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视角下内源性扶贫研究——以科尔沁左翼中旗“爱心超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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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191 日期:2023-06-18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硕士毕业论文,本文认为内源性扶贫是一种财富再分配、资源再配置的重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一方面,“爱心超市”这一内源性扶贫方式对外提供了常态化、规范化的社会帮扶渠道,畅通了社会各方扶贫资源,符合第三次分配要求;另一方面,对内则采取多标准分配方式,激发了贫困群体劳动积极性,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体现了分配方式从根本上扭转思想的重要作用。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选题背景
在 2015 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讲话中指出:“消除贫困是人类一直以来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同样消除贫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1。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1 月在为期两日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了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更加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确保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2。在扶贫过程中,我国扶贫方式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扶贫、参与式扶贫等。逐渐构建了在外源主体提供帮扶和发展机会的同时,激发更多贫困人群自主脱贫动力,重构了资源分配格局的新方式。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体现。近几十年来,国家不断加强扶贫力度,探索多元减贫举措,积累了丰富的扶贫经验,形成了独特的扶贫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现阶段既是扶贫的决胜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扶贫、科学扶贫,如何深度推进以自主“造血”为主的内源性扶贫,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传统救济开发式扶贫,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单方面展开,重点在于消灭物质贫困,未注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和其内生发展能力,产生扶贫资源不断投入但扶贫成效不显著的矛盾,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形成等、靠、要的惰性,贫困群体内在脱贫主动性与潜力无法得到充分调动与发挥,返贫现象频繁出现,不利于扶贫的长久持续性。相比较传统扶贫方式而言,内源性扶贫更能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要求贫困主体主动获得发展资源,侧重转变扶贫思维模式,重视扶贫对象的主观参与性,消除能力贫困,通过不断增强自身能力以获得持续发展,近几年在我国部分农村建立的“爱心超市”正是贫困地区在扶贫实践中创造的内源性扶贫的成功案例,如何通过分析“爱心超市”的运行现状,探究这一扶贫模式背后的资源分配路径和作用,以便进一步认识和推广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视角下,对“爱心超市”所代表的内源性扶贫方式进行剖析,并选取内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爱心超市”做个案研究,找到现行模式的不足之处,提出完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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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1)扶贫模式概念以及类型
扶贫模式的提出标志着扶贫实践的成熟,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们将中国多年扶贫经验概括为各种扶贫模式,因此可从扶贫模式着手研究扶贫实践发展。赵昌文、郭晓鸣(2000)认为扶贫模式指的是扶贫主体运用一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利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作用于扶贫客体,促进扶贫客体脱贫致富的方式、方法和措施的总称3。龚晓宽(2006)认为扶贫模式包括扶贫战略决策、扶贫资源传递和资源接收三个方面和环节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汪三贵(1994)5认为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扶贫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主要依靠单纯的生活救济变为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开发援助。朱凤歧等学者(1997)6则是从农业开发、自然资源制度改革、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实体经济与科技依托等方面总结了 12 种扶贫途经。邵德兴(1999)7提出了两种城市扶贫模式,即行政主导型城市扶贫模式和市场导向型城市扶贫模式。帅传敏等学者(2008)8除归纳了农村扶贫模式有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异地安置模式、外资扶贫模式以及对口帮扶这六种外,还分析了各个模式的优缺点,同时总结了新扶贫模式,如社区主导型、非政府组织主导型、中农合创模式、社区基金模式、业主带动模式、退人还山模式、无土安置模式、电视信息模式等模式。
徐孝勇等学者(2010)9认为我国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模式有: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模式、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模式、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生态建设扶贫模式、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对口扶贫模式、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模式、移民搬迁扶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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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源性扶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

(一)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
1.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
生产决定分配是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最为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确立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原则。又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去把握生产和分配等经济环节,从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特殊规律升华到人类社会分配的一般规律,认为任何社会的分配方式都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问题,马克思将未来社会总产品分为用于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用于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前者归社会所有,后者归个人所有,并明确了任何社会形态的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既要满足社会需要的分配同时也要满足个人消费的分配。

马克思认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和分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辩证得看待生产和分配间的关系,是研究分配问题的关键。生产决定分配,包括分配的对象、形式都是生产的产物。对于分配什么、怎样分配等问题,要结合生产去寻找答案,生产条件在生产中的分配决定了劳动产品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成员的分配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性质。生产关系对分配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对分配关系起到基础和制约作用,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33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又是生产关系中最基本和最首要的内容,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就决定了消费资料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在投入生产之前需要进行劳动工具、劳动成员等生产条件的分配,分配是否合理科学,通过影响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资源利用与价值创造,最终影响产品的生产。因此不能仅在分配中考虑分配,也不能只谈生产而忽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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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
1.按劳分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马克思构想的公有制背景下按劳分配的实行,是在非市场机制和消灭商品货币的前提下讨论的,但同时又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商品经济仍旧存在,生产力还未达到高度发展,消费资料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分配。这意味着,劳动还主要是一种谋生手段,不同劳动的差异性使得劳动的能力具有私人性质,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有差别,等量交换需要抽象的社会劳动作为社会尺度,公有制经济中具有私人性质的个别劳动必须经过抽象化、平均化和社会化的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具有独立经济权益的生产者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并通过市场机制交换各自的产品,以此才能进行等量劳动交换。所以,按劳分配与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内容和形式会产生大变化。

