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20 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年，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仍然是巩固脱贫成果以及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的有力手段。在 2016 年 11 月，我国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其中设定了“建档立卡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 万元”①的预期性脱贫任务。到 2018 年底，我国创造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总额高达 4912.0 亿元、实现收益 1691.5 亿元，平均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 90.1 万元、收益 31.0 万元，但村集体外源性收入占比高达 48.2%，另外仍有高达 63.7%的村集体经营收益不足 5 万元（包括 35.8%的村集体“入不敷出”），因此从实质上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获取能力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经过 70 年的发展历程已深深地内嵌在农村社区社会网络中，并具备了相当优势的制度基础、组织基础和认知基础，然而全国局部地区成就显著、总体效果却不理想。在我国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新三农问题的挑战下，究竟应该以如何形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实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我国各地区经历了诸多艰难曲折漫长的探索与试错，尤其最为著名的是六盘水“三变”改革，为广大农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将“三变”改革作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重要手段被提出。2017-2019年间“三变”改革共六次写入中央重要文件，其中连续三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各级政府号召和政策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以三个“变”为主线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浪潮在全国范围内铺天展开，并取得了不错的“三农”增收效果。有学者评价，它是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发展集体经济之后，又一次强力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韩保江，2017；刘守英，2017）[1、2]，不仅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虚转实”注入了强心针，同时也为我国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再造与重构提供了机遇（罗凌、崔云霞，2016）[3]。经过“三变”改革了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有利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改革，还有效弥补了国家政策力量落实不到位、扶持不精确的弊端，将弱势群体的瞄准、帮扶、脱贫、致富、共富责任切实落实到农村社区内部，通过村集体内部产业的发展壮大尽可能提供多样化的生计策略选择以及收入获取渠道。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对六盘水“三变”改革成效的肯定与认同，同时也验证了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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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的文献综述
现今已有大量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的研究成果，而鲜有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相关研究，而且偏向于定性研究和个案分析。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一是“三变”改革的相关研究，包括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变”的目的、内在逻辑以及实现路径；二是关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从三个“变”维度分别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归纳总结；三是对以上文献的综合评述，概括其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2.1 关于“三变”改革的研究
（1）“三变”改革的目的
总结关于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三变”改革的目的主要有四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内在需求。它有效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促进了农业产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窦祥铭，2017）[4]。另外，“三变”改革与农地股份合作起源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产生于城镇化水平低、农业落后、劳动力流失以及资金匮乏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于福波，2019）[5]，是内生于较强的发展约束环境下的改革经验，对于中西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二是政府干预机制的长效化要求。它创造性的改变了传统扶贫资金与扶贫项目的运行机制（谢治菊，2018）[6]，努力建立以农村为阵地、以农业为核心、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集体经营体系，将“输血”转为“造血”，以达到培育长效扶贫机制的目的。三是农民增收渠道的挖掘。张军（2014）[7]、方桂堂（2014）[8]等认为财产性收入将会是农民人均收入新的增长点；孔祥智、穆娜娜（2016）[9]用多案例研究了以“三变”为核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直接效果就是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次才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土地流转、集体资产股份化以及房产宅基地征用等有效拓宽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王东京、王佳宁，2017）[10]。四是农民发展能力的拓展。申鹏、胡晓云（2018）[11]以熵权法对六盘水市改革前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进行加权评估，发现农村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2）“三变”改革的内在逻辑
六盘水市的“三变”改革是在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农民聚集要素再造了村集体“统”的功能，农民参与分工重构了产业“分”的功能，而利益联结了“统”与“分”的平衡（罗凌、崔云霞，2016）[3]，这验证了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重要性。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前瞻性上，新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对传统集体经济认知的“否定之否定”（侯风云，2017）[12]，而“三变”改革是探索马克思社会共同占有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汤正仁，2017）[13]。杨慧莲、郑风田等（2017）[14]认为乡村内部普遍存在“思想散、资源散、资金散”，提出要从“统”的视角唤醒“沉睡资源”。可见，在我国农村“分得充分、统得不够”的大背景下，多数学者肯定了“三变”改革的基础在于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聚集（马启文，2018）[15]，关键是发挥集体经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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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三变”改革
（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股份合作制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开展股份合作，将各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集体成员个人，由原有的集体成员集体共有转变为集体成员按份共有，因此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按照我国集体产权设计框架，改革对象分为镇级、村级和组级三类集体经济组织。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长达七十年的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等多形体、多阶段的演变。伴随着成员迭代、土地变动、婚丧嫁娶、户籍变动、村组撤销合并等历史遗留问题，集体成员与集体资产的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严重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我国最早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资产变股权、社员当股东”，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不断加快，城中村、城边村等土地利用结构发生本质变化，致使土地等资源性资产价值倍增，对于新增财富的归属、分配问题引发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动机。而在现阶段，我国推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动机是解决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匹配的矛盾，增加农民财产权利、激活土地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主要涉及农民思想动员、集体资产量化范围、股份设置、改革安排以及改制后治理结构等核心问题。
（2）“三变”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系
“三变”改革是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三变”原为六盘水市 2014年 9 月提出的“三转”（即产权转股权、资金转股金、农村转股民①），是对六盘水市娘娘山地区等基层探索经验的总结，因此又称为“山变”。它是以产业和股份为手段在各类农业市场主体之间建立稳健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联体、股份连心”。到 2015 年 3 月，六盘水市才正式修订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为“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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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及实证方法
