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选题意义与研究综述
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犹太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流散之后，回到了中东的故土，于1948年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以色列在中东仅据弹丸之地，但却常常吸引全球的目光。世界对以色列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矿日持久的冲突；二是以色列的尖端科学技术，特别是先进的现代化农业技术。追根溯源，这两点都和建国前的农业垦荒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领土问题是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犹太人虽然从来没有间断过和圣地故土的联系，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犹太人的主体都是生活在圣地以外的地区，巴勒斯坦自伊斯兰教兴起后成为了阿拉伯人长期生活的地方。犹太人在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驱动下产生复国的愿望，以农业定居的方式扎根土地。犹太力量在巴勒斯坦的日益增长与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发生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是现代中东阿犹问题的肇始。因此，理清犹太人在1948年以前的农业定居历史，对理解甚至解决阿犹之间的问题十分必要。
以色列的现代农业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灵活有力的农业政策、高效实用的农业技术，是以色列享誉世界的产业之一，在仅仅40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将其近乎荒漠的原始农业发展成为驰名世界的高效集约现代农业。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始终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向以色列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以色列辉煌的农业成就背后是艰辛的付出。犹太人回归土地与回归农业紧密相连。今天令人羡慕的现代农业开始于19世纪末先驱在巴勒斯坦的农业垦荒运动，从毫无农业经验到学习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农业技术，再到走出有自身特色的高效农业，这个过程不是一激而就的，农业先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生命的牺牲。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想要了解、学习以色列的现代农业需要回到以色列建国前的农业垦殖、定居历史中去。就国外的研究情况来说，虽然在以色列学者写作本国农业移民与定居史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农业对建国的重要意义。但这些通史著作重在叙述而不是议论，学界很少将农业与以色列国家建立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专门的分析。以色列学者以及欧美学者对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农业定居史的研究通常是一分为二来做的，即农业归农业，建国归建国。国外学者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农业垦殖研究非常细致，比如安妮?乌希施金的《犹太垦殖协会和巴勒斯坦的罗斯柴尔德肯奈特.斯特恩的《犹太民族基金会：土地购买方法和优先权，1924-1939》。由于巴勒斯坦各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对不同地区的具体研究也不少，有露丝.卡克的《内盖夫的犹太边疆定居点，1880-1948：想法与现实》和W.P.N.泰勒的《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胡拉土地问题，1920-1934》等文章，涉及到了犹太农业定居史的方方面面。对以色列的建国史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锡安主义研究领域比如雅科夫.罗伊的《1908-1914年锡安主义对阿拉伯人的态度》、艾维雅塔.弗雷塞勒的《透过特别的视角：英国日记里的锡安主义和巴勒斯坦，1927-31》。讨论以色列建国史的新力作有E.C.温德霍斯特的《英国犹太人，锡安主义和犹太国家，1936-1956》和兹维.斯特赫的《以色列建国神话：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犹太国家的创立》,前者主要分析了英国犹太人及其锡安主义在犹太国家建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者不仅强调民族主义在以色列国家建立中的作用，也突出了建国先驱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内的研究方面与国外类似，只是不如国外的研究细致广泛。对以色列建国史的研究比较侧重锡安主义的政治活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犹太研究中心对锡安主义较早开始研究，其代表作是目前国内唯一研究犹太人复国的专著——《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对建国史的研究还强调《贝尔福宣言》的意义和大国的因素，如陆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贝尔福宣言>》肖瑜的《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苏联因素》，姜天明的《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等。国内对以色列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以色列现代农业组织和成果的介绍，例如潘光、刘锦前的《以色列农业发展的成功之路》，杨伟霖的《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等；二是对基布兹研究情有独钟，比如肖宪的《以色列的基布兹》，黄福武的《现实中的神话——以色列基布兹现象浅析》,王亚宁的《浅析基布兹产生的历史背景》等，最近也开始有少量关注到建国前农业开发的文章，比如姚爱爱的《以色列建国前移民的农业生产和开发》，吉結的《埃德蒙?罗斯柴尔德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第一章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
犹太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多次阿利亚移民活动构成以色列国家的人口基础，从最初的捐涓细流到一年几十万的回归大潮，不断为巴勒斯坦的伊舒夫注入新的力量。农民是农业的主体，要了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农业活动，必须了解从事农业活动的人。
