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不是潘金莲》的荒诞性辨析
第一节刘震云小说的荒诞性来源
人类生存的现实要求生活和理想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与此相反的是,这个世界是个毫无头绪且混乱不堪的社会,使人们被命运的枷锁所羁绊,从而难以自拔。文学在揭示中国现实社会的同时,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也是息息相关的。刘震云的小说在新时期的作家作品中拥有自己显著地特色,他把对中国农村人民的深切同情作为自己主要的精神基础。首先,受中国社会乡土生活的影响,刘震云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精神源泉。不管是从历史看社会,还是从现实看世界,农民都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端,他们在感受着历史和权力的极大压力的同时,也承受着命运的辛酸和坎坷,却依然摆脱不了生活的苦难,那些人习惯于无意识的做出本能性的反应,就好像是受强大的权利关系所支配的结果。另外,党中央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对生活在底层的市民生活的书写。刘震云的小说对小人物和底层群众的生活立场与人生困境的刻画充分揭示了人在存在中的荒诞景象,使其成为了新时期又一位敢于书写底层农民真实生活的继承者和开拓者。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说:“从人的努力这方面来讲,人们面对的是非理性的东西。”可见荒诞的产生是有着一定的社会性的,人们在自我幻想的时候,开始审视自我的精神状态,探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理想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呈现出扭曲的状态,人生的荒诞感便产生了。
作家刘震云以描写琐碎的人生白带作为自己的显著特征,以写实作为自己的主体框架,把目光沉着而坚定的放在艰难、困苦与无情的揭露人生的无奈与不幸上。刘震云有几句话表达了他对农民的关爱,同时也透露出他一直在农村四处写作:“目前,全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没有人反思,很多中国作家仍留在村里回忆童年。不过,就算别人不写,我写,我会把这一块补起来”,在刘震云的笔下,“故乡”是一个空间个让人在时代和传统的影响下,身体和思想深受其感染并逐渐成长的空间,刘震云在对家乡的叙事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政治、历史、经济、人性的反思,从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故乡”的影子。童年的生活环境和农村出生的事实使他确立了自己独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以民间的立场去关照世界。刘震云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中国农民或底层小人物。因为他喜欢与底层的人打交道,他喜欢语言中的活力和幽默,可以说,刘震云关心的总是农民及农民生活,他对人的观察从来没有脱离局外人的视角。在他的小说中,底层人是其小说的血肉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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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荒诞叙事的界定
能够对文本中的荒诞叙事方法做出准确而严格的界定,是能够对文本充分拓展空间的前提条件,只有详细了解了基本定义和内在,才能对文本做出更深入而透彻的探宄。目前,作为一个新兴的研宄课题,学术界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领域,但是又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通过荒诞的人和事来展现自己的观点的,其内容都是关于“荒诞”的系列描述。
就荒诞叙事的概念来说,荒诞叙事是刘震云创造作品中最常用的一种叙述方法。他的系列新写实主义题材的小说都是典型的荒诞主题,以曰常生活中的生活事件和人物为主书写各色的荒诞。就算是新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其核心依然是以人物语言为媒介,以及语言在人的生活中给小人物带来的生存障碍,揭露了生活在寓言化社会中的广大底层人民荒诞处境的来源。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荒诞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荒诞叙事理所当然的成了刘震云小说创作的独特标志。但是,通过对刘震云荒诞叙述题材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发现《我不是潘金莲》第一次运用女性的叙事视角将刘震云的荒诞叙事主题得以清晰而又全面的展现。据刘震云的作品研宄得知,其荒诞叙事主要以荒诞人物、荒诞事件来描绘社会百态。许多学者对刘震云的荒诞性作了比较具体而又全面的研究,连同新作《我不是潘金莲》在内,虽然文学界对其荒诞性都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对其在荒诞叙事方面的研究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挖掘与探究。荒诞叙事作为小说的叙事视角之一,其显著地叙事特点是:以女性作为荒诞叙事视角的主题,叙述日常生活琐事,富有寓言化色彩,创作空间急剧扩大。
