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一：论政府环境传播及其环保形象的建构——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1 绪论
1.1. 研究意义
科学技术不断在发展，物质生活愈显丰富，人类社会在日益进步的同时，却带来越演越烈的生态环境破坏。地球的满目苍夷促使许多人开始审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政府作为社会问题管理的主体，其传递的管理形象更成为人们对其评价的标杆。那么，我们该如何感知政府的环境管理行为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环境传播。
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对环境传播及其环境管理形象建构尤为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述，并首次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突出地位。其提出要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实现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在政府环境管理实践中，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是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核心。2015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新环保法，是党和政府与时俱进和对症下药的智慧结晶。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治理的决心。
事实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众对政府的施政能力要求更高，管理绩效成为衡量其政府形象的一项重要标准。在具体的环境管理中，政府为了发挥其职能，实现环境治理的目标，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这些政策和活动必在社会公众的舆论环境中留下痕迹，给公众留下某种印象，使其产生一定看法并做出相应评价。
然而，从现存的政府形象危机来看,环境管理不善、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屡屡成为社会的舆论热点。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如PX 化工厂建设项目就先后在厦门、宁波、昆明、成都、茂名等地引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在政府面临严峻的环境危机压力的同时，还要面临着社会的信任危机。从媒体曝光的多起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见，公众对环保部门的工作效果及其发布的信息，往往表现出很大的不信任。环境保护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福祉，保护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的环境管理形象对公民认知影响之深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环境危机加速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倘若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影响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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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回顾
近几十年来，地球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开始无法完全按照自身的固有的自然形态运行，并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渐渐积累的过程中，人类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寂静的春天》于 1962 年在美国问世时，这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书中说道：“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都经常提心吊胆怕某些原因可能恶化我们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
基于这样的担忧，对环境问题的研究由此开始。许多国家和机构都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如今，环境变化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人类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和政治研究相结合，作为政治学、环境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延伸。政府的管理行为是公众对政府形象最直观的感知，研究政府环境管理形象是环境传传播较有意义的切入点。通过跨学科的结合开展环境问题研究，更好地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出谋划策。
1.2.1. 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环境传播于 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于美国，其后随着环境研究学科的快速发展，在美国许多校园都开始设置正式的环境传播专业和学科。近年来，一系列环境研究方面的学术期刊的出现，如 2002 年发行的《应用环境教育和传播》以及 2007 年发行的《环境传播:自然和文化学刊》、《可持续传播国际学刊》等，都是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环境传播研究刊物。
国外对环境传播的研究比国内更加丰富和繁多，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搜索“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的文献有 2416 篇，这些文献主要是以环境研究、环境科学、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居多。而属于传播类别（communication）的文献就有 226 篇，主要是美国对此研究的学者和文献数量最多，其次是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研究。从文献年份来看，2006 年以前每年只有5-6 篇的相关文献发表，自 2007 年后传播类的环境传播文献多达每年 30-40 篇，可见环境传播研究领域日益受重视。
中国学界对环境传播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综观环保传播国内研究，对于专门研究环保传播的专著较少，而且这些专著基本上都针对的是中国的环保传播，如《绿媒体：中国环保传播研究》、《中国环保传播的公共性构建研究》、《环境传播》等。这些专著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介绍什么是环境传播、中国环境传播的状况、以及多种媒介如何开展环境传播等内容。而检索了中国知网数据库（包括期刊和学位论文）以“环保传播”或“环境传播”为主题的文章，从 1990 到 2014这二十三年间的文章共搜到 450 篇相关的论文，关于新闻与传媒学科的文献有17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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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环境传播对其形象的建构
环境问题源于人类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要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首先要从人类自身下手，开展环境传播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环境传播研究最早源于对环境新闻的分析，20 世纪 50-60 年代，世界环境公害事件不断发生，西方国家的一些记者开始报道环境公害的真相，同时拉开了环境传播的序幕。随着环境传播领域的发展，环境传播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解读环境新闻，各种形式的环境信息也成为探讨环境传播重要内容。
2.1.政府环境传播的基本理论
早期的环境传播研究，将重点放对“环境传播”的字面上的解读。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Luhmann,1989)在其著作《环境传播》中最早提出环境传播这一概念，“在他的理解中，环境传播核心要探讨的是联结环境安全与社会变革的符号解释行为和话语建构行为”。罗伯特·考克斯（Cox,2006）在其著作《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明确了对该领域研究的分类：“环境传播是一套构建公众对环境信息的接受与认知, 以及揭示人与自然之间内在关系的实用主义驱动模式和建构主义驱动式。” 他认为环境传播可以分为实用主义驱动模式（Pragmatic Vehicle）和建构主义驱动模式（Constitutive Vehicle），这也是环境传播基本的两个研究路径。中国学者刘涛（Liu,2011）进一步解释了罗伯特的观点：“就实用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旨在探索种种涉及环境议题和公共辩论的信息封装、传递、接受与反馈；就建构主义维度而言，环境传播强调借助特定的叙述、话语和修辞等表达方式，进一步建构或者表征环境问题背后所涉及的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和哲学命题。”学者王莉丽（Wang,2005）在中国率先提出这一概念的定义：“环境/环保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就是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信息传播。广义上指的是通过人际、群体、组织、大众传媒等各种媒体和渠道进行的传播活动。狭义是指通过大众传媒，对环境状况、环保危机、环保事件、环境文化、环境意识、环保决策、环保法制、环保产业、公众参与等环保相关的问题进行的信息传播。”该概念的提出将环境传播的范围进一步向外延伸。
在环境保护的事业中，相关利益方主要有四个：政府、企业、公众、民间环保机构，其在开展环境问题治理中缺一不可。学者洪大用（Hong，2006）认为：“在我国，由于政府体制、以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及民间环保力量的长期不足等原因，政府更是推动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以至于有学者用‘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来概括中国环保工作的特征。”由此总结，政府是环境信息的掌控者，是环保政策的制定者，更是公众环保行为的倡导者。政府作为环境管理的主体，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他们也更关注政府在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为，因而环境传播活动大多由政府相关环保部门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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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政府环境传播的内容分析：突出政府环境管理行为及绩效
2.2.1. 政府环境传播内容的分类
早期的政府传播活动，多以传统媒介（报纸、杂志、电视等）为载体开展，以单向传播（即主体向受众）为主。而在对信息化需求日益高涨的时代，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也促使传播载体由传统媒体扩展到与互联网并重的格局。如今，政府门户网站已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重要的信息传播互动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公共信息需求。本文选取广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官网（http://www.gzepb.gov.cn/zwgk/），对政府环境传播信息的分类进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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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构政府环境管理形象的意义 .............. 22
3.1. 政府环境管理对政府整体形象的影响 ................. 22
3.2. 政府环境管理对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 .................... 23
3.3. 政府环境管理对公众环保参与的影响 .................... 25
4 广州市民对政府环境管理形象的认知 ............... 27
4.1. 生态环境评价：广州环境现状仍然不容乐观 ...................... 28
4.2. 环境问题归因：政府管理缺失造成环境污染 ................ 29
4.3. 环保作用评价：公众对政府环境管理评价低 .................. 30
5 提升政府环境管理形象的启示 ..................... 42
5.1. 环境管理绩效是政府形象建构的关键因素 .............. 42
5.2. 融入非政治性的环境管理行为体共同参与 .......... 43
5.3. “价值信任”突显环保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44
5 提升政府环境管理形象的启示
通过论述政府环境传播建构的形象与公众对这种形象的认知发现，政府向公众传递的形象与公众自身对形象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政府倾向于通过正面宣传展示良好的政府形象，然而公众则对政府环境管理的现状仍感不满。这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传播者议程设置后的信息，同时也会以其亲身感受及经历为依据。生态环境与人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公众对环境问题治理的重视也源于这种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提升政府环境管理形象必须吸纳公众的反馈，赢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是建构良好政府形象的必要条件，这同时也能为更好开展政府环境传播提供参考。
5.1. 环境管理绩效是政府形象建构的关键因素
在实证分析中，广州市民最为关注的水质和空气污染污染程度仍然严重，因而公众将环境污染的原因归咎于政府，以及对政府开展环境管理工作评价排名偏后就不足为奇。相较于传播政府的环保项目或者环境查处，公众更倾向于了解环境现状是否得到改善。公众在政府环境传播中对其管理绩效的关注度最高，可见公众对政府环保作用的评价主要来自于政府的绩效。政府形象的根本依据取决于其实际表现,其公信力的提升需以良好的环境管理绩效为基础。尽管，广州市环保局十分重视宣传“环境现状有改善”的新闻，其官网传播的环境信息也引导公众做出“政府努力开展环境管理并富有成效”的评价，以求建构良好的政府环境管理看形象。然而，我们对此的感知更多来自于实际的环境状况，公众对周遭环境的亲身感受比政府的环境传播活动对其评价的影响更为显著。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要树立良好的环境管理形象就必须拿出亮眼的环保成绩。在公众的衡量标准中，结果比过程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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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政府传播活动对政府形象的建构总是通过相关议题的设置与展开实现的，无论是对政府工作表现的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还是政府工作绩效及社会发展成就的宣传，都体现了政府在环境传播中的议题设置功能。由于建构良好的环境管理形象是赢得公众认可和信任的重要途径，因而政府环境传播设置的议程用以引导公众对其形成正面的认知。
然而，环境现状不佳、污染归咎政府、环境管理不善等公众评价与政府传播的意图形成反差。人类是敏感的，我们有灵敏的触觉，有善于思考的头脑，致使我们很容易能察觉周遭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好坏深深地影响着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评价。这对政府形象传播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是考验政府管理能力和公关应对的关键时刻。
综上所述，政府环境管理形象仍有改善的空间，相关环保机构有效发挥保护环境的功能，不仅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现状，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对其自身信任度的增加。同时，政治机构也需要及时收集公众对其环境管理的反馈，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更有效地推动环保政策和社区环保工作。此外，组织公众参与环保活动，使他们更多地融入环境决策和环境监控活动之中，将有利于提升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政治信任度的提升，也会反向推动环境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从而增强政府环境管理的能力，改善环境现状。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二：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校刊及其新闻报道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缘起及价值
中国最早的校园报刊诞生于晚清时期,1897年长沙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新报》、北洋大学创办的校刊《北洋大学堂题录》及1903年东吴大学创办的《雁来红》是中国早期的一批校园报刊。民国时期的校园报刊迎来大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是其涌现的一个高峰期。1917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创刊,其栏目设置、编排方式、经营运作等为以后高校校刊提供了重耍借鉴。这一时期,校刊的新闻业务得到逐步的改善与提高,栏日相对固定,版面布局编排较为规范,附张、增刊和特刊开始有序出现;但另一方面,校园报刊出现"月刊"、"日刊"、"月报"、"日报"等多种称谓,"报"与"刊"未被严格区分,当时"校报"多被称为"校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高校纷纷迁入西南、西北地区,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大迁徙现象,产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新的大学形态,并随之诞生了一批新的校刊。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经历了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的演变,其校刊形式也历经《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的更迭。战时高校校刊是战时新闻报刊在高校教育中的一个缩影,与中国战时报刊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密不可分,是战时报刊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介形态,无论从采、写、编、发的出版机制上,还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报道内容上,校刊运作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律,与当时学校发展呈现出紧密的互动关系,承担起报道校内重大新闻事件、校园日常动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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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问题与界定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抗战时期的《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和《国立西北大学校刊》三份校刊,拟对校刊的编辑出版及新闻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具体分析传播环境、办刊宗旨、发行方式、传播者、传播类型、传播内容、编辑手法,研究在校刊的报道视野中呈现出怎样的校园生态,其报道内容与大众报纸及其他时期校刊的区别在哪里,校刊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中的地位如何,以及呈现出怎样的时代特色。
从校刊属性上看,本文将其界定为"校报"性质。本文根据魏国英、方延明、汤继强在《中国高校校报史略》中对民国时期"校报"的定义,即形式上高校为主要报道内容与发行范围,以学校师生为主要读者对象",内容上"具有新闻性,对学校工作和变化发展信息、对本校师生参与的活动给予相当报道",都可视为"今日成熟的校报形态"的"可贵探索"。据此,本文认为三刊虽名字中包含"校刊"二字,但实质上属于现代"校报"形态的维形,这也是本文对其新闻报道进行研究的依据。
从时间界定上,本文研究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校刊,将时间划定为1937年-1946年,对应刊期为1937年12月20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第1期,至1946年5月15日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22期,未与政治上的抗战时期1937年7月7月至1945年8月15日的界定相吻合,主要基于这样两个考虑:(1)从校刊出版周期来看,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校刊经历了从《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至《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的转变,刊斯也经历了从周刊、半月刊到月刊的转变。校刊对于反映学校变迁动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简单地1抗战的结束时间为判断依据。(2)从抗战对教育的影响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带给中国教育最直接的影响,是迫使京津、沿海学校内迁至西北、西南内陆地区,因此高校复员并得lil回原址重建,同样是抗日战争结束带给中国教育的直接影响。抗日战争虽结束于1937年8月,但直到1946年5月前后,内迁各大学才开始纷纷复员返回原籍,国立西北大学也于1946年6月由城固迁回西安,此后西安成为其永久校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对国立西北大学教育的影响,直接体现于1946年6月,对应校刊为《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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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西北大学校刊产生发展的传播环境
