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持续高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难题,大量高污染、低产出的低效能企业仍存在,人口红利时代也已过去,要想迈出“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对于经济增长的追求不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更多的是要得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自 2007 年以来,我国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将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十二五”期间提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目标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大也将供给侧改革、环境保护提到重要位置;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习近平总书记(2015)对经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一系列政策表明我国政府已确定合理的中速经济发展状态,以及将经济发展重心转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上。因此现阶段的研究重点应更多的放在探究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方面,寻找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路径,助力我国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金融业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已有较成熟的研究,金融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国金融业发展起步较晚,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目前金融业的集聚现象也逐渐凸显,新兴金融中心,如北京、上海、深圳汇集了大金融机构与金融资源,而这一金融集聚现象与经济发展也具有密切联系。纵观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街、东京新宿,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金融资源与金融机构,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对于本地乃至本国的经济发展均有不小的影响。我国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发展稍显滞后,各方面均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于金融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应成为现阶段的研究重点,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方式重点考察金融集聚现象对本地区、周边地区、整体经济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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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金融集聚的成因及效应研究综述
金融集聚的概念来源自产业集聚,是在产业集聚的理论基础上,将金融业看作一种产业,借助产业集聚的研究手段对金融业的集聚情况进行研究,是一个融合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的概念。对于金融集聚的概念界定,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分为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动态着重表现集聚的过程,静态着重表现节点性的状态。目前对于金融集聚暂无统一定义,但大多学者均普遍承认金融集聚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是描述金融机构与金融资源汇集现象的概念。梳理相关国内外研究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集聚动因、测度及效应分析这三个方面。
(1)金融集聚的动因研究。对于金融集聚的动因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 Maeshall(1989)的规模经济理论,他首次系统的提出整体规模较大的行业的生产效率要高于整体规模较小的行业,进一步他将“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区分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在讨论外部经济时提出了规模经济的概念。在规模经济理论基础上,Kindleberger(1974)最早聚焦于金融集聚问题。他运用规模经济理论去解释金融集聚的主要动因,认为规模经济是金融机构集聚现象产生的核心因素,Park(1982)与之观点一致。Tschoegl(2000)在此基础上,基于外部规模经济、自我强化作用的视角进一步分析金融集聚的成因。另外还有信息流动因素也是各位学者研究讨论的焦点所在,Zhao(2003)等人支持“信息腹地”理论作为金融集聚的成因,他们认为准确高效的信息是金融业集聚在同一片区域的关键因素,由于信息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大量存在,信息腹地所拥有的信息优势是促进各类金融机构汇集的重要原因,赵晓斌(2006)也支持金融地理学的观点。
(2)金融集聚的测度和评价。对于金融集聚的指标选择主要分为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两种。单一指标大都选择区位熵作为变量,李正辉、蒋赞(2012)选取区位熵系数来衡量我国各省域的金融集聚程度分析金融集聚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金融集聚程度提高从政府推动转向依靠市场力量来驱动。孙晶(2012)、李凯风和王捷(2017)、王仁祥(2017)等学者均从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行业的区位熵代理金融集聚程度。虽然各位学者所采取的区位熵计算方式并不一致相同,但其主要思路是相似的,均考察的是金融业相关数据占全国比重,但是采取区位熵评价方式较为片面,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构建多层次的指标体系,刘红(2008)、谭朵朵(2012)、黄解宇、杨再斌(2006)、丁艺和李树丞(2009)等学者均从不同角度构建了金融集聚的综合指标。对于金融集聚的综合指标的构建需要考虑到能够较全面的体现金融集聚的丰富内涵,并且还要考虑到数据的可行性与可比性,因此各学者的指标构建的视角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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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借鉴
2.1 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诞生于二战后,当时一批受到资金与储蓄两方面短缺经济问题的新独立国家,开始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影响,格利和 E.S.肖(1960)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一文中首次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展开了系统的模型研究。雷蒙德·W 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首次确定了衡量金融程度的基本指标体系,为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金融分析提供了方法论及分析基础。他根据该指标体系对 35个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总体而言,该理论主要论证目的即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本节主要介绍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以及 1973 年罗纳德·麦金农和 E.S.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与金融深化理论。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自银行诞生以来,这一问题便进入各学者视野,20 世纪 80 年代在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相继爆发的债务与金融危机,让经济学家重新注意到这一问题。普遍认为最早关注金融与经济关系问题是熊彼特于 1912 年发表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早期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以银行为基本结构的和以市场为基本结构的金融体系哪一个更有效率,以此来说明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在经济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现有理论而言,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五种: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没有因果关系,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理性预期派卢卡斯(1988),但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界主流观点;第二,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其代表观点为“因应需求轮”(Demand-Driven);第三,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金融是经济的充分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第四,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这一观点基本观点仍是金融影响经济增长,但因市场条件或经济条件的约束,金融可能并不能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第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这一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同时经济的增长会要求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二者将相互影响,相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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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地理学理论
