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儿童小说的苦难叙事研究

一、中国儿童文学中苦难叙事的概况

（一）20 世纪儿童文学中苦难叙事的流变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步较晚，当外国儿童文学已经形成规模，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苦难叙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中国才开始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并尝试创作。但大量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快速步入现代性阶段提供了借鉴，再加之，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使儿童文学作品在彰显苦难维度时变得异常容易。
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自“五四”发端以来一直继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其中不乏对现实苦难的描摹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尤其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为甚。从叶圣陶的《稻草人》到刘半农的《饿》、王统照的《湖畔儿语》、胡也频的《小人儿》、萧红的《手》等苦难主题的作品开始，作家揭开了残酷的社会环境中儿童受难现实的一角，通过关注这群脆弱群体的苦难来激发起整个民族的反抗意识。此时期儿童文学中的苦难描写揭示的是最真实的生活样貌，但“作品所承载的巨大的成人社会的悲哀，似乎与儿童文学指向未来、指向希望的艺术精神相矛盾。”①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好苦难写作的力度，此时期儿童文学中的苦难叙事无法让儿童在苦难中寻找到超越一切的勇气和力量，而变成一味地沉湎于“哭诉”。过于沉重的书写，承载着社会的巨大悲哀。
建国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相比于“五四”时期，其苦难描写的确有一定的希望和指向，即通过参加革命战争来摆脱苦难的生存状态。但是，这一时期作品中的苦难描写大多属于“有意为之”。要么刻意遮蔽苦难，用小英雄、小战士的耀眼光芒有意遮盖住儿童在战争时期遭受的隐秘的心理创伤，如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要么自觉夸大苦难，苦难叙述的目的是为了点燃仇恨的火焰，激起人们对封建阶级的反抗意志，如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胡景芳的《苦牛》等。这些作品“大都不是写战云笼罩下的儿童生活，而是写儿童直接参加战争，写他们在战争中成长。”即写“孩子的战争”，而不是写“战争中的孩子”。①所以，革命战争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样难以脱离特定时代对作家写作的规约和限制，其作品无法真正深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去反映特殊时代背景下儿童隐秘、微妙，甚至于致命性的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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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现状
中国儿童文学在新世纪以后进入了创作的繁盛阶段，消费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其中，面向小学生的童年文学呈“井喷式”状态发展，以杨红樱、郝月梅、赵静等为代表的校园小说占据了大面积市场，拓展了儿童的阅读空间。这类作品在审美趣味上呈现出轻松、愉快、热闹、滑稽等特点，并且逐渐走向类型化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时尚的青春小说与玄妙的幻想小说创作风起云涌，出现了伍美珍、饶雪漫、杨鹏、李志伟等一批优秀作家，为儿童文学的题材多样化提供了可能。
然而，儿童文学创作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市场的牵引力量促使越来越多的作家放弃了文学的艺术性追求，批量雷同生产取代了个性化的难度写作，快餐式消费目的取代了对纯文学的精神滋养的追寻。以杨红樱这样纯碎的“畅销”童书作家为例，其作品往往难以给孩子醇厚的审美享受，仅仅是“爽爽地过了把孩子瘾”。著名学者刘绪源曾在《儿童文学思辨录》中将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和意大利作家万巴的《捣蛋鬼日记》进行对比。反复阅读后发现，前者是用一个个调皮捣蛋的故事拼接起的一部缺乏文学性和审美内涵，以及毫无“丰富的弦外之音”的粗糙之作。
究其原因，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之所以有“失之油滑”的嫌疑，让孩子沉溺于浅薄的快乐阅读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苦难描写的缺失。以牺牲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和深刻性为代价的写作使市场在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种种危机。儿童文学作家及研究者李东华认为：“为了追求畅销，新世纪儿童文学一度出现都市化、贵族化的倾向，淡化苦难，取消写作的难度，追求消遣的娱乐的消费主义的写作。”④畅销童书的出版神话在促使儿童文学创作不断升温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冷静下来思考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之路。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品质和思想厚度将面临着严峻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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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表现范式