2.1社会背景
2.1.1时代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士兵失踪,挑起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快速増兵50万来华,除东H省早己被日本侵占外,华中、华南、浙东、闽东的大片国土迅速沦陷。1937年,天津、北平、张家曰、大同、太原、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济南相继沦陷;1938年,青岛、厦门、合肥、徐州、广州、武汉先后失守。抗战时期,沦陷区和大后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沦陷区内,日本实行烧杀淫掠,制造惨绝人賓的"南京大屠杀",对金融、农业、工矿肆意掠夺,还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然叛国投敌,1940年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西南、西北大后方则呈现出短暂的发展,战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使得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私;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通过发动人民深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大后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所建设。政治上,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确立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国策;经济上,通过増税、举债、増发纸币的方式筹划军费,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改善后方公路运输条件;文化上,狙建政治部第三厅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文协"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纷纷成立。但是另一方面,随着1939年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防共"方针,以及1941年国民政府制造"晓南事变",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加紧张,反映在教育文化领域,教育制度和出版制度审查也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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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抗战时期全国高校教育和校刊发展状况
抗战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资料表明,1938年8月底,我国的108所高校遭到战争破坏的有91所,25所高校不得不因战争而暂时停顿;受影响的教员达2000余人、学生20000余人,仅有战前学生数目的一半。为挽救和保留我国教育命脉,国民政府下令沿海和京津各地高校内迁,总计有98所高校迁移,其中前往西南、西北的高校共计52所,占内迁总数一半以上。艰难的内迁让各高校损失惨重,但毕竟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除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集结了大量内迁学校外,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学校也以自己的方式宣传抗日。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校刊发展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2.2.1国统区
抗战时期,重庆的沙坪坝、成都的华西坝、汉中的古路坝并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文化中心、"三项",如果再加上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屋明,这几个城市的高校及校刊发展状态,基本反映了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及校刊发展的整体面貌。
(1)昆明
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高校内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西迁至昆明,组成抗战时期最著名的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其存在时间为1938年5月至1946年5月。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就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等在内的大批人才。校刊方面,西南联大曾办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刊》,但目前己无从查找。而三个学校虽在抗战前己有创办校刊的历史,如北京大学1917年创办的《北京大学日刊》曾起到开创校报潮流、传播新思想的作用,南开大学校刊可追溯到1914年的《南开星期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创办于1928年。但是在1937-1946年高校复员前,三所大学所办的综合性校刊刊物已较难查找,著名的《清华学报》其性质也仅限于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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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校刊的编辑出版特点研究............22
3.1校刊概况...........22
3.1.1明晰的办刊宗旨..........22
3.1.2赠阅与订阅相结合的发行方式............24
3.1.3组织传播的活动类型.........25
第四章校内重大典礼新闻的内容分析...........49
4.1对典礼训话的再现报道............49
4.1.1关注校领导对本校办学思想的阐释..........49
4.1.2多角度报道战时教育训话............51
第五章抗战动员新闻的内容分析.......62
5.1抗日宣传与援助报道..........62
5.1.1传播本校的救亡动员活动...........62
5.1.2报道本校的社会援助实践..............64
第六章其他题材新闻的内容分析
6.1日常工作动态新闻
校刊中的日常工作动态新闻,除以短消息形式呈现的常规动态新闻外,在涉及到关乎学校发展的大事件时还采用通讯报道的方式,尤其以迁校、学潮报道为代表。但是这两件关乎学校发展的事件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来自于外界影响,历史意义明显:局者来自于内部变动,敏感性强,校刊的报道方式也因此有所差异。因此下文试图分析校刊面对不同性质事件时不同的报道框架。
框架原是认知也理学的概念,后被学者戈夫曼将其引入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提出了框架理论,并将框架分为"框限"和"架构"。后来学者根据出现语言的描述性或解释性特点,将新闻报道模式分为情节框架和议题框架。本文借鉴潘晓凌等人设计的研究报道内容的6个指标,即"主要事件"、"细节场景"、"后果"、"口头反应"、"评价"、"背景"，分析在迁校和学潮两件关乎学校发展的大事件中,相应的通讯报道对报道指标的不同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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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西北大学校刊的传播环境、办刊宗旨、发行方式、传播者、传播类型、传播内容、编辑手法进行考察,认为《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三份校刊具有如下特点;
一、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具脊地位。
抗战时期的高校校刊,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编辑出版与报道内容上,与以大众报纸为代表的其他类别的新闻报刊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特殊地位。同时,抗战时期的高校校刊是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极大丰富,是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为代表的抗战时期高校校刊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其编辑出版特点上,主要表现在把关者、办刊宗旨、发行方式与传播类型四个方面。(1)从把关者来看,区别于大众报纸的传播主体为获得经济利润的经营者身份,校刊的把关者为教育机构,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基本为校内教授。《西安临大校刊》及其后继的《西北联大校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主办者为京津"三校一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合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及后来发展演化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一开始具备雄厚的教育资本,并在抗战时期云集了包括黎锦熙、黄文弼等各领域著名学者,与西南联合大学同为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学联合体;校刊的主编者为出任秘书处处长(或教务处处长)的陈剑條、黎锦熙等国内著名的教育家,其深厚的教育思想及对教育的独特认知,保证了校刊在稿件选编上的把关质量;稳定的校内教授为主的作者群体,保证了校刊始终以关注校内教育教学动向为主。这种高校教育机构为把关者的传播形态,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大众报纸,也保证了校刊的内容水平。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三：“小人国”里的大思维——张以庆、张同道儿童题材纪录片陈述模式反思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原因及背景
1.1.1 选题原因
该选题的确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笔者本人对儿童题材的纪录片有着浓厚的兴趣。本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研究方向为电视纪录片方向，因此在学习期间接触了大量的纪录片及其相关理论，其中尤其对儿童题材的纪录片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在中国的儿童题材纪录片当中，不得不提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就是张以庆和张同道。两位大师在中国的纪录片界占有相当重的分量，特别是在儿童题材的纪录片当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屡获殊荣。然而他们二者从出身、教育背景，到从业经历都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也使得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手法有着很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二人用影像的方式，是否客观纪录了儿童的成长状态，揭示出儿童成长历程的真相？这是本人的研究兴趣所在。
第二，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对儿童成长状态的关注对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而言都是相通的，对于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讲究亲子观念、舐犊之情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我国在上个世纪的抗战胜利后经历了人口的骤然增长，到八十年代因为“计划生育”的国策又经历了人口的骤然紧缩，这种独特的国情也使得当下我国的儿童成长问题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透过儿童的成长状态和问题可以窥见成人社会的很多现象，用张以庆导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中国，你就看《幼儿园》就行了，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概括了。”因此，对儿童成长状态的研究是对当今社会，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反思。
第三，目前学界只有对张以庆或者张同道单人的系列作品和创作风格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是对他们具体的某部作品进行研究，缺乏将二者的作品以题材为标准划分,探讨其作品是否揭示了儿童成长的真相，怎样的真相的相关研究。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决定以本选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相关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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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1.2.1 研究意义
儿童题材纪录片中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儿童成长以及儿童教育，这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直是最大的课题和问题，关于这方面题材的纪录片的创作会成为将来一段时间中国纪录片不能回避的问题。张以庆和张同道是当下中国的两位最有代表性的儿童题材纪录片制作人，同时他们也分别代表了作为媒体的纪录片制作人和作为学者的纪录片制作人的创作视野，对于他们作品的文本状况及其传播状况进行梳理和研究对于我国纪录片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通过一个比较的方法对于他们儿童题材纪录片进行研究能够使我们对于这两位有代表意义的纪录片制作人的作品呈现状态和传播状态有一个更加明晰的认知，对于我国未来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1.2.2 研究目的
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以庆和张同道的儿童题材纪录片进行对比研究，来探讨这两个儿童题材纪录片大师在作品的创作风格和作品呈现等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以及是否真实客观的呈现儿童的成长状态，并挖掘其原因，从而对我国当下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呈现状态、创作情况和传播状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而为未来我国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提供启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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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张”人物及其儿童题材纪录片简介
2.1 张以庆个人简介
张以庆，生于 1954 年，工人出身，未接受过高等教育。1977 年，二十出头的他进入武汉手表厂当工人，这一当就是十年。在那个手表相当于第二套住房的年代里，修手表可算是个养家糊口的好手艺，但张以庆在厂子里却是个“不爱手艺爱文艺”的另类。他把很多时间都专注于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里，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诗歌、小说和曲艺作品。这整整十年的工人经历和看似无用的文化积累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制作人垫定了扎实的基础。
直到 1987 年，湖北电视台对外招聘，这时 33 岁的张以庆通过了考试顺利进入电视台工作，并成为一名电视纪录片编导。现如今，他已经成为湖北电视台纪录片独立制片人、高级记者、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他的纪录片作品更是在国内外载誉无数。
从业二十余载，张以庆从最初的一名电视行业的“门外汉”到如今中国首屈一指的纪录片大师，每一步都是他凭借自己的探索和思考走过来的。十年的工人生活让他有了更加深刻的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也让他对生活有着更加现实和独特的感悟。这也使得他在选材方面更加喜欢选取普通人、平凡人作为自己的拍摄对象。
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红地毯上的日记》（1990 年）；《起程，将远行》（1995 年）；《导演》（1996 年）；《舟舟的世界》（1997 年）；《英和白》（1999 年）；《幼儿园》（2004年）；《听禅》（2011 年）等。
对于拍摄纪录片，张以庆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坚持，“无用之用”和“过程之美”是他一直在强调的，他自己十年的工人经历和对文学的专注似乎为“无用之用”做了最好的注脚。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电视人，首先应当是一个审美的人，应当具备审美的敏感和能力，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美、捕捉美、欣赏美，才能进一步去创造美，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活力，更有后劲儿，否则就只是电视匠人。
张以庆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主张慢工出细活儿，并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从选材到拍摄再到剪辑，每一个环节他都十分苛刻。如果不是能够强烈的打动他，让他夜不能寐的选题他不会开拍，一旦开拍就必须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思路将它拍的满意为止。《红地毯上的日记》片长 15 分钟，拍摄时间用了三天半，准备的时间却长达三年；《舟舟的世界》片长 50 分钟，素材约 2100 分钟，前期采访了 6 个月，后期制作了 6 个月；《英和白》片长 50 分钟，文字记录有 10 万多字，前期采访了 14 个月，后期制作了 6 个月；《幼儿园》片长 50 分钟，素材达 5000 多分钟，场记所用的纸张有 5 斤左右重，前期采访了14 个月，后期制作了 6 个月；《听禅》片长 20 分钟，素材有 1020 分钟，前期采访了 3个月，后期制作了 1 个月，他曾经从凌晨三点听音乐直到中午十二点，只是为这部片子寻找到开篇部分那仅仅十秒钟的锣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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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以庆的儿童题材纪录片
2.2.1《红地毯上的日记（1990）
在 1990 年，也就是张以庆进入电视台的第三年，他拍摄了一部短片《红地毯上的日记》，这部片子成为他的成名之作。
起初，这部片子的创作初衷是想要表现跳水冠军伏明霞的生活，可是一群艺术体操队的孩子们走进了张以庆的视野，这群孩子们，在一年 365 天中，有 361 天都在刻苦训练，只为追寻心中那遥不可及的冠军梦，她们为国家体操事业甘愿付出青春和汗水的执着和坚定深深感染了张以庆，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
虽然那时刚刚入行的张以庆还不知道怎么拍，什么时候才能拍，但是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艺术体操队去，这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的观察让张以庆有了足够的积累，让他做好了随时可以开机的准备，他说：“我对光特别敏感，我一定要利用阳光，我就观察那些红地毯、窗格，哪个季节，哪一分钟，阳光照射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机器，什么时候能拍摄，所以我必须记住。不同的季节，阳光照射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整整三年，我可以说得特别精确，哪个季节的哪一天哪个时间，阳光会照射在红地毯的哪个地方，我都知道，所以哪天拍都没有关系。”
等到真正开机的时候，张以庆却有些倒霉，他只争取到了 400 元的经费和三天半的机器，而且那三天还很不巧的都是阴天，但是他坚信那三年的观察就是代价，但是它一定是值得的。
整部片子采用了自述体的形式，浓缩的记录下了这群在红地毯上拼搏的孩子们 5 天的生活，每天都是以字幕作为开始，如：“7 月 15 日：晴，气温：39 度，体重：35 公斤，饮水量：半瓶汽水，训练：12，bit，J。”人们通过这部短片看到了，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她们有着坚韧的意志，默默的为了艺术体操事业而献身，追寻自己心中的梦想。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每一个世界冠军的成长之路都是十分艰辛的，每一块奖牌都是用十余载的汗水浇铸的。体育界竞争的残酷和孩子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荡起观众内心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共鸣。
最终，这部只有 400 元经费，耗费了三年的时间观察，拍摄了三天半，凝结为 15分钟的记录片，为张以庆捧得了首届中国少儿电视“金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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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张”儿童题材纪录片陈述模式读解 .................. 13
3.1 “二张”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宏观解“构” ................. 13
3.1.1 陈述主体 ..................... 13
3.1.2 陈述风格 .............. 14
3.1.3 陈述结构 ............. 17
3.2 “二张”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微观解“析” .................. 21
