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人类永恒关注的问题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停下脚步，在人类追求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与物质财富形成相伴而生的废弃物排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目前，全球资源能源短缺、碳排放量激增、气候变暖、沙尘暴、暴雨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地球环境正遭受到工业文明以来最为严重的侵蚀（马中，2019）[1]。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环境问题不仅损害民众身体健康，而且影响社会福利，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从1997年国际公约《京都协定书》的签订到2015年《巴黎协定》开始生效，为了缓解气候变化、治理生态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作出了努力。统计资料显示[2]，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森林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草地人均占有量为世界 平均 水平的1/3 、耕 地人均 占有量 为世 界平均 水平的1/3 ，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2）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具体体现
1978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提升至2020年的17.3%1，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重工业的粗放式发展（蔡昉，2013）[3]，具有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点，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造成了约GDP的8%-15%的经济损失（韩超和胡浩然，2015）[4]，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能源消耗国，其中，煤炭消耗量是美国的3倍多，接近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2倍[5]。耶鲁大学发布的历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显示，中国环境绩效指数（EPI）在参评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00以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改善没有同步，已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质量。绿色发展是以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不影响人类健康为前提的发展，能有效化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矛盾，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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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本文在对已有环境规制、生态效率相关理论及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整合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为从环境规制视角寻找提升区域生态效率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丰富了环境规制方面的理论研究。
（2）本文在综合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以及经济效率理论等的基础上，通过研究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尝试厘清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理论机制，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1.2.2 现实意义
（1）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可以防治污染，而目前有关环境规制对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这为环境规制的制定带来了困惑。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担心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放松环境管制。为了更好的了解环境规制是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即提升地区生态效率，本文利用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规制效应，从而激励地方政府合理制定、积极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促进生态效率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发展不平衡，客观要求不同地区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环境政策。中国是强规制国家，规制政策对经济社会影响大，要求制定的各项规制政策要有针对性。本文不但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环境规制作用机理，而且研究三类环境规制作用机理，为分区分类、区域联防联控环境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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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以及环境产权不明晰性，在资源配置时，市场失灵普遍存在，这为政府政策干预提供了可能，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设计各种规制工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标。基于此，本文理论基础有市场失灵理论、环境规制理论。但是，环境规制有时也常常达不到预期效果，产生政策失效，甚至使资源配置被进一步扭曲。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为了实现以质量和效率为中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贯穿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此可见，还将涉及经济增长理论、经济效率理论和“两山理论”，本部分就这些经典理论进行归纳分析，这些理论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和下文进一步分析的基石。
2.1.1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范围、复杂程度的变化，学术界对经济增长的理论认识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内生经济增长几个阶段。早期，主要考虑单个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后考虑多种生产要素，再后将技术内生，更好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分析了生产怎样影响国民财富增长，指出了国家财富的增加需要从事有用劳动的人口不断增加，而且专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专业分工和人口增加两者之间还有相互促进关系[10]。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财富分配怎样影响经济增长，指出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分配状况影响原始资本积累，进一步影响生产规模，生产规模的变化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10]。约翰•穆勒从劳动、资本、技术和人口等多因素出发，基于边际收益的角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归纳分析、演绎分析这两种分析方法是古典经济理论常采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后来成为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发展、其他经济理论、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11]。
19 世纪 70 年代，瓦尔拉（Léon Walras）、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avens）、门格尔（Carl Menger）三人几乎同时发现并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开始向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过渡。其中，哈罗德-多马模型从长期、动态的角度定性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动因，认为资本积累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外生技术决定论，以索罗（Slow）和斯旺（Swan）构建模型为代表，模型放松了哈罗德增长模型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设，指出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产出贡献率的余值称为“索罗余值”，并将该余值解释为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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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综述
2.2.1 生态效率的概念界定
生态效率由“生态”和“效率”两个词组合而成。在生态学中，生态指一定自然环境里生物之间、生物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和依存的状态。在经济学中效率主要指帕累托效率，是基于投入与产出的考量，经济增长追求高效率。因此，区域生态效率兼顾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层面，从投入产出视角来定量刻画区域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
20世纪末，随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对经济增长构成巨大挑战，探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ierce（1989）在其著作《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提出发展绿色经济要以环境保护为核心。1990年，德国学者Schaltegger和Sturm将生态效率首次定量描述为经济增加值与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比值[6]，将环境和经济纳入同一概念框架。生态效率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经济产出与资源环境投入相结合，以量化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此后，许多学者界定了生态效率的内涵（Kuosmanen et al., 2005[17]; Zhang et al., 2008[18]），虽然定义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最大限度的提高经济产出、最小化生态环境的影响破坏。
基于生态效率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Passetti and Tenucci, 2016[19]; Chen and Jia, 2017[20]; Li and Hu, 2012[21]）。由于生态效率指标在保持或增加企业、部门产品或服务价值，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效率一致被认为是一种衡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Mickwitz et al，2006[22]；Maxime et al., 2006[23]）。同时，也吸引了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WBCSD）等许多国际组织机构的、认可，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如巴斯夫集团（BASF）认为生态效率是在生产过程中使消耗的能源资源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排放以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和创造客户价值最大化的目的[24]。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从减少环境污染的角度，生态效率是在保值增值股东价值的同时，降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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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机理分析 ................................ 30
3.1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机理分析.......................... 30
3.1.1 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 ............................ 30
3.1.2 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图解分析 ................................ 31
第四章 中国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40
4.1 环境规制政策的发展历程.......................................... 40
4.2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现状分析....................................... 44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特征事实................................. 51
第五章 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57
5.1 研究方法及指标选择.................................... 57
5.1.1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 模型 .......................... 57
5.1.2 GML 指数 ............................ 58
第七章 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7.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7.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相邻空间单位上属性值关联程度的重要指标，分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本文采用 Moran’s 指数来判断所要关注变量的空间相关性[192, 193]。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上邻近省份生态效率之间的依赖关系，从总体上判断不同省份生态效率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的分布特征，本文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global Moran，s I）来实现。
Moran，s I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如果大于 0 表示变量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具有相似属性的变量趋于空间集聚；如果指数小于 0 表示变量有负的空间负相关，即有相异属性的变量趋于空间集聚相邻；如果取值为 0 表示变量空间不相关，在空间上是随机分布的。指数绝对值越大，空间依赖程度越高。
（2）局部空间自相关
本文基于空间关联的局域自相关指标即 Moran，s I 指数的局部形式，用来检验局部地区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程度，揭示出某个省市与其相邻单元之间生态效率的集聚、离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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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及研究展望
8.1 研究结论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绿色低碳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效率作为连接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 “桥梁”，综合了考虑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能够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环境规制作为弥补市场失灵、治理环境的有力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也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环境规制能否及如何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对我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更高标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经济增长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环境规制理论、经济效率理论和“两山”理论等经典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研究脉络及研究进展。其次，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本地效应和邻地效应视角，从理论上详细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直接作用机理及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三种传导路径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间接传导机制。再次，回顾了中国环境规制的发展历程，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种类型。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分析了主要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现状，使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了命令型、市场型、自愿型三类规制工具和综合环境规制的强度并描述其特征事实。接下来，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中国省级区域生态效率，并结合GML指数及投入产出冗余率分析了区域生态效率变动的内在成因及改进方向，基于泰尔指数对生态效率的差异特征进行了客观比较，为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最后，收集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以Tobit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为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