荒诞叙事视角虽然在刘震云以往的小说作品中有所呈现,却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彰显,只是一般形式上的对现实生活的叙述过程。但是,这种荒诞叙事的创作脉络却是刘震云早期作品的主题,且以这种叙事视角创作的作家层出不穷,阎连科可谓是当代荒诞文学潮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位作家,如《受活》中作者采用了一种极具夸张而近乎癫狂的荒诞方式描述了一个自给自治的现实世界一一受活庄,表明了这一叙事角度的优势,使作品尽可能的接近生活的同时,又富有荒诞化色彩。刘震云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依据对这种荒诞事实给予了自己的看法与阐述,用荒诞人物的语言和荒诞事件的发生构造荒诞世界。强烈的寓言化色彩使作品的艺术风貌区别于现实,但又与现实紧密相连。小说中的荒诞叙事视角由小说人物、小说情节、小说语言、小说情感等方面集体呈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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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荒诞叙事的呈现方式
第一节异化因素与抗争力度分析
一、爱情的迷途者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荒诞出自小说人物对爱情的不歇追求与想象,作者通过喜剧的方法让小说人物不停地逼近爱情,又以悲剧的结局让爱情相向而去,揭露了主人公李雪莲作为一个爱情的迷失者形象所蕴含的深刻内涵。长时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情爱、物欲虽然一直是现实生活和文学书写中的主流话题之一,但是《我不是潘金莲》中,真实的生活被展现为更多的是去满足自我的欲望一一解脱了道德束缚的情爱观。主人公李雪莲在意外怀孕后,因为对自己丈夫的爱、对家庭的爱、对未出世宝宝的爱,她愿意牺牲自己,保住丈夫的工作和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因此夫妻双方在自己良好的感情基础下,在自我道德的约束下私下协议假离婚后再结婚的无法律效益的协议。但是在李雪莲把女儿生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秦玉河却心安理得的娶了别人,假戏真做,钻了道德和法律的空子,他的所作所为不但抹灭了夫妻之间的情爱观,而且逃避了社会的谴责,甚至还要受到法律的合理保护。为了寻求婚姻的无效性,李雪莲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以败诉而告终。由于之前的夫妻情分,加上李雪莲本人也不愿意再折腾,或者说她还怀有对爱情的最后一丝渴望,所以她想从前夫嘴里得到证实,他们的离婚是假的,也就满足了,但是为了推卸责任的前夫不但没说出真相,反而说:“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如五雷轰顶一般打破了她最后的一丝温暖。
除了对“情爱”的张扬,对物欲的倾心也是造成爱情沦丧的一个关键性的部分。作者在直接还原生活现场叙事的基础上,利用荒唐而又戏谑的手法向读者展现了在物欲面前的爱情观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李雪莲的高中同学赵大头的是个关键人物,李雪莲第一次到北京上访时,由于受到李大头的帮助,一时的热情使她产生了感伤之情,赵大头是她独自一人远在北京时唯一给与她温暖的人,且因赵大头的一句话“唤醒”了他二十年的上访之路,赵大头用新的婚姻贏得李雪莲的青睐,她从一个失败的婚姻后再次相信爱情。在李雪莲看来,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是真正为自己的幸福着想的,并帮她逃出了“监禁之地”,二十年来李雪莲第一次找到了可依靠的感觉,于是她放弃了进京告状的念头,打算与赵大头共同去过幸福的二人世界。他们一块去泰山游玩,又计划去曲阜吃麻糖、看孔子。临行前,在恋爱中的李雪莲,听到赵大头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安排工作时,她觉得自己真正的成了潘金莲,赵大头利用他们之间的爱让她放弃上访,她的精神世界彻底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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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荒诞叙事中的人本困境
一、贴近现实的荒诞意象
在这个疯狂的时代,人们生存的现实生活环境为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提供的全面而可靠地素材,在某种程度上说,生长在这个时期的作家是幸福且幸运的。充裕而又波澜起伏的社会现实事件成了作家们写作的精神粮仓,并具有庞大的可塑性与延展性的创造空间。荒诞意象是对原型存在与意义的理解,是研究精神世界与分析文本关系的最重要方法与特色。
刘震云一贯擅于关注底层小人物,作品的主人公也都是备受煎熬的底层人民。他的小说甚至没有一个复杂的叙事过程,其中大部分描写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在近期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把语言作为小说的关键部分,用以揭露内心深处的孤独、焦灼之情,“说话”包涵的意味是无法穷尽的,从说话人寻找倾诉对象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刘震云对于底层人物的坚初追寻。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琐事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描述洞察真实的社会情况,也就是说,底层人民是刘震云了解现实世界的门户与载体。
刘震云作品的主人公形象处于一个不断更迭变幻的过程之中。首先,:作家刘震云创作的初始阶段,他通过农村在社会大变动的总体动势中的细波微澜,描绘了一幅农村经济改革生活的世俗图画,虽然是不成熟的,但是成为了他起步时特异独特的追求。1985年前后,在他的小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乡村奏鸣曲”之初,刘震云写道:“年轻细腻的情感村,是当今国家躁动不安的重要原因”。在刘震云看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作者情感的承载物,是揭露同类人物特点的有效途径。这种“符号化”的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在刘震云早期的作品中屡屡呈现,《新兵连》中更是以“老肥”、“元首”、<军长”等鲜明形象出现。其次,到刘震云九十年代转型期间人物形象逐渐的饱满起来,作者在谈到《手机》时说:“写小说时我关心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磨合点,关注人们的谈话,因为这件事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听证会,但不能看到,语言可以最好地反映了嘴和心之间的关系”。最后,在《我不是潘金莲》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刘震云人物观“象征主义”的缩影,象征几乎可以代表刘震云先前创造全部的人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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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荒诞叙事中的悲喜剧与自我认同分析.........23
