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云与“伤痕文学”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伤痕文学”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契机捕捉着时代和历史的神经，以悲悯的眼光诉说着文化大革命对人的生活与生存造成的伤害与隐患，经由《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李子云在为新时期文学展现出了一批独特的人物形象，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转向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竭尽所能地在话语权力的变更中寻找舆论空间等方面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一章 《上海文学》：“问题小说”的平台

第一节 《上海文学》与“伤痕文学”的契合
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期刊杂志作为有效的介质沟通着万千渴望迎来新面貌的读者与舆论引导者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重要期刊的编辑实际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上海文学》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作为《上海文学》的编辑兼评论家的李子云，怀着巨大的热忱投身文艺事业，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 揭批“四人帮”的使命
“文革”结束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人帮”时期的文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在这一情境下，文学把如何弥补“文革”创伤作为一种有效的反思策略和方式，进而寻找一条与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相对接的路径，“伤痕文学”应运而生。这一文学思潮“触动着时代和历史的神经，捕捉到了那时人心跳动的节奏，并迅速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话语”。因此，揭开“文革”留下的愚昧和伤痛，成了文学作品一个突出的方向，当时在意识形态控制稍有放松的情况下，涌现出了一批“伤痕文学”小说。这些小说大多以悲悯的眼光捕捉到无尽的伤痕和泪痕，揭示“文革”对人的生活造成的伤害，同时呼唤人性、充分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为新时期文学走廊里放置了一批独特的形象，并经由这些形象表达知识分子的心声。
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物形象得以集中地传达与展现，与当时舆论、期刊的积极引导密不可分，文坛早春时节的《上海文学》毫无疑问是这一历史现象的见证者。而《上海文学》在 1966 年 8 月到 1977 年 10 月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处于停刊的状态，当时，《朝霞》作为官方文艺刊物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也是政治权威的象征，因而，《朝霞》在新时期伊始就被视为“四人帮”的帮凶。因此在新时期的历史叙述里，《上海文学》与《朝霞》始终处于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至少从权力更迭的角度上来讲，确实如此。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文艺界很快便提出了解散《朝霞》的要求，因此《上海文学》的复刊，与《朝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以批判者的姿态引导着反思的基调和揭露伤疤的舆论走向，试图与“文革”来一场彻底的告别，把目光聚焦于希望之上。
........................

第二节 舆论空间的营造
“问题小说”从登上历史舞台到逐步演变发展，与期刊舆论空间的营造和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海文学》期刊舆论的成熟为“问题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从而在编者与作家、读者的共同努力下制造出了一个共和国的文学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从一些文艺界领导对她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她当时主持《上海文学》是顶着很大压力的，幸运的是重压下的李子云也从未让人失望过。
一、 李子云：以评促编
她主持《上海文学》时，正是杂志最辉煌的时候，也影响着很多青年批评家的文学命运。1980 年代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们，当时大多是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这种思想开放、视野开阔的文学机制和编辑队伍，对培育一代一流的先锋小说家和新潮批评家发挥了积极作用。那时可以说是文学编辑与青年作家批评家关系的‘黄金时代’。”在这一“黄金时代”的厚待下，李子云是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的，她时常与作家保持比较亲密的关系，互相交流探讨，近距离地编织着自己的文学构想。
“文革”结束后，李子云得以恢复工作权利，曾在短时间内发表多篇评论文章。这也从侧面表露出她渴望将积累多年的倾吐欲望释放出来。李子云自 1950 年代开启自己的文学批评生涯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始终未能创作出令自己满意的文章，也就更别谈与作家批评家进行讨论沟通了。《上海文学》复刊后，她得以主持期刊的编辑工作。这为她接触到当时最新的文学作品、了解作品的本来面目、观察体会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历程提供了机会，也再次引起了她进行文学批评的热情与兴趣。
李子云善于解剖文学作品，她往往在宏观把握作品的基础之上着眼于细节分析，对细节进行推敲，于细微处了解作家的创作手法和构思，进而对作品进行有理有据的鉴赏评价。在她的鉴赏评价中渗透着的不是站在高处的俯视，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一种面对面的对话。仔细观察李子云的多篇批评文章，甚至会发现，虽然她的批评文章涉及的作品范围很广，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基调，那就是李子云隐藏在这些批评文字中与作家展开讨论的意图。她的每一篇批评文章似乎都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想要通过这些文字传递自己与作家进行探讨的倾向，讨论作品的所得所失，讨论作者的所思所感，讨论自己的所见所闻，为自己与作家有效地沟通建立一种路径、搭起一座桥梁。
...........................

第二章 重建革命理想的尝试

第一节 李子云与“为文艺正名”
自李子云悉心打造的《为文艺正名》走向公众的视线开始，她对指导文学创作的理论方法的思考和探索意图就十分明显了。这篇文章对多年来不容置疑的理论问题和权威发起挑战，曾引起了文艺界的轩然大波。
一、 评论员文章的产生
文坛早春时节的《上海文学》，尚不具备相对自主的编辑权，它实际上是由少数领导直接负责的。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全国的文艺管理系统尚未恢复，当时主管文艺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实际代表了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因为复刊后的《上海文艺》除了完成揭批“四人帮”的任务之外，实际上还承担着在全国范围内参与讨论建立合适的文学体制和文艺秩序的任务，同时还应在上海地区进行实践。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洪泽与钟望阳曾直接领导《上海文艺》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员文章，尽管这些文章代表了党的意志，但它们也传递出部分党内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也是李子云得以发声的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
在评论员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为文艺正名》了。这篇文章刊登于 1979 年第 4 期的《上海文学》，掷地有声地对多年来习以为常的理论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文章犀利地驳斥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文学观念，从而在理论上清算了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错误，极大地推动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步伐。文章针对“文革”期间扭曲的文艺路线提出自己的看法，李子云指出，长时间被困在政治枷锁中的文艺逐步失去了该有的活力与自主性，造成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公式化、概念化、主题先行等现象，面对这样的状况，文艺界应果断制止，从而更好地投入到新的历史阶段。
.......................

