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发表,本文对农村基础设施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分析和实证评估，这对于深化农村贫困问题的认识、尽快实现 2020 年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贫困内涵的演进脉络，说明了贫困测度的贫困线和其他指标，阐述了农村减贫和基础设施减贫的理论及其政策评估。在此基础上，利用 CFPS 调查数据中 2012 年和2014 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和自来水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主要得到了以下的结论：第一，农村家庭离最近的硬化道路距离越远，这个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会越高，而且陷入贫困的程度可能会越严重。农村家庭离最近硬化道路的距离每增加 1km，该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会增加 1.1%，对应的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会分别增加1.1%和 0.8%，并且在加入工具变量以后，离最近硬化道路的距离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在通过稳健性检验以后，这一影响仍然不变，说明了道路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家庭贫困减少的重要性。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消除贫困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重要使命。贫困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贫困的内涵和定义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丰富，贫困的识别标准因家庭的收入变化而不断更新和调整，扶贫的政策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反贫困发展历程，我国的扶贫事业漫长且充满了艰巨性，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对于 1978 年以来中国扶贫开发阶段的划分，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共识，陈标平和胡传明（2009）、张秀艳和潘云（2017）、马文辉和杜辉（2019）按照不同阶段政府不同的扶贫行动划分为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 1978-1985 年，国家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 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土地制度及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文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个阶段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动力实现了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人减少至 1985 年的 1.25 亿人。
第二个阶段是在 1986-1993 年，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小组，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开始从大水漫灌式转向重点区域式扶贫，划定了集中连片贫困带和贫困县进行重点区域扶贫，农村贫困人口从 1.25 亿下降到了 8000 万人。
第三个阶段是在 1994-2000 年，扶贫攻坚阶段。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标志，政府大力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建立了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机制，出台了最低生活救助、科技扶贫、劳动力转移、生态移民等多项扶贫政策。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了 3209 万人。
第四个阶段是在 2001-2010 年，综合式扶贫开发阶段。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为标志，扶贫内容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以 15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对象，实施以村为单位的综合开发和整村推进的参与式扶贫。农村贫困人口从 9422 万人下降到了 2688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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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在回顾贫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来探讨我国的贫困现状，以调查数据中的微观家庭为分析对象，具体就家庭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农村减贫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评估几个主要方面来展开分析。具体来说：
首先，梳理了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文献，从贫困的概念和内涵、贫困的分类到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等，我们有一个充分的理论认识；其次，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中国的贫困现状进行了还原，对我国整体的贫困现实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再次，我们综述了贫困政策的评估，从中来指导本文的评估思路和方法；再次，我们构建了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对中国农村的减贫效应，确定了相关的变量进行回归，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说明和解释；最后，文章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文章的结论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可能的政策性意见，并且对本文的不足进行反思并展望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思路。
1.2.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了以下方法来进行研究： 文献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是在文章研究主题的基础上选取并筛选大量的文献进行研究，对前人已有的研究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一是可以提炼出已有文献中成熟的优秀成果，二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不足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贫困问题的文献数不胜数，本文选取了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来指导本文的进一步写作。
实证计量分析法。这是现代经济学研究中认可度最高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很成熟的范式研究。实证计量的方法着重于研究事物的“是什么”，拥有哪些特征以及在限定的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存在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实证分析方法能够奠定理论方法的基础，对构建的条件以及最终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有直接的运用价值。本文使用的实证计量方法参考了许多已有的研究，选择了合适的方法来论证本文的观点。
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相较于实证计量方法，它主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涉及一定的价值判断。文章会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减贫的机制，并通过实证来进行检验。定性分析法对于我们提出一套可能供选择和参考的政策建议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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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贫困的概念、分类及测度
2.1.1 贫困的概念与分类
（1）贫困的概念演进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贫困的内涵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动态的变化，具体内容不断丰富且充满复杂性（叶普万，2006；顾昕，2011；陈劲等，2018）。本文分别从经济视角、社会视角和发展视角来梳理贫困概念的演进脉络。
第一，经济视角下的贫困概念，经历了从基本需要到收入贫困到资产贫困的递进过程。Beveridge（1942）在回顾了英国战后重建的历史后，提出基本需要的概念及内容，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健康和教育。Rowntree（1901）认为家庭如果发生了贫困，是由于不能够满足维持体力的最低需求，即家庭所必需的“购物篮子”。衡量个人或者家庭的“购物篮子”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越高，相应的会提高收入贫困的标准。Robert&Edward（1995）认为若个人或家庭拥有很少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满足其基本需要，那么个人或家庭就陷入资产贫困中了。
第二，社会视角下的贫困概念。从经济视角看待贫困，更多的是强调收入的重要性，但是经历收入贫困、资产贫困下的个体和家庭也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排斥主要用于识别那些被排斥在福利制度以外的人，以及不能够参与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人（Saunders et al，2007）。Saunders（2003）将社会排斥定义为“某些人或地区受到的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及家庭破裂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
