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空间贫困理论为抓手，关注的是贫困治理当中的多元主体及其互动关系，探讨不同主体主导下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成因与现实成效。从结果来看，本研究不仅在实践层面上加深了关于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理解，还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对于理性选择、空间贫困等理论的应用。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时间内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但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匹配的现实是：我国幅员辽阔、环境异质性强，东西部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仍有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全国贫困发生率仍高达5.7%。显然，区域间发展失调、社会分配不均是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的。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被视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并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党中央也对扶贫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与安排，脱贫攻坚战也由此拉开序幕。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将脱贫攻坚战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并对如何取得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总体部署。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做出了庄严承诺，要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动员了全党、全社会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力度推进贫困治理，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胜利闭幕，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也由此正式宣告取得了全面胜利。在现行的贫困标准下，我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帮助9899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脱贫摘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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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精准扶贫实践中，我国也探索出了多种扶贫模式相结合的脱贫方略。产业扶贫、人才帮扶、文化扶贫、生态扶贫、党建扶贫等扶贫手段成为最终取得脱贫攻坚战胜利的重要依托。其中，产业扶贫被认为是稳定脱贫的根本策略，就业扶贫则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实现经济收入增长的最有效手段。数据显示，90%以上的建档立卡人口能够得到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的双重支持。截至2022年11月，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累计销售额已突破300亿元，在售商品达到23.1万款，这也表明了产业扶贫为地区贫困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前往广东清远进行考察，表示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有效的帮扶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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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论依据
1.2.1 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2008）在综合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创新地提出了理性选择理论。
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人是寻求最大利益的理性代表，其一切活动都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而这一假设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古典时代。作为功利主义的关键人物，边沁（2011）提出了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两个重要的原理。功利原理又被称作幸福最大原理。功利原理的观点认为，人的根本天性在于对幸福的追求，这组成了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同时，社会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团体，而是由无数个体组合而成，因此社会幸福在一定意义上是个体幸福的总和，社会利益也只能以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进行衡量，同时个体的行为与政府的举措都应当以社会最大公意作为评价标准。而自利选择原理则认为，幸福或痛苦的感觉表现为个体性，因此，为个体自身谋取最大幸福与利益成为每个理性人的根本目的。基于自利选择原理，国家的权力应最小限度对个体行为进行干预，即只限于保护个体的自由以及财产安全。洛克（2011）在边沁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理性的概念。洛克的基本观点在于人是理性的存在。在理性的指导下，个体能够以正确的方法和手段达到最大程度的幸福，能够正确衡量利弊与得失，最终实现利益长期化与最大化。斯密的观点与洛克相似，但其更加强调个体对于物质财富的渴望与追求。在斯密（2016）看来，对于个体而言，只有经济行为与个体经验互相匹配时，个体才是充分理性的。由此看来，斯密语境中的理性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包含着文化、历史、道德等不同因素，并不纯粹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社会学的理性主义继承自经济学，并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对于理性的分析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基础。在韦伯（2010）的学术体系中，理性的扩张被认为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表现。经济理性正是韦伯概念中理性化的基本和基础。在韦伯看来，商业的发展、宗教的改革、官僚制度的扩张都促进了理性的发展。理性隐含在人们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之中，导致了不同的社会行动取向，进而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在此基础上，韦伯对社会行动进行了理想类型的划分，提出了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型行动以及传统型行动等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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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产收益扶贫中的多元主体
2.1 政府组织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承诺。政府组织推动贫困治理、参与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之中，是基于政府责任、政绩追求、实现社会发展、构建政治认同等方面的理性选择。
第一，贫困治理是政府组织基于政府责任的理性选择。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等一系列贫困治理工作，是我国政府的应有之义与必然行动，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Puyuan Shi等，2017）。
第二，贫困治理是政府组织基于政绩追求的理性选择。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双轨制”的重新建构，政府组织——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项目制（渠敬东，2012）”、“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等制度的作用下，逐渐走向技术化与理性化。在贫困治理工作中，地方政府同样面临着绩效考核与评估、扶贫军令状等压力体制，这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晋升。因此，积极参与贫困治理，并实现贫困治理的效益最大化可以说是政府组织基于政绩追求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第三，贫困治理是政府组织基于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理性选择。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实。这种发展差距是地理条件、经济基础、人才储备、文化观念等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在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跨越“贫困陷阱”（Ronny等，2018）。并且从整体层面上看，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基于此，为实现社会整体的均衡发展（Heyets等，2021），推动贫困治理是政府组织的理性选择。
第四，贫困治理是政府组织基于构建政治认同的理性选择。贫困治理不仅能够实现物质性资源在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与再分配，还能够将国家意识一同下沉到基层，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政府的信任，提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Fan Juan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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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组织