第一节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回归圣地和故土是一种犹太传统。犹太人的主体在公元135年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失败以后被逐出巴勒斯坦。此后直到近代第一次阿利亚开始，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始终是零星的少数。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因此忘记故土，反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返乡、回乡的观念。虔诚的犹太人总是希望终老、安葬在圣地。所以不断有年老的犹太人前往圣地终老，不能安葬在圣地的犹太人则退而求其次，随身携带一捧圣地的泥土象征性地表示自己与故土的联系，并在亡故时一起入土，表明自己埋葬故土。其实，“还乡复国作为一种思潮，它早在犹太民族失去家园后的古代，即第一圣殿被毁后就已产生，是失国流亡的犹太人在异国他乡——巴比伦产生的一种返回家园的观念。”对此，《圣经》中有如此深情的表达：“我们来到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犹太回乡观加上对“特选子民”、“应许之地”和“弥赛亚救赎”的信仰，使得犹太思想中有一条宗教复国思潮的线索，即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期待上帝耶和华的拯救，救世主弥赛亚降临，帮助他们摆脱苦难、返乡复国的一种宗教信念。《圣经》上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又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逝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宗教复国思想在犹太流散时期虽然不是主流思想，但是对生活在黑暗困苦中的大众却时不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长期以来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犹太人并没有回归巴勒斯坦的现实打算，但是这种带有宗教含义和深厚感情的犹太回乡观却从来没有在犹太人的意识中消失，一旦条件成熟，它将发挥实际的作用。卢卡斯就指出，“锡安主义在当代继承了犹太教的弥赛亚感情，使它从一种本质上的宗教思想变成了一种世俗政治的学说。”这种世俗的政治学说就是锡安主义。犹太人返乡复国这一看似非理性的行动就是在锡安主义的感召下发生的，虽然第一次阿利亚移民发生时，锡安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尚未召开，赫茨尔的《犹太国尚未发表，但是回归锡安的思想在东欧影响越来越大，与许多有先见之明的西欧思想家一样，一些东欧犹太思想家、作家意识到新的反犹主义是基于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像过去那种宗教偏见的反犹迫害，因此解决犹太问题的办法也只能在民族主义上着手，即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与西欧锡安主义不同，东欧的锡安主义在俄国是半合法的状态，与俄国上层社会几乎没有交集，而是扎根于苦难中寻求希望的犹太普通大众。在1881年后，成立了一些促进犹太人迁移巴勒斯坦的协会，热爱圣山运动（HibbatZion)开展起来，断断续续地往巴勒斯坦移民。
第二章巴勒斯坦犹太农业定居模式........24
第一节私人农业定居模式.......24
第二节集体农业定居模式.......30
第三节合作农业定居模式.......39
第三章农业在锡安主义运动中的地位.......50
第一节锡安组织对农业的态度.......50
第二节锡安组织的农业工作.......55
第四章特殊时期的农业.......63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63
第二节塔楼和围栏时期.......65
第三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独立战争时期.......67
结论
在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犹太人的回乡观和弥赛亚宗教感情转变成一种世俗政治学说，即锡安主义。锡安主义就是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它和其他的民族主义一样将民族解放作为最终目标。由于犹太人在历史上流散了一千多年，长期没有自己的土地，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缺乏实施的基础，因此其核心工作和首要工作就是获得土地。由于农业劳动与土地的天然联系，农业成为重新占领圣地的主要方式。早期锡安主义理论家认为，要真正拥有一片属于自己民族的土地，仅仅拥有其所有权是不够的，犹太人必须亲自回到土地上去耕作，即回归农业劳动才能真正得到拯救和解放。在锡安主义回归农业、回归土地、回归圣地思想的感召下，东欧的犹太人从19世纪末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巴勒斯坦移民，欧洲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则不断推进着犹太移民的规模一浪高过一浪。由于犹太人源远流长的回乡观，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被称为阿利亚，以色列国家建立之前共有六次阿利亚运动。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最开始是极少数的涓涓细流，随着形势的变化最终汇成了汪洋大海。建国前的六次阿利亚移民构成了以色列国家的人口基础。巴勒斯坦城市中的犹太人流出比例大大超过农业人口的流出比例。定居点中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巴勒斯坦的犹太农业定居点从需要大量资金援助到自给自足再到供养不断增加的移民人口。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犹太农业定居点不断为阿利亚移民提供生计，安置初来乍到和不知所措的移民，使他们尽快熟悉巴勒斯坦的环境。农业中所蕴藏的民族主义的感召力量，使得大量移民最终克服困难扎根在巴勒斯坦，而不是成为辗转的过客。巴勒斯坦的犹太农业是由移民幵创和发展起来的，移民们在巴勒斯坦的耕耘中培养和深化了他们对《圣经》所描绘的土地的感情，使得他们能够真正留在贫苦的巴勒斯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发挥力量，真正从心底里热爱犹太人的故土。犹太人极富创造性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发展出三大农业定居模式，即私人农业定居、集体农业定居和合作农业定居。不同形态的农业组织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人，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包容所有人。
犹太农业定居点的创办和巩固是犹太农业发展的基地，也是现代以色列国家扎根和萌芽的基地。农业定居点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构成了以色列疆域的雏形。犹太定居点早期发展区域主要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沙朗平原，加利利地区，犹地亚地区和撒玛利亚地区。定居点的建设从点连成线，再从线连成片，由此实现对这些地区土地的实际占有，也成为1937年《皮尔报告》分治决议巾阿以之间土地划分的依据。在1937年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土地的关键时期里，农业定居点又承担了战略定居的艰巨任务。一方面，犹太农业定居点迅速扩张到巴勒斯坦的边疆地区，包括深入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北部的上加利利和西加利利，直抵与黎巴嫩的交界地带。另一方面，竭力将犹太定居区域连接在一起，避免犹太定居点被阿拉伯人截断和分割。1937年以后犹太人在贝桑地区建立农业定居点以连接加利利地区和杰兹里谷地进而连接地中海沿岸平原的犹太定居点。同一时期，在加沙以北地区的定居则是为了连接地中海沿岸平原和新开发的内盖夫沙漠定居点。到40年代，农业定居点的分布又成为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的主要依据，进而构成现代以色列国家最初的疆域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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