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一、边境与边境地区
国家边界的讨论往往伴随着边境、边界、边疆等相关概念的讨论。边境一词最早出现于，比如《国语‧楚语上》“夫边境者，国之尾也” 、《管子‧枢言》“先王不以勇猛為边竟，则边竟安” 、《汉书‧元帝纪》“加以边竟不安，师旅在外，赋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等记载中，指的是靠近国家边界的地方。但由于中国古代缺乏明确的国家观，其王朝所持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边界有着明显的差别，直至清朝才出现了近代真正意义上的边界概念，即领土单位或国家地区之间的界线，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界线。①边境就是依据国家边界线，由两方国家共同确定划分包括自然边界线 (natural boundary line) 与人为边界线 (artificial boundary line) 所形成的主权国家边境线两边的一定地区，具有明确边界线的空间，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边界线双边的归属主体国家共同认可的存在，泛指“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是紧靠国家边界向内侧的一定纵深的带状地区，在沿海地区指国家领海线内侧的一定水域和沿海岸线的一定区域”。
国内学术界用“边疆”、“边境”、“边界”指明按序幅度逐渐扩大辐射范围于边界线的区域划分。马大正在其《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对中外文献进行梳理，认为边疆一词应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且边疆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决定了其具有与邻国相接的国境线，具有自然、历史与文化等多方面的自然联系特点。③因此，可以看出三者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不能独立脱离谁而存在，而现代边疆的解释更加接近边境的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维度中边疆和边境的概念是等同的，但也要注意的是中国边疆的历史概念也决定了它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现代中国边疆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前的中国古代边疆有着显著的区别，边疆概念随着历史时空推移与国际认同、国家认同的出现而发展变化。而对于中越边境地区概念的界定，根据《关于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的协定》中规定中越边境地区指的是与越南接壤的中国边境县（市），按自南向西方式排列，其广西段分别为：防城港市、宁明县、凭祥市、龙州县、大新县、靖西市、那坡县，7 个边境县（市）；云南段分别为：富宁县、麻粟坡县、马关县、河口自治县、屏边苗族自治县、金平自治县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春县、江城县，8 个边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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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因此，本文主通过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作为研究辅助研究方式，了解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成因与现状，并用公共管理学理论为视角去解决问题，以达到推进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治理路径优化研究目的。
一、“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源自于社会学家拉文斯坦（E.Ravenstien）的“迁移理论”，是人口迁移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E.Ravenstien 认为人们进行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同时还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按其研究领域可以划分为：一是迁移机制，包括经济定律和城乡定律，指人们为了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而进行的迁移，且明显乡村居民比城镇居民迁移的可能性更大；二是迁移结构，包括性别定律、年龄定律和距离定律，认为迁移主要以青年群体为主，而女性迁移更倾向于短途迁移，同比男性迁移强度更大，以迁入点为中心，迁移数量分布状况呈由中心向四周辐射，且逐渐呈稀疏状态；三是空间特征，包括递进定律和双向定律，及迁移呈双向流动并非单向，总体走向以乡村补充城镇人口空缺为趋势，越落后的地区越容易向中心城区迁移靠拢。①因此，对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而言，其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呈现大量越籍妇女基于合法或非法的单向流入中国边境内与边境中国籍男子组成超越国界的边境跨国事实婚姻。这一现象验证了“推—拉”理论的实践假设，即越南国家主要是以发展农业为主，工业和第三产业较为薄弱，其农村较低的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与中国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较大的落差，加之越籍妇女对更好的经济状况和自身发展前景的向往形成了巨大的推力；而与越南相邻的中国，正在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迈入稳健时期，社会安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加之中国男女比例失衡，中国适婚男性对于婚恋市场的焦虑，特别是中国边境农村中青年独身男性的强烈婚恋市场需求，从而形成了边境跨国婚姻家庭的重要拉力。
图 2.3 2015-2019 年云南富宁县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第二章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现状及产生原因
第一节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现状
一、中越边境地区概况
中越陆地边境线长达 1450 公里，从中国、越南、老挝三国交界点起，至北仑河口止。中国一侧为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中云南段边境线长达 1353公里，占陆地边境线全长的 93.31%（如图 2.1）；越南一侧为高平、谅山、奠边、莱州、老街、河江和广宁。云南省作为中国的最西南方，毗邻东亚、南亚，边境线全长 4060 公里，自南向西依次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 20 多条出境公路，往来交通便利。按自南向西边境沿线走，云南境内的富宁县、麻粟坡县、马关县、河口自治县、屏边苗族自治县、金平自治县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绿春县、江城县的8 个县（市）分别于越南境内的河江、老街、莱州 3 省相接，具有漫长的地缘边界线，天然无屏障。中越两国边境线远离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多民族混杂聚居为显著特征，其中以云南边境线上的文山州的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与越南河江省的岱侬（壮）、布依、赫蒙族苗）、巴天（瑶族）、山由（瑶族）、倮倮（彝族）等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两地山水相连，民族同根同源、语言文化相通、生活习俗相近的，有着悠久的经济文化关系，民间民族交往密切。
图 2.1 云南省标准地图（边界版）①
第二节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类型与特征
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类型
（一）自由恋爱
由于木贵村地处特殊的边境位置，加上何家湾苗族与越南苗族(白苗支系）同根同源以及相似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每年苗族的传统节日活动成为中越边境年经男女相互结识、自由恋爱的主要方式。例如每年的花山节，当地的苗族会穿过边境，与越南苗族进行山歌联谊、以歌会友。因而，边境跨国婚姻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新鲜和奇怪的事情。