3.2.1 擅用画面语言展开陈述的张以庆 ................ 21
3.2.2 多种音效语言辅助陈述的张同道 ........... 33
第四章 “和而不同”：张以庆、张同道 .............................. 36
陈述“儿童问题”的异同 ........................ 36
4.1“和”：对儿童成长现实问题的关注 .............. 36
4.2 “不同”：多层面陈述模式的比较 ............. 36
4.2.1 对儿童问题的呈现：碎片化 VS 故事化 .............. 36
4.2.2 对儿童问题的关怀：重情绪 VS 重成长 ............... 36
4.2.3 对儿童问题的解决：只问不答 VS 有问有答 ........................ 37
4.2.4 对儿童问题的反思：哲学反思 VS 制度反思 ........... 38
第五章 “审视社会”：陈述模式 ...................... 40
对社会现实“原真性”的干预 ....................... 40
5.1 “二张”儿童题材纪录片宝贵的文化功能 ..................... 40
5.1.1 纪录片的文化功能 ....................... 40
5.1.2 “二张”儿童题材纪录片的审视社会功能 ..................... 41
第五章 “审视社会”：陈述模式 对社会现实“原真性”的干预
5.1 “二张”儿童题材纪录片宝贵的文化功能
5.1.1 纪录片的文化功能
纪录片在文化功能的表现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这两种功能在纪录片当中一般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的传播目的、传播方式时二者所表现出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5.1.1.1 文化整合与交流
世界上有众多的国家和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孕育着自己的独特文化。纪录片作为一个国家的相册，必然成为文化的载体，它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功能就是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来让人们在文化层面上达到某种共识，促进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由于传播目的和传播方式的不同，文化教育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两种：文化整合和文化交流。一般在纪录片的传播当中，这两种形式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侧重点有所区别。
文化整合是指要建立起来一种文化共识，以期减少各种文化对抗和文化矛盾，这种纪录片其背后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往往传达一种国家意志，为了建立文化的同一性，以教化和灌输的方式来对受众施加影响。在过去，几乎每个国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纪录片传播方式大行其道，纪录片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主流意识的重要载体。虽然在表现方式上比较生硬，但是也曾起到过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让受众产生较强的民族使命感和认同感。但是，随着多元语境的迅速发展，这种文化整合的方式在传播中愈加困难，传播效果上也大打折扣，文化整合的功能日益淡化，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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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儿童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回避并且十分重视的问题。对儿童的关注，就是对整个民族未来的关注。在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不断博兴的今天，用纪录片的影像方式去关照儿童的现实问题的纪录片已经显得弥足珍贵。纪录片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传播效力及社会功能有待在儿童问题上被强化与利用。张以庆、张同道是在这一问题上的先行者，二者关于儿童题材的系列作品在儿童成长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认为，“二张”在陈述模式上存在着主体、风格、结构的不同，具体为：在陈述主体的选择上，张以庆更具多样化，而张同道主要是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为主；在陈述风格上，张以庆更加突出人类学和哲学的视角，在影片中有着强烈的编导主观意识的渗透，而张同道则偏重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在片中有同被拍摄对象的直接互动；在陈述结构上，张以庆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开篇点题方式、强调碎片化和陌生化的叙事手法、为影片陈述的展开铺陈叙事线索，而张同道则强化了陈述的故事性和连续性，同时力求能够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呈现儿童的生活状态。二者在纪录片画面与音效利用上也各有所偏重，具体为：张以庆更加擅长用画面语言来展开陈述，在对光线和色彩的运用、镜头语言的使用、画面构图的表达、镜头组接和蒙太奇的使用方面独具匠心。而张同道则更加侧重于运用多种音效语言来辅助陈述，用多种音乐和诗歌来传达情感。经过对二者陈述模式的研究和反思，笔者认为，“二张”在对待“儿童问题”时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其不同表现在：在儿童问题的呈现方式上，张以庆具有碎片化的特点，而张同道则更具故事性特征；张以庆在片中更注重儿童的情绪线索，而张同道则更加注重成长线索；二者都呈现出儿童成长状态当中的问题，但是张以庆只是提出问题，让受众自己思考，而张同道在呈现问题的同时也侧重于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对问题的反思上，张以庆更具哲学视角，而张同道更侧重于对当下我国教育制度的思考。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四：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对我国农民形象建构研究
一、农民形象概述
（一）形象及农民形象
1.形象的涵义及认知
说到“形象”,首先是一种视觉感受，例如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好，就是说他长相、身材、穿衣打扮等方面比较好，具有直观性和主观性。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得知，对“形象”的界定是：能引起人的思维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文艺作品中创造出的生动具体的、激起人们思想感情的生活图景。
‘形象’一开始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真实的(就像在图画或照片中),或是设想的(就像在文学或是音乐中)。如今一般指为了吸引公众，不复制现实,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着其中包含某种虚妄,致使现实无法与形象完全一致。”
据此，我们可以进行判断，“形象”是可以被“表述”或“创造”的，这种“表述”或“创造”既可以依据“实际”，也可以凭借“想象”，所以形象有一定的虚假性。日常生活中，由于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或者其它限制因素，我们感知某一群体的形象常常是通过媒介对这一群体的形象建构，媒介成为形象的“加工厂”。
2.农民及农民形象的界定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农民”这一概念的界定还没有达成统一。有人认为农民是拥有农村户口的人；也有人认为农民是居住在农村的人；还有人认为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等。各种各样给农民群体下的定义，有从户籍角度归纳的，有从职业角度进行的。
《辞海》上的农民定义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包括农奴和农业工人）”。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一词的涵义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狭义的农民定义显然已不符合我国国情，与中国农民的实际生存状态有很大不同。“三农”的提出使“农民”的传统意义被改变，于是有人认为，“凡是长期居住在乡村社区的农村人口或持有农村户籍的人口，不论年龄、职业分工不同，都被称为农民。”三农问题的专家艾君也赞同“农民已从曾经我们所谓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转变为‘所有持有农业户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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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形象的多视角概述
一个社会人有他的多面性，农民群体也拥有不同种类的形象，如“传统形象”、“自然形象”、“社会形象”、“地域形象”等。媒介对农民形象的建构与受众对农民的认知紧密联系，影响着农民的社会形象及其对自我形象的认知。
1.传统的农民形象
一说到农民，头脑里最先浮现的便是这样几句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也会想到罗中立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图 1-1）。油画呈现的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他有着黝黑的皮肤、充满皱纹饱经沧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瘦弱的身躯显出生活的艰辛。
“土里土气”、“没见过世面”、“小气抠门”，这些典型的农民特质已经根深蒂固在人们心中，人们试图为农民贴上各种“标签”。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理念里，农民并不只是一种职业，还代表一种身份地位，也代表一种活着的状态。那些自己当老板的农民企业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在村里看病行医的“赤脚医生”、在村里教学的“乡村老师”等，这些农民都被从农民队伍里剥离了出来，因为他们没有直接从事耕种活动。换个说法，农民在大众心里是被产生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限定在乡村里的，他们没有城镇的合法居住权，国家保障体制也不囊括他们，他们是属于制度外的群体。
“人们在了解一个活动开端之前, 都带有某种按照生活经验而产生的内心的期望,都会不自觉地提前设定了要了解的对象应该具有的面貌。这种预定事物格局的心理定势十分顽强, 它经常把理解的车轮偏向理解者自身所期望到达的目的地。因为有内心预设要素的侵扰,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看法经常很难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或者说明了些, 人们看到的东西都是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李普曼也认为，“我们倾向于用我们已有的文化形式来感受外面的世界。”因此，媒介对农民群体形象的建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心目中对农民群体形象的理解与表现。
以上现象都可以用传播学中的一个名词来解释，即“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将各种形象组织成一些固定和简单的分类,并用来代表所有人的方法”，它常伴有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及喜好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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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农民形象的途径
（一）央视七套农业栏目概述
1.农业电视栏目界定
农业电视栏目以“三农”为报道对象，以传播与“三农”有关的资讯为主要内容，关注“三农”动态，是农业信息发布的平台。目前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仍然很大，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所制作播出的农业电视栏目又是进行农业传播的重要承载物,对各类农业信息的报道，有助于农民知识的增长及观念的转变、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满足农民文化娱乐的需求、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对“三农”的帮助作用极大。
1958 年，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在开播时就播出了农业节目《到农村去》；八十年代初，央视二套与农业部合作,制作播出了《农业教育与科技》栏目。以央视七套农业栏目为先导,吉林、河北、河南等各级电视台也相继开播农业电视栏目，内容涉及致富经、农民风采、农村变化等，形式也丰富起来。
2.央视七套农业栏目概述
1995 年底，中央电视台七套“少儿·军事·农业”频道开播，2001 年改版为“军事·农业”频道。央视七套农业栏目是提供对农电视服务的蓝本，具有信息量大、权威性高等特点，逐步成为了我国最具影响力、代表性的农业节目综合频道。央视七套的各个农业节目由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负责制作，隶属于农业部，是集农业影、视、录于一体的事业单位,相比其他农业电视栏目更有天然优势，不仅与农业部联系最多，而且与农业相关的院校、科研机构、农企等联系也较多”。央视七套的农业栏目处于全国农业电视栏目的基础和“领头羊”地位，在全国有线电视网络的铺设下，可接收到“CCTV-7”军事·农业频道的人数越来越多。2008 年，“CCTV 一 7”年平均收视份额已为 1.64%（表2-1）。目前其农业节目每天播出八小时，有十三个在播的农业栏目（表 2-2）。这些农业栏目可以在其合作的农视网（http://www.ntv.cn）上了解相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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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农民形象的途径
1.央视七套农业栏目的前期定位与后期包装
（1）前期定位
电视栏目对某一媒介形象的建构首先是在栏目定位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栏目的前期定位是栏目建构形象能否取得成功的基石，栏目只有定位明确，内容、形式、风格忠于定位，才有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栏目。从全局上看，央视七套农业栏目的总定位如下：栏目理念定位:关注“三农”问题，以宣传“三农”为己任,新闻报道的主角要突出农民。
栏目宗旨定位:始终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
栏目内容定位:内容是栏目的关键,央视七套农业栏目整合各种农业信息资源,传递农业政策、经济和科技信息，向广大农民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普及先进的生产技术，联通城乡生活,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和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栏目类型定位:新闻资讯、纪录片、专题报道、户外访谈、综艺益智、影视情景剧等。
栏目风格定位:语言表达的通俗化、发布讯息的实用化、形式的轻松娱乐化、传播效果的大众化。
从微观上看，以《乡村大世界》栏目为例。《乡村大世界》是央视七套农业栏目中的王牌，是一档面向“三农”的大型综艺栏目，每期节目都成功建构了一些农民形象。栏目以“让全国农民乐起来，帮一方水土富起来”为主旨，一直保持让文化走进农村、走进农民，一直保持走群众路线，一直致力于发掘中国农村、农民蹈厉自强、生生不息的美好品质。在全国综艺节目中开创性地深入县市乡村，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 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当地具有特色的物产、节日、文化、旅游等。在展示当地农民风采及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为无数农民演艺草根、民间绝技绝活高手实现了艺术人生之梦。它的收视率一直排名央视七套前列，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好评度和影响力，将地方的经济文化生活在电视栏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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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的现代农民形象...................37
（一）农村劳模——致富增收有办法................37
（二）村官——亲民为民..................39
（三）农村“牛人”——风采堪比明星...................40
（四）“农民工”——城市生活不容易..................42
（五）新型农民——与时俱进求创新................43
四、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在建构农民形象过程中的优点与不足.....................46
（一）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在建构农民形象过程中的优点........................46
1.涉及面广，报道面宽........................46
2.实时反映农民形象的变化......................48
3.报道趋向人性化...............49
五、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农民新形象的对策及思考..............61
（一）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农民新形象的对策..............61
1.记者深入农村，发觉更多节目素材............61
2.加强创新，精心编排节目....................62
3.准确把握各议题报道量，传播多样优秀农民形象.................62
五、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农民新形象的对策及思考
建构全面、客观、真实、准确的农民形象是新闻媒介的责任，同时通过对其行为的研究，也能找出一些在农民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得”与“失”。针对做得好的地方，一方面可以继续保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别的媒介提供借鉴；针对做得不足的地方，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利用有限的传播资源，提高“三农”报道的质量尤其是对农民的报道，用新闻媒介的力量促使“三农”问题加速解决。前文分析了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在建构农民形象过程中的行为，有必要针对农民形象建构的不足之处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对策，这也正是本文的用意所在。
（一）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建构农民新形象的对策
1.记者深入农村，发觉更多节目素材
央视七套农业栏目的节目播放重复率高或是题材雷同，在某种程度上是节目可报道素材少的一个表现。素材少，没有内容可进行报道，所以制作的节目数量就少。针对这一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执行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记者在工作方法上多深入农村，贴近农民的生活，用自己的眼睛去发觉更多的素材，用自己的脚去跑出更多的素材，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到更多的素材。当然，这也要求记者不断提升自己，具备专业的内在素质和强硬的外在素质。
我们都知道，在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大部分是城市人，城乡二元结构让记者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一些隔阂。与农民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对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想法都不了解，记者就难以挖掘出可报道的素材，更不用说好的新闻素材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强大，农民的经济自主权紧握在手中；再加上国家给农民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农民受教育的增多以及现代交通通讯的发达，如今的农民早已今非昔比，他们身上可报道的点不仅增多且也不同往日，但是有些时候媒体的报道却缺乏看点及新意，这就需要记者多深入农村，深入到农民中间去。相信在对农村深入调查、与农民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可报道的新闻素材会层出不穷，而且一定是农民确确实实面临的棘手的问题，符合农民的心里需求。只有走进农民的心坎儿，才能引起农民的关注，聆听最真实的农民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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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电视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提供娱乐并为那些实际上被社会其他人所忽视的大量人群的存在提供意义。”长久以来，农民作为全面实现我国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却在社会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得不到充分地利用。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在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下，传统的农民正向新型农民迈进，与时俱进地更新我们曾认知的旧农民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首先对当前建构农民形象的背景与意义进行概述，并分别阐述了传统的农民形象、农民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以及真实的农民形象构成，让读者在整体上对农民形象有一个了解。通过对央视七套农业栏目的分析，包括其前期定位与后期包装，找到了其建构农民形象的途径，并具体描绘了其建构的几种具体农民形象，包括“致富增收有办法”的农村劳模形象、“亲民为民”的村官形象、“风采堪比明星”的农村“牛人”形象、“城市生活不容易”的“农民工”形象以及“与时俱进求创新”的新型农民形象。在分析传统的农民形象、农民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以及真实的农民形象构成的基础上，找到了央视七套农业栏目在建构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存在着不足。最后，本文根据这些不足提出了一些对策及思考，为农业栏目以后建构农民形象提供了参考。
