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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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7879 日期:2023-07-16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日语留学论文,笔者认为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文化上具有共通性,牛郎织女传说才能顺利传播到日本。但是由于两国在自然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审美上存在着差异,导致牛郎织女传说发生受容现象,以此来契合日本民众的情感诉求。可见,两种文化的发展决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没,而是“歧义”在同一层面的“共存”,以此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互利共赢。

第一章 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传播概况

1.1 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和发展
牛郎织女传说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在我国民间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产生以来,不断与我国的时代语境、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和民风民情相融合,形成了现如今妇孺皆知的牛郎织女传说。它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艺术魅力,对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1.1 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星象神话
我国古代先民们非常重视对天象星宿的观察,产生了众多的星象神话,牛郎织女传说就是其中的代表。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称牛郎织女神话是“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①星象神话是原始先民用投射、幻化的方式,去虚构现实生活实践而不断形成的,体现出原始先民的集体无意识。远古时期,农业文明发达,纺织和农耕在民众的生活占有重要地位。民众根据生活实践,把天上的织女星和牵牛星想象成纺织者和拉车者。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大东》:“维天有汉,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可服箱。”②可见,先秦时期就把牵牛星和织女星与农耕和纺织联系起来,反映出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国家战乱,生产实践不能正常运转,表达诗人对战争的控诉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
牵牛织女的拉车纺织形象,不仅是现实生活的映射,而且与民众的宗教信仰有关。我国古代星宿名基本上都是为了纪念部族民族的始祖或具有发明创造的祖先。把牵牛星想象成拉车者,是为了纪念发明牛耕的叔均。《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始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牛耕。”③叔均最早发明了牛耕,解放了人力,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样,把织女星想象成纺织者,是为了纪念秦人的祖先女修。《史记·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④女修是颛顼帝的后代孙女,擅长纺织技能,教会民众纺织穿衣,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民众把天上的星宿与人类始祖联系起来,体现了浓厚的祖先崇拜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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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传播
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频繁。飞鸟时期,大陆纺织集团因战乱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纺织技术,而且促进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口头传播。在此过程中,日本被中国的技术和文化所吸引,在奈良时期派遣了大批遣唐使出使中国。这些日本文化使者,把有关牛郎织女传说的史料记载传播到日本。在日本文化体系的影响下,牛郎织女传说进行不断地发展与演变,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牛郎织女传说,得到天皇贵族和日本民众的喜爱。
1.2.1 大陆纺织集团的牛郎织女口头传播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最初是以人口迁移的方式进行传播的。秦汉时期,大陆居民由于战乱、暴政所迫和日本统治集团的吸引,大批移居日本列岛。据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 283 年)“融通王率秦人来归”①,过了六年,在应神天皇二十年时,“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②从日本《姓氏录》可知,弓月君为秦始王五世孙,阿知使主为汉灵帝三世孙。这批秦汉移民主要以养蚕织绢为主,受到日本天皇的重视,并且不断地吸收中国的技术人才以发展经济。《日本书纪》记载:“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矶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③日本从吴国引进了“汉织”“吴织”“兄媛”“弟媛”等纺织工人,使他们分管日本不同的纺织部门。这些大陆纺织集团不仅为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纺织技术,而且促进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口头传播。毕雪飞在《古典的遗传:日本牛郎织女传说的在地化分析》提到:“圣武天皇时期,在日本交野山麓一带建成‘天棚机比壳大神’的织女神,作为秦氏之神享受供奉。”④日本天皇为了奖赏大陆纺织集团,亲自下令修建了织女神社。关于当时的织女形象,在《古事纪》中有所记载:“美丽的天上织女啊,颈下玉串儿挂在胸前,玉串儿的管玉挨着管玉,好像光华灿灿的两山谷,飞越过的阿迟志贵高日子根神啊!”①美丽的织女雍容华贵、金光灿烂,用织女的形象来比拟日本的神灵形象,在日本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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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比较分析