访谈对象 MCM，何家湾小组，男，30 多岁。“以前每一年 12 月 30 日，我们这边都会从“普阳”（音译）那边到越南和越南过这边来的一起采山唱歌，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好像还没有开始，我们看对眼了，觉得相互喜欢，然后父母同意，我们这边要给多少钱（礼金：一般有聘金、苗族银器、服饰、猪肉、酒等）就可以了。”
（二）熟人介绍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婚姻场域一直遵循着“门当户对”的熟人中间人传统婚姻模式，将两个家庭的联合寄于熟人场域，扩展婚姻社会关系资本网络，通过传统乡土公约、宗族道德和邻里关系等，寻求相对稳固的婚姻关系联合。加上，由于跨境民族的族群联系，早期嫁到中国的越南媳妇融入传统农村熟人关系网络受到的阻碍相对较小，通过在中国稳定的婚姻亲缘关系与友邻和睦相处，逐渐得到乡土熟人场域的认可与默许。基于对中越两国社会生活条件对比与原生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的联系与境遇同情，大多数嫁到中国嫁到中国的越南媳妇会再介绍其他越南的同伴嫁到中国，由此形成和巩固以熟人为中心的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关系网络。
访谈对象 YZF，何家湾小组，男，55 岁。“之前她在越南东本县和他第一个丈夫结婚有 4 个儿子和 2 个女儿，然后她大女儿嫁到了我们村（小组），我们这边生活比较好，后面也介绍她嫁来中国，她越南的二女儿（现 15 岁）跟她一起从“狮子山”那边过来，在木贵读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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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实践与困境............20
第一节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实践........................20
一、“四个一”管理模式.......................20
二、社会福利政策实践..................20
第四章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对策..........................30
第一节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思路..........................30
一、回应边疆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30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30
结语.................45
第四章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对策
第一节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思路
一、回应边疆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跨越性的发展，其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边疆地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远低于沿海及大部分内陆地区，这是基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原生性缺陷，即边疆地区多处于偏远农村山区、交通不便、工业起步发展晚、信息闭塞和科技落后等特点，其远离国家行政和经济中心，长期处于内陆、沿海等区域经济建设辐射带之外，缺乏经济发展带动机遇所造成的。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也指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属于欠发达省份，加快发展和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而云南边疆地区是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交流的重要区域，在面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治理上，要着力抓好边疆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补齐短板”，以发展生产，在不断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条件下，逐步推进对云南边疆地区人民，尤其是对边境跨国婚姻家庭等边缘群体的“美好生活”愿景回应。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和基本方略。在边疆治理的进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测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和民生保障制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的要求，通过优先发展教育、给予农村农业产业帮扶、增加就业与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式，推进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幸福感提升。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问题上，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先，顺民厚民，在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康的前提下，给予边境跨国婚姻移民群体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实践探索，使其老有所养、幼有所学、病有所医，维护边境跨国婚姻家庭稳定和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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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于中越边境与我国其他边境地区相比，具有特殊地理、人文与民族场域，使得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近年来，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缓和与经济贸易的发展，双边往来频繁，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数量日益频增。在一定程度上，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关系的结合，有利于缓解边境农村偏远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也进一步促进两国民间友好交往。本文通过对云南省富宁县木贵村的实地调查，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发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仍存在大量非法存量、婚姻登记率低、贫困代际循环与身份认同危机等现实困境，对中越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与挑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现状，首要是将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立足于国家边疆治理这一视域，把握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治理的思路与目标，通过“梳”、“堵”并举的治理方式，在国家层面上要进一步加深中越两国双边的治理合作，借助“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的发展机遇，推进两国经济发展，推进边境社会事务治理发展，进一步保障中越两国民间正常婚姻交往；在政府层面上要构建多元治理格局，以明确政府治理主体，引导边民参与治理，发挥好社会组织功能，共同防范和缓解中越边境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在社会层面上要积极培育中越边境社会良好婚姻氛围，引导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合法化发展趋向，培育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的认同意识，鼓励和帮助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主动融入社会主流生活，进一步减少中越边境非法跨国婚姻的存量与持续增长问题，从而实现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安全、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