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97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逐步迈入加速发展和调整适应阶段。直到 2001 年，“走出去”战略正式为被写入到中国的“十五”计划中，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高速扩大。
就企业而言，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来源于获取资源、提升企业效率、开拓市场、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Faccio, Masulis & McConnell, 2006; 余明桂, 回雅甫和潘红波, 2010; 罗党论和甄丽明, 2008; 邓新明, 2011; 杜勇和陈建英, 2016; 李维安, 王鹏程和徐业坤, 2015）。而对于政府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在于保障战略性的资源分配，引导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加快产业的升级发展等（郭凌威，卢进勇和郭思文，2018）。2015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扩大开放领域，积极有效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同时，科技部制定的《“十三五”技术市场发展专项规划》明确指出，“鼓励国内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在国外科技创新领先地区设立机构，与国外同行开展深层合作，有效利用和配置全球创新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是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是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之一（Luo & Tung, 2007）。
就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早期国际投资理论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前提和动因在于，对外投资母国或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具有某种竞争优势（Hymer, 1976; Buckley & Casson, 1976; Dunning, 1975; 吴先明, 2007）。然而，随着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理论的提出，先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因此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Branstetter, 2006; Desai & Hines, 2009; Altomonte et al., 2013）。由于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该阶段的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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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1.2.1 研究思路
本文在现有对外直接投资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视角，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路径分析。首先，本文着眼于微观企业层面，运用第十三次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实证检验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之间的关系。其次，基于上述回归分析，本文进一步采用替代变量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记 PSM）检验了上述结果，以保障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同时，根据制度环境和政治关联类型，本文更进一步地进行了分样本分析，以从多个侧面探索回归结果的差异。总体而言，本文基于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对这一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就实证分析而言，首先，基于现有研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相关性分析，本文选取和测量了核心变量（对外直接与技术创新）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模型。其次，本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交互项，通过构建交互模型，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个人政治关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再次，文章进一步检验了不同类型政治关联调节作用的差异，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以及企业家个人政治关联产生的影响的差异。最后，采用替代变量法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了模型的稳健性，保障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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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
为实现对外开放，中国大力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高速扩张，在 201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对外资的吸收额。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高速扩张，学者们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兴趣高涨，尤其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产生浓厚了研究兴趣。
根据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早期国际投资理论，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进行国际化（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和动因在于，对外投资母国或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具有某种竞争优势（Hymer, 1976; Buckley & Casson, 1976; Dunning, 1975; 吴先明, 2007）。然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提出后，这些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学者们也因此就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的实证和理论研究（Branstetter, 2006; 明秀南, 阎虹戎和冼国明, 2019; 伦晓波, 杨竹莘和李欣, 2018; Yang, Chen & Huang, 2013; Desai & Hines, 2009; Altomonte et al., 2013; Piperopoulos et al., 2018;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4）。
首先，现有学者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并得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结论（Branstetter, 2006; Desai & Hines, 2009; 朱荃和张天华, 2015; Altomonte et al., 2013; Piperopoulos et al., 2018; 陈菲琼, 钟芳芳和陈珧, 2013; 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4; 伦晓波, 杨竹莘和李欣, 2018）。基于公司层面的知识溢出框架，Branstetter（2006）基于日本公司创新数据的研究表明，对美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日本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Desai & Hines（2009）基于 1982 年至 2004 年间美国制造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企业的国内活动，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相似地，基于七个欧洲国家（奥地利，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的制造业企业级国际投资数据，Altomonte 等（2013）得出结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创新和生产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驱动了企业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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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
2.2.1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
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对企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首先，政治关联通过改善“银企关系”使得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进而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便利（罗党论和甄丽明, 2008; 李维安, 王鹏程和徐业坤, 2015）。其次，相较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治关联企业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这种支持往往是相关的财政政策补助甚至直接订单（Faccio, Masulis & McConnell, 2006; 余明桂, 回雅甫和潘红波, 2010; 杜勇和陈建英, 2016）。政治关联型企业与政府有天然密切联系，这一联系有利于企业获得税收等相关的优惠政策（吴文锋, 吴冲锋和芮萌, 2009）。再次，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掌握着重要资源的控制权，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多元化经营（如国内投资与国际投资相结合）所带来的利益（邓新明, 2011）。此外，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政治关联企业所获得的地方政府的贸易保护更多。地方政府倾向于给予当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优惠的贸易政策，以提高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最后，政治关联影响着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选择（李健, 陈传明和孙俊华, 2012）。企业一旦进行国际投资，就必定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而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得到政府更多引导和政策支持，有助于其更好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与突破，是企业得以在国际市场中生存并进一步占据有利地位的必要条件。
然而，政治关联企业也可能受到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企业的发展。首先，为了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政府的政治政策目标，政治关联企业可能会被要求做一些协助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决策，这往往导致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雇佣了过多的劳动力，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Wang & Luo, 2018; Mawdsley & Somaya, 2021）。其次，官员晋升的“政治锦标赛”体制（即上级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来考核与提拔下级官员的官员晋升路径），使得官员存在利用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扩张来谋取自身晋升机会的动机。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关联企业很可能在政府官员的影响下进行过度投资，这种过度投资给企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总的来说，当政治关联企业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时，其不得不将企业自身的财力、物力和精力用于协助政府解决就业、提升地区 GDP 等政策问题上，进而破坏了企业投资结构的平衡，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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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5
3.1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 ............................. 15
3.2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 ....... 16
第 4 章 研究设计..................................... 19
4.1 样本与变量 ................................ 19
4.1.1 样本.................................... 19
4.1.2 模型设定.......................... 19
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29
5.1 结论与讨论 ...................................... 29
5.2 政策建议 ...................................... 30
第 4 章 研究设计
4.1 样本与变量
4.1.1 样本
本文选取 2018 年第十三次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CPES）作为分析样本。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是 1993 建立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开展的每两年进行一次的调查。该调查数据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中国民营经济的基本状况及其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包含了中国境内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在全中国范围内按 0.55%的比例对民营企业进行多阶段抽样，共回收 3973 份。我们将变量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政治关联以及控制变量中存在缺失值和明显不合理值的企业样本剔除，最终得到 2971家企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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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分析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基于政治关联的视角，利用最新一期（2018 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库，考察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政治关联类型和不同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的调节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具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示范模仿机制、投资收益反馈机制、海外市场竞争机制、政策支持和产权保护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第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中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尽管现有学者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基于中国本国政治关联的视角，在交互作用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研究仍然较少。考虑到人力资本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背景下，探究这一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基于现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将中国宏观的政治制度环境与微观的企业行为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究了企业家的个人政治关联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政治关联的相关文献。
第二，就理论而言，现有学者们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尤其探讨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Branstetter, 2006; 李梅和柳士昌, 2012; Driffield & Girma, 2003; Bitzer & Kerekes, 2008; 陈菲琼, 钟芳芳和陈珧, 2013; 沙文兵, 2012; 付海燕, 2014）。然而，现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影响机制仍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微观影响机制，为弥补这一空缺提供文献资料。本文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并将企业家个人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纳入到这一研究框架中，是对现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文献的可能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