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一） 政策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应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支持乡村创新创业。优先满足“三农”发展所需要素，激发和调动返乡农民工群众积极性主动地投身农村建设。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突出，并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放在国家宏观政策的置顶位置，保证农民就业稳定。在相关政策背景下催生出“返乡农民工”这一富有时代特色的群体，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返乡创业是自我发展和带动农村经济腾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二） 社会背景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返乡农民工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新力量。随着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自由、双向流动。根据“推拉理论”可知，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牺牲了自身价值，却未能享受到应有的城市融入感和公平的社会待遇，这种“推力”使得农民工流回农村。返乡农民工成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返乡创业可以利用自己在外学到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以及资本，重新为乡村注入活力，推动乡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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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 相关概念
（一） 农民工
农民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定义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群体。在发展中国家，农民除了职业身以外，还是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的象征，多指较低经济、政治地位的群体，本文定义的“农民”是保有农村户籍，以从事第一产业为主且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特殊概念，是指户籍地在农村，进城务工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张雨林（1984）在《社会学通讯》中提出农民工这一概念，是指脱离了农村环境，到城市地区进行非农产业生产的农民[1]。陆学艺（2004）认为农民工群体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是身份与职业的有效结合[2]。韩俊（2008）认为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不变，有自己承包的土地但不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并以打工的形式获取经济收益的人[3]。综上，本文定义的“农民工”是指进城务工，有打工经验且保留农村户籍的人。
（二） 返乡农民工
1990 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流动。赵莉（2014）认为返乡农民工是进城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工作经验，并将这些要素带回农村的群体[4]。袁松（2009）认为对个体来言，这是其自身的生命过程，对于社会来说，只要二元体制的存在，就会有农民工处于进城——返乡此类钟摆式模式中[5]。农民工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在外部环境改变、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时会做出自我判断。本文研究主体是钟摆模式末端的返乡人群，曾经进城务工，现如今携带社会资本返回户籍所在地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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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农民工创业行为研究现状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我国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国外并没有专门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研究，但其相关创业理论对研究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有借鉴意义。
一 农民工创业者特征研究
创业者的特征包括其受教育水平、社会技能、创业经历等，梳理以往学者的研究观点，农民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上述层面都存在差异。Psaltopoulos et al.（2005）认为，较为贫穷地区的农民创业者受到的正规教育较少，他们均通过非正式学习的途径获取知识技能[23]。Meccheri et al.（2006）认为教育水平、技能素质对农民创业有重要影响[24]。Kader（2009）发现影响创业者成功的关键内部因素主要有：自信、创新、努力工作等个人特质；他还认为创业者有自信去承担风险，通过开发市场机会和创新来弥补创业短板。
王西玉、崔传义、赵阳等人（2003）指出大多数农民工在创业行业的选择上，不会从事农业领域的工作，而是追求更高的回报率的非农产业[26]。张敬伟、裴雪婷（2018）研究发现农民创业者主要依靠直接学习，包括观察、调查学习等方式获取信息，创业学习行为集中发生在创业过程的生产环节[27]。
二 农民工创业环境因素研究
Stathopoulou S（2004）提出外部环境会与农民创业有很强的关系，农村现有环境既存在创业机会，也存在创业的限制条件[28]。Besser & Miller（2013）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因素，农村企业的创业绩效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本有关；丰裕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村地区的创业者提高企业员工的忠诚度和熟练度，进而提高农村创业者的创业绩效[29]。Lafuente et al.（2017）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对创业者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30]。
陈昌鸿（2017）从返乡农民工内外部环境因素分析吉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因[31]。张妮娅（2017）认为贫困地区创业者的创业资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只有各类要素都具备才能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意愿起正向作用[32]。傅传博（2017）认为对农民创业者而言，能否获取创业资源是创业的主要约束条件，不完善的社会网络环境使农民创业者在资源获取方面处于劣势，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业意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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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民工创业意愿研究现状
