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十七年”文学小说中教育的踪迹

1 “十七年”时期的社会语境和教育状况

1.1 “十七年”小说生成的社会语境
“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小说“起于休息”鲁迅简洁明白的揭示出小说之功用，乃其娱乐性。而小说命运的改变，则于近现代以来，一些学者为小说进行辩护时，注意到小说通俗易懂，易于为大众百姓所接受，便转而将其作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宣传救国救民理念的主要方式。在知识分子精英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时候，小说这一表现日常的叙述形式也越来越被重视，更成为表达一个时期社会、政治、历史独特的载体。当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由农村转向城市，全国百废待兴，所以毛泽东和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2]此种情形下，“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在看似安定和平的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相反却跌宕起伏，步履维艰。
1949 年 7 月 2 日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开启了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新篇章。7月 4 日茅盾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报告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主要对照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国统区文艺创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批评了国统区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7 月 5 日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经验，肯定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探索和努力，尤其是解放区文艺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真正实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并直接提出文艺的唯一方向就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给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明确的规约，更是对 1942 年《讲话》的一种肯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知识分子领导权地位的确立，预示着解放区文学将成为以后文艺发展的方向，至此新中国的文艺走上了并不漫长然而激进的革命不归路。
1949 年到 1956 年期间，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并且毛泽东在 1953 年6 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目的是快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方针政策的盲目冒进，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忽视了客观规律，更忽视了当时我国生产力仍然十分落后这一现实。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并且愈演愈烈，处于这样背景之下的小说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作品动辄得咎，小说创作的艰难复杂也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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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七年”时期的教育状况
一个时期的文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表征，文学的发展始终与特定的时代交织，“十七年”的教育亦伴随文学而曲折前进。从“五四”时期，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后，尤其是小说，以其灵活表现日常的特性而受到人们的欢迎，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有开启明智、促进社会改良的思想教育作用，所以新政权必然不会放松对于教育的建设。
“十七年”时期，受国家文化政策的规训，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自然难以维系，曾经被视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建国后屡次遭到冲击，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那么教育领域必然受到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上面临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国内又急需实现工业化和国家民族的强大，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形中，民众需要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教育自然成为巩固新政权贯彻新意识形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的教育改造，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49 年到 1952 年属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1949 年 12 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工作必须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国家建设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样逐步对旧时代的教育进行整顿和改造，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从而提高了工农兵的文化知识水平，思想上也得到改造和教育。1950年 9 月，教育部又专门召开首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阐述了工农教育的重大意义，规定了工农教育的具体方针政策，改变了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受教育权利的状况。
到 1960 年时，教育领域也随国民经济的调整而之进入调整时期。教育界首先总结“大跃进”时期的教育经验，制定了全日制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科研、文化艺术和教育各部门之间的工作都有章可循。其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一部分知识分子被平反，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由于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使当时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后来伴随政治运动的起伏，党和国家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变化不定，直至文化界的大灾难文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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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七年”小说中关于教育的踪迹

2.1 小说中学校教育的工作者
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外部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内部百废待兴，要实现国家的发展和富强，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无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媒介，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教育的关键则离不开良好的师资，所以教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鸦片战争开始，教育救国的启蒙思想就根植于广大有识之士心中，“五四”时期，教师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又承担着“启迪弱国愚民民智”的重要任务。早期鲁迅先生的《孤独者》中的中学教师魏连殳，把儿童视为未来的希望。他是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又是是工作上的“教书者”更是生活思想上的“启蒙者”。这样的“他”在愚弱的乡民眼中是一位异质性的存在。鲁迅先生笔下有很多主人公既是“教书者”又是“启蒙者”，虽然学校教育并不是着重刻画的内容，但是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小说中的教师形象的书写，深刻影响到此后小说中小说家对教师形象的塑造，比如老舍、叶圣陶。
而到了三十年代，抗战爆发，遍地烽火，教师从安定的校园转向战乱的社会，教育的重任由启蒙变为革命，教师变为革命者为拯救自己的祖国而奔走呼号。三十年代的教师形象多种多样，左翼作家将教师形象和革命斗争相结合。另外一方面，一些作家因为自身就是教师，有独特的从教经历，比如老舍，他自己就是一名教师，在自传中写道：“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具体的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路与情感。”所以老舍笔下诞生了种类繁多的教师形象。《领居们》中普通的中学教员杨先生和杨太太，他们的邻居明太太目不识丁，认为教员是穷酸的，甚至公然辱骂杨先生一家。而明太太的孩子也没有礼貌，举止粗鲁。面对这样的邻居，杨先生刚开始讲道理的文明方式自然毫无作用，当忍无可忍用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邻居居然在心里有点佩服起杨先生了，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把当时教师身份的卑微，书生无用、文明无用，不被民众所尊敬展现的淋漓尽致，充满了心酸讽刺的味道。还有留洋归国的博士，《牺牲》里的毛博士就是这样一位留洋归国后在大学当教授的洋博士，他自认为受到西方美国文明的熏陶，认为和贫穷国家的国民是不一样的，自己是干净而高贵的，国民是肮脏而卑微的。他穿洋服，头发梳的油光，不在中国饭店吃饭，嫌脏不进中国澡堂洗澡。结婚之后，不让妻子见人，天天关在房间里，最后妻子逃跑了。这种行为让人觉得荒唐又可笑，而这位博士却认为自己归国是一种高贵的“牺牲”，牺牲自己的才华而回到贫穷的国家，认为与不干净的国人生活是一种“牺牲”，他不关心时局，个人利益至上。这种滑稽又荒诞的形象已然没有了教师圣洁的光辉，只剩下扭曲卑琐的内心，其实这是对当时社会上一部分留学归来的中国人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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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说中社会教育方式的书写
本节即将要谈论的社会教育是广义的社会教育，指除学校教育之外，凡是能够促进人们知识、技能并且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属于社会教育。建国以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旧的思想观念虽受到冲击，但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传承性和延续性使人民大众的思想和价值观不可能立即转变，共产党所信奉的价值观并未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因此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教育改造成为当时的重要任务。
“十七年”时期的社会教育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即文化知识层面和思想教育层面。这一时期，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因为战争，造成人民普遍文化知识水平低下，所以对工农的社会教育是两个层面相互兼顾，而知识分子则主要是思想层面的教育改造。尤其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且人数众多的农民，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的影响着农民，使他们逐渐形成了顽固保守的思想观念，毫无疑问这种思想会严重阻碍当时国家的发展，因此国家针对这种情况展开了对各阶层的社会教育工作。
对工农阶级开展社会教育的方式在小说文本的具体情节中多次出现，开办妇女识字班、扫盲班、民校，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则是上夜校、参加工厂的工人补习班。比如秦兆阳的小说《农村散记》中村里推行速成识字法，扫除文盲，作为村副主任的崔金田，“一连半个多月，天天半夜才回家，临睡觉时还老是嘟念着注音字母”，并且还动员妻子秋娥也学习文化知识；还有王汶石的小说《新结识的伙伴》中吴淑兰的丈夫对她说：“村里要办个妇女学习组，你也去报名吧！”当吴淑兰参加了干部学习班、妇女学习组以后，像变了一个人，在家呆着的时候少了，说话的时候多了，甚至还和人在稠人广众中争辩，并且光荣的成为了妇女生产队的队长，领导生产队进行生产竞赛；孙犁的《铁木前传》的第 17 节，就是详细刻画下乡干部决定教育改造小满儿，并劝小满儿去参加青年学习团，可是小满儿却相方设法逃避，最终用装病逃脱了这次教育的事情；与小满儿存有类似思想的还有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和“小腿疼”，被合作社副主任杨小四贴大字报：“割麦请不动，拾麦起的早，敢偷又敢抢，脸面全不要；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这些细节都从侧面反映出“十七年”时期对于工农的社会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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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七年”小说的教育现代性..........................33
结语..................38