我国农业基础还不牢固，目前暂不能完全与经济社会的繁荣及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相匹配，依然需要严谨仔细地面对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继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放，努力推进农村的社会事业，尽快走出城乡二元结构。而这一切，不仅需要国家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植，需要城市人给予“三农”更多的关注目光，需要农民自己的自强不息，也需要央视七套农业栏目这个最权威的电视媒体平台的紧密配合——坚持以农为本，及时报道、解读利农政策，传播最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建构积极的形象号召农民进行学习，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监测“三农”问题的现状，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推动农民迈向现代化。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五：世界杯足球赛的媒介仪式研究——以央视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电视传播为例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缘由
足球运动一直以其开展最广、影响最大、最具魅力等特点,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在体育迷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五大联赛、洲际杯足球赛,再到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赛,任何比赛都能够激起世界球迷的狂热。尤其是作为足球赛事中拥有最高荣誉、最高规格、最高竞技水平和最高知名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一直都被视为世界球迷狂欢的节日。
世界杯期间,人们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第一时间关注比赛动态、获取比赛信息。20世纪50年代以前,赛事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报纸和广播,而电视媒介崛起后,电视很快成为对世界杯赛事实况转播的主要媒介。电视转播带来的便利是不可_的,那些原本因时空限制或因门票高昂而无法在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都有了平等分享比赛的权利。如今因为电视家庭普及率较高、收视费用较低、电视转播效果越来越好、收看时间不受限制等有利因素,通过电视观看足球比赛已经成为了广大球迷的首选。据国际足联统计,2014年巴西世界杯收视率再创新高:ESPN、ESPN2、ABC前32场小组赛的平均收视率达到了430万,较上一届南非世界杯上涨了近50%。有近4300万观众观看了巴西和克罗地亚的世界杯首战,电视直播收视率达到1.29%,成为2014年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转播赛事。
在英国,英格兰和意大利的比赛吸引了超过1400万观众锁定BBC,即使在热衷篮球的美国、喜欢曲棍球的澳大利亚,每当有本国球队参加的比赛,也能把成百数千万的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据WatchESPN统计,世界杯小组赛中美国队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在美国创下收视新高一观看比赛人数达到170万,这一数字甚至超越了此前由第48届超级碗(S叩erBowl)比赛创下的收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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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框架
本文是对世界杯电视转播的媒介仪式研宄,一个典型的媒介仪式应具备媒介事件的干扰性(非常规性)、盛大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
首先,世界杯足球赛四年才举办一次,时间跨度之久体现了其播出的不寻常、非常规性,同时作为足球的狂欢,人们已经不是抱着寻常的心态来看待世界杯,而是当作节日一般的看待它。而节日的来临,意味着人们可以暂时抛掉工作,抛掉烦恼,打破日常作息,怀着对待节日一样放松心情来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这也是人们参与心态的非常规性。
其次,世界杯的盛大性体现在它具有不可比拟的公共参与性。世界杯作为足球运动最高的竞技场,一直都是各种体育迷们关注的对象。据国际足联调查,世界杯收视率逐届走高,在美国甚至超过了NBA总决赛和超级碗(SuperBowl)总决赛的收视率,这在以篮球和橄榄球为主要运动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范围之大高。世界杯期间,连酒吧、广场都满是身着各队球衣看球的球迷,虽然不同机构的调查数据存一定差异,但总体来看明显领先于其它体育项目比赛的收视率。美国著名的体育电视网ESPN统计了美国历年重大体育赛事的网络观看情况,数据显示,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网络上的总收视时长达到2040万小时,而赛程进行过半的巴西世界杯,目前的收视时长已达到3000万小时。因此世界杯的广泛参与度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对于世界杯这种举世瞩目的大型赛事而言,其传播范围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地,通过电视的直播它可以瞬时到达全球数以亿计的观众面前。当人们在电视机前看球评球时,比起在家里,更像是恍惚间到了球馆里,找到了“共同在场”的感觉。当电视播放世界杯比赛时,播出的时间是相同的,播出的内容也是相同的,分散在各个电视机屏幕前的观众仿佛置身于同一个场景,只是原本独立的个体,由电视直播的牵引,成为了没有边界的整体,电视将大家置于了同情同景,仿佛是连在一起的集体,真正做到了“天涯共此时”。
可以看出,世界杯符合典型的媒介仪式特征。所以为了探究世界杯高收视率背后的文化传播原因,本文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为例,结合媒介仪式传播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世界杯的仪式传播特征及仪式传播意义,论证电视直播如何将世界杯开幕式仪式化的呈现在观众面前,并论证它所具有的传播价值及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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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媒介仪式及世界杯媒介仪式传播
2.1媒介仪式
学术界认为最早提出仪式传播思想的应该是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于1959年在《无声的语言》中提出的传播的文化研宄取向。但不可否认,真正将传播仪式观发扬光大的还是詹姆斯凯瑞。凯瑞对于传播学最大的贡献可能要数他通过汲取美国传播学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观点及理论成果,将传播研宄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从而利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来倡导传播的文化取向。而其思想成果主要就体现在凯瑞于20世纪70年代分别在他的两篇论文《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和《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中提出的“传播仪式观”。
传播的仪式观无疑大大冲击了当时在美国传播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思想一一传播的传递观。在凯瑞看来,传递观来源于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因为在电报发明之前,运输和传播用的是同一个词“transportation”,即使当时印刷技术后期变得非常便捷了,但是对于任何信息的扩散都需要通过运输的方式才得以实现,信息仿佛就是和运输工具绑在一起,所以,即时后来电报的发明终结了这种捆绑的关系,信息得以摆脱距离的束缚,即时性的进行传播,但并没有改变这种隐喻。人们仍然认为传播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因此,传播学自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传播的传递观,以施拉姆认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研究偏向为标志。
詹姆斯凯瑞另取视角,他汲取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结合英尼斯的媒体技术文化理论,将其应用于传播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他从宗教入手,借用仪式的概念来定义传播观念,他认为宗教观里,仪式的作用并不是为了起到说教、教会的作用,而是为了强调人们为共同信仰而聚在一起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传播的传递观强调传出去的信息的多少、被如何接收、效果如何等,但仪式观视角下的传播可能没有传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通过人们的分享、沟通,彼此世界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巩固,内心戏剧性的得到了满足,因此这种分享信息的凝聚力使社会秩序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传播仪式观的提出不仅跟凯瑞天主教徒的身份有关(天主教是一个很信奉仪式的宗教),还与他读博士期间,导师杰金森向他推荐的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杜威的书籍有很大关系。凯瑞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划分都是源于杜威关于“传递”和“传播”的看似矛盾的评价。他认为杜威所说的“传递”其实就是传播的传递观,倾向于信息的传递,而“传播”就是传播的仪式观,倾向于信息对社会的维系。凯瑞将芝加哥学派思想作为了传播仪式观的源头,所以研究起点决定研究路径,凯瑞主张历史的、阐释的、经验的研宄方法,他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远不只是创造符号以期反映现实,而是把人类现实视为符号建构的现实,又是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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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世界杯电视转播发展状况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上世纪90年代,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其最高级别且最大规模的赛事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却在规模和收益上都无法和奥运会相提并论。首届世界杯于1930年在南美国家乌拉圭举行,一共有13个国家参加,球队都是受东道国的邀请参赛。受当时媒介条件的限制,从第一届到第四届,关于世界杯赛事的传播都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实现的。直到1954年,适逢设在瑞士苏黎世的国际足联成立50年庆典,所以瑞士成为了当年世界杯的举办地。但是对于这届世界杯而言,周年庆典并不是最吸引人的点,最吸引人的在于电视被首次运用于第五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转播。
电视和足球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以法国为例,1950年时,法国国内总共只有不到4000台电视机,但因为法国广播电视公司(RTF)在1952年10月要转播法德足球赛,所以当年比赛前,法国一下子就出售了1000台电视机。“电视选择了发展足球事业也并不是偶然的。足球与电视有着天然的默契,电视与足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视与足球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电视与足球的联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也许是看到了法德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市场和前景,在两年后,也就是1954年在瑞士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杯赛上,电视第一次介入了世界杯足球转播,只是转播范围仅仅局限于欧洲。到了1962年,通讯卫星“晨鸟”发射升空,这是美国专门为实况转播体育比赛而发射的通讯卫星。“晨鸟”的发射为足球赛事的转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那以后,美国电视开始大量转播欧洲的足球比赛,足球转播进入了新纪元,也带来了无限的观众和商机。于是1970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足联选择了先进的卫星转播设备,将赛事图像传送全球。美国广播公司(ABC)看准时机,抓住卫星转播的优越性,在1964年制作并播出了足球节目一一《星期一晚间足球》,节目一经播出,大受欢迎。在90年代之前,英国BBC和独立电视台通过欧洲广播联盟将世界杯赛事传送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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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世界杯足球赛电视传播的仪式化呈现............18
3.1体育赛事及电视媒介自身的仪式性.............18
3.1.1体育赛事的仪式性............18
3.1.2电视媒介的仪式性............19
3.2世界杯电视转播中的象征符号展现...........20
3.2.1巴西世界杯开幕式的符号分类...........21
3.2.2巴西世界杯开幕式的符号象征意义............24
第四章世界杯媒介仪式的传播意义...........35
4.1国家层面的传播意义............35
4.1.1国家形象的提升..........35
4.1.2民族凝聚力的提升..........37
4.1.3普世价值的宣传.............37
第四章世界杯媒介仪式的传播意义
从电视媒介对世界杯仪式化呈现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在电视媒介符号的引领下,观众很容易就踏进了由电视媒介一手打造的世界杯“仪式空间”。那么电视为何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观众又或者观众为什么在媒介仪式的引领下,更容易产生对世界杯的观看需求媒介事件的仪式化传播效果有多广、传播意义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对世界杯媒介仪式的传播意义建构进行探究。
4.1国家层面的传播意义
4.1.1国家形象的提升
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总体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在现如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软实力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以从一个方面体现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
在信息化发展如此迅猛的今天,电视媒介是了解国家形象的最快、最有效的途径。例如,中国在2011年制作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反复播出,正是通过宣传国家软实力以提升国际地位的一种方式。媒介通过新闻报道、媒体评论、纪录片宣传片等的播放,以信息流动塑造着一个国家的外部形象,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对他国的印象也大多都来自于电视等主流媒介。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决定其国家地位。因此,各个国家都开始努力寻求借助媒介更好地塑造本国形象。
媒介事件在国家形象的宣传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简单而日常的事情不会成为媒介事件,媒介事件的脚本往往是大型的、重要的、能够引其世界范围内关注的大事件,因为这种事件具有的“垄断性”是其他传播活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根据瓦加斯基金会报告:“赛事的成功可以给国家形象带来积极影响,在今后很多年内都可以受益。良好的形象将带来旅游业的增长、外国投资增加、国际上更大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等。”对于全球性媒介事件来说,改变固有认知与态度,对一国国家形象来说具有的重大意义。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巴西和中国一样,经常因为外媒的报道而遭到“误解”与“不屑”。在国际传播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对的话语权。因此,巴西常常是在全球传播中被忽略的那一部分国家之一,仅有的新闻也多半围绕着巴西的负面消息进行,所以,这些媒体报道常常使巴西国家形象蒙受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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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2014年巴西世界杯电视转播为例,以传播的仪式观视角为切入点,试图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世界杯电视转播中媒介仪式的传播意义。通过对电视媒介在世界杯转播中运用的仪式化呈现手法的分析,探寻电视媒介仪式视域下世界杯的传播意义。
在分析电视媒介是如何对世界杯转播进行仪式化呈现时,本文借鉴了寇德瑞关于媒介仪式的三个类型的划分: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媒介报道的仪式性内容以及媒介报道该内容时的仪式化方式。受此思路启发,本文将世界杯电视转播的仪式化呈现按以下三大板块、五小节进行梳理:体育赛事及电视媒介自身的仪式性(媒介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世界杯开幕式中象征符号的展现(媒介报道的仪式性内容)、世界杯电视转播对仪式时空的塑造、世界杯电视报道的仪式氛围塑造与世界杯转播的仪式化叙事方式(媒介报道该内容时的仪式化方式)
接着本文从三个层面深入探究了世界杯通过电视媒介的仪式化呈现后,所产生的独特的传播意义。这三个层面分别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国家层面旳传播意义从宏观探讨世界杯电视转播作为全球范围的媒介仪式,如何在国家形象地位的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和普世价值的宣传上发挥重大作用的;而社会层面的传播意义更看重媒介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如社会及文化认同感的加强、社会平等性的体验和集体记忆的强化;在微观的个人层面上,研究偏向受众身为媒介仪式参与者,如何通过接受仪式性信息达到个人情感的宣池以及戏剧化的参与满足感,共享关于偶像与足球的信仰。
本文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文中引用数据虽然均来自国际足联、巴西政府或者国内相关研究机构,但使用时缺乏比较数据,所以难逃“一家之辞”的遞她;其次在文献梳理中,本文仅选取国内学者关于“媒介仪式”的定义和案例研究,没有考察国外目前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倾向,所以本文的适用范围就相对受到限制。虽然存在一定局限,但仍希望通过本文的研宄,为日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传播意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六：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内容制作与传播渠道创新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近年来,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格局,传统媒体被边缘化,并且出现了主流媒体无法有效传播主流声音的问题。我国各大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被新媒体削弱和消耗。为应对网络传播与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持续冲击,尽管传统媒体出于生产和发展需求先后步入独立的“信息技术转型”、“跨信息化”“全媒体化”的征途,开始应势而变与新兴媒体进行融合与互动。然而,媒介之间的融合不是单独依赖网络将数字化的信息汇聚在特定的网站之中,也并非创立几个手机报、网络广播、网络视频等媒体形态,而是跟随信息技术的提高与人们信息需要的变换,在信息汇聚方式、信息沟通方法、信息运用手段方面持续完善、不断创新、寻求优化的变革过程。而在此变革过程中所形成的融合新闻也并不是单纯地合并不同媒介的信息,而是根据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有效地整合新闻信息,以便呈现出多媒体性、互动性,为用户的个性化新闻信息选择提供更加充裕的空间。
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入,我国媒体也碰到了诸如行业壁皇、资源重叠、互相内耗、产权不清等难题与挫折。为顺应媒介发展的历史潮流,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以及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入合作和进步,进而塑造多样化的、立体式的、合作共贏的现代传播体系。显而易见,这些意见和言论无疑代表着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国家层面的意志,因此在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媒介融合更为深入地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带给新闻传播界机遇和挑战。