（一）儿童指向世界——对话受阻隔
在哲学层面上，“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①那么，儿童作为完整的个人，“不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他人与社会的影响，而是会表现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②而儿童出生后首先接触的便是强大的成人世界，儿童作为主体对话成人世界时，通常会呈现出对立和冲突的状态，因为“在儿童与成人的交往中，成人一般是具有权威性的。”③儿童文学作家充分意识到儿童的“仰视”之姿可能带来的痛苦，因此在文学表达上努力发掘儿童与世界对话时遭遇的误解、忽视以及遗弃等苦难因素。所以，我们将表现儿童主动参与社会而遭遇苦难的儿童小说的创作范式称为“儿童指向世界”范式。
1.被误解：失衡的人际心理
人是社会的动物，自出生起就参与到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能够得到他人的理解是人际相处最重要的环节。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对自我的认知能力尚不健全，很容易受到外在世界观点的影响，在处理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时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伴随着误解和伤害。因此，当儿童主动参与世界，于对抗与冲突的激化中难免造成不可预料的惨剧。寻求理解，渴望得到认可，在他人的赞美中获得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从而在生活中越来越自信，这是儿童常见的心理状态。然而，儿童的主动参与和对话，并非都能得到合理的应答，往往会因被误解而产生痛苦。误解造成的悲剧会触及人生的根本，误解不仅存在于庸常的生活琐碎中，而且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永恒的隔膜。
误解是儿童在世界中寻求认可、进行对话的重要阻力。赫东军的《我不是坏孩子》从题目便知这是出自儿童之口的呐喊。小说中的主人公叶一次次被误解，变成同学、老师、家长眼中“将来会坐班房”的道德败坏的坏孩子。叶一直想要倾诉自己，澄清自己，可是没有人愿意倾听叶的心声，最后叶真的变成了逃课、打人、离家出走、喝酒、逛网吧、偷东西的街头小混混。叶用极端的方式主动对抗着周围的世界，不仅在毁灭自己，也在抗击世界，他的对话方式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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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指向儿童——无意识施重
外在世界对人施加的影响具有不可抗拒的特征。儿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更容易产生被动承受客观世界施重的现象。新世纪以后，作家们对博杂的客观世界给儿童带来的苦难进行了丰富的叙事和表达，既包含天灾人祸给儿童造成的生命困境问题，也包含在成人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儿童受到的规训和伤害。当然，生理方面的残缺致使儿童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这也是儿童文学作家进行苦难叙事的重点。因此，我们把儿童作为受体，被动承受客观世界影响而产生痛苦的儿童小说的创作范式称为“世界指向儿童”范式。
1.天灾人祸与生命困境
“自然灾害是人类难以回避且又无可奈何的生存苦难。”①虽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但面对天灾，人类依然显示出不可遏制的无助和绝望。同样的灾难，对儿童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要远远强于成人。
研究新世纪儿童小说对自然灾害的阐释，势必绕不过王巨成的《震动》系列四部曲。这是一部以儿童视角揭示大地震对人类的残暴无情，以及人们在灾难中发现爱与成长的佳作。在作者的笔下，六个不同性情的孩子被困在地震后的荒山野岭，他们忍受着饥饿、病痛、寒冷，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慌和绝望，经历了人生中最煎熬的几天。作品以灾难对少年儿童的改变为基点，将视角延展到更为宏大的社会场景，最终上升到对人性光辉的赞颂。儿童在灾难面前真实而直观的反应是王巨成关注的焦点，书中的主人公并非天生勇敢，他们面对灾难时也经历了相互指责、猜疑、争吵等人性的考验。但是，求生的本能和人性的良善最终战胜了人性的卑劣，让这些孩子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共同走出了人间地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惊心动魄的灾难给他们的人生造成了一种精神的毁灭，但另一种崇高的精神又被迅速建构起来。
诚然，王巨成的描写是纯粹的“儿童文学式”的，他将小说的着力点放在灾难后迸发出的爱与力量上，而非沉浸在苦难的汪洋大海中肆意宣泄。事实上，地震给灾区儿童造成的是不可逆的心灵创伤，其影响不仅拥有持久深远的特征，也与儿童的年龄密切相关，“年龄越小，越倾向于采用回避、漠然的行为方式，其对于地震的愤怒情绪、兴趣丧失程度越高。”②因此，关注自然灾害对儿童生命的破坏与重构是新世纪儿童小说苦难叙事的重要内容，不仅将一个特殊群体的受难史纳入文学想象中，也让越来越多的儿童感受到生命共同体血液的流动与脉搏的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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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世纪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美学指向................................... 18
（一）用诗意的气氛淡化苦难的悲情....................................... 18
（二）苦难境遇中荡漾着“快乐”元素..................................... 21
四、新世纪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突围可能................................... 29
（一）“他者”助力引导儿童走出困境..................................... 29
1.周遭世界的有效介入........................... 29
2.不可替代的父母之情................... 30

