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支撑
经过二十多年的政策调整和宪法修订，党和政府对待个体博士论文、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和态度，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晰了、明确了，这就是：允许和鼓励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同改革开放前的态度截然不同。改革开放前是彻底消灭，要它们绝种，永世不得翻身。如今是支持和鼓励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要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这确实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现在还不能说这方面的法制已经完善了，完善法制要有一个过程。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要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一)社会主义应是公有为主、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新认识。
传统的认识是：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并且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行动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如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确有消灭私有制的愿望，却没有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事实。之后他又鲜明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还说：“马恩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①
我很赞成于光远先生的这一论点，只是我同他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我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消灭呢?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原来的认识必须修正。
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党的十五大报告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当然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毕业论文种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没有私有制就谈不上是多种所有制。这当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发展。 然而十五大报告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再怎么长，也总归是一个暂短的过程,一百年不行，两三百年总行了吧!那么，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一下子就要变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呢?一个基本的根据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可以用别的什么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以往我们采用和试行过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彻底失败了，才改行市场经济的。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理论上即商品经济概念。由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换产品、交换劳动的经济，因而它的微观基础必然是和必须是不同利益主体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为基础，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适应才行。单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它也排斥竞争，并且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促进不同主体间各种各样的交换，促进竞争，促进发展。 这当然不是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永存。就具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它们既有生就有死，都不会是万岁，并且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们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说其具体形式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只是说现在还看不到也不清楚将来用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代替它们。反正不能再回过头来搞以往那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了。如果有人还要那么搞，必然发生历史的大倒退。可能吗?绝对不会。
如果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公有与私有并存，那必然发生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资本主义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现在形成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公社这个人类社会初期的历史时期以外，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与私有并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特征，不仅要看到它们是不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据这个分析方法，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不就区别开来了吗?
(二)对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重新认识
如果前一个问题谈论的是未来，那么本问题要论证的则是过去。它们都与现实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特别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关系。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五十年代消灭私有制经济是对的，现在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也是对的。这纯属风派观点，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但仅仅这样论述是不够的。
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评价是高度赞扬的，这毫不奇怪。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有新的实践了，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评价自然就稍稍客观了。在中央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当然还是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缺点和偏差，如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适当，以及整个运动过急、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错了，能成为集体的观点为许多人接受也是一种前进。但时至今日，这个评价行不行、够不够呢?
由于在这之后又有了二十来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我形成的新看法是：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仅仅是搞的早了、急了、快了，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不适当，等等，而是根本就不应当那么搞。不搞反而更好。我的理由
1.当时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是：“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成分,而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了，并且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的。”“必须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它。”改造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和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就落后了吗?可以认为，这些说词、论点，全部是为了要进行改造而制造出来的。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未必正确。大家知道，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不是这种观点。例如他说“剥削有功”，对资本主义“不要限制”，“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等等。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更正确。如果按照少奇同志的观点，也许就不会进行一场对资改造运动。
2.不搞对资改造，中国同样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国有制在改造前已经占据了主体和领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改造前的1952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52.8%；在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占到了80.8%。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冶金、机械、金融、铁路，以及一些大的矿山、工厂，几乎全部为国家所有，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棉纺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等。这样，不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而采取共同发展的政策，公有经济的比重也能占到绝对优势。
3.如果不进行那场急风暴雨式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我们也用不着再进行调整政策，重新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下来岂不更好!要知道，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变革生产关系，是大伤元气的。且不说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即使是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也很难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而我们却在一段时间内只搞这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而不集中力量向自然开战，这样才把时间耽误，差距扩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采取否定的态度，重新认识。有些事情是时间越远越能看得清楚。我们要把必然性和事情的对否区别开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在当时那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必然要进行那样一场对资改造运动。但必然性不等于正确性，是否正确，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如果我们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的“一大二公”标准来判断,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搞错了。
4.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不论是五十年代，还是现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德国等西欧大陆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中国更应当是处于资本主义还极不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时历史提出的任务应当是把封建主义消灭干净，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在封建主义的东西没有消灭干净，资本主义所允许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就采取过急行动，而要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绝种。正因为这个总的判断的失误，所以当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值得重新思考了。正因为私有制经济在不该被消灭的时候被人为地消灭了，所以当它被消灭后又不断地再冒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可以看成是对那时错误行动的纠正，也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还要继续发展的必然性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