第二节 对知识分子的补偿性安抚
无论过程如何，“为文艺正名”这项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实际上也意味着对文学自身规律特性更为熟悉的知识分子也将迎来一缕光明，他们从被忽略、受压抑的边缘地带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区域进军，且速度惊人。
一、 “为知识分子正名”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在新时期的历史叙述中被视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会议谈到要尊重知识分子，谈到“双百方针”，使文学作品重返文学生产的核心地位，从而将知识分子纳入到了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当中，赋予了他们“革命”的身份。这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喜讯。“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往往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疏离，认为他们具备“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身份，即使不是阶级敌人，也只能处于身份结构的最底层。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就是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改造，才能获得“革命”的身份，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路线的错误，通过“平反”、“摘帽”等工作重新调整中国社会的身份结构体系。因此，在新时期伊始、在时代的交叉口，“为知识分子正名”已经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工程进行开展。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文学艺术工作者，从讲话和文件的发表到一系列“伤痕文学”作品的出现，都在努力奠定一个基调：知识分子是无辜的受害者。顺着这一思路走下去，会发现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科学家一起都成了“文革”的牺牲品。
因而，在“伤痕文学”的阐释叙述中，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就以受害者的身份占据了高地。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将“文革”作为反抗的目标，知识分子以“启蒙者”的身份重返文坛。作品中生动地描述张老师准备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要带领学生获得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引导学生把目光延伸到更加广阔的世界，为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强有力的接班人而努力奋斗。在这里，知识分子们正在履行他们认为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
第三章 反思的错位……………… 23
第一节 “伤痕文学”：控诉的可能与限度……………… 23
一、“问题小说”的瓶颈………………… 23
二、对现代性症候的封建性误指…………… 24

第三章 反思的错位

第一节 “伤痕文学”：控诉的可能与限度
联系“伤痕文学”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1979 年的文坛是热闹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的题材相对而言是非常广阔的，已经不仅仅是反映“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悲剧，而是追根溯源，探讨挖掘造成“文革”悲剧的历史原因。随着探讨的深入，文学作品揭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批判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但这种揭露与批判也使“伤痕文学”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一个瓶颈期，这似乎也是在所难免的。
一、 “问题小说”的瓶颈
在“伤痕文学”对苦难的揭露与展示过程中，往往把“文革”创伤作为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这些创伤在不断被书写阐释和处理中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道。面对这些渐渐失去方寸的端倪，意识形态总是希望通过报刊编辑和审查制度的共同努力对其进行规约，力图使其对苦难的呈现与控诉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程度。
此时，文艺界围绕是否还要继续控诉展开了一些争论。对于是否继续控诉这一问题，《上海文学》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上海文学》曾刊发过洁泯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揭批“四人帮”的任务应该继续下去，文学创作应该尊重人民的心声和意愿、给人们以发泄心里的不满和委屈的机会。只有反复不断地倾诉才能愈合多年来留在人们心中的伤口，只有用“四人帮”的丑恶卑劣才能衬托出崇高者和被迫害者的形象。之后，《上海文学》又刊发了黄秋耕的《致秦牧》一文，作者观点明确地指出，对“十年浩劫”的书写还远远不够，认为作家应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发挥文学艺术的现实功用，从自己感触最深的悲剧入手激发起人民的斗志，清除“四人帮”留下的弊病。
.........................

结语

“文革”结束后，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迷茫未知的历史时期，“伤痕文学”不负众望应运而生，承担起斩断错误、抚慰人心的历史使命；李子云因自身的坎坷经历、高雅的文学素养、胸怀家国的理想情怀等因素被选择在“文革”结束后扛起《上海文学》的重任，二者在历史的交叉口不期而遇。《上海文学》以揭批“四人帮”为己任，天然青睐直指“文革”伤痛的“问题小说”。除了刊发大量的“问题小说”外，《上海文学》也是一个容纳争议讨论的大舞台，甚至辟专栏讨论有争议的作品，“问题小说”因为依凭着《上海文学》这一个强有力的发展平台而在无形中免去了诸多坎坷。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在李子云的悉心经营下逐渐形成自己比较成熟的期刊舆论，这也引导着《上海文学》之后的走向与运行轨迹。除此之外，作为批评家的李子云也毫不吝惜自己的耐心，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文坛新人。她不偏不倚、公正诚挚的分析评价往往能够引导着面临争议的作家找准自己的方向，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问题小说”的发展。 于当时涌现的一批作家、文坛新人而言，李子云是一位诚挚的倾听者；于《上海文学》而言，李子云是一位目光犀利精准的掌舵者；于“伤痕文学”而言，李子云无疑是一位意气风发的推动者，这份胆识与坚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伤痕文学”走过了一段风雨飘摇的路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