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视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1。”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不仅仅在制度上需要国家社会政策赋予其合法权威性，同时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助推，更需要整个村庄村民积极参与。在政策制度和个体努力下共同促使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健全，个体参与积极性提高，获得良好的参与体验，实现基层民主。基层良好的村庄环境和有效的乡村治理要时刻切实关注农民自身的诉求和自身权利，认识到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举措，必须落实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其目的不仅仅是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水平，更希望可以获得广泛意义上的参与，即村民在乡村社会中的集体事务保持高度的参与热情，在事务决策过程中积极参与其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村庄集体事务的决策，获得良好的参与体验感。
政府关注村民生活，不仅仅局限于村民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的需求和满足，而是要越来越关注村民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参与情况。村民参与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其参与意愿和参与行动不仅是关乎个人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也关系到政策实施的落实与治理效度，最终关系着整个村庄社会的和谐稳定。个体到组织再到村庄社会的正向发展最终将促进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村民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而现实参与渠道有限，导致了村民上访群体事件频发，群体冲突等问题凸显，集体行动组织困难重重，威胁了村庄秩序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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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乡村治理成效也将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关心的重点是村庄基层民主的实现，但是现实情况下的基层民主实现任重而道远。国内外学术界从乡村治理的各个维度切入进行长期而深入的研究，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乡村社会的治理情况不同，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综述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情况，主要研究的是乡村治理中集体行动中村民个体的参与情况，所以笔者主要从乡村治理和村民参与两个方面综述当前的研究现状。
1.2.1 乡村治理研究
学术界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从治理内涵定义、治理实现途径和治理主体的功能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既探究了治理的内容和村庄治理主体系统性研究，也研究了乡村治理运作的方向和制度的完善。
第一，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国内外学者因所处的国情不同对于乡村治理有不同的理解和探究，国外学者主要从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治理，罗伯特·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属于一种过程，是一种新的管理社会的方式。”1在管理中关注行动主体的互动与合作。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mson）从经济角度对“治理”进行了分析，他根据治理产生的方式和过程将治理分为“自发治理”和“有目的治理”2，提倡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治理的方式，注重自发性和内生性力量。国内学者也对乡村治理的内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治理的重点在于公权力的管理，乡村治理的核心是管理而非治理，认为乡村治理是政府机构向农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其目的是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调控（徐勇，1997；党国英，2008；向德平、苏海，2014；俞可平，2016），而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治理核心在于自治，发挥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治理过程（金太军，2002；贺雪峰，2005；王海峰，2010）。学者麦伟杰（2019）提出社会治理是两种治理方向相互交织的结果，一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另一种是基层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自我治理。
第二，乡村治理的途径。贺雪峰等人在调查和分析乡村治理的现状基础上，提出了实现乡村治理的路径。他们认为要实现乡村治理既要从制度层面上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也要从行为个体层面提高治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内生动力。学者徐晓全（2014）认为乡村治理的途径主要依据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乡村政府机关引领指导村民，二是乡村治理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实践和本土认识，构建本土理论和探索乡村治理途径。三是乡村治理要注重非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在民主进步中寻找传统因素的支持。孔德斌、祖云（2013）认为“乡村治理应借鉴城市的社区治理的模式，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农民，突出民主性，共同参与治理乡村”3。王海峰（2010）强调治理主体尤其是新型农民的主体性，在政府指导下村民作为主体，决策村庄集体事务。李克龙、许建文（2013）主张建立以精英村民为主要引领力量，联合普通农民形成农民自治组织，以自治组织的形式来商讨村庄集体事务，践行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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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田野点：甘肃省 Z 村基本概况
2.1 自然概况
Z 村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西北部，距离城区 8 千米，Z 村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人口流动较少。区域总面积 29.6 平方公里，东与平川城区毗邻，西临黄河，北依王家山镇，南接靖远东湾镇。距镇政府 3-8 公里，全村现下辖八个村民小组，七个自然村，共 1115 户，3941 人，以前有一个井将村庄分为两部分，1994被填埋后修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将 Z 村的居民点分为了路东和路西，其中一、二 、六位于路东，三、四、五、七位于路西，路西的自然村与路东的自然村最近相距 1000 米左右，最远相距 4000 米左右。
由于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不同的自然村的村民间相互之间并不如自然村内村民间相互熟悉，因此村民组长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桥梁和沟通的作用，其次自然村庄内的公众人物由于社交网络广泛，因此较为熟悉各个自然村中的村民，也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可以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在集体行动中拥有话语权，可以影响村民的投票结果和参与情况。