第三，发展视角下的贫困概念，包括能力贫困和多维贫困。Sen（1999）提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的基本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剥夺，收入不足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从能力视角来分析个人或家庭的贫困，最大的转变是把对个人或家庭从收入的注意中转向了生活质量。能力方法提出以后，人们认识到贫困不再是单一的收入不足，更重要的是个人或家庭在基础教育、卫生设施和饮水设施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的缺失，贫困是一种人们遭受多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即多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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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村减贫理论与政策的文献综述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农村减贫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基于能力贫困的观点，贫困之所以发生时因为个人的能力不足，要解决贫困问题就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第二种是政府增加对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投资和支出，来减缓贫困；第三种理论认为随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水平的提高会自动向下普惠到底层人口，从而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减少贫困，通过某些渠道农村贫困家庭受益于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涓滴效应”。
2.2.1 农村减贫理论
（1）人力资本投资减贫理论
国外学者最早将人力资本投资引入贫困的研究。Schultz（196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在拥有较为富裕的物质资本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其最为本质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对于人力资本不重视导致了人力资本匮乏，从而陷入了贫困。Becker（1964）重点分析了家庭层面的经济水平，扩充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且研究得出了家庭会因为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增加收入。Mincer（1958）在二者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理论公式化，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分析应用到了家庭的实际决策中。那么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真的能减少农村贫困吗？
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会显著减少农村贫困。黄斌和徐彩群（2013）研究发现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会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就业和提高非农就业的收入，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从而减缓贫困。李晓嘉和蒋承（2018）研究发现提高家庭的人力资本可以增加家庭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马文武和刘虔（2019）研究发现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贫困发生率还会再提高 3 个百分点，人力资本会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实现农村减贫。
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也可能不会减少农村贫困。曹海娟（2010）发现部分低收入家庭出现了“教育致贫”的现象，是教育长期收益率过低不足以抵消教育前期的成本导致的。杨俊和黄潇（2010）发现教育差距的缩小有利于形成初等人力资本，但是它尚未促进贫困减少，仅仅对贫困形成有较大的短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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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农村贫困及基础设施现状 ................................. 21
3.1 农村贫困现状 .................................. 21
3.2 农村基础设施现状 ................................... 26
3.3 本章小结 ................................... 28
第四章 农村基础设施减贫的理论机制 ..................................... 30
4.1 农村基础设施减贫的一般机制 ...................................... 30
4.1.1 农村基础设施的收入提升效应 ........................... 31
4.1.2 农村基础设施的福利改善效应 ...................... 32
第五章 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 38
5.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 38
5.1.1 数据来源 ...................................... 38
5.1.2 变量选取 ........................... 39
第五章 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5.1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5.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是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选择了其中 2012 年和 2014 年的数据，对我国农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这里需要对该数据的基本情况以及本文的数据处理进行三点说明。
第一，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收集了在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着重关注居民的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重点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历史，样本覆盖了中国的 25 个省、市和自治区，家庭户数规模达到 16000 户，包含了大陆 95%的人口2。截止目前，CFPS已经进行了一次测试性调查和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四次正式调查。由于 2016 年数据的缺失值太多，匹配之后造成样本数量过少，因此剔除了 2016 年数据。而我国 2010 年开始实行新的贫困标准，最后选用了居于中间年份的 2012 年和2014 年的数据，在涉及收入时按照 2010 年不变价进行了处理。
第二，本文研究的是农村贫困问题，因此剔除掉了数据中的城镇数据，而家庭层面的数据中不仅包括了个体的基本指标，也包括了个体所在家庭的其他指标，这些家庭的其他指标也可能存在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最后选取了家庭层面的数据。在实际应用中，也使用了社区数据来处理内生性的问题。
第三，在确定使用家庭层面数据后，需要定义一个家庭的户主，但是 CFPS 数据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家庭的户主，因此本文选取了家庭层面数据中“重要事件决策人”这一指标来代表户主（戴利红，2015）。经过数据处理后总的观测样本总计 12216 个，其中 2012 年家庭 5981 户，2014 年 623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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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对策和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对农村基础设施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分析和实证评估，这对于深化农村贫困问题的认识、尽快实现 2020 年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了贫困内涵的演进脉络，说明了贫困测度的贫困线和其他指标，阐述了农村减贫和基础设施减贫的理论及其政策评估。在此基础上，利用 CFPS 调查数据中 2012 年和2014 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并以此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农村道路基础设施和自来水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主要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第一，农村家庭离最近的硬化道路距离越远，这个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会越高，而且陷入贫困的程度可能会越严重。农村家庭离最近硬化道路的距离每增加 1km，该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会增加 1.1%，对应的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会分别增加1.1%和 0.8%，并且在加入工具变量以后，离最近硬化道路的距离对农村家庭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在通过稳健性检验以后，这一影响仍然不变，说明了道路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家庭贫困减少的重要性。
第二，农村家庭拥有自来水基础设施，会显著减少该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会让该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减少 17.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在加入工具变量以后，自来水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方向依然不变，充分说明了自来水基础设施在农村家庭减贫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从道路基础设施和自来水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上来看，自来水基础设施对农村家庭减少贫困的概率要远远大于道路基础设施，并且自来水基础设施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第四，文章对 2012 年和 2014 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进行了整体和分省市的测算，发现虽然从 2012 年至 2014 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有所下降，但是在 2014 年的贫困发生率仍然有16.4%，高出官方公布的全国贫困发生率 9.2 个百分比，农村地区仍然有许多人的收入水平达不到贫困线的标准，而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也较高，部分省市的农村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仍然很严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