第一节悲喜交融的审美境界..........23
第二节构建生存理想——自我认同的不懈追求...............23
第三章荒诞叙事中的悲喜剧与自我认同分析
第一节悲喜交融的审美境界
荒诞叙事是悲喜剧的写作技巧与生活本身原现实在这种叙事结构的复杂丰富的悲喜剧的独特的情感艺术情感的运用,作家运用自己的幽默手法完成了叙事文本,从而使读者们进入疯狂、绝望的境地。在小说中,《我不是潘金莲》的主人公不是幸雪莲,而是一群被李雪连吓坏了的官员,是讲官员们为了寻求自保对上献媚对下恐吓得面孔;说的也不单单是官员们的丑恶嘴脸,而是人们在现实面前不断异化的过程;甚至于说的也不是这些过程,而是在这种荒诞的社会现实面前生活的人难以忍受的无奈。作者刘震云采用戏谑性的事件和言语将严肃的“上访”事件以幽默诙谐的特色展现出来,让人们在欢声笑语中回味故事的现实性,与单纯的写悲剧相比,它所揭示的社会现实和生存现状,更能引起大众深刻的反思和对人道主义的思索。
人们在荒诞叙事所展现的审美境界里承受着悲喜交融的审美痛楚。与现实社会相比,荒诞叙事为大家展现的是一个悲喜交融的审美画面,虽然它是荒谬的且不合情理的审美境界,但是我们依然能在这种昏暗的现实面前找到一丝生命的奇迹。《我不是潘金莲》伴随着“刘氏幽默”用荒诞的视角窥探人性的丑陋,它在让人们捧腹大笑的同时,又促使读者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与反思。刘震云便是一位富有荒诞性色彩的聪慧作家,他很好的把握了浅层的滑稽可笑与内部的悲苦沉重之间的平衡,从而使作者的真实意图得以更好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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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生活中充满了荒诞,但西方学者认为:“人的尊严在于他没有意义去面对现实:平静地承认它,无所畏惧,没有幻想,对它笑而对之”。真正伟大的作家不是在荒诞面前妥协,而是敢于直面并超越它。也就是说,面对生活中的荒诞,只有具备深广、博大的胸怀和爱的作家才是真正伟大的作家,才能够真正的把握和超越荒诞,在思想和艺术上得到升华。刘震云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主要来源于平凡的生活和客观性的叙事立场。作者经过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现象的真实写照,揭示了人道主义在物欲追逐中的扭曲,对人道主义扭曲否定背后的温情,自然与人性对当代人的潜在缺陷做出了更为无情和深刻的批判,从而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人文关怀的两大主题。
刘震云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且具有“鲁迅式”判精神知识分子,比如学者摩罗、杨帆认为:“刘震云关心底层人民的痛苦的同时,持有对底层人民愚昧思想的批判精神,在最神秘的地方,看到了丑陋和悲惨的生活,我们看到了灵魂的麻木和糜烂”,揭露了刘震云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与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态度。社会批判在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关照的同时,还揭示了对社会关系中人物命运的关照,刘震云利用自己犀利的笔调,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关注及其性格扭曲内在原因的挖掘,揭示了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不公平和罪行,隐含着对权利的批判,同时深藏着劳苦大众的爱,他站在人道主义的创作立场上,以广大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作为自己的写作视角,更多的关注那些由民间对现实的深切的同情,压迫和精神毒害的下层人民表达受曹文萱说:“文学的功能在于提供和创造好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因而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用文字将那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返回到充满苦难的现实社会中,加之对底层小人物生存状况的关注更好的表达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刘震云的众多小说中,人物性格异化背后潜藏着不够完善的社会制度之弊端,经过对人物性格的揭露达到了社会批判的目的。刘震云童年的农村生活经历直接影响着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用底层人民的眼光探索笔下人物精神上的孤独无助和故乡农民精神的存在方式,走进乡村的心灵深处,在对社会做出深刻批判的同时还包含着对于底层民众深厚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略)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荒诞叙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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