2.2.1 产权理论
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变”改革的重点是集体产权问题，处理好资源资产、经营项目的所有权、经营权以及利益分配权。回顾产权理论的历史脉络，大致可分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和以科斯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两个派系。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排他性的使用权、独享性的收益权、自由的转让权，是权利人所拥有的的产权完整性的重要条件，高效率的产权应该有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可操作性四大特点。
（1）马克思所有制理论。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认为生产力决定产权制度。他在《资本论》中大量篇幅以商品为切入点阐述了所有制理论，从资本主义所有制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规律。他认为产权是一种历史权利，是由一系列如所有权、管理权、支配权、收益权等基本权能组成的权利束。另外，产权主体与财产客体的经济权利表现得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财产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决定产权结构，重点分析了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三种生产要素所有权、使用权的统一与分离。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只有明晰土地、政府资金等资源资产的权利关系才有助于理清村集体与其成员之间的利益纠纷，促进两者发展意识、发展路径、发展目标上的“统”。
2）以科斯代表的西方产权理论。科斯（Ronald Coase）认为产权制度决定生产力。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开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科斯一生致力于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以企业为切入点论述产权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与法律双重视角阐述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有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的经济功能，尤其是能够从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有效性。因此，科斯认为产权权利应该配置给最富有生产力的那一部分人使用它们。另外，沿着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的思路，激发了戴姆塞茨（H.Demsetz）对产权与所有制关系的思考以及阿尔钦（A. A. Alchian）对产权性质与分类的思考，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从法理上讲，集体财产的所有权是归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服务于集体成员的，真正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规模要普遍大于一般农户，最有能力细化成员分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集体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有利于村集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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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变”改革概况.......................................20
3.1 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变”改革发展模式........................................20
3.1.1“三变+合作社+村集体”模式.......................................20
3.1.2“三变+招商引资+村集体”模式........................................21
第四章 “三变”改革绩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影响的实证.............................40
4.1“三变”改革关键绩效指标的选取与说明................................40
4.1.1“资源变资产”的绩效指标选取.......................................40
4.1.2“资金变股金”的绩效指标选取............................................40
第五章 “三变”视角提升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建议.....................................57
5.1 借力当地优势产业，增加集体核心资产，促进“资源变资产”..................................57
5.1.1 借力当地优势产业，谋求产业兴旺..........................................57
5.1.2 规划农业核心资产，巩固经营能力........................................57
第四章 “三变”改革绩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影响的实证
4.1“三变”改革关键绩效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对于“三变”改革绩效评价体系指标的选取，笔者参考《中共六盘水市委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关于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指导意见》，借鉴关键事件分析法原理，围绕“资产”、“股金”以及“股东”三要素，选择在“三变”各环节中重要的、能够导致改革成功与否、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关键绩效指标，使其能从不同层面反映绩效水平的、可观察计量的行为指标进行描述。
4.1.1“资源变资产”的绩效指标选取
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具有经营价值的资产主要有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首先，资源性资产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一项特殊资产，流转用途的土地是村集体最主要的资源性资产，也是村集体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本文考虑使用家庭耕地流转面积（亩）和家庭耕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比重（%）两个指标，运用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衡量，以量化地区之间巨大的资源禀赋差异影响。其次，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数量、结构是与其经营内容密切关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资源开发利用的结果。不同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经营性资产，不同类型的经营性资产也会用去相应的经营活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资产越多，获取经营性收入的能力也会普遍越强。目前，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低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其所占有的经营性资产过少。为了准确反映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存量以及考虑不同类型经营性资产的盈利能力差异，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农业资产、长期投资资产以及经营固定资产反映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存量与结构，并通过赋予不同的权重差异以反映其盈利能力与重要程度。
经济论文参考
第五章 “三变”视角提升我国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的建议
5.1 借力当地优势产业，增加集体核心资产，促进“资源变资产”
5.1.1 借力当地优势产业，谋求产业兴旺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方针的第一条便是“产业兴旺”，从长期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仍然要依靠自有产业才能自力更生。对于现阶段而言，地方政府在土地、补贴以及信贷等方面的扶持主要在村集体发展的孵化期、成长期以及必要的维稳期，而对于村集体后续发展前途的保障还需自主完善经营体系和增强经营能力。从第三章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结构的分析中已知，目前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外源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并且还保持较快的上升趋势，这对急需增加经营性资产、巩固经营项目的村集体来说是机遇，但在以外力铸造村集体根基、扶持村集体发展的同时也在间接培养其“等、靠、要”的心理期待，缺少了“艰苦创业”的经验与教训积累。
任何一个村庄的经济可持续都需要产业的支撑，首选是种植、养殖。我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依然是村集体经济的根基，然而各地区受气候、地形、产业经济、种植历史、品种体系等因素导致农村产业基础差异明显，除粮食、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外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同质化、批量化指导，而小区域性乡村社区则可通过引进、学习、借鉴、模仿、创新等使得发展路径基本相似。经过近二三十年的发展，适宜本区域的农业产业模式逐渐形成，在生产组织模式推进从分散经营的小农户向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示范区+农户”、“公司+农户”等组织变迁，在主导产业上发展如林果、（特种）经济作物、杂粮作物、苗木花卉、畜禽等；以市、县、镇（乡）三级格局的农业品牌优势已经显现，形成了一批以产品品牌、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为代表的三级名特优农产品品牌体系，各地市也均有数种代表性的农产品，如广西的百色芒果、桂林脆皮金桔、武鸣沃柑、隆安火龙果等（亚）热带水果。截止 2018 年 6 月，我国已有 2359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①，其中广西 71 个县（县级市）共有 181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基本覆盖了广西多数县、乡镇区域。村集体应以“一村一品一韵”为定位，借力当地优质农产业，组织村内土地集中流转，通过扩大有组织的优势农产品规模为契机以优化现有农业产业模式，并在其实际开发路径中在品种、标准、产量、质量、加工、包装、品牌、服务、销售渠道等方面寻求村域间差异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