这种水乳关系是轻易难以变更的。
因此要深入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像萧红这样一个忠于民间书写的作家,了解她所生长的土地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关于萧红小说的研究更应如此。只要我们细心阅读便不难发现萧红这些自然描写绝不单单反应某个季节某个时刻,是一种心境,一种社会季节。她总是通过自然环境书写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如《呼兰河传》中的这一段话一样,“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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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倔强细腻的大东北特色
萧红的乡土意识是生根在东北黑土地之中,茂盛在她的乡土文学之内,萧红的作品充满了独特的东北地域特色的生命意识。她与其他的女性作家相比而言,她不乏女性的细腻,对生命的感悟细致入微,对人民的疾苦痛心哭泣,同时她更有着一个非女性的胸襟,她没有惧怕,倔强的向时代发起挑战,直指时代的顽疾,揭示社会的黑暗。她的这种个性必然是与她生长的土地密切相关的,她的倔强细腻也是东北一方水土对她的滋养和影响。
2.2.1荒远落后的自然东北
从自然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广轰的大地上,黑龙江无疑是一片独特的黑色土地。这片土地有着清晰可辨的四季,冷峻且酷寒的冬季,盛惑中让人感到无望的春夏,凄迷与零落之感的秋季,但是这里因为开发较晚,它曾经一直被称为北大荒,直到上个世纪之初它还呈现着人烟稀少、荒野广衆的蛮荒状态,经济文化也远远落后于南方的文明程度。生产方式落后,长期受封建思想毒害严重,同时又被各种恶势力压制导致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低下,这也让人们不得不在如此艰苦的自然环境下学会了顺应自然,这些都使得这片黑土地保持了很久的荒远、粗野的原始状态。但正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独特性,土地开发的落后性,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觉的崇拜自然、尊重自然,人们不畏艰苦,顶着烈日、踏着严寒的奔波于为生存的劳作中,东北的男人高大威猛,喜饮烈酒,大声的扯着骂,对自己的妻子也并无更多的温存;□东北的女人们同纤细瘦弱的南方女子截然不同,她们有着男人般刚烈的性子,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生育劳作,伺候男人,倔强的在生活中扮演着无所不能却又无可奈何的角色,她们用尽一生努力也难以改变什么,默默承受生活给的重担,心中即使有反抗却最终被各种折磨选择放弃或者死去。
2.2.2阳刚伟大的美学东北
关于“美”,从美学上而言,美被划分为四种形态,柔美,崇高之美即壮美,喜剧之美,悲剧之美。而东北这片广衰粗栃的土地自然是与南方小桥流水的柔美所不同,它是一种崇高之美,朗吉努斯对于崇高之美的定义是,所谓的崇高,主要指文章风格的审美特质。而崇高应具有的特质:高洁、深沉、激昂、榜礴、豪放、刚劲、雄健,以及高超、绝妙、光芒四射的文采。其本质是美学上的阳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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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萧红乡土小说的生存空间...........18
3.1呼兰河畔的居住习俗........18
3.1.1典型传统的东北民居.........19
3.1.2反差强烈的“东院”与“西院”........19
3.2呼兰河畔的饮食习俗........21
3.2.1东北地域性的饮食习惯.........21
3.2.2呼兰小城的豆腐滋味.........22
第四章萧红乡土小说的心理空间.........35
4.1民众的愚昧与觉醒........35
4.1.1麻木迂腐的迷茫民众.........36
4.1.2坚韧顽强的抗争民众........37
4.2萧红的荒凉与追求.........39
4.2.1萧红创作主体本身的荒凉心境.........40
4.2.2萧红对光明的热爱与追求.........43
第五章萧红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46
5.1萧红乡土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46
5.2萧红乡土小说的思想审美价值..........47
第四章萧红乡土小说的心理空间
萧红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环境的刻画都是为她的人物服务的。但同时萧红小说与绝大多数小说的叙述与书写方式不同,在她的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是散文式的,有种轻描淡写之感, 寥数笔便从她的笔下走出一个人物,仿佛刚看到眼前的人物,远处又走过来一个新的人物。就像茅盾所说的它“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体的有机体”。因为萧红是一位富有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所以萧红的小说更显得尤为特别,她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心理空间,她的小说始终关注的是群体性的人物,书写的是群体性心理,皇甫晓涛就在《萧红现象》中提出:“千百年来一种基于民俗社会的`群体'规范便成为其深层心理积淀的沉重历史意识,掩没了作为生命个体本质力量的人的个性意识和自我追求,使其在整个现代化历程中沉滞无比,徘徊难进。”
4.1民众的愚昧与觉醒