3 “十七年”小说的教育现代性
学者李欧梵较早的把现代性视角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在《剑桥中华民国史》文学史部分，他在《追求现代性》一文中对 1895-1927 年之间的文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书中阐释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不同，分析了现代性在中国和西方的差别。李欧梵指出:“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像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样，由于对现实的绝望而遁入内心、遁入艺术之中，相反，他们对社会现实和民族国家的状况充满焦虑，并且积极投入现实的变革。他们从来没有像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样，拒斥和批判启蒙理性，相反，他们对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张扬。他们从来没有像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在个人与集体之间陷入幻灭，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感到断裂。在中国，现代性这个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的层面上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若干常见的含义，进化与进步的思想，积极地坚信历史的前进，相信科学和技术的种种益处，相信广阔的人道主义所制定的那种自由和民主的理想。”
这一进程中，文学成为了它的一部分，并记录了这些断裂和变动。当启蒙理性让位于革命的集体意识，个体毫无疑问是被压抑的，个人的日常和身体是被严格规训的。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文学当然可以高于现实，但却无法挣脱社会语境的牢笼。“十七年”时期作为文学创作者的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寻求身份合法的焦虑当中，他们由启蒙者变成了社会教育的对象。众所周知，教育是现代性人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教育是对人全面的塑造。传统社会的教育活动附着于生产、习俗，直到科举制度的出现，是教育与政治发生关系，并成为统治阶级控制人们思想的武器。在转入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加强对教育的控制，社会教育对个体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这在前文的分析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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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古今中外人们历来重视教育的作用，尤其是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教育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主要领域。由于建国以后革命传统的延续以及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使教育肩负着为政治服务的使命，“十七年”时期的教育更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化，因而具有深刻的泛政治化色彩，尤其是社会教育，这显然是对教育的一种异化。
这种情形深刻的影响到“十七年”小说的创作，使作家在表现与教育相关的内容时更注重对社会教育的书写。通过前文对“十七年”小说的分析，明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小说中的不平衡，社会教育的内容大大超出学校教育的相关内容。当“十七年”时期的教育进入小说并与小说发生关系，书写出一个后发达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和社会对人的改造。教育成功的提高了民众的知识文化素养并促进国家现代化的进步，使“十七年”小说的教育现代性品格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也不同程度的对小说的审美性产生了损害，迫使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侧重表现国家宏大叙事和主流价值观，而弱化甚至抽离主体性情感经验，这一过程必然存在难以弥合的空隙。
即使个体形态的多样性在社会语境宽松的时候得到表现，可大多数时候是被规约的。本文第二章提到的那些在当时被社会教育改造的中间人物、边缘化的女性和具有小资产阶级趣味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看来其审美内涵是超过那些具有超强政治色彩的正面人物。法国思想家阿尔贝·雅卡尔在讲到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中指出:在集团性的对抗与斗争中,一方在把对方作为一个“整体”时,也就把自身组织、整合成为一个“以提高效率为名,建立单一的关系,确立人人务必遵守其秩序的”因而“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密”的“高效运转的机器”与“整体”。[1]“整体”为了维护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把这些人物排除在“整体”之外，使得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对“十七年”小说创作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虽然“十七年”时期教育的异化和教育自身的教育现代性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它对“十七年”文学的多样性发展也是一种禁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