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行政区划历史由来已久。根据《尚书·禹贡》记载,早在秦之前已有行政区域的划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郡县制的出现是行政区划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行政区划体系开始建立。此后,随着朝代更替,行政区划也随之不断演变。至元代,行省制度的建立是我国行政区划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为后续省一级行政区划设置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民国时期,市镇建制悄然兴起,由此在地域型政区的基础上出现了城市型政区,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向来重视行政区划工作对政权建设、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行政区划作为重要部分列入其中。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行政区划作为党领导人民依据宪法法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并对行政区划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的明确要求。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行政区划并不必然就是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习书记的这一时代论断,成为新时代、新形势下行政区划发展的重要引领。同时,法治进程也持续推进,继 1985 年的《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之后,2018 年,国务院又发布《行政区划管理条例》,通过法治建设对行政区划管理作出新的规范。
系统梳理发现,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历程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阶段的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以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要方向。由于发展基础薄弱、体制不健全,加之缺乏建设经验,上世纪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以及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曾对行政区划造成严重冲击。这一阶段的行政区划政治性强、经济性弱,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极为有限。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城市化成为引领行政区划调整的一条主线,也是破解行政区划调整难题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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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结合研究思路框架图 1-1,阐释本文的总体思路如下:
第一,系统梳理与分析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成果,找出当前研究的重难点以及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部分。然后,进一步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可能的实现路径又是什么?并且,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是否存在路径优化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设计推动撤县设区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
第二,立足区域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从经济增长、资源要素配置、市场规模、规模经济、产业结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对撤县设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第三,为充分了解撤县设区作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全貌,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县、县级市以及市辖区三种类型的县级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具体的历史背景、调整动因以及变化特征等,并归纳总结主要方式及其主导类型。在此基础上,聚焦撤县设区,从时序变化、发生特征、区域差异、发展趋势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为后续研究提供事实依据。
第四,借助空间分析、倾向得分、双重差分等多种方法,构建实证模型检验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土地要素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个层面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
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影响机制进行修正和完善,并针对撤县设区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优化,从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双向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四个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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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2.1 理论基础
(1)经济增长理论
从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后,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作用机制以及经济增长的途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答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孙悦和刘玉梅, 2010; 陆静超, 2004)。以斯密(Ado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尔萨斯(T. R. Malthus)、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家均对经济增长展开了研究,并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马晓琨, 2014)。
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和多马(Evsey David Domar)对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依据,将经济增长纳入动态分析框架,考察国民收入和就业稳定均衡增长所需条件的理论模型,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1956 年,索洛(Solow)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将技术进步引入生产函数,并假设劳动和资本之间可相互替代,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自动收敛和动态均衡,找到了经济增长的稳定的、持续的增长路径,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八十年代以后,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知识积累和技术革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只有将这些因素纳入模型,才能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罗默(Romer. P)和卢卡斯(Lucas. R)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罗默强调技术进步是内生的,卢卡斯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总体上看,新增长理论建立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说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内生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系统内生因素,而不是外部力量。因此,这一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新增长理论还较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自身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而这些因素又都具有递增收益,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因素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差距日渐扩大。同时,新增长理论还强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政策的作用弱化,新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对经济具有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税收、补贴、教育、研发、投资等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巴罗(R. J. Barro)将政府作用内生化,认为政府支出有助于资本和劳动实现收益递增,这种公共资本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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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期,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快速向城市集聚,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李强等, 2012)。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直接导致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而这又直接推动了以城市型政区为主的行政区划调整。因此,城市化成为行政区划调整的核心动力(朱建华, 2015)。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动力与欧美国家明显不同。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受人口集聚程度和产业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李强等, 2012)。而中国的城市化推进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典型特征。虽然也存在市场力量和发育尚不完全的民间力量,但压倒性的政府力量使政府主导的特征显而易见。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开发、建设、规划、审批等诸多环节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政府力量的强大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依托土地公有制呈现出大规模、快速化推进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以政府颁行的方针和战略部署为指导。城市,尤其是内地城市在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生产力分布以及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调整等规划指导下开始快速发展。“重点建设、稳步前进”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设方针。此后,在 60 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国际关系日趋紧张,为巩固国防、加强战备以及改变生产力布局而开展了一次由东向西的大规模工业迁移过程,涉及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的战略部署下,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三线城市建设进入高潮。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开启城市化进程。行政区划调整成为推进城市化的有力工具之一。1982 年,为解决地市并存造成的机构重叠、条块分割的问题,中央开始积极试行地、市合并,推行市管县体制。同时期,中央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1983 年,为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撤县设市大幕拉开。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撤县设市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逐渐导致假性城市化、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以及规模集聚不足的弊端,至 1997 年底,撤县设市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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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县级行政区划调整阶段特征............................................... 53
3.1.1 建国之初至改革开放(1949-1978) ................................. 57
3.1.2 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1978-1997) ............................. 60
第四章 撤县设区与经济增长 .......................... 81
4.1 假说提出.................................... 81
4.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83
第五章 撤县设区与土地要素扩张 ............................. 102
5.1 假说提出..................................... 102
5.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106
第七章 撤县设区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7.1 假说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放权,在中国式分权体制的运作模式下,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类似企业家的一级利益主体,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或隐或现的竞争格局。这种竞争格局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激励了地方政府在辖区内充分利用和动员各种要素资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宏观层面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竞争格局也无形中强化了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壁垒,形成严重的市场分割与“行政区经济”现象,行政区划成为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堵“看不见的高墙”。
行政区划具有突出的经济和政治功能,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权力、资源配置能力,这深刻影响着城市的人口流动、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等,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当前的分权体制以及政府运作模式都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区经济现象。在地级市内部,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级市与下辖的县(市)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主要关注本辖区内经济活动,对辖区之外的缺乏兴趣,极易产生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的问题,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影响城市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王贤彬和谢小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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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8.1 主要结论
作为政府主导的、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政策工具,撤县设区在地级市的行政区划调整中尤为频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日益广泛。本文从城市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规模、集聚经济、产业结构等角度阐释理论基础,探讨分析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尝试从土地要素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三个角度探讨其实现路径。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借助倾向得分、双重差分、空间双重差分法和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针对研究结论并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优化撤县设区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撤县设区已经成为当前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具有显著的时间和空间分异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县级政区数量总体保持相对平缓的变动趋势,县、县级市以及市辖区三种类型的县级政区演变规律各不相同,各自具有明显的时间节点和阶段特征。我国县级行政区划主要调整方式是“撤建”。其中,“撤县设区”是主要调整类型。时间上,撤县设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展开的,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大规模“爆发”,2000 年和 2016 年前后分别形成两个“高峰”。空间上,撤县设区具有明显的省际和地区间空间分异现象,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集聚特征。趋势上,撤县设区表现出与城市化战略布局的空间耦合、城市群发展的协同互促以及沿海与沿边双向开放的格局特征。
(2)撤县设区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对于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GDP,撤县设区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 U 型”特征。说明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短期促进效应,随后逐年下降,在撤县设区之后的第五年,促进效应几近消失。由于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的存在,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上述结论的正确性。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前提下,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仍表现出促进效应。说明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是稳健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