金融地理学是一门结合了金融学与地理学的边缘学科,将地理空间因素引入金融学研究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对货币地理学、金融中心形成、“金融排斥”,研究理论主要包括“信息腹地”理论、“路径依赖”理论、信息外在性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结合了经济学的模型研究法和地理学的绘图研究法,以此考察地理环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将运用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影响。
金融地理学最早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从萌芽阶段发展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主导阶段,再到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由经济地理学影响阶段。在金融地理学的萌芽阶段,主要研究方式是依靠经济建模,而经济模型难以解释非经济变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一阶段的金融地理学研究仍有较多缺陷。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地理学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这一阶段的金融地理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金融排除,过于重视理论导致这一阶段的金融地理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20 世纪 90 年代后,收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众多学者开始注重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分析,不再单一解释经济要素问题。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金融中心与货币地理学等方面。(1)金融中心研究。随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与金融资源会因多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逐渐汇集于一片地域内,这便形成了金融中心,但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所达到的结果。对于金融中心成因,金融地理学支持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决定因素,以“信息腹地”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解释金融中心与金融集聚的形成与发展。(2)货币地理学。这一方面的研究较成熟,主要研究问题集中于对于货币范围、货币主权模式、货币竞争与非领土化货币相关影响,重点考察货币与金融业具有空间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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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19
3.1.1 金融集聚的内涵 ........................................ 19
3.1.2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20
第 4 章 金融集聚的测度及现状分析 ................................... 29
4.1 金融集聚的测度 ........................................ 29
4.1.1 金融集聚水平指数的构建 ................................ 29
4.1.2 金融集聚指数的计算及测度结果 .......................... 30
第 5 章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及现状分析 ................................ 43
5.1 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指数的测度 ................................ 43
5.1.1 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指数的综合指标构建 ............................... 43
5.1.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及测度结果 ................................... 44
第 6 章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6.1 指标与模型选取
6.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出现,打破了高斯-马尔可夫假设,它将各经济变量通过其空间相关性联系起来,便于处理具有较强空间依赖性的复杂经济问题。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对于空间的不同设定,分为两种主要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也被称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简称为 SLM 模型或 SAR 模型;以及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也被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简称为 SEM 模型或SAC 模型。两种模型的区别在于 SAR 模型旨在表明空间关联发生在变量的不同时空的交互作用中,SEM 模型则表明的是空间影响产生于难被观测的误差项中,因此 SAR 模型将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于相关变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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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不能仅限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研究,应重视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业发展同样迅猛,金融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也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国内外诸多学者聚焦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探究,而针对金融集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研究寥寥。因此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值得探究。本文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考察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首先研究从内涵界定与理论机制分析,厘清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与金融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最后通过空间滞后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影响效应。研究发现:
(1)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金融集聚程度较高且提升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金融集聚程度较低且提升速度较慢。上海、北京、广东的金融集聚程度最高。另外,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各地区差距同样明显,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最高,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距较小。创新发展指数与协调发展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大,绿色发展指数与共享指数各地区差异较小,开放指数的差异程度不断减小。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
(2)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这表明随空间分布距离的聚集,相关性就越发显著。具体而言,经济增长质量的 Moran’s I 指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测,呈逐年降低的趋势,由 0.327 降至 0.161,整体呈现空间相关性下降的趋势;金融集聚的 Moran’s I 指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测逐年上升,在 0.252 至 0.337 之间波动,整体呈现空间相关性增强的趋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