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国家风险与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热度的相关性范文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特质，手工搜集 2013 年-2018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并购案例，运用面板泊松回归、Ologit 回归等统计方法，考虑国家风险及其异质性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其影响机制，以收购股权比例为切入点，以中介效应检验的依次检验法（Causual Steps）研究国家风险、收购股权比例与中国互联网行业海外并购的关系。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跃
自 1999 年的“走出去”战略到 2013 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规模庞大，《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如图 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活跃，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在 2015 年和 2016年达到巅峰，由于全球 FDI 的下滑，2017 年中国 FDI 流量出现短暂回落，但 2018年重回世界第二，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例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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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1）为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中国家风险及其异质性的识别和防范提供借鉴
国家风险在海外并购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随着全球科技发展临近奇点，中国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中国互联网企业实力溢出，海外并购对构建和完善互联网企业商业生态体系愈发重要。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呈追赶之势的情况下，某些发达国家必然会有所行动，反华势力堪忧、中东局势紧张，加之国际政局变动等因素，均会对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不同东道国进行海外并购时所遭遇的国家风险有明显差异。因此，国家风险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热度的影响进行值得深入研究。
国家风险是综合性风险，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风险[2]，具体包括人均 GDP、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收入分配、政治稳定性[2]、所有权控制[3]、信仰、文化习俗及价值观等方面。陈菲琼、钟芳芳（2012）[2]认为，应当以东道国政治经济水平为基准，识别其关键类型的国家风险，并加以防范；杨连星等（2016）[4]发现，国家风险中的双边政治关系企业对外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杜晓君和刘赫（2012）[5]认为文化类国家风险是海外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风险。由此可见，国家风险的异质性会对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家风险对海外并购的区位影响后，进一步将国家风险细分为经济基础、偿债能力、政治风险、社会弹性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分别研究其对互联网行业海外并购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对不同东道国关键性国家风险的识别和预警提供经验证据，完善对国家风险异质性的研究。
（2）识别国家风险与并购区位热度间的影响机制
收购股权比例关系到主并企业在目标企业中的管理能力和决策权，进一步影响并购后的整合和收益，甚至对并购意图的实现产生影响，同时收购股权比例容易受到国家风险的影响，例如在国家风险高的东道国，主并企业可能会采取连续并购的方式，逐步取得控制权，以降低不确定性。由此可以看出收购股权比例在国家风险与并购区位热度之间的重要性，但收购股权比例这一问题却在并购研究中常常被忽视。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收购股权比例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国家风险和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机制，检验收购股权比例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以期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收购股权比例决策提供实证证据，并扩充对收购股权比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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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国家风险的概念及度量
（1）国家风险的概念
本文所要研究的国家风险是指企业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发生变化或国际间政局波动从而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胡杰武和韩丽，2017）。既包括东道国经济水平、政治稳定性、营商环境等绝对条件，也包括国际政局环境、双边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差异等相对条件。一个良好的东道国环境不仅能为主并企业并购前的决策，并购中与目标公司的协调，还能为并购后的整合提供保障和支撑。这些不受主并企业所控制的，与东道国国家相关的因素称为东道国国家风险。
（2）国家风险的度量
虽然学者们对于国家风险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学界基本认同国家风险是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产物（Oetzel et al.，2001[9]；Conklin et al.，2002[9]；Mudambi et al.，2003[10]；Click et al.，2005[11]；陈菲琼和钟芳芳，2012[2]），由于国家风险因其涵盖内容多样、射程广泛具有延展性而难以度量，因此理论界对如何衡量国家风险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在于关键指标——国家风险难以度量。
1）国家风险与政治风险
中国部分学者把国家风险等同于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所有权征用、外汇管制、战争等与东道国政府行为相关的风险。对政治风险的分析，可以从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进行。政治风险的具体衡量方式有以下几种：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国家征收倾向模型、丁氏渐进需求模型。显然政治风险是由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制度完善性以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冲突频繁性决定的，不能代替国家风险的全部内涵。所谓“国家风险”的概念,是所有与东道国政府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法律相关的环境变化可能性的总称,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政治风险无疑是国家风险中最重要的风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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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国家风险与海外并购
（1）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在学界没有达成一致