村庄的常住居民的年龄段主要分布于在 45-65 岁之间，这部分村民是村庄集体事务的主力军，他们多为一家之主。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在村庄集体事件中基本上处于缺位的状态，其次村庄中的女性村民受男主外女主内的因素影响，不参与村庄集体事务。村庄内的部分经济富裕的人搬到乡镇或者县里居住，或是在乡镇或者县里经营小卖铺、水果摊等小本生意，其生产经营活动已经脱离村庄，但由于这一部分村民群体流出数量有限，对该村总人口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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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状况
Z 村耕地面积有 8900 亩，全部为水浇地，依靠黄河水浇灌，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小麦、玉米和向日葵。近几年来，由于村庄养殖业的发展，对于玉米的需求量较大，其次考虑到玉米亩产量高、收购价格高、易储存、可就近卖给养殖大户等因素，大部分村民改种玉米，每亩水浇地的产量大致在 1800 斤（以玉米为例）。户均耕地 3 亩，耕地分散，规模小，种植分散，一般采用轮作式耕种，大多环绕在房屋附近。农业特色以大枣、枸杞为主，大枣种植面积 3000 亩（田埂、路边散栽植较多），枸杞 500 亩。大枣主要是以收购的方式进行买卖，各家将采收的枣子送到收购站，收购站是指商贩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用于收购枣子，一般仅仅在初秋才会有枣贩子收购青枣，村民们售卖青枣获得农产品收入，红枣一般在初春时收购。现规模养殖户 238 户，养猪 230 户，养羊 8 户。主要集中在 6组、7 组。养殖户分为小户和大户，小户的养殖规模为 1-3 头种母猪，大户规模4 头及以上种母猪，近年来猪肉价格的上涨和稳定，村内养殖大户的经济收入增加，村民生活日益改善。
村庄中的养殖户数量增多和养殖规模扩大，这类群体规模的扩大对于村庄修路集体活动的发展走向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集体活动的组织者的家庭经济情况会对村民的参与修路活动的意愿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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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生活中集体行动过程分析—村委会换届选举................ 17
3.1 Z 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事件背景................................17
3.2 村民参与行动的过程分析............................................18
第四章 公共生活中集体行动过程分析—道路集资事件.................... 25
4.1 道路修缮集资事件背景..........................................25
4.2 村民参与行动过程分析.......................................26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34
5.1 研究结论......................................34
5.2 研究讨论.....................................36
第四章 公共生活中集体行动过程分析—道路集资事件
4.1 道路修缮集资事件背景
Z 村位于水泉镇的西南部，下辖 8 个村民小组，7 个自然村。其中七组位于村庄中部地区，离 Z 村村部步行 40 分钟左右。村民小组七组共有 134 户人家，536 人口。近几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靠近村部的道路均修缮为水泥或者柏油路，而七社的入社道路仍然是年久失修的砂土路，七社的进社路不仅不平整而且陡坡居多，坑坑洼洼的路面铺满了大小石子，道路不平整且岔路较多，给村民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2018 年 4 月 5 日，村民 LSJ 和村民 ZGF 提出由村民小组组长 SXW 出面，向Z 村村委会提出修缮七组道路的请求，请村部给予资金补贴，满足村民日常出行需求。4 月 10 日，村主任告知村庄道路确实需要修整，但是和乡镇部门申请了解到，乡镇基础设施完善资金不足，且今年拨付 Z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以支付修缮道路的全部资金，如果要修路，Z 村可获得 5 万元资助修缮道路，剩余费用由村民自行筹措。4 月 12 日为了使村民知晓此事，村民 LSJ 和村民 ZGF在村组微信群中发布修路事件并挨家挨户当面告知集资修缮道路事情并要求村民签订修缮道路同意书，但是道路修缮同意书上并未有明确的文字说明，需要村民自行筹集部分资金修缮道路。牵头人 LSJ 和 ZGF，分别挨家挨户上门，让村民签订修缮道路同意书，共 128 户签订了同意书，89%的农户签订了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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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对村庄换届选举事件和集资修缮村路事件中村民的参与行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展现村民的参与现状和参与行动过程。为了更好地回答非精英村民的参与情况，非精英村民和精英村民的互动和博弈现状，探索影响村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因素等问题，更好地对村民的参与行动进行深层的理解和把握。本章围绕三个方面对问题进行回答，第一，集体行动中非精英村民的实际参与情况。第二，集体行动中村民间的利益博弈及互动。第三，集体行动中的关系和人情合作。
第一，集体行动中非精英村民的参与实际情况。村民的参与意愿、参与行为和参与结果是参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农户参与动机是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形成的，在参与动机的助推下产生参与意愿，最终参与意愿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下会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行为，其中外部环境的助推力量对于村民的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非精英村民投票主动性弱，无明确的参与意愿，村干部带流动投票箱上门动员投票，形成村民认为谁当都无所谓的参与结果。在集资修缮村路中非精英村民主动参与村民会议，经由人情面子的强化，形成了集资修路是众人的事的参与结果。笔者发现村民的参与行为受政治制度规定的环境、利益获得和人情互动三重因素的影响，在乡村治理的政策制度下，村庄换届选举中竞选人需要从村民那里获得足够的票数，他们利用人际关系、面子、制度规定等因素，使得大部分村民被动参与其中，获得了整个选举结果。在集资修缮道路中，精英村民积极动员村民支持集资修缮道路，其中村民小组集体决策需在场人数半数同意，非精英村民基于方便日常出行的利益考量和人情、面子关系等强化参与行为，完成集资活动。非精英村民无论是在政治生活还是公众生活参与意愿普遍不强，参与行为与参与结果却在不同的事件中具有差异性，在政治生活中非精英村民参与行为制度化明显，在公众生活中，参与行为非制度化明显，但两个事件的参与结果受人情面子影响明显。
第二，集体行动中精英村民和非精英村民间的利益博弈与互动。在村庄社会共同体中，根据在村庄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可以分为精英村民和非精英村民。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精英村民和非精英村民之间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精英村民动员或者影响村民参与意愿来获得利益最大化，比如说：竞选人上门所带的礼品或承诺的给予的福利。精英村民依托于村民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同，积极为竞选者“拉票”，而非精英村民在这一过程中，被组织和被裹挟。在选举过程中，非精英村民认为村干部当选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利益往来，因此他们不愿意参与其中，而当村庄公众人物上门“拉票”时，他将选票作为顺水人情来回馈村庄公众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帮助，同时维持现有的关系网络。在集资修缮组路中，精英村民对道路修缮的需求强烈并且参与积极性高，但是这一群众属于少部分，因此他们迫切需要非精英村民的参与，通过群体力量促进道路修缮事件的完成。由于非精英村民经济能力弱，组织能力有限，非精英村民认为自己可以不花费治理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传统的“私有观念”也影响着村民，他们可以选择“搭便车”的行为来分享公共产品成果，降低自己的支出成本，这其中明显存在行为的选择和利益的博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