Bird（1988）认为创业意愿既是影响个人创业行为的基础，同时也是影响社会创业行为的基础[44]。刘芳芳（2015）认为创业者依靠特定的平台、外部资源环境从事某项创业活动，是创业活动的驱动器，对创业活动具有导向作用[11]。钱永红（2007）指出创业意愿是实施创业活动的基础和前提[45]。刘桂桂（2009）认为虽然创业意愿是创业的前提，但具有创业意愿的人与创业者不完全相同[46]。
戚迪明，张广胜（2012）对沈阳市返乡农民工进行调研，得出结论为：60%以上的农民具有创业的意愿[47]。袁明达、朱敏（2015）基于湘西州 7 个县 1 市共 400 多位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因素中，受传统观念影响，男性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创业意愿普遍高于女性，自我价值需要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呈正相关[48]。李泓波（2018）通过对宁夏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进行调研，构建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综合评价体系[49]。王悦（2018）对河北承德市进行调研，发现受教育程度、性别、身体健康状况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家庭负担状况与创业意愿关系不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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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曹县创业基础环境指标选择 ............................ 16
第二节 曹县创业基础环境分析 .................................. 17
第四章 曹县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实证分析 .............................. 25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及问卷设计 ........................................... 25
一 数据来源说明 .......................................... 25
二 样本选取标准 ................................. 26
第五章 曹县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存在问题及提升对策 ....................................... 44
第一节 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存在问题 ..................... 44
一 返乡农民工对于创业问题停留在感性认识 ....................................... 44
二 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和教育素质水平较低 ....................................... 45
第五章 曹县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存在问题及提升对策
第一节 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存在问题
本文第三章从创业政策、创业培训、创业经费投入等方面对曹县地区创业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曹县地区作为第三次返乡试点城市，营造了一定水平的创业环境。但从第四章调查数据来看，已经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不足 8%，暂时有创业意愿的仅占 40%，根据问卷和访谈分析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返乡农民工对于创业问题停留在感性认识
本人借助菏泽市统计局、曹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资料获悉，曹县地区返乡创业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相关组织部门也在门户网站和官方平台上予以宣传。但是部分返乡农民工对于创业政策、创业环境的关注度不够，致使其对“创业”这个词偏感性认识，认为“创业”离自己比较遥远，按照自己的学历、经验不足以胜任创业。
二 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和教育素质水平较低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发现，返乡农民工从内心深处不敢尝试创业，或者说想创业但受到创业能力和创新意识等短板制约，对市场的预测不精准、营销知识不了解，萌生了创业想法后也只敢尝试餐饮、奶茶店等失败风险程度低的小本生意，从成本——收益角度权衡，最后半途而废，放弃创业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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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嵌入为研究视角，尝试解释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的社会化因素，将返乡农民工中有创业能力暂无意愿的群体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试图通过激励理论提升其创业意愿，并在营造社会氛围、完善社会化服务培训等方面对当地县政府提出了建议，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主要研究社会外部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创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不单纯受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个人、家庭、心态等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本文没有将其作为研究对象。
其次，本文将有创业意愿作为创业行为的前提，认为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才能有可能产生创业动机，但创业行为是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综合考虑，本文没有把创业能力的提升作为研究内容。根据情境领导理论我们得知，依照下属成熟度可将返乡农民工分为四类，每类群体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使其成熟度提升，但本文只研究 M3这一维度的个体，忽视了其他三类群体。对于有创业能力暂无创业意愿这部分研究对象也只是根据其外出务工获得的技能、经验、资金等因素，假定这类返乡农民工相比同村人相对具有创业能力，并没有通过胜任力量表去测评。
再次，本文实证研究部分，考虑到问卷的有效性，选定的调研地点是山东省境内的全国第三次返乡试点城市，样本不具有广泛性，据此得出的结论有待检验，日后应对山东境内其他城市进行研究。
最后，本文研究缺乏研究深度，返乡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现象。第四章实证部分对创业氛围、创业榜样的测量时，仅借鉴国内其他学者的量表，虽然对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但还是缺乏权威理论的支撑，今后应做进一步补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