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资本影响农村子女教育获得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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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626 日期:2023-06-25 来源:论文网
根据研究结果总体来看:家庭经济资本对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家庭纯收入对于农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其中,工资性收入对个体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反,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子女教育获得呈负相关关系,转移性收入同样对个体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他收入与农村子女的教育获得呈显著负相关,人均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对于个体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加总在0.01的水平上与个体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在网上引起热议,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客观存在,阶级固化的问题进一步突出。尽管社会上尽可能避免对于高考状元的过度炒作,但作为对于学生取得阶段性成绩的肯定,高考状元依然是一些社会问题的研究对象。艾瑞深研究院1调查了 2007 至 2016 十年间全国大部分省市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能否成为高考状元与其所在的家庭环境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均有不可回避的相关性。最近10 年来,越来越多家庭文化资本丰厚的家庭即父母为大学研究人员、教师、高工等“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培养出状元,教师家庭和公务员家庭因其占据了较高的家庭社会资本始终是最盛产全国高考状元的家庭,高考状元所占比例较高。

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调查到的 2007 至 2016 年全国大部分省市高考状元分布报告中,来自教师家庭即父母至少一方为教育工作者的高考状元占比最高,为总数的三成以上;占据第二位的是国家或地方公职人员家庭,占 15.62%;工人家庭占13.39%;工程师家庭占 10.62%;占比最小的是农民家庭,占比不足调查总数的一成[1]。图 1-1 直观的反映出各阶层家庭高考状元的分布情况:教师及公务员家庭出身的高考状元占据半壁江山。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试图解释这一社会现象,他认为教师群体与其他职业相比,受过良好且完整的教育,对于考试的规律和趋势更为熟知,教师家庭与其他职业背景家庭相比,为子女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氛围,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科学的学习习惯,更有时间和精力帮助子女解答学习和生活中的困惑,在面对考试时容易获得更优异的成绩。相比之下的农村家庭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家庭资本的缺失致使农村子女在获取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整体在教育获得上处于劣势,高考状元所占比重较低,仅为十分之一,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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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一 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法:本项目的第二部分采用文献综述法,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影响的文献和理论模型,分析前人的理论研究进展,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上宏观把控家庭背景对于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
2.比较分析法:通过对不同家庭资本及不同相关理论的比较分析,探究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之间的影响差异;通过对国内国外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比较其内在差异;通过对国内不同时期的影响因素变化研究社会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影响。
3.计量分析方法:为了验证假设,本项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样本中家庭资本的相关因素对于农村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选取六种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分析个体的教育获得与自变量的相关性,达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效果。
4.交叉研究法: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运用了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这一选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5.归纳演绎法:将回归结果进行归纳演绎,归纳概括影响个体教育获得的家庭背景因素,进而演绎出提高教育获得,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从而保证归纳结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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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第一节 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
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工业社会,美国著名学者崔曼(Donald Treiman)就曾提出: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必将走在工业社会的最前端。由此可见,教育获得在决定个人的发展机会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谁能获得教育”甚至是“谁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谁能向上流动”[4]。
在子女获取受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家庭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结构的不断变迁,教育问题成为一个家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实现阶层的跨越、促进代际流动,长期来看有利于社会公平。而教育一旦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本身便成为了社会不公平的重要体现,并且在代际传递过程中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可能引发社会的长期不平等 [5]。顾诗颖(2015)认为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6]。李德显、陆海霞(2015)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家庭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一个个家庭组成了整个社会,因此家庭对个人的影响非常重大。家庭资本对于孩子们影响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家庭可以为孩子们的未来提供有用的资源,特别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这种资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7]。在本文中提到的家庭资本,可以将其理解为家庭背景,也就是能够为家庭子女提供便利条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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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育获得的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还受城乡、家庭成员数、出生顺序、性别、民族、居住空间、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以及多个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
一 家庭因素
在城乡差异方面,李春玲(2003)认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家庭经济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呈现二级分化,对于城市而言,经济资本对于子女教育获得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有显著性影响[33],被访者14 岁时的家庭收入对于农村子女尤其是农村女孩产生的影响比较明显,但是对于城市人和男孩产生的影响则非常小。高勇(2015)的研究发现: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户籍差异归因于城乡分立的教育资源的差异,而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户籍差异却是渗透于生活的差异[34]。
家庭成员数也影响了个体的教育获得,有多位学者对于社会分层进行了研究,如果家庭当中兄弟姐妹的人数较多,而家庭收入是一定的,这些兄弟姐妹之间会形成竞争,这种竞争必然会使落在每个人身上的受教育资源减少,这就是“资源稀释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 [35]。张月云、谢宇(2015)提出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教育资本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发展,这是最直接且决定性的影响因素[36]。如果家庭当中子女较多,在每一个子女身上投入的教育资本都会对应的减少,每个子女所获得的教育资源都将减少,教育资源被稀释,这与“资源稀释论”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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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7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17
一 文化资本理论 .......................... 17
二 地位获得模型 ........................... 17
第四章 数据选择和统计分析 ..................... 22
第一节 数据选取 .......................... 22
一 数据来源 ............................ 22
二 变量选取与说明 ............................... 22
第五章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 31
第一节 计量模型分析 ........................ 31
一 模型构建 ........................... 31
二 实证分析 ........................ 31

第五章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第一节 计量模型分析
一 实证分析

转移性收入同样对个体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 3 检验了农村家庭转移性收入对子女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转移性收入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个体受教育年限下降 0.0586 个单位且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转移性收入指家庭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捐助获取的收入,主要包括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等,由于转移性收入取决于各地区的地方财政状况,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大,因此转移性收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全国数据来看,东部地区转移性收入的平均值为3422.38元,中部地区转移性收入的平均值为3609.61元,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的平均值为 3634.48 元,显示出了西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东部的分布态势,这种结果可能受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东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分布密度稀释了转移性收入,而西部地区的人口分布密度较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转移性收入对于日常生活提供了较高的保障性作用,与经营性收入类似,转移性收入较高的家庭,日常生活的保障性越强,使其无需追求更高的学历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优势以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保障,从而降低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至于对个人最高学历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与工资性收入不同,转移性收入主要属于非劳动所得,转移性收入越高,反而降低了子女继续深造的积极性。这是由于转移性收入的提高,家庭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寒门学子无需再通过受教育获得阶层转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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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结论
本文使用CFPS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农村地区家庭经济资本对于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机制。根据研究结果总体来看:
家庭经济资本对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家庭纯收入对于农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其中,工资性收入对个体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反,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子女教育获得呈负相关关系,转移性收入同样对个体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他收入与农村子女的教育获得呈显著负相关,人均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对于个体受教育年限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加总在0.01的水平上与个体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关系。
对于控制变量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呈负相关,但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智力水平与最高学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全部家庭纯收入与个体受教育年限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别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在教育获得上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的教育获得更容易因为家庭经济资本的变化而产生变化。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与子女教育获得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医疗保健支出与子女教育获得在0.05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引入交互项,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受访者在人均家庭纯收入对个人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城市居民的个人受教育水平相较于农村居民更容易受到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影响;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中,人均家庭纯收入对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其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西部地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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