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对所获收入的影响,本质上反对平均主义,避免资本主权替代劳动主权,形式上则谈得是实现方式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非市场型的按劳分配与市场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适于当前市场经济形式的按劳分配科学发展路径。具体来说,个别劳动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社会劳动,通过价值形式和市场作用来分配个人消费品,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下,按劳分配主要由国家和企业的分配与企业内部的分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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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源性扶贫的典型模式:“爱心超市”的发展——以科尔沁左翼中旗“爱心超市”为例........................ 22
(一)案例选取.................................... 22
(二)资料与数据收集..................................... 22
四、内源性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33
(一)资金来源不稳定,受地域限制较大...........................33
(二)政府作用发挥不足,运行有待规范..................................33
五、完善内源性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35
(一)发挥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制度保障............................35
(二)构筑长效帮扶机制,发挥跨地区帮扶作用.......................35

五、完善内源性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制度保障
内源性扶贫的属性决定其运行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和引导,但这既不意味着无限介入,也不意味着放任不管,而应当在赋予其灵活性的同时,尽可能给予政策、财政与管理上的支持和引导,促使其实现长效运作。

在运行方面,要多总结经验,推进规范运作,努力实现扶贫帮困公平、公正、公开。让内源性扶贫在第三次分配理论指导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实现深度发展。在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制度,从成立、运行、监管三方面着手。在初始阶段,从规章制度上明确内源性扶贫性质地位、功能作用、运行方式、责任义务、资金物品捐赠与发放、人员管理等,形成完备的体系,在监管方面,有关部门能依法对其进行管理,从制度上保证其健康长久发展。

政府还应着眼于大力推广发展内源性扶贫模式,更好发挥其在第三次分配上的作用。前文通过事实与数据分析,肯定了内源性扶贫在第三次分配中具有的实际作用与实践功能,进一步归纳总结其效果,证明了其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属性与理论意义。从内源性扶贫的资金超过 70%源于社会来看,它具有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并通过相应激励措施重新配置收受的社会资源,实现了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分配,并促使社会剩余资源流向需要帮助的群体。从内源性扶贫实施成效来看,确有激励困难群众自主劳动的作用,从贫困人群通过劳动所得占其收入的比例来看,内源性扶贫模式确实减少了贫困家庭的刚性支出,相应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缓解了贫困户的基本生活困难,并且提高了贫困个体自身的劳动素质,促进了家庭和谐与文明进步,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改善,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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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展望
作者认为: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必须坚持内源性扶贫,因为内源性扶贫联结了社会资源与贫困人群,并将二者有效对接,成功实现了外部帮扶转化为贫困人群脱贫内生动力,引导贫困主体主动摆脱“等、靠、要”思想,增强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既激发贫困主体脱贫内生动力,又实现了第三次分配功能。
经过理论层面的探讨,本文认为内源性扶贫是一种财富再分配、资源再配置的重要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一方面,“爱心超市”这一内源性扶贫方式对外提供了常态化、规范化的社会帮扶渠道,畅通了社会各方扶贫资源,符合第三次分配要求;另一方面,对内则采取多标准分配方式,激发了贫困群体劳动积极性,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体现了分配方式从根本上扭转思想的重要作用。
在实践层面,作者认为内源性扶贫在广大农村的成功实践是“爱心超市”,“爱心超市”的运行体现了内源性扶贫的特征。一方面,“爱心超市”汇集了社会扶贫资源,具有慈善属性;另一方面,“爱心超市”以劳动、美德、品行、良俗等多元标准获取积分,提高了贫困群体劳动参与度、社会和谐度、环境优美度、习俗的良好度等。因此推广“爱心超市”的做法也对构建扶贫长效机制、增强贫困群体脱贫潜力与能力、推进慈善事业、更好落实第三次分配有特殊现实意义。
由于本人专业知识水平与能力有限,论文有些部分未能深入论述分析,达到一个理论高度。希望本文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内源性扶贫、关注“爱心超市”。此外,作者在调研科左中旗“爱心超市”过程中发现,积分评定标准包含“社会公德、家庭美德、配合工作”三大项。这表明在发展目标由 GDP 转向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新时代,相应价值判断与分配依据也由物质财富按劳分配为主转向兼顾思想、道德、文化、习俗等多维度、多标准分配,基于此思路,未来能否将思想、道德、文化等要素作为分配依据,纳入现有的分配理论体系,这既是本文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全新理论问题和自己的意外收获,用时也是作者今后学习研究中继续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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