在政府组织推动并建构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扶贫格局中，经济组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治理中的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各类企业、农民合作社（Yu Liyan等，2021）等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以取得盈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动员之下，经济组织出于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成功被吸纳到贫困治理格局之中。
第一，参与贫困治理是经济组织基于实现经济效益的理性选择。经济组织的经营性活动嵌入在社会环境当中，与其他社会系统互相勾连，相互影响。经济组织在政府组织的引导下参与贫困治理，有助于其与政府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于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此外，政府组织为了吸纳经济组织的力量，往往会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为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直接的便利性。常见的优惠政策有贷款渠道的提供、税收的减免、项目合作的优先性等(Sloman，2016)。
第二，参与贫困治理是经济组织基于政治立场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共同富裕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决定了经济组织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纳入到经营发展的规划与执行当中。另一方面，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往往也具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党员等政治身份，因此，政府组织在全社会领域推动贫困治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性任务。
第三，参与贫困治理是经济组织基于实现社会效益的理性选择。经济组织要实现长远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同样要考虑社会效益。一方面，经济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是其追求社会效益，承当社会道义与责任的重要体现，有助于经济组织的形象建构，进而为经济组织获取社会信任、获取正向评价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嵌入社会系统中的经济组织，其必然受到社会系统中的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在此意义上，经济组织参与贫困治理，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利于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从根本上帮助经济组织更好的达成营利的目的。换言之，对于经济组织而言，参与贫困治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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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 19
3.1 案例呈现 .......................................... 19
3.2 表现形式 ................................ 20
第四章 经济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 27
4.1 案例呈现 ....................................... 27
4.2 表现形式 ................................... 28
第五章 社会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 35
5.1 案例呈现 ................................. 35
5.2 表现形式 ............................... 36
第六章 资产收益扶贫多元模式的比较
6.1 各模式的优势
社会学论文参考
资产收益扶贫的本质在于改变农户的收入结构，增加资产性收益在收入结构中的比重，进而实现收入水平提升的目标。资产性收益的增加，取决于扶贫资产能够在市场运营中实现获利的目标。在不同主体的互动关系之下，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最终都指向于经济效益最大化，增加资产性收益的目标。但由于主导主体的优势不同，各模式之间的优势性也略有差异。
政府组织作为行政机构，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政治动员能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能够有效动员科层体系内部和社会的力量，使其积极参与到扶贫资产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之中。例如马县政府就是与当地的L大酒店形成合作，推动了G扶贫酒店的成立。此举不仅增加了贫困人口的资产性收入，创造了就业的岗位和机会，也为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力量。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于群众的动员上。帮扶对象作为自己脱贫摘帽、建设美好生活的第一责任人，需要积极配合贫困治理和开发的工作，其从“等靠要”到积极主动参与的思想转变，核心就在于政府对其进行有效动员，推动其抓住精准扶贫的机会，跳出贫困陷阱。资源整合能力主要体现在政府能够整合地方所承接的扶贫资金和项目，形成规模效应，并依据区域开发的现实条件进行扶贫资产的规划和建设，形成“抱团取暖”的产业集聚优势。政府组织所具有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使得其所主导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往往是立足于县域，涉及全行业、多层次，进而惠及区域社会与经济的整体性发展。同时，政府组织能够在贫困治理过程之中，做好乡村社会基本民生保障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平衡，为乡村振兴提供政治资本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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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正是空间贫困理论、资产建设理论结合产业扶贫的现实经验所探索出来的扶贫模式。资产收益扶贫模式是通过整合各类扶贫资源与资金，实现各类扶贫资产的建设，并通过扶贫资产的市场化运营，获取经济性效益。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将分散的扶贫资金进行整合，形成规模化效应，尽可能将扶贫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同时，将“不可再生”的扶贫资金转化为“可再生”的扶贫资产，本质上还是造血与开发的扶贫思路。扶贫资产不仅为贫困人口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还通过溢出性扶贫效益直接惠及整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在贫困地区实现了产业空间的构建与市场的再造，为新的发展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将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与帮扶对象等不同的主体吸纳到贫困治理之中，并在其中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与主体性，积极推动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事业。
7.1.1 实践层面
在具体的贫困治理过程中，由于各地具体的贫困治理基础、所获得的贫困治理资源有所不同，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结构。按照主导主体的不同，主体所处立场、拥有优势也不同，所形成的互动关系结构自然也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政府组织主导型互动关系结构、经济组织主导型互动关系结构与社会组织主导型互动关系结构。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结构下，形成了不同主体主导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即政府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经济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与社会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
在政府组织主导型互动关系结构中，政府组织、经济组织与帮扶对象是主要参与主体。政府组织通过宣传、动员、说服、组织等方式，引导经济组织与帮扶对象积极参与到贫困治理的过程当中；经济组织与帮扶对象作为被吸纳的对象，以自身具体的行动配合政府组织的工作；同时，经济组织也会通过宣传、动员的方式，吸引帮扶对象以资金、实物等入股，经济组织按照一定的收益比例给予帮扶对象分红，并接受帮扶对象的监督。在政府组织主导型互动关系结构下，产生了政府组织主导型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该扶贫模式实质上是通过产业空间的构建与市场的再造，实现资产价值的空间转移。在具体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运行过程中，政府组织不仅关注扶贫资产直接的益贫性效益，还关注扶贫资产的溢出性扶贫效益对于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政府组织主导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下，政府组织一方面推动经营性扶贫资产的建设，将产业空间嵌入到地方社会当中，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并为劳动转移提供了就业空间。另一方面，推动公益性扶贫资产的建设，实现“水电路网暖”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实质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为地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增加了社会资产的存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