而对传统新闻内容与形态、新闻生产流程、报道方式与传播方式等核心要素进行改革与创新,尤其成为当下媒体融合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作为媒介融合理念内化于新闻传播实践的重要产物——融合新闻将成为记者报道新闻所釆取的主要形式。媒介融合给新闻活动带来的深刻变革通过融合新闻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针对不同媒介相互交融而导致的传统新闻活动从内容生产、产品形态、报道方式等层面具体变革的相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亦可看作是对融合行为形成和发展方向的探索。此外,笔者还将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叙事以及传播的相关策略,从而给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在国内的发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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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首先,本选题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虽然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定义尚未明确,更未形成实践性较强的模式以及媒介融合理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媒介融合使新闻活动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新闻生产与传播模式必须进行新一轮的整合与重构,而这已成为目前国内外新闻学界一个热门的理论研究课题。此外,相对于定义模糊、不一的媒介融合,融合新闻的理论研究脉络则更清晰。有学者认为,融合新闻是由新闻应用视角探索并研究媒介融合的未来发展问题而得出的成果。
其次,本选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媒介融合及融合新闻是新闻业界发展的新走向。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媒介融合能够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生产的多样化融合新闻产品再次借助多媒体方式进行“浅”表达,以便吸引更多的受众,从而为新闻媒体提升竞争能力,而这类竞争能力同样能够推动新闻业界的深入融合。此外,媒介融合的多样化倾向对媒介领域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媒介产业与其它产业的跨领域融合能够让其组织构造和生产流程产生极大的变动,能够强化媒介影响力,让媒介经济良好增长,媒介集团达成规模经济。而通过探讨融合新闻在新闻生产、叙事以及传播方面的策略,可以在内容和渠道上为媒介融合更好的的发展归纳出好的方法,提供供业界参考的手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最后,本选题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2014年被中国新闻界称为“媒介融合元年”。这一年,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要通过媒体融合发展,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优势为一体,着力打造一大批具有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以便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为经济发展与民族复兴提供一个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因此,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活动的变革进行深入分析,在内容与渠道上对融合新闻叙事和传播策略进行探讨,很有必要,也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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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融合新闻的现实基础——媒介融合实践发展概况
2.1西方国家媒介融合实践
有些学者认为,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媒介融合就已经开始出现。1996年贝塔斯曼集团参与成立了德国第二大网络供应商公司(MediaWays);1999年维亚康姆公司以350亿美元的价格兼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00年,美国在线以高价成功收购时代华纳,成立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这意味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就此问世。但不难发现,当时这些所谓的“媒介融合”还只是简单的收购与兼并,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融合。
而新世纪后,在数字技术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随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与普及,以“媒介融合”为名义的各种新闻实践活动也逐步活跃起来。而最早将这一“新闻学上的假设”付诸于实验的,就是著名的“坦帕融合”。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建造了一座巨大、豪华的传媒大厦,并在此设立了新闻总编辑,统管旗下的坦帕论云报、网站TamPaBayOnline、电视台WFLA-TV的所有新闻报道,使三类媒介在新闻采编方面实现联合采访,记者可以在不同媒体之间“自由切换。与此同时,美国论坛公司也将其在同一个地区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站作为基础,构造“融合新闻”平台。2004年,美国甘奈特集团宣布将设立“信息中心”以全面取代新闻编辑室,其目的是实现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跨平台更新和发布新闻和信息,让原来只能在报纸上获得信息的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在任意平台上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BBC在2007年左右创建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将电视、网站编辑部、广播等根据其生产流程进行了详细、明确地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划分模式。使得可以实现一个编辑部负责突发新闻,另一个则主攻特写和进一步的深度报道。而《每日电讯报》网站编辑与报纸编辑在一起工作,它们不仅办报纸,同时也做网站、视频等内容,真正实现了报纸、网站、短信联合工作、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模式。美国《华盛顿邮报》简化部门设置,强化编辑记者跨部门、跨平台工作能力。报社整合原来分散的资源,成立统一编辑部,编辑部的任务就是专门向新闻生产部门提供编辑制作服务,而且要时刻注意稿件在不同媒介刊登时选择不同的样式。很明显这些媒体实施了全面的融合,即在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内容生产、办公场所、薪酬待遇等方面都实现了一体化。此外,为融合编辑部开发的名为Methode的跨媒体运行系统正被欧美一些报纸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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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内媒介融合实践
最早在1995年,由教育部主管的《神州学人》杂志开始创办该杂志的网络版。不久,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建立起新闻网站,开通网络版报纸以供读者阅读。1997年《人民日报》每天用中文发布其电子版。其电子版就是将《人民日报》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拷贝到互联网上。报纸上有什么,网上就有什么,媒体形式仅限于文字和图片。在这种融合实践的过程中,报纸依然在内容上占据主导地位,而网站仅属于报纸的附属品。很多报纸在与网站融合的过程中,错误地认为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新闻信息的发布就是报纸的数字化。
在这个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当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强大的冲击之时,传统的媒介形式由于过于单一,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因此,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融合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2000年北京电视台等9家媒体共同成立开发新闻网站“千龙网”,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14家媒体创办了“东方网”,实现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内容在网站平台上的共享。自此后,报网互动、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而此阶段也被成为传统媒体网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新闻网站的内容相对于报纸网络来说要更加丰富,更加能吸引受众,编辑们通过融入自己的思考与观点提升新闻网站内容的深度与广度,而报纸与之相比则处于下风。2004年《河南日报》率先从内容互动层面强力推动“报网互动”,其在报业网上推出《焦点网谈》栏目,针对网上的热点话题开展网友讨论和互动,并在《河南日报》每周二、四刊登两个完整版面。报社和网站存在着相互合作的关系,前者协助后者开设了《总编在线》和《记者连线》等优秀的栏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征稿园地。2005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网络平台(如浙江移动、浙江在线)相结合,并实现了线下线上的合作与沟通,出版了数字报纸,这在我国还属首次。在此后的新闻业务实践中可以发现,媒介组织结构以及新闻生产流程的变革,已经采集到的新闻资源能够更充分地被利用。
纵观我国纸媒经历了报网互动与融合、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跨媒体融合等一系列的有效地探索,报纸媒体至今基本上普及了微信公众账号、二维码、报纸客户端(APP)等,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出现了云报纸等相对前沿的融合媒体。但是,我们客观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媒介融合现在仍处在初级阶段,还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只是实现了二维码、APP等的初步功能,将新闻内容在不同渠道间进行了简单转移,而并没有达到真实状况下新旧媒体的“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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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新闻活动变革..........14
3.1传统新闻生产变革的表现形式.............14
3.1.1消息来源多元化、新闻线索渠道拓宽.............14
3.1.2新闻编辑流程发生变化...............16
3.2融合新闻一一传统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变革的必然产物...........17
3.2.1融合新闻概念............18
3.2.2融合新闻产生原因...............18
第四章融合新闻的叙事策略..............21
4.1叙事学与新闻叙事...........21
4.1.1叙事学概念及发展..............21
4.1.2新闻叙事发展历程.............22
第五章融合新闻的传播策略............33
5.1融合新闻内容的传播策略..............33
5.2传播渠道发布策略..............35
5.2.1互联网PC终端发布...........35
第五章融合新闻的传播策略
随着新闻业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传播方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如单一的信息传播形式、传播渠道狭溢、受众的参与度不高等,由于上述不足,传统新闻业的发展进入了瓶颈。单纯的内容移植与复制虽然大量在不同传播平台中发生,却依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传统媒体的传受方式,依然只是一种“点到面”的形态进行单向传播。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媒体在传播技术、内容生产以及发布终端等环节完成深层次的融合,而不仅限于形式上的简单相加。融合新闻若想进一步发展,则需试图通过内容整合、渠道发布、以及与受众互动关系等方面来研究传播上的具体策略,更好的通过传播到受众端实现“新闻”在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5.1融合新闻内容的传播策略
在单一传媒产业的语境下,静态的内容观是传统媒体的内容观表现,无论是线性的传播模式还是单一的内容体系都很难与受众的多样化需求相一致。另外,传统媒体内容的表现模式很难获得创新空间,因此无法为新闻产品带来内涵与价值的延伸。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的内容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闻在内容生产、制作和发布环节实现了突破,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因为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而取得了巨大的变化,融合新闻在传播层面上进行拓新则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内容整合模式作为前提。
而在此我们主要以《华尔街日报》数字化的进程中融合新闻发展的实践为例进行分析。《华尔街日报》创刊于1889年,距今已经有126年的发展历史,在全球的财经权威报纸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华尔街日报》在面对报业危机时积极实行数字化转型探索进行救市,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华尔街日报》数字化后所生产的融合新闻在传播过程中所釆用的策略对于未来全球报业的数字化之路都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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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不足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新闻传播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媒介融合成为各类新闻媒体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之路。从最初的报网融合形成的电子报纸,到当下的微信、微博、移动新闻客户端等高级的融合媒体形式,这些新型的融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与编辑流程,使得新闻消息来源更加多元化、新闻线索渠道也被进一步拓宽,融合新闻随之而诞生。
基于媒介融合背景产生的融合新闻,打破了现有的生产理念,与传统新闻相比,融合新闻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内容生产、制作、传播等不同的环节,形成了全新的报道方式,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借助对各类媒体功能的整合,融合新闻实现了媒体优势的互补,根据不同的需求实现内容资源的有效集中,在统一平台上实现统筹规划与利用,即扩大了新闻消息来源,又提高了新闻素材利用水平,生产出针对不同目标而又融合了多方观点、选取不同视角进行报道的新闻产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在融合新闻发展的过程中,新闻的渠道与传播内容逐渐成为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两个关键变量,并行成为媒介发展的重要环节,既要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提高新闻制作水平,也要拓展传播渠道更好的将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并建立互动性强的传受关系。
而如何更好的呈现新闻内容,本文着重从新闻叙事的角度,通过具体文本,首先分析了多媒体素材在融合新闻叙事中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介融合背景下几种新闻叙事策略,如超链接数字叙事策略、互动数字叙事策略以及多媒体报道的叙事策咯,而这些叙事策略对融合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影响应该成为我们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七：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健康传播研究——以“大姨吗”APP为例
第一章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本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利用了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以及《互联网健康传播——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网络传播学导论》等相关学术著作。
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将围绕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展开，由于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于其他国家更早，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较高，因此本文献综述选择了包括健康传播在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研究发展、我国国内健康传播的研究方向等展开。
第一节 关键概念界定
一、健康传播
在美国，健康传播根据议题及目的的不同，有两大分支：一类是“健康促进”，第二是“健康服务”。前者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媒介及大众传播，主要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健康相关信息中所扮演的角色；“健康服务”主要着力于研究医患关系及人际传播，更重视人际传播在个人健康传播中的作用。尤其是医患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对个人健康、疾病的影响。学界对健康传播的研究，通常借用主流社会科学的技术标准和方法，而鲜有专门研究健康领域内容的独特方法。同时，大多健康传播研究主要依赖定量研究方法。
目前普遍采用的是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于 1994 年对健康传播做出的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研究议题涉及广泛,既包括以艾滋病预防为龙头的疾病预防, 也包括药物滥用预防、医患关系研究、计划生育、癌症的早期发现、戒烟等内容。这一定义反映出研究者明显的社会学研究视野和倾向,关注个人、健康、社会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以“提高大众健康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两年后,罗杰斯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健康传播做了如下定义“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 就是健康传播。”这一定义因其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被大多数人接受和引用。紧接着,他对这一定义加以补充说明,认为健康传播是以传播为主轴，藉由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这四个层次是自我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斯特劳斯曾在人们刚承认社会学领域的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范畴说”。两个范畴指的是将医学社会学划分为医学的社会学以及医学中的社会学。尽管一些学者质疑了斯特劳斯对医学社会学“两个范畴”的划分方法，但是仍然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的”。时至今日，尽管这种划分方式已“不够精确”，但学界仍旧是广泛接受的。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了医学社会学，而健康学和传播学的结合，则产生了健康传播学。医学社会学与健康传播学在理论背景、学科构成乃至学者的研究方法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国学者张自力认为，罗伯特·斯特劳斯对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初步划分也适用于健康传播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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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健康传播媒介演变特点
自古以来健康便与人紧紧相关，健康信息的传递一直依赖于媒介的传播。媒介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健康信息的传递方式也随之发展。
一、大众媒介健康传播内容良莠不齐
纸媒曾经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众媒介，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也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健康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纸媒的健康传播在内容、形式上都比较古板、且质量值得商榷。“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静止”两种论调都曾是纸媒上高调宣传的养生之道，类似的不准确、不真实的健康信息将误导读者，对于健康观念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 世纪，我国饱受战火的煎熬，国民身体素质差、健康意识缺乏，因此国民政府利用一部分报纸期刊进行国家性质的健康传播，例如《卫生半月刊》等。20 世纪以来，《申报》、《文汇报》等报纸先后开辟了定期出版的由医学团体主编的医学副刊专栏。建国以后，政府对于健康传播愈加重视，以“爱国卫生运动”为背景，大量发放健康宣传册子，同时组织编写健康教育书籍如《健康传播学》等。21 世纪以来，我国报业迅猛发展，健康传播的内容则普遍存在于都市报中，但由于健康信息的专业性限制，导致目前我国纸媒的健康传播质量仍然不高。
