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一个地理人口大国，多年来发展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力量，这离不开稳定的政府在背后的支撑。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组织，作为设计者、执行者、参与者的各级官员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 1997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对政府信誉做过分析阐述，认为政府信誉的高低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政府信誉高低是通过政府官员体现出来的，可见政府官员作为政府信誉的体现者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学者提出，对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进行有效的激励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Li and Zhou,2005;张晖，2011）。总体上看，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对官员的选拔标准和提升决定有最终的控制力，但同时中央也逐渐加大干部选拔的开放性，群众也可参与选拔考试，干部体系的交流也扩大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外部互动，这进一步加大了各个行业和部门之间的流动和沟通，也带来了更高的运作效率，提高了整个组织的能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官员的内部流动，官员上下级、中央与地方、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交流任职愈加频繁，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劳动力市场（王贤彬、黄亮雄2019）。官员交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预防地方出现挑战中央权威的利益团体；二是防止地方官员与当地企业利益勾结，腐败官员；三是在地方之间交流任职有助于官员获得治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经验（Tianyang Xi、Yang Yao、Muyang Zhang.2018）。
很多研究都聚焦于官员交流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如何，但如今，对于官员的晋升考核不再是以“唯 GDP 论”作为晋升依据。而是注重对政绩的综合考量，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见，提升各级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步伐的关键。2019 年 12 月我国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充分暴露了各省官员素质和治理水平的差异，中央指导组也提出要求整改整顿，提高治理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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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的文章结构如下：第一章为引言，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文章创新点以及扩展空间；第二章分别对官员交流的效应、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因素、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文献评述；第三章首先对官员交流与政府治理水平的关系进行理论假设和分析，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政府治理水平指标体系，以此来测度政府治理能力，再以 2007-2016 年省级官员交流数据为样本，构建模型，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官员交流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用弱内生性检验、预期效益、反事实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章研究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首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假设，其次构建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章是针对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
研究框架图
2 文献评述
2.1 官员交流效应的文献评述
一直以来，国家领导人对一国发展的影响一直被人们所热议。Jones和Olken (2005)发现，国家领导人变更前后，对于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在任国家领导人突然死亡，会给这个国家的发展趋势带来显著的变化。政府官员作为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执行者，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Garcia-Vega、Herce，2011)。Xu( 2010) 等认为地方官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官员实施好的激励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Li（1998）也认为，官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是影响地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Huang（2002）相对全面的评价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认为中国的治理体制通常包含着两个方面—“显性治理”和“隐性治理”。“显性治理”往往是通过GDP、FDI等可测量的经济发展指标来衡量官员绩效。而“隐性治理”的方式主要有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官员、任期控制和异地交流等。可以看出，作为“隐形治理”的方式之一—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对官员治理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起来的官员交流制度始于官员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晶。1990 年，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官员交流作为官员治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正式加以执行。几经变革，至 2006 年，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作为指导干部交流的方针政策。可见，中央历来重视官员交流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交流任职，已经上升为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战略性部署。《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指出，党政领导干部交流，是指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通过调任、转任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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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府治理水平影响因素的文献评述
对于“治理”概念的探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方社会（徐晓全，2014），自中国引入这一概念以来，学者们将其扩展到公共治理、政府治理。21 世纪以来，对于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开始增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的改革是以政府治理为重点的改革，所以政府治理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俞可平，2018）“政府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行政体制和治权体系遵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规定性，基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供给多种制度规则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和发展公共利益”[2]。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政府自身的内部管理；对经济和市场活动的治理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王浦劬，2014）。对于政府治理水平的衡量，最为权威的是 Kaufmann（2008）定义的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主要有表达权与问责、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性、法治水平和监管质量六个方面。
政府治理，即使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今天，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胡永保，2015）。Jin (2005)认为地方政府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转型，Weingast（1995）也强调政府治理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姜扬，2017）。政府治理的有效创新如行政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能够有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戴祥玉，2015）。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推进法治化建设、强化监管质量。只有政府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有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图 3-1 省长、省委书记历任人次及交流人次（2013-2016）
3 官员交流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研究.........................13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3
3.1.1 官员交流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13
3.1.2 官员任期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15
4 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27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7
4.1.1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27
4.1.2 官员的异质性与企业创新...............................28
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37
5.1 研究结论..................................37
5.2 政策建议.....................................38
4 官员交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4.1.1 官员交流与企业创新
首先，职业前景预期差异导致官员对地区经济增长行为的差异，《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指出，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 15 年，不再推荐。且《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规定，县级以上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 10 年的，必须交流。可见，有些交流到其他省市的官员在五年之内还未能晋升，就必须退出领导岗位，故而交流官员更重视官员绩效的考核，晋升预期更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越强（王贤彬等，2010）。张军、高远和徐现祥等人（2007，2012）通过研究也发现，地方官员交流对于当地经济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官员交流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激励作用（董志强等，2012），强化了官员的晋升竞争。而创新作为我国新的发展战略，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突破口，也是官员提高政绩，获得晋升的机会。例如广东省2016 年就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情况作为官员任命的重要依据。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也成为官员的现实选择（张尔升，2012），尤其是对自己前景预期更强的交流官员，会尽可能加大地区创新投入力度，提高当地企业创新能力，形成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其次，在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信息公开，资源共享是大势所趋。企业可以更快，更准确的获取政策最新信息，加快创新步伐。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总量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样企业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会更为准确（Baumol et ,1970），也会预测到融资难度减小情况，增强企业创新投入的动机。基于 A 股上市公司实证研究证明，政府透明是一种可行的促进企业创新行为的手段（刘亮，2018）。
最后，官员交流到的地区可能与其有一定的关联如出生地，因而有着天然的感情，有回报家乡的动机( 徐现祥、李书娟， 2015) ，对当地企业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和补助支持；另一方面官员原先任职的地区，有很多与其有关联的企业，官员可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将投资引入交流地，而对于企业来说，他们也愿意跟随官员进行投资，以此获取政策的连续性和政企关系，“钱随官走”符合官员和企业双方的利益诉求（钱先航、曹廷求，2017），而资金的投入能够促进于当地企业科技创新，结构升级，促进双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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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对官员交流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对官员交流对政府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假设和分析，其次对政府治理水平、官员任期、学历、企业创新水平等各个变量进行测度和解释说明，然后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两个方面考察了官员交流的作用，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双重差分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论证和稳健性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
（1）本文构建了我国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分析论述官员交流和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关系，结果发现：官员交流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官员交流确实可以在不同省区之间复制和推广成功的工作经验，有利于增强省区之间的交流学习，从而提高流入地的政府治理水平。具体而言，交流官员晋升预期更强，更注重绩效考核结果，官员交流会提高流入地的绩效水平。官员交流也有助于破除当地的人情关系网，减少腐败现象，增强反腐败建设。同时，官员的任期与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并不是单调的线性关系，官员的行政行为会根据任期长短而不同，官员任期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可以更好的发挥其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正向影响。此外，不同类型的官员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所产生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省委书记作为省区的党政“一把手”和最高负责人，对行政事务的领导权更大，其在省区之间的交流任职对政府治理产生的作用要大于省长。从其他省市平行交流来的官员相比从中央或者企业垂直交流来的官员，具有更大的经验优势，晋升动机也更强，平行交流的官员对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垂直交流官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