2.1 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相通性
2.1.1 “织女沐浴”的祓禊信仰
牛郎织女传说中的织女下凡“沐浴”情节,使织女从神仙转变为凡人,并且与凡人牛郎结婚生子,摆脱了人神相恋的禁忌。这一行为,与我国传统上巳节习俗有关。《诗经·郑风·溱洧》中记载:“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②诗中描写了郑国三月三上巳日,青年男女在溱水和洧水岸边游春的诗。男男女女在水边手拿香草,相互调笑,赠送芍药表达爱意。这一习俗,使青年男女解除了性禁忌和伦理约束,满足了人性的欲望与人类的传承。祓禊行为不仅在人类情感发展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产物,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神的保佑,进行祓禊仪式,使农业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见,牛郎织女传说中的沐浴情节,体现了宗教文化体系中的生殖崇拜和水神崇拜,寄寓了中国民众深厚的祓禊信仰。
日本民众深受传统神道教的影响,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有灵的。水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够实现神灵相通,起到禳灾祈福和繁衍后代的神圣意义,这一宗教思维模式与我国祓禊信仰具有相通性。所以,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日本对我国的上巳习俗产生浓厚的兴趣,保留了水边祓禊的仪式。《续日本纪》记载:“龟神五年(728)三月己亥(三日),天皇御乌塘宴五位巳上,赐禄有差。又召文人令赋曲水之诗。”①日本吸收了中国曲水流觞的官方宴会,同时在日本文化的影响下,在三月三日使用“人偶”进行祓禊。《源氏物语·须磨卷》记载:“三月三上巳日召阴阳师行祓,置人形于舟内放诸中流。”②日本的人偶祓禊是借助水神的力量,把一切污秽灾难都流走。除此之外,日本的祓禊仪式还具有生育功能。《古事记》记载:伊邪那岐从黄泉国逃出来后,在筑紫日向的橘小门的阿波岐原进行了祓禊,先后诞生了众多的日本神。这些神的名字与伊邪那岐在黄泉国所经历的事情有关。黄泉国是极尽污秽之地,伊耶那岐为洗除污垢而进行沐浴。在沐浴中丢弃衣服所产生的十二神,表示去除黄泉国的一切污秽。祛除污秽后,创造出清净的空间,迎接日本的天照大神、月读命和速须佐之男命这三贵神的诞生。以天照大神为例:“此子光华明彩,照徹于六合之内,故二神喜曰:‘吾息虽多,未有若此灵异之儿。不宜久留此国。自当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是时,天地相去未远,故以天柱,举于天上也。”③天照大神是在伊耶那岐洗除污垢后,与神灵相交而产生的,体现了浓厚的生殖崇拜。可见,中日宗教体系中的祓禊信仰在生殖崇拜和神灵崇拜方面具有相通性。所以,日本牛郎织女传说保留了织女下凡沐浴的情节,契合了日本民众的宗教信仰,促进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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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变异性
在比较文学领域,学者对不同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变异得到认识,但大多只是基于“求同”的基础上,对“求异”没有过多的深入探讨。在这一情况下,曹顺庆先生另辟蹊径,在 2005 年《比较文学学》中首次提出了“变异学”的概念,从一个变异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接受现象,其中包括同一文化圈的异质性探究。中日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但具有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形成迥异的民族特性,如信仰体系、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任何文化的“民族特性”一旦形成,就形成“壁垒性”特征,进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以符合自身需要,致使文化出现创造性变异,牛郎织女传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牛郎织女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受到日本文化语境的影响,对传说进行契合日本民众审美需求的创造性变异。以下就从牛郎身份转变、牛郎升天情节、银河形成方式、渡河相会内容这四个方面来分析牛郎织女传说的日本变异性,以期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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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牛郎织女传说日本受容的深层原因..........................27
3.1 日本多神教的文化语境........................................27
3.2 日本文化使者的阶级表达..................................28
3.3 日本古典美学的脱政治化.........................................30
3.4 日本海洋性的地缘文化.................................33
结语.............................35

第三章 牛郎织女传说日本受容的深层原因


3.1 日本多神教的文化语境严绍
璗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运行的内部机制,提出了“文学语境论”①。“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实际上存在着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第二层面是“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第三层面是“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的文化语境”。因此,揭示文学的发生学的轨迹,首先应该借助“文化语境”的解析,即在“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
牛郎织女传说在日本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牛郎织女传说,这些受容现象与日本的文化语境有关。从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的比较研究可看出,日本传说在情节发展和物象选择上更具宗教色彩,与日本多神教的文化语境分不开。日本学者松村明在《大辞林》提到:“神道是支撑日本民族生活态度和理念的传统宗教。”②神道教是在日本岛国环境和民众思维认知的基础上,不断形成的宗教行为,是日本最传统的宗教信仰。它发端于上古时代的神灵崇拜、原始神道,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核心的思想是“万物有灵”观念。日本学者本居宣长认为:“神即天神地祗以及祭祀在神社中的御灵。此外,人固不必说,鸟兽草木海山等也是神灵,……各有高德。”①神道教将世间万物与天神联系起来,如看似普通的竹子、瓜果、河水等,在日本民众的思维观念具有神圣性和宗教性。这与文化语境的第一层面即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有关。五、六世纪之际,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国儒释道思想与日本传统神道教相融合,形成了日本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在此进程中,圣德太子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推古改革,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和《冠位十二阶》,确立了“神佛儒一体化”思想。佛教中的盂兰盆节与日本神道教中的祖先崇拜相融合,形成了日本的“七夕盆祭”,在每年的七月举行。民众认为在盆祭这天,去世的祖先能够返回人间与亲友相聚,实现人神沟通。日本牛郎织女传说保留了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的传说内容,表明了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能够吸收异域文化的精华并将之融合在本民族的文化血液中。同时在日本文化的影响下,牛郎织女传说发生了变容现象。这与文化语境的第二个层面即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融合与相抗衡有关。本文第二章分析中、日牛郎织女传说相通性的时候,探究了中日两国信仰中共有的祓禊信仰和神灵崇拜,在此不再赘述。这与文化语境的第三个层面即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有关。严绍璗的“文化语境论”能够深入地分析日本牛郎织女的受容现象,对日本民众思维观念中的宗教崇拜有深刻的认识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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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鲁迅先生曾说:“‘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和传说。”①故而在人类发展之初产生的神话传说,无论对于人类发展,还是对文学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牛郎织女作为其中的经典之作,与我国的生产实践、节日民俗、宗教文化、思维观念等诸多元素产生交织与融合,不断建构着中华民族对于劳动生产、民族遗产以及民间信仰的记忆,深深印刻在炎黄子孙的精神文化骨髓中。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兴盛,大陆纺织集团和日本文化使者通过口头传播和书籍传送,把牛郎织女传说传播到日本。牛郎织女传说不仅在我国民间文学中脍炙人口,而且在日本文学中流放异彩,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和喜爱,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
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文化上具有共通性,牛郎织女传说才能顺利传播到日本。但是由于两国在自然地理环境和宗教文化审美上存在着差异,导致牛郎织女传说发生受容现象,以此来契合日本民众的情感诉求。可见,两种文化的发展决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没,而是“歧义”在同一层面的“共存”,以此推动不同文化间的互利共赢。正如严绍璗在《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中明确指出:“日本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具体指日本文学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汇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②日本在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及其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扮演着“先见”或“前结构”的角色,进行文化过滤和文化选择,逐步实现自我与他者两类文化因子的融合,实现创造性改变,创造出具有独特审美特质的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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