随着国民经济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健康传播逐渐占据重要的角色。相比于纸媒，电子媒介以速度快、效率高及传播面广上更占优势，因此在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比如“SARS”中，能够及时快速且有效地缓和社会恐慌，化解健康信息传递的鸿沟。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喉舌，在过去的十年间通过“健康之路”栏目，向观众普及了大量的健康知识。与此同时，各大省级卫视的健康养生节目也层出不穷，比如北京卫视的“养生堂”节目。但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对于电视健康栏目的评价褒贬不一。首先，文献认可了电视养生节目在健康传播中所起的覆盖面更广、传播效果更好等效果，但在节目的安排设置中，尤其是节目的内容的权威性上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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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健康传播现状
健康问题与人类的发展、生存关系千丝万缕，因此健康信息的传播一直在寻求传播工具与传播渠道的拓展。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最重要平台及载体，在健康传播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一节 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健康传播动因分析 通过对健康传播我国古代、大众媒介以及互联网的媒介变迁进行梳理分析后，笔者认为，移动互联网具有以下几点不同于大众媒介或网络传播时期的特征，这几大特征正是健康传播在移动互联网健康平台上得以迅猛发展的动因：
1、传播速度快。自非典之后，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近年来 H7N9、H1N1等陌生的词汇也已从普通民众的口中不断说出。对于不断出现的疾病，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已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移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可以用“随时随地随身”概括，因此移动互联网满足了健康传播对速度的要求。
2、受众细分。基于数据化挖掘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引擎（今日头条、zaker 等）走红，代表移动互联网对受众细分的挖掘能力。由于每个人的个体生理都有极大的差别，应该说没有两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对不同的用户进行健康传播，也需要进行深度的用户细分，比如用户的工作、作息时间、性别、收入、运动习惯等等。
3、自主性强。以消费者为主的参与——在他们变成患者之前的参与，将会是这个医学新纪元得以打开的关键。由于国民健康观念的不断提高，国民对健康信息的获取也越来越主动。由于传统媒体：纸媒、电视、广播等并不具有受众主动获取健康信息的条件，反观之，在移动互联网的健康传播中，无处不在的正是受众的主动获取、主动传播以及主动反馈。
4、碎片化阅读。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带来了碎片化阅读的巅峰。艾瑞调研数据显示，用户通常在公交车站、地铁上以及工作休息时会主动进行信息的获取。伴随着碎片化阅读的兴盛，抢占移动互联网终端的应用都缩短了文字的长度，转而利用有冲击力的图片进行传播。艾瑞咨询分析认为，移动终端具有易操作、易携带等特点，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进行信息获取的需求，填补碎片化时间。尤其是手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智能设备，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利用碎片化时间通过移动互联网终端获取健康信息，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信息获取的需求，同时满足了人们对碎片化时间的填补需求。
5、覆盖面广。传统媒体都有其相对固定的受众，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分享”、“反馈”等网状传播特点，因此移动互联网的覆盖面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健康传播，能快速覆盖传统媒体无法覆盖的受众，受众也可以同时接收到不同媒体所做出的健康传播行为。
当前我国健康传播的重要目的，就是完成全民性的健康教育“知-信-行”普及，因此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健康传播，也符合了当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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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移动互联网健康传播媒介形态变迁
一、社会关系搭建健康传播信度基础
2003 年初“非典”爆发，正是一条短信将广州带入了“危情十天”。短信以其成本低、传播速度快、以人际传播为基础在“非典”期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疫情爆发的消息是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而最终手机短信也成为了政府向市民公布疫病情况的重要通道。
“非典”使得移动互联网第一次在健康传播领域发挥出其他媒体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后续的发展中也逐渐证明，移动互联网在健康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从“非典”以及短信开始，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每一次进步，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受众细分迎合健康传播个性化需求
手机报（彩信版手机报）是纸媒与移动互联网结合的产物。早在 200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妇女报》就推出了全国第一家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其内容侧重于各类重大新闻及女性问题，根据《中国妇女报》网站介绍，每周一的《医药·健康周刊》传递的信息包括：时尚的健康概念，贴心的医护服务。而口号则是“为你准备的，都是‘健康’的”。不仅如此，在后续开办的手机报中，《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也都在每天发送消息的最后，附上了一定量的健康信息。
相比于手机短信传播的自发性，手机报带有传统纸媒的大量印记，因此在内容的权威性、专业性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于具有多家不同媒体的手机报可供读者选择，因此手机报在健康传播的受众细分上，走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三、数据化增大健康传播信息量
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GPRS）的逐步普及，以及智能手机的出现推动了手机成为个人小型电脑的进程。手机浏览器成为手机网民上网的主要入口，3G 门户、新浪网等纷纷推出手机版门户网，传统门户网站抢滩手机，成为继手机报之后移动互联网又一健康信息获取方式。
由于门户网站兴起时，正是智能手机以及 GPRS 技术初始普及，受到技术的限制，门户网站无法提供大量的文字、图片供读者阅读，主要通过设立健康频道吸引受众，通过有吸引力的超链接标题，使受众产生阅读的欲望，进而采取下一步的阅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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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姨吗”个案分析 ............ 27
第一节 “大姨吗”APP 概况介绍 ............. 27
第二节 “大姨吗”APP 发展历程 .................. 27
一、工具-社区-平台发展路径 ............. 27
二、用户量、融资金额迅猛上涨 ............ 28
三、探索健康传播 APP 赢利新模式 ............. 28
第三节 “大姨吗”APP 网络特性与健康传播实践分析 ...... 29
一、用户平等对话机制引发社区热潮 ................. 29
二、数字化技术依托下的大数据尝试 ..................... 31
三、多媒体技术构建健康传播的立体化 ........... 33
四、人机对话频繁打破沟通壁垒 ............. 35
第三章 “大姨吗”个案分析
经过上文对健康传播不同媒介使用情况梳理后，本章选取移动互联网健康传播 APP中，在赢利模式、用户数量、用户粘性多方面均取得较好成绩的 APP——“大姨吗”为对象，利用网络传播的四大特性为理论分析框架进行解读，总结归纳出“大姨吗”APP对移动互联网进行有效利用最终实现健康传播效能的原因。
第一节 “大姨吗”APP 概况介绍
2012 年 1 月，“大姨吗”APP 在 Android 平台上线，半年之后 iOS 版上线。上线三年，“大姨吗”的累计下载数量已过亿，目前注册用户总数已达 7000 万，日活跃用户数维持在 400 万上下，被称为移动互联网 10 亿美元级公司。“我们最懂大姨妈”，是“大姨吗”团队贴在墙上的口号。
“大姨吗”的创办人柴可，从 2009 年底到 2012 年初，曾经有过 6 次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的健康应用尝试，直至创办“大姨吗”之前的 6 次尝试均宣告失败。先后经历过糖尿病社区、中医按摩、减肥社区、中医体质调养、健康问答、医疗销售人员外出定位系统等 6 个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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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思考
笔者利用网络传播的四大特性以及知信行模型为工具对个案“大姨吗”进行分析，总结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在结论的基础上延伸出笔者对移动互联网健康传播发展的看法。
“大姨吗”APP 转化了单一直线信息型传播方式。通过网络传播的四大特性为框架，分析“大姨吗”APP，后，笔者对本研究选取个案“大姨吗”的传播模式进行提炼（如图 5-1）
如图所示，用户通过记录个人的生理数据、向“大姨吗”提出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将个人的健康情况提供于“大姨吗”；根据用户提供的数据，“大姨吗”反向对用户提供与当天生理情况相匹配的健康信息，以及与商家合作的有针对性的商品广告。除此之外，用户与“大姨吗”在社区“姐妹说”进行了话题讨论、活动参与等传播效果更强、传播范围更广的行为。这种多渠道、多层次、多向性的传播模式正是去中心化的有力实践。
笔者认为，去中心化明显的传播模式正是“大姨吗”APP 得以长期占据女性健康APP 榜单前茅的基础。换言之，因为这种传播模式，使“大姨吗”团队得以长期高效地把握用户的需求，提供与用户需求最为匹配的功能或信息。
在漫长的传播史中，以传统媒介、电脑、手机（包括本文第二章提及的健康传播的移动互联网媒介形态）为平台的健康传播，都以其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庞大用户群在健康传播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09 年中国健康传播普及调研》显示，门户网站的健康频道和专业健康网站已成为当今公众最主要的健康信息来源。其他的健康传播媒介形态比如北京卫视的《养生堂》、食品安全新闻，39 健康网等，手机健康报，以及一些其他相关组织提供的健康手册等也仍旧在健康传播中保持着重要的地位。纵览以上几种形态，不难看出健康传播长久以来都是利用直线型信息直接进行传递的。尽管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在传播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已经使人们对于健康信息的被动接受状态有所改变，一些用户也开始有意识地主动获取健康信息，但就目前而言，信息性的传播方式仍旧与大众传播时代一样，比较单一。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八：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成因和应对策略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1.1.1 研究背景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现代企业的经营时时刻刻面临着各种类型的不确定性。无论企业的规模大小和类型特点，危机和风险几乎潜藏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所有环节，正在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种伴生常态。对于上市企业而言，企业的危机不仅来自企业的经营过程，而且受到了来自外界舆情的影响，舆情危机会给上市企业的经营和声誉带来巨大的影响。近年来，上市企业所处的舆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来自外界舆情的风险日趋复杂和庞大。
这种改变首先来自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飞速普及。可以说，互联网形塑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形态。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网民的规模不断提升，普及率越来越高。CNNIC 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4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49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117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7.9%，较 2013 年底提升了 2.1 个百分点。第二，公众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渠道和来源也日益多元化、多样化，从早期的门户网站、BBS 论坛、电子邮件到时下热门的微博、社交网站、即使通讯等方式，公众可以广泛利用这些渠道浏览信息、发表意见以及转发他人的信息。其中，带有自媒体和社会化媒体性质的即使通讯、社交网站和微博在网民中覆盖率不断提高，2014 年即使通讯在整体网民中的覆盖率达到了 89.3%，社交网站（包括 QQ 空间）覆盖率为 61.7%，微博覆盖率为43.6%。第三，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则进一步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烈度。截至 2014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27亿，较 2013 年底增加 2599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进一步提升，由 2013 年的 81.00%提升至 83.4%，手机网民规模超过了传统 PC 网民规模。
传播形态的变化给上市企业的舆情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冲击。一方面，上市企业所处的舆情环境中，投资者和公众的传播权力不断提升，各种类型的自媒体给投资者公众提供了一个个发表意见和曝光企业负面消息的平台，而社交媒体的弱控制传播模式则让这些信息的传播更加容易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虽然对传统媒体的传播权力和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使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插上互联网的羽翼，尤其是与投资者和公众利益攸关的负面新闻十分容易产生传统媒体时代难以企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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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
1.2.1 研究内容
在分析上市企业舆情危机研究相关研究现状和明确研究目的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结合议程设置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对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成因和应对策略进行研究，各章内容概要如下：
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界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介绍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设计。
第二章，进行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理论的梳理工作。首先介绍上市企业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并系统地阐述议程设置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最后，系统地回顾上市企业舆情危机的研究现状，并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为之后开展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第三章，从“因变事项”出发，结合相关理论探讨导致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静态成因，并通过 389 个舆情危机案例的统计分析，研究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现状。
第四章，从“演变过程”出发，结合相关个案考察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演变过程中的动态成因，详细介绍“潜伏期”、“爆发期”、“成型期”和“衰退期”等四个阶段的表现、特点及其原因，进而构建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变模型。
第五章，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的原则，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给出研究结论，明确研究的创新点并对本研究的后续工作提出展望。
本文以探究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成因为研究起点，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分析思路完成该研究。本文研究的整体研究框架及逻辑结构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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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相关概念和内涵
2.1.1 网络舆情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者对“舆情”的定义还没有一个十分公认的概念。总体上来看，学者对“舆情”的认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广义的“舆情”指社会各阶层民众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所持有的情绪、态度、看法、意见和行为倾向。狭义的“舆情”指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刘毅（2007）融合了两个维度，将“舆情”定义为：在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单个人或是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组成的大众群体对某些与个人发展或是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并已发展成为“焦点”和“热点”社会问题等所持有的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态度、情绪、意见和观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成为了社会舆情最集中、传播范围最广、发展速度最快的舆论平台。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理解是基于舆情的定义。综合相关学者的观点，本研究将“网络舆情”定义为：以媒体、网民、政府、企业等多元参与者构成的公众，借助互联网对某一与自身或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焦点问题和公共事务，发表的态度、情绪、意见和观点的总和。
“网络舆情危机”是指由某件现实发生的事件引起，经过网络爆料或者网络媒体传播，迅速吸引大量网民关注，在相对短时间内，形成大量不利于组织和个人正常发展的信息，让组织或个人陷入巨大的舆情压力漩涡的状态。
2.1.2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内涵
上市企业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过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上市交易，除必须经过批准外，还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因在资本市场上市的特殊原因，上市企业不仅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且其股东的交易、企业社会责任等行为都会受到了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密切关注。近年来，互联网舆情的发展也使上市企业更容易爆发网络舆情危机。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是指是在网络空间内，消费者、媒体、股东、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或其他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产品、服务、社会责任及其他有关事件所引发的热点、焦点问题所持有的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意见、情绪、态度及行为倾向的总和。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则是打乱上市企业正常运营的，让组织或品牌陷入巨大压力漩涡的企业网络舆情。例如，“中国银行涉嫌海外洗钱”、“海威康视监控设备疑被海外劫持”等事件都在互联网舆情中不断发酵，给企业的运营和品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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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理论基础
2.2.1 议程设置理论