目前，学界对国家风险的研究多着眼于对外直接投资（FDI）领域，从一般角度而言，东道国风险越高，会降低跨国公司经营绩效（Brunetti and Weder，1998[13]），进而对外商投资的流入有显著抑制作用（Grosse et al.，2005[14]、Schneider and Frey，1985[15]、Henisz et al.，2001[16]、张元钊，2016[17]）。但中国的对外投资表现出其独特的投资模式，从近年来中国 FDI 的区位分布来看，大量对外投资流向了伊朗、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家风险较高的国家，中国企业一反常态的投资行为似乎印证了中国 FDI 存在风险偏好的悖论，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激烈而丰富的论证。Kolstad and wiig（2012）[18]、Ramasamy（2012）[19]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家风险越高，中国企业越偏好向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的原因是，国家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一般经济水平较低，资源开发不完全，为获取自然资源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会选择向国家风险高的东道国（Buckley et al.，2009[20]），究其原因，一是“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让中国FDI 具有政策导向，尤其当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位春苗，2015[21]）；二是根据曝光效应和传统对外投资理论，企业对外投资偏好向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近的东道国大展拳脚；但也有学者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属于风险规避型（高建刚，2011[22]；许可和王瑛，2014[23]；杨娇辉等，2016[24]；李玉刚等，2017[25]）；此外，更有学者认为政治风险与中国资本流出无关（张雨和戴翔，2013[26]）。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观点，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国家风险对于不同类型 FDI 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Kobrin，1979[27]），学界试图以国家风险对具体类别的 FDI 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以期得出更精确、更有力的结论。因此，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聚焦于海外并购，根据差别效率理论，并购双方对资源的利用率有所差别，发达国家企业管理效率较我国企业更高，存在管理能力剩余，并购这些国家的企业能够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帮助我国企业提高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当企业在国内市场发展接近饱和时，会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多样化经营，寻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分散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寻找风险比较低的国家，从而使自己的企业位于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中，以求获得稳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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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9
3.1 理论基础 ....................................19
3.1.1 数字经济理论 ...............................19
3.1.2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19
4 研究设计 .............................28
4.1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28
4.2 主要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28
5 实证分析 ........................................37
5.1 描述性统计 .........................37
5.1.1 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 ..................37
5.1.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9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以下描述性统计所用软件为 EXCEL 以及 STATA14.0。
5.1.1 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
图 5.1 列示了样本年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在 2018 年有所回落，符合互联网行业海外并购发展趋势。表 5.1 列示了本文研究样本海外并购案例区位选择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美国以 48.92%的绝对性优势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热度最高的国家；互联网娱乐中不可不提的是游戏产业，韩国以其发达的游戏优势位列第二，包括腾讯、盛大游戏、第九城市在内的游戏公司近年来屡屡收购韩国游戏产品；对印度企业的并购集中于 2015 年至 2018 年，印度作为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实力溢出需寻求新市场新机遇，加之 2013 年以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网+”的推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出海之路在欧亚一带有明显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印度、以色列等国海外并购的高速增长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网+”推行成果的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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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中国互联网行业更是在其中崭露头角，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阿里巴巴 10 亿美元收购电商 Lazada 到腾讯 86 亿美元收购 Supercell，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海外并购，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的推力，中国互联网企业正面临发展的关键时期，获取新技术、新产品成为中国互联网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二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吸引力，东道国科技水平、科技出口数量等成为吸引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因素。另外，在“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之路的坚强后盾。本文基于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特质，手工搜集 2013 年-2018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并购案例，运用面板泊松回归、Ologit 回归等统计方法，考虑国家风险及其异质性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其影响机制，以收购股权比例为切入点，以中介效应检验的依次检验法（Causual Steps）研究国家风险、收购股权比例与中国互联网行业海外并购的关系，以期为新形势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下为本研究得出的结论。
（1）东道国国家风险在总体上影响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并且东道国国家风险越高，并购区位热度越低，即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并购偏向国家风险低的东道国，可能的原因是：国家风险低的东道国的科技水平一般较高，符合中国互联网企业并购动机，营商环境更加稳定，更有利于并购前的决策、并购中的协商和并购后的整合，更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更多并购收益。
（2）不同类型的国家风险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同：对于经济方面的国家风险，经济基础越好的东道国，越可能受到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青睐；对于政治方面的国家风险，东道国政治风险越高，并购的不确定性越高，中国互联网企业对该东道国的海外并购越少；由于社会弹性包括东道国内部冲突、社会管制程度、社会安全等角度，社会弹性越高的东道国营商环境更加优秀，因此社会弹性与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热度呈正比；偿债能力与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决策相关性不显著；对华关系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进一步地，根据拟合优度 R2可以看到，经济类的国家风险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华关系，再次是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与理论预期一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