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左翼作家们延续了五四的启蒙思想与责任,掀起了一场革命文学,通过肯定人民大众社会变革和国家前进的中坚力量,淡化了对国民性的批判,表现除了一种崇拜群众的文学现象,左翼作家们策略的给群众以引导,把群众当下悲惨的生存状态归结为阶级问题,利用文学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从而企图唤醒苦难中的群众的政治觉悟。在这样一种宏大的革命叙事潮流之下,萧红对民众的书写与同时期的许多左翼作家的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她淡化阶级矛盾,没有鲜明的积极先进的革命人物,她更加尊重自己内心真正的心理感受,对于眼前民众的群体性心理和国民劣根性给予客观的看待与忠诚的书写,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如此的沉痛、如此的嘲笑给予家乡以理性分析,打破了怀乡作品的描写惯例和优美境界的,萧红是最突出的一个”。
萧红跳出了在动荡社会需要激情呐喊作品的局限,她无比深情的凝望故土,凝视家园,在她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交汇处冷静的审视着故乡的人民,考量着他们的心理空间和生存状态,对故乡民众的文化心理上的痼疾有深刻的认识,用她细腻的笔触揭露故乡民众的麻木迂腐,对家乡一直沉淀着的生活惰性毫不留情的剖析批判着,她无疑是继承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精神。但是另一方'面,萧红在以启蒙立场批判民众劣根性的同时,也在以民间立场发掘民众自身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故乡的民众是混纯度日的麻木之人,但在他们身上我们依旧能看到一种坚韧的强大内心,纵使丢了牲畜,或是死了孩子,还是身体的疼痛,地主的压榨,这些生着的人还是在继续生活,好像没有痛感没有眼泪的人一般,然而当面临国难家危之时,他们却着实也让人刮目相看,他们终究爆发出最原始的生命强力和坚决的斗争心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同样还是这样的一群人却瞬间成为充满抗争精神的一群勇敢顽强的斗士。萧红对故乡和故乡的民众倾注了她无限的热爱和敬仰,她总是更清晰的看到民众身上的朴实的坚朝和宝贵的良善和觉醒。正如萧军在《生死场》重版前记写到的:“事实上这全书所写的,无非是这片荒茫的大地上,沦于奴隶地位的被剥削、被压迫、被碾乳……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在生与死的两条界限上碾转着,挣扎着,……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浴血斗争着……的现实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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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萧红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
文学是理解、反映和阐释对象世界的认识活动。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体现在“真”、“善”、“美”的相互作用与融通中。“真”是指艺术一定是真实的生活反映,是追求文学审美价值的体现。这种艺术真实同科学真实不同,他是在作者主观感知与主观假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文学创造,体现作家的思想认知和生命感悟,对社会的本质揭露,使接受者获得思想和精神上的收获;“善”其实是一种正确的价值标准和情感裁定,不能以丑为美,更不能扭曲是非标准,这既是作家责任心的体现,更是作家的一种社会义务,是要为着人类有益的精神发展而进行文学创作;“美”侧重是指文学创造的形式,这是文学的一个外在直观体现和读者直接汲取文学价值的途径。萧红乡土小说之所以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就源自于她小说中对真、善、美做到了很好的融合检释,同时这种审美价值更体现在萧红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思想审美价值上。
5.1萧红乡土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
萧红小说在艺术上的审美价值是十分特别而显著的。她的文字没有浮华,釆用的都是简单朴素的文字,同时她又有一种用文字“绘画”的能力,尽管写的尽是麻木的人们和贫穷的生活,但是却让人们在文字中感觉一种北方小城独特的自然之美、人心之美,写出了苦难中挣扎的人民的憧慢。散文式的小说风格也是萧红小说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特质,她能够把散文式的扦情、写景、议论、叙事等引入小说的写作当中,使得小说具有了诗化美、绘画美的审美特征。
萧红在意象的选择上可以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东北色彩和土地气息。意象是指作者在生活中因物所感从而选择最具象征性的物象表达作者的情思。她选择了春、夏、秋、冬等自然意象,用自然作为他小说的一个大背景,从而在自然的牵引下把小说的情节引出,营造出一种景中有境,境中含情的艺术效果。她也较多的选择一些民俗意象,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庙会等,这些独特的东北民俗意象承载了独有的文化意蕴和艺术审美价值。萧红对这些意象的描写使她的作品中既有诗性色彩又有一种宗教意味,上升到哲学上类似神性的东西。这些也是东北文学的特指,文学作品中有作家自身的民俗体验、真切的政治要求,同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在文学表达上却淡化政治性的描写和功利性色彩,浓郁的东北民俗文化更加增加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