早于 20 世纪初期，Walter Lippmann 就提出类似“议程设置”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他们只能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来告诉他们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直接观察关于重大事件的第一手材料的机会是有限的；新闻的角色是向人们提供“外部世界”的观点，从而使我们形成“头脑中的图像”。Donald Shaw 和 Maxwell McCombs 围绕 1968 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媒介提出的政治议题与选民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感知进行对比，并发表了《美国政治议题的出现：新闻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理论观点。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以及对理论的不断修正，议程设置理论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媒介参与受众对现实的社会性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过程之一，也成为传播学学科研究中重要的理论之一。
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学者们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分析：1.认知模式，即大众媒体对社会议题的选择性报道，影响到社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感知；2.显著性模式，大众媒体对于议题的强调，会引发社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重视；3.优先顺序模式，大众媒体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优先顺序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同样会影响公众对相关议题的重要性排序所做的判断。
本研究在对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爆发成因的研究过程中，利用“议程设置”理论对网络舆情传播过程媒体和公众在议程选择和设置中的作用变迁，及这种变迁给上市企业舆情危机演变的影响。
2.2.2 危机管理理论
危机管理概念起源于企业危机管理。20 世纪 60 年代，R. B. Lake 等率先从企业组织的维度对领导行为有效性的差异进行探索，通过一个指标体系来评价企业内部的不信任行为、无效行为、冲突行为、沟通失误和阻碍等现象，开创了企业危机管理理论研究的新时代。Rosenthal and Pijnenburg（1991）对于“危机”的定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他们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和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对于危机的分类，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Steven Fink, 1986; Robert J. Heath, 1998; Mituoff, 1988; Augustine, 1995）。本研究根据学者的观点，将危机周期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爆发期、危机成型期和危机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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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变事项”：上市企业网络舆情的静态成因 ................. 20
3.1 “指向企业属性” ...................... 20
3.2 “事件属性” ..................... 21
3.3 “因变事项”静态成因的形成路径及现实考察 ............. 25
4.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动态成因及演变模型 ............... 28
4.1 上市企业舆情危机的潜伏期 .................. 28
4.2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期 ............... 32
4.3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成型期 .............. 38
4.4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衰退期 ........... 41
4.5 案例分析：中石油（601857.SH）涉兰州水危机事件 .....42
4.6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演变模型 ................... 45
5.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原则及策略 .................. 47
5.1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过程存在的问题 ........... 47
5.2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原则 ................... 47
5.3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 49
5.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原则及策略
5.1 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过程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样本库和相关具体案例的考察，本研究认为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上市企业对于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往往没有区分不同因变事项给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对于投资者和公众没有进行有效的细分，这也导致其应对工作往往因为忽略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而走向失控局面。第二，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应对相对被动，缺乏主动出击的勇气和智慧。当面对网络舆情危机时，上市企业常常希望事态能够自动平息下来，尤其是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但是随着媒体、投资者和公众的追问，上市企业越来越被动，从而在舆情危机中失去了主动权，这也意味着上市企业无法利用危机为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提供支持。第三，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单一，与投资者、公众等缺乏良好的互动。对于涉及上市企业重大事项和财务问题的事件，上市企业往往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发布，但是当面对一些涉及投资者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突发因变事项时，上市企业往往沿用这一套方式，通过信息公告等方式完成告知义务，但是却没有通过其他媒介发布途径和方式对投资者和公众的情绪和疑问进行安抚和解答，与他们的互动仍然存在十分简单的方式。第四，缺乏战略眼光，上市企业对因变事项的危机应对往往停留在对单一事件的处理，而没有建立起一个长久的日常应对机制，缺乏基于企业经营整体战略的系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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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不足
通过上述研究，本研究发现，与非上市企业相比，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危机往往牵扯到更多利益相关者，并且这种利益相关程度更为强烈，进而导致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舆情传播和演变过程更加剧烈，舆情量和影响范围更加广阔，其从更多层面给当事企业带来更加深入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对于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基于上述研究过程发现，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往往是“因变事项”于传播过程中经由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演化进而爆发及至衰退的演变过程。在演变过程中，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往往经由利益相关者的介入而不断扩大，而利益相关者的情绪演化和相关媒体的议题和议程更迭则为舆情危机的演变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具体而言，首先，上市企业网络舆情危机受到“所有权性质”和“归属地”等企业属性的影响，同时上市企业经营问题、大股东行为、违法违规行为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都是网络舆情危机常见的“因变事项”；其次，在传播演化过程中，包括投资者和公众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及其情绪、各类型媒体的议题和议程不断为上市企业的“因变事项”进行“风险加成”，为舆情危机的演变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最后，正是在上述推动力的演变基础上，上市企业经由潜伏期、爆发期和成型期不断改变其舆情物理形态，并牵扯到更多参与主体，推动舆情危机的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或公众的情绪表达和意见表达，与大众媒体之间存在着“放大镜”效应，即媒体对公众的讨论进行选择性呈现，而公众则根据媒体的报道进行选择性讨论，并于这个循环过程中不断推动网络舆情朝着某个方向发展。
正是基于对爆发成因的研究，本研究认为上市企业可以通过相关措施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变进行干涉或控制。首先，上市企业应该遵守传统的危机公关 5s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以我为主”、“击中要害”和“运筹帷幄”等三项原则，并采取以下几种具体的策略：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以重点媒体为突破口的媒介策略、以“意见领袖”引导网民讨论、利用信息技术为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管理提供支持、做好舆情危机衰退的事后管理等。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九：中国对外传播政策研究
1. 绪论
1.1 研究综述
1.1.1 选题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外传播是一个很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树立良好中国形象的途径。近年来，对外传播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将对外传播媒体的发展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运用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对外传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与一国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一同称为“外交四重奏”，成为各国开展外交的重要手段。对外传播力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科技、文化等硬件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国家制定的外宣政策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外传播的效果。本文在“政策”范畴，将对外传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通过大量的政策资料和会议记录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中国对外传播政策中的不足。
2 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希望尽可能全面、正确、详细地了解中国。为了走向世界，中国需要加大力量对外介绍和宣传自己，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现阶段对外传播中硬件先天不足，现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传播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利用各种途径对外介绍和传播自己便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通过探究中国对外传播政策对对外传播发展的掣肘与促进，试图总结如何实现政策对对外传播的扶持和帮助，完善中国对外传播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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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概念界定
1.2.1 狭义的对外传播——新闻媒体
对外传播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角度讲，对外传播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的有机组成部分，涵盖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包括商业交流、人际交流、教育及文化交流，以及外文和政治交流等。在我国，广义的对外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宣传”一词在中外语境具有差异性。在汉语中，“宣传”属于中性词，但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词语带有明显的贬义，因为“宣传”所指的是在传播过程中试图以影响他人思想、态度、信仰和行为为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达目的有时会故意隐瞒事实。西方的经典理论认为，宣传和传播的最大区别在于是操纵还是尊重受众的理解力和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沈苏儒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的提法，避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
本文所研究的“对外传播”是狭义上的概念，即新闻媒体的对外传播。笔者对对外传播的基本界定为：信息输出国以报刊杂志等印刷制品、广播电视等视听媒体以及新兴的网络等电子平台为传播载体，以境外人士，包括华侨和华裔为传播对象，为增进世界各国对输出国的了解和认识而展开的传播活动。
对外宣传与本文所讨论的狭义对外传播有一定的区别：首先从传播形式上来讲，对外宣传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例如民间个人旅游、移民、留学等活动，官方开展国际会议、体育比赛、国家首脑会晤等，而狭义的对外传播主要是指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平台而进行的大众传播；其次从传播主体上来讲，对外宣传的主体包含了国家、各种组织机构以及个人，本文论述的对外传播主体是从国家层面展开；最后从目的上来讲，对外宣传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先天带有自上而下的单项性传播，而对外传播相对来说更加客观，注重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延展性，最终达到让信息接收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与合作的目的。综上，从逻辑关系上来讲，本文研究的狭义的对外传播概念属于对外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
1.2.2 国家新闻政策的支流——对外传播政策
对外传播政策是一个国家新闻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要界定对外传播政策的概念首先要从新闻政策的概念入手。新闻政策是指“政党、政府对新闻传播媒介规定的活动准则的通称，是政党或政府掌握和管理新闻机构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方法”。唐绪军等学者将新闻政策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新闻政策，指国家、政党及其地方分支机关、组织在一定时期为所属的新闻媒介所规定的报道方针和宣传纪律；狭义的新闻政策，指新闻媒介自己根据一定的要求所确定的工作原则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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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国初期处于保守阶段的对外传播政策（1949-1966 年）
建国初期，我国国内外历史背景纷繁复杂，整个国家战略处于较为保守、谨慎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主的一批领导人普遍不重视对外传播，对外传播观念以单向的“宣传”为本位。
2.1 对内“独立自主”与对外“保守外交”的国家战略
建国初期，国内状况并不稳定，国家贫弱，各方残余势力蠢蠢欲动。在这一形势下，我国的国家内部战略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国家安全战略，毛泽东强调，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在国际上取得平等的地位，绝对不能依靠外援的力量，必须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中国内政绝对不容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举国上下开始全面肃清帝国主义在华遗留的特权，同时积极恢复国民经济，加强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努力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20 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党和政府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并提出完成“工业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大改造。在这样的国家战略思想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建立工业体系，发展农业基本建设。党中央试图通过充裕的劳动力和人民群众的热情，令国家工业和农业实现发展上的“跃进”，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在全民大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和“浮夸风”的曲折道路。1957 年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 年 5 月，中国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制定了大跃进的任务和目标，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大跃进”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为了确保农产品达标，“大放卫星”现象普遍蔓延开来，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浮夸风”。
从中国国际战略来看，我国外交工作任务的重点内容是保卫国家的安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毛泽东明确提出三项外交方针：第一，“另起炉灶”的国家政策，拒绝承认国民政府所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重新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第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国家政策，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肃清一切内外威胁，之后再考虑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三，“一边倒”的国家政策，在两极格局的国际形势下，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杜绝墙头草和骑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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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着眼于“宣传革命”的对外传播政策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传播政策的关键词是“宣传革命”，在思想方站上体现为“统一口径”，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对外传播的目标受众、传播手段、传播目的等都相对较为保守。
2.2.1 “统一口径”的对外传播思想
在建国初期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为了更好地进行统一宣传，中共中央将对外传播的权利收归国有，确立了党报党刊的历史地位，同时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对外国新闻机构及从业人员采取了系列遏制措施。
1 取缔国外新闻机构，筹办新型小型英文报纸
1948 年 11 月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颁布了两个《决定》，即《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和《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终止了外国新闻机构从业者的职业活动。同年 10 月 6 日，上海军官会发布通告，规定自即日起凡与我无外交关系之各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等在沪记者，无论其为中国籍或外国籍，一律停止以记者身份活动。1949 年 7 月，中央政府下令对帝国主义在华创办的新闻机构一律予以关闭，8 月下旬，外国通讯社停止了一切活动，并下令禁止其向中国报纸发稿。1950 年 4 月 4 日，中央颁布了关于取消外国人在华办报权的决定，为取消外国人在华办报之权，决定于最新（约一周内）即由新闻总署明令英商《字林西报》、美商《密勒氏评论报》停刊，并着手筹备一个新的小型的英文报纸。其具体办法经新闻总署与恽逸群、金仲华等商量，拟由外事处孙一新及新华社陈麟瑞等主持，并有金仲华、刘思慕多加帮助。整个对外传播的内容开始完全为政治服务，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