四、新世纪儿童小说中苦难叙事的突围可能

（一）“他者”助力引导儿童走出困境
1.周遭世界的有效介入
“他者”是相对于儿童主体性以外的周遭世界。在童年这段生命历程中，由于儿童还没有建构起独立的自我认知，自主性的欠缺使“他者”在童年阶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他者”树立的榜样形象以供儿童进行模仿，更表现在“他者”对儿童泅渡苦难之河的引渡，即助力儿童超越苦难，获取成长的力量。相较于成人的突然顿悟和自我拯救，儿童更偏重于依赖“他者”的帮助走出迷茫和困惑，继而安全渡过青春的大河，并在苦难的童年中磨砺心志，练就更为坚韧的性格和更为强硬的生存能力。因此，新世纪儿童小说在书写儿童苦难生活时往往会设置一个“他者”形象作为叙事时关键性的“行动元与角色”，使主人公的苦难命运发生转折，最终战胜苦难的生存境遇，获得新生。
这一“他者”形象明显存在于新世纪诸多苦难题材的儿童小说中。我们再拿陆梅的留守儿童题材小说《谁能把春天留住》来看，作为“他者”的报社编辑和少管所干警同时介入留守儿童沙莎的生活，弥补了父母在沙莎生命中的缺席，及时挽救了堕落的少女。当然，“他者”的力量并非绝对万能，在作品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挣扎于苦难境地中的少女——家美。对于家境贫寒的家美，身为报社编辑的“我”也只能在临走时塞上仅有的四百元钱，其拯救有种深深的无力感。然而，作者让家美的故事变成了沙莎重新振作的动力，这无形中使一种不幸变成另一种不幸的安慰，也算是最大限度发挥了“他者”的作用，推动了叙事的节奏。
同样，王巨成的《穿过忧伤的花季》设置了柳老师这一叙事的行动元与角色。柳老师以保护者的身份走进陆星儿的内心世界，带给她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从而让陆星儿鼓足勇气面对流言蜚语。柳老师这一“他者”的出现，令陆星儿原本缺乏关爱和理解的青春变得不再孤独。而饶雪漫的《和管沙一起长大》则将“他者”设置为主人公的同龄人，女孩然然以同龄人的理解和异性的敏锐帮助自称“失败者”的管沙战胜了消极和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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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长久以来，在“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的观念引导下，儿童文学对苦难的关注通常颇显暧昧，而相关的研究性著作也少之又少。诚然，给儿童营造一个纯净美好、无忧无虑的童话般的世界固然重要，这不仅是成人创作者流连忘返的精神乐土，也是儿童读者能够快乐成长的健康土壤。但是，在儿童的世界中的确真真切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苦难因素，包括简陋的生存条件、逼仄的居住环境，包括家庭关系紧张、缺少关爱和安全感，包括精神空虚，甚至于战争、自然灾害和身体残缺等种种苦难的阴影。儿童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伤痛时往往因不成熟的心理机制而做出错误的抉择，这无不对他们的成长埋下了隐患。生活中同样的苦难事件，对儿童造成的精神冲击远远比成人更加强烈；而成人的性格、品质、价值观、人生态度的形成也与其童年时期的遭遇直接相关。因此，苦难叙事之于儿童文学显得尤为必要，儿童文学应像成人文学那样对苦难叙事给予极大的关注。
同时，苦难与儿童文学结合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虽然轻逸、诗性、幻想、幽默是儿童文学的特性，但是儿童文学还需要扎根于大地的现实书写。这一方面表现在苦难叙事能够对儿童读者的精神世界进行有益的滋养，让儿童看到真实而全面的世界，并在阅读的痛感中得到灵魂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最终磨砺自我的精神意志，获具成长的力量；另一方面表现在苦难叙事对儿童文学本身有着积极的影响，不仅能够通过苦难的现实书写增强文本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还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的精神气质。因此，无论是针对儿童读者的精神滋养而言，还是就儿童文学本身的艺术表达而论，苦难叙事都展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本论文正是立足于苦难叙事对于儿童文学的必要性和巨大意义，选择聚焦新世纪这一特殊时段，发现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依然坚持着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众多苦难题材的儿童小说延续着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始终关注儿童的生存现实和精神成长，无不令人欣慰。其中，对现代都市语境中儿童的孤独心境进行描写，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命缺陷给予关注，对天灾人祸、身体残缺的特殊儿童投注上爱和关怀，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成长的多样性和繁复性，更看到了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新世纪儿童文学之林因为有了这些苦难题材的作品而变得更为厚重更为深沉，缓解了喧闹而肤浅的童书市场造成的创作失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