2 确立报刊“喉舌”作用，统一宣传口径
1949 年至 1966 年这段时期，我国的对外宣传内容主要是以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报道为主。《解放日报》改版时，毛泽东提出了应使该报“增强党性和联系群众”的思想，明确了党领导的媒体必须主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自此，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将对外传播收归国有，统一全国对外宣传口径。
1950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进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将新华社作为发布信息的集中发布机构。1952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时事宣传的决定中强调：国际时事的评论与报道，须完全集中于中央，经中央审查统一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其他报纸只能转载。在这一决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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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徘徊阶段的对外传播政策（1966-1976 年） ........ 17
3.1 “阶级斗争为纲”与“一条线，一大片”的国家战略部署 .............. 18
3.2 受到严重破坏的对外传播政策 ........ 18
4. 改革开放初期处于恢复阶段的对外传播政策（1976-1992 年） ........ 20
4.1 国家战略上的调整与改革 ........... 20
4.2 对外传播政策的调整与新闻业务的改革 ............ 23
5. 深化改革后处于发展阶段的对外传播政策（1992 年至今） .............. 28
5.1 “深化改革”与“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 28
5.2 重在“提升内涵”的对外传播政策 ........... 30
7. 正视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完善对外传播政策
7.1 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人秉承“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本思想，积极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传播承担着向世界介绍中国，促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通过舆论引导来配合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并不尽如人意，与中国的实际状况有一定的出入。这固然与西方国家与媒体对中国的固有偏见有关，但中国国内媒体对外传播的不足，也未能担负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任。
7.1.1 对外传播官方色彩浓重，存在滞后性
我国自建国以来，一方面由于诸多原因，虽然对外传播起步较早，但也走了很多弯路，经历了“照搬苏联模式”、“左倾思想控制”等错误经验后，才开始慢慢摸索一条属于自己的对外传播道路，但还是存在官方色彩浓重，缺乏平衡报道，整体忽视文化差异，不讲求对外传播艺术，领袖报道僵化、刻板、缺乏个性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诸多不同，因此有些西方的对外传播经验对于中国来说也显得格格不入。
虽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些重要话题，例如美国“棱镜”事件中，我国媒体纷纷揭露在美国“后反恐时代”，显示出社会中“国家安全”和“公众隐私”的困境，有效回击了此前美国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中国对其进行网络攻击的行为。但我国的对外媒体的报道还仅仅是停留在一个较为表层的水平上，并不善于利用对己方有利的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事件积极影响国际舆论，例如在马航事件中，MH370 次航班上共 154 名中国乘客遇难，是事故中牵涉乘客最多的国家，虽然中国媒体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表现相对积极，但与积极推动搜救工作进展的外国媒体相比，大量的转述，甚至是多次转发未经核实的虚假新闻的报道方式成为国内媒体最令人诟病之处，以至于在网络上被戏谑地称为“中国媒体有三宝: 转发、滴蜡和祈祷”。我国的话题设置能力相对较弱，在许多事件的报道中还延续着之前的对外传播政策，更多的注重了事后“堵”，而不是主动出击，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策划，归根结底是由于我国的对外传播艺术和手段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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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信息化时代，世界各国对话语权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传递中国形象，中国需要加大力量对外介绍和宣传自己。
对外传播作为一个很好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平台和途径，一方面，对外传播力的强弱取决于科技、文化等硬件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国家的现实政策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外传播的效果。
就目前而言，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在硬件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具体的对外传播效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对外传播政策也还未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为对外传播提供强大的保障。
因此，应建立健全对外传播政策，加强政府对对外传播的资金支持，令“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政府政策推陈出新，在新时期能够找到新的闪光点，发展“走出去”、“引进来”的媒体政策，在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的带领下，加强与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交流，做大做强对外传播。
受时间、研究资料以及本人学识水平所限，本文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本文所提出的一些对外传播的改善措施和建议还只是理论上的探索与尝试，有待实践来检验它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略）
新闻媒体毕业论文（2018）精选范文十：SNS的使用行为对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影响
一、绪 论
（一）研究背景
1.全面渗透的互联网
毋庸置疑，互联网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当有热点事件发生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打开电视，或者是查阅报纸，而是打开电脑，访问网易、新浪等各类新兴门户网站，抑或是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去搜寻相关的信息。可以说，互联网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人们获取各类信息的第一途径。并且，在网络模式全面 2.0 的时代，也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充分的运用互联网去发布信息，分享内容，参与评价，对社会话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互联网和生活服务、电子商务的结合，同时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上携程、去哪儿网买机票、订酒店，上当当、亚马逊买书，上淘宝买衣服、化妆品。
就这样，网络已然不留死角似的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子商务市场的壮大，电子问政的流行……越来越丰富的互联网业务省去了原有业务流程中的许多繁杂环节和路途消耗，互联网开始变得无所不能，人们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行天下事。
仔细回想，其实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互联网各类应用都在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经年累月，必然会产生变化。而互联网，是共享精神的倡导者，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开放合作，促进了新的产业链的发展，每一环节都分工明确，相互依托和补充。正是因为这样，互联网才能够展现出足以碾平世界的强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其实只要我们稍微地去回顾一下这个行业发展的历史，很容易发现，从始至终，IT产业一直具有着一种强大的开放的意识形态。
同时，网络的进步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技术、工具，都在不断的创造、更新人们的信息交互模式。从 E-mail 到 IM（即时通信工具），以及后期发展的各种各样的论坛、社区，这些通过互联网而诞生和发展的各种应用，都是为了提高人与人之间信息交互沟通的效率，解除那些交流的阻碍，并改善人类和整个世界联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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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内容
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是基于网络的沟通交流平台，用户可以在网上和他的各种社会关系（例如朋友、家人）进行社交互动。社会资本可以看成是对社会关系的投资，作为投资，一定是希望有所回报的。本文采取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著名社会学家林南的“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林南，2001），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之间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受益。
美国社会学家 Putnam 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细分为凝聚型社会资本（bonding）和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ing）。凝聚作用的社会网络可以更紧密地结合同质性成员，如强力胶般地将群体凝聚起来；跨越作用的社会网络则可以连接起异质性的成员，打破社会隔离，Putnam将它比喻为万能防锈润滑剂。
社会学家 Mark Granovetter（1973）认为，当一个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弱连接（weak tie）往往比强连接（strong tie）重要，因为强连接的成员通常都太过于相似，并不能提供给个体不同的机会。弱连接对于联系社会及建构一般互惠更有帮助。强连接可能在特定目的上更有作用，但却也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例如助长帮派或极端主义分子的形成。Putnam 引用 Granovetter 对强连接和弱连接的界定做了更深层次的阐述：跨越型社会资本，像弱连接一样，是个体与个体间的宽松连接，这种宽松连接虽然不能直接提供个体情感或物质上的支持，但是可以提供实用的讯息或者带来新的视角。此外，凝聚型社会资本就和强连接一样，能给个体提供情感、物质方面的直接支持，这种支持可以来自家人或者亲密的朋友。
根据林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行动是“具有目的性的”，从强连接处获得情感、甚至物质支持，从弱连接处获得信息资源。这些行动动机产生了两种行为结果：行动者可以自行主导的活动，以产生更好的保护或获得资源；或者他可以与其他行动者互动，使用彼此的资源。在这里，后面一种情况则对社会资本来说更为有意义。当双方都怀着一定的目的，想得到和利用对方的某种资源，则必须要通过互动的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各自的目的。根据互动行为的双方所拥有的资源的相似程度，可分为同质性互动和异质性互动。显而易见，同质性互动的双方所拥有的资源——可以是物质、社会地位、权力、价值观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而不同资源的拥有者双方进行的互动则可以称之为异质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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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NS 及相关研究回顾
（一）SNS 的发展与研究现状
早期谈到网络空间形成的社群，往往以“虚拟社群”称之（Rheingold，1993），虚拟社群的的特色，成员居住地和背景往往不一致，有的只是相同的兴趣或爱好。因此，在描述“虚拟社群”时，往往是基于地理离散的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年研究指出，网络空间形成的社群，并非如此“虚拟”。虽然网络社群并没有一个实际的地理位置，但社群成员仍会在离线的现实生活当中，试着加入面对面的互动方式。例如，Blanchard（2004）以美国讨论运动的网络社群为例，说明网络社群也可能会慢慢结合现实生活，进而转变成为实体社群，其社会资本特征，例如成员间的规范，也随着面对面的接触后越发明显；也有相关研究指出，当线上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网络重叠时，人际网络拓展的方向多从线上空间向离线的方向移动，亦即网络空间的互动提供机会，以促成现实生活的面对面接触（Wellman等，1996）。
在我国，从腾讯 QQ 空间开始，到 2005 年人人网的前身校内网出现，再到后来的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纵观近些年来大行其道的社交网络服务，与之前的“虚拟社群”最不同之处，在于社交网络服务的连接拓展方式，着重“从离线至线上”的方向拓展连接：社交网络服务不仅能形成新的连接，也能维持既有的连接（Boyd & Ellison，2007）。使用者可以通过建立联系的网络，并通过朋友列表来展示网络关系。这些“朋友”可以是离线时就存在的朋友，也可以是在线上结交认识的朋友，同时也可以在线上结交现实生活中享有地理联结关系的朋友，例如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或在同一单位工作者。
社交服务的崛起，象征着线上社群的转变。早期的虚拟社群或线上社群，如同线上讨论区，主要是以主题或兴趣来建构的，但是社交服务是围绕个人的关系（relationship）而建构的网络（network），个体即使自身网群的中心，并以此而拓展开来。因此，社交网络服务所建构的社群，正如同社会学者 Barry Wellman（1988）所言：“世界是由网络所组成，而非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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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资本理论
社群主义学者Alexis de Tocqueville（1945）曾指出，美国人民积极的社团参与，与他们的政治平等息息相关；而越强调平等的社会，越是需要结社艺术。之后，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也主张，公民社会对于民主文化有培育作用：结社生活品质的强调，解释了民主体制的运作良性。因此，新托克维尔主义者力倡发扬结社艺术，并将公共参与视为一剂强心针，希望能重振逐渐萎靡的民主活力，以增进公民生活品质及全体福祉，即所谓的社会资本。
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中，以哈佛大学政治学者 Putnam 的锋芒最健。Putnam 于九十年代以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人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情形。Putnam 认为在 20 世纪的前 60至 70 年，人民结社行为稳定成长。但近 3 年来人民的公民参与行为大幅衰退，唯有在一些不必要面对面的接触的社群，才有成长之姿；美国公民的面对面结社行为直线下降，包括：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一般性的社群组织参与。Putnam 对于美国人的宗教参与进行测量，发现美国人比起往昔，较少到教堂；教堂举办的活动，也局限于少数社团当中，较少拓展成范围较大的社群。虽然人们在工作领域有网络存在，但Putnam（2000）认为以工作为基准的网络通常都较偏向“工具性目的”，并非类似传统以“社交为目的”网络。因此，他视上述情形为社会资本降低的现象。
自从 Putnam 提出美国人民的社会资本正在下滑的警讯，社会科学领域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相关理论应用的文献，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皆援引社会资本的理论在各自领域的应用。早在 1916 年，Lyda Judson Hanifan 在对于乡村学校社群中心讨论时所提出“社会资本”一词。他以社会资本这个词来描述一些对于社区居民有价值的事物，即善意（goodwill）、伙伴情谊（fellowship）、同情（sympathy）和社会组成单元间的社会交流（social intercourse）。同时，他提到与邻居互动时，会增加双方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可以立即地满足社会需求，进而改善社群整体的生活状况。Hanifan 认为，当一特定的团体当中的人们早已相互认识的话，则会一起进行娱乐及社会互动等行为，并通过互动以累积群体的社会资本，社群整体的福祉会朝向进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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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 25
（一）研究假设 ......... 26
1.相关概念界定 ................ 26
2.研究假设 ............. 26
（二）资料收集方法 ............. 28
（三）问卷设计 ................. 28
1.人口统计学变量 .............. 29
2.SNS 使用行为 ............... 29
3. 因变量 ..................... 30
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与解释 .................... 30
（一）描述性统计 ...................... 30
1.样本构成 ........... 30
2.SNS 使用行为 .................. 33
3.线上跨越型社会资本 .............. 34
4.线下跨越型社会资本 .................. 35
5.自尊心 .............. 36
五、结论与建议 .......................... 41
（一）研究发现 ............ 41
（二）研究限制与建议 ................42
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与解释
（一）描述性统计
1.样本构成
本研究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学专业等，另外，也包括工作日和周末上网时间情况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在 274份有效样本中，男性有 126人，占 45.99%；女性占 148 人，占 54.01%。
在年龄方面，274 份有效样本中，“18 岁以下”有 6 人，占 2.19%、“19～23岁”有 150 人，占 54.74%、“24～28 岁”有 101 人，占 36.86%、“29～33 岁”有 15人，占 5.47%、“34岁以上”有 2人，占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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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
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了 SNS 使用行为的两个方面——来自现实生活的好友数量、SNS 中的人际互动行为与跨越型社会资本的关系，并分别测量了两种跨越型社会资本：线上跨越型社会资本——与 SNS 中的好友互动所产生的跨越型社会资本；线下跨越型社会资本——个体包括现实生活的整体社交网络中的社交互动所产生的跨越型社会资本。本研究扩展了以前对于新媒体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在 SNS 社交应用中，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好友数量和用户的人际互动行为、程度都对个体的线上、线下跨越型社会资本有显著的影响。
结合以前关于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的研究，本研究进一步深化研究跨越型社会资本产生和发展的机制，并着力探讨了 SNS 的使用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本 研 究 的 测 量 方 法 主 要 借 鉴 了 Williams （ 2006 ） 和 Ellison （ 2011 ）在对美国成年人使用 Facebook 而产生的社会资本的研究的测量方法。Granovetter 曾解释说为什么 Facebook 的使用能产生跨越型社会资本：因为弱连接相对来说是一种跨越型连接，而社交网站技术的特点使得人们与弱连接组成的社会网络的沟通、互动、关系维持变得更容易，因此也有利于跨越型社会资本的产生。当然，专注于 SNS 领域的一些研究学者也表示，正是由于 SNS 的便利性，人们有时候也可以拒绝那些弱连接所带来的信息或者资源。（Gray，Ellison，Vitak&Lampe，2013）。相似的是，Ellison 也曾指出，关于用户的可视性信息，例如个人主页使得这种信息的交换可视、持续、有意义。然而，本研究发现，在 SNS 的使用中，好友的“性质”的不同（例如是现实生活中就是朋友还是只在线上交流的陌生人发展而成的好友、沟通互动的行为的不同都能重塑信息在整个社交网络中的流向，也会因此而和朋友的朋友相识并成为好友。换句话说，仅仅知道你的 SNS 社交应用上都有哪些联系人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你要主动、积极地以对方能感受到的方式去进行社交互动行为，这样才能调动双方的互动从而培养这段关系。因为人际互动行为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有利于社交网络的黏合，同时也能创造出一个让信息交换从而产生社会资本的环境。接下来，将具体来说明 SNS中的人际互动行为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