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江苏新世纪县乡基层文学创作研究
第一章江苏新世纪县乡基层文学创作现状
第一节江苏基层作家生存和创作状况
面对基层作家的创作人数和数量的増长,对于他们生存状况和创作研究却是一片空白,笔者在大量收集县乡基层作家作品的基础上,走访基层,了解基层作家实况,选取了苏中兴化、苏南宜兴和苏北宿迁三个县级市抽样调查,对生活在县城、乡镇及农村的本土作家进行了田野调查,利用自制调查问卷形式和访谈形式对基层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创作状态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在调查问卷、访谈、座谈会l及向地级市、省作协了解其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概括和研究,形成调查报告,力图通过个案研究与综合整体情况把握江苏基层文学的整体状况。
一、县乡基层作家生存状态
笔者收集到了江苏省各地基层作家作品,由于条件和人员限制,笔者重点面访了兴化地区二十余名作家,宿迁当地十几名基层作家。回收了44份调查问卷,统计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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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县乡基层作家与中心城市作家化较研究
文学创作与作家屯、态密切关联。作家也态指"创作主体、合理结构的建构,心理经验的积累,创作动机的形成,对社会生活的直觉、感受、体验、判断,所展开的联想、想象、情感、意志活动,及艺术构思、艺术表达中的也理特征等"。"作家是社会屯、灵中最敏感的群体,文学又是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这一时期发生的社会文化擅变,很自然地要投射到作家的屯、灵世界和他们所进行的文学创作上。"而作家的心态的形成与作家的体验关系密切,体验的不同又因为作家个体身份的差异。面对文学界乡±题材、农村题材的书写,不同身份的作家由于各自不同的生命体验,对过往和当下的乡村、土地、农民和城乡的了解层次、亲疏程度都不同,对于城市化进程、乡村的逐渐娟失,对于城市文明入侵、民间传统文化的隐去等现象也持有不同的态度。笔者将基层作家与中屯城市作家及两者文学创作进行比较,从两者的身份差异、创作方式和文化视野的三个维度分别阐述,明晰基层作家和基层文学的不同,突出两者么间的差异。
一、身份差异
"身份"一词,指比较文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身份",主要强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文化特征,主要用于比较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社会学上"身份"的概念是有社会地位、等级级别、职业、收入等指标衡量的社会层次、权利、义务的综含体。"身份的来源一是出生时的家庭出身及幼年经历,即'先赋'身份,一是成年后的个人努力奋斗和社会机遇的结果,即'自致身份。"作家"先赋身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童年体验方面,这潜在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而作家的教育经历、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等"自致身份"及对作家成人体验的影响使作家的创作心态最终形成。
对于农村题材的书写,中心城市作家从身份上来分,可以分为"城裔"作家、由乡入城的"乡裔"作家。韦勒克所说:"一个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的观念;可是要说他完全而详尽地表现整个生活,甚至某一特定时代的整个生活,那就显然是不真实的。"叩东国和在《当代性与新世纪乡村小说研究》中指出:"其实,作家在作品中所显示的社会现实生活之所千差万别,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家创作立场和人生经验不同。哪怕这些作家反映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也常常显示出生活宪杂纷运的一面。"因此,不同身份的作家在创作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时候,所反映出来的审美体验、价值态度方面存在着差异。由乡入城的作家,因为离开乡土,在家乡人眼中是"城里人",在中心城市又流于当地市民生活圈的"外来户",边缘的处境带来身份定位的艰难,也存在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类作家的也灵深处,往往处于困惑和不断寻找自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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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江苏新世纪县乡基层文学创作审美研究
第一节固守本土的工笔线描
相对于写意的表现形式,基层作家更偏向对本±事物的写实,表现手法细腻丰富,如同绘画中的"工笔线描"的手法。基层作家固守在自己的一方水土,笔下展现了大量而细腻的风物风俗和乡土人情,体现了浓厚的本±色彩。墨中白笔下的烟州城的传奇,梅花山的黄土地,十里香的故事。"梅花山的黄王地养育了我",他的作品离不开洒洲的山水田地。爱写乡村味道的孙同林,乡居年久,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店一铺,一舟一渡,一时一令,一歌一谣都被他深切关注。苏州沙溪镇的作家们,在文学的世界里"枕河而栖"。兴化的写作热衷人士,也是执着于水注乡的传奇。不同于城市中屯、作家对于乡±的"写意"式记忆,基层作家对身边风土人情的"工笔"的态度,真实而细致。
一、精准描摹风俗风物
乡镇基层作家笔下的自然生态丰富、鲜活,各种地方习俗也多样。郭丽雅的《江南绝唱》中颇有这样的自然生态:关于水乡风景的,譬如石拱桥,遍地芦華,毛毛船,凤仙花,稻草……孙同林的《乡村味道》里描绘的乡居的桃花,金化灿的油菜花,野菜,风水树,草操,杨柳,菜花,嵩儿团,黄梅冷雨,乡野竹韵,白色芦花,不一样的乡村雪景……张羊羊在《庭院》从散文的形式记叙和描绘乡村各种动物和植物。乡村常见的动物如燕子、青蛙、喜龍、翠鸟、戴胜、黄鹏、狐狸等,典型的南方植物如菱、塵、野鸡头、杨柳、稻子、汉菜、首猜等。江苏乡村的自然生态还包括那些土地上的事情,可能是一条狗,或者关于另一条狗的记忆,或者记叙一只猫能做点什么的事情。"于细微处见真情",基层作家观察细斯表现风物风俗能够做到精准,使得描写对象轮廓清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吃蛋茶:说起这打蛋某,客人吃的时候也有讲究,即便是肚子再饿,蛋某再有诱惑,也不能全吃了,全吃了人家会笑话你是"穷急呼呼"的,是"饿霧病"。可化不能一个不吃,那普不是看不起主人,拂了人家的一番美意吃一只或者留一只,也都显得太少;吃两只或者留两只也不妥,因为男人的那个蛋天生就是两个。所以一番谦让之后,要是吃下去王只,留下三只,皆大欢喜。
"打蛋茶"对于常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日常生活习俗举动,以前常用来招待尊贵客人的一种方式,但是作者这里写的非常细致,写吃蛋茶有"讲究",如何吃蛋茶似乎成了一种教养的体现,吃多少留多少才能"恰到好处",这样的精准描写必须建立在切身的体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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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日常生巧的审美化
新世纪,受到中国的文艺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基层作家和很多作家一样,把创作目光投向日常的俗世生活中,在文本中展现日常琐碎,用平等对话性的姿态,与身边人共同思考生存生活的意义。
基层作家在文本中大量使用日常方言叙事,叙述街头巷尾平凡人的平面化生活,不做政治代言人,而是立足个体经验,1^个体书写观看基层社会,更加注重个人体验。
一、日常生活题材选择
基层作家对日常生活题材情有独钟,对日常事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叙述热情。刘春龙在《乡村捕钓散记》中,仅"钩鱼"这一事件,罗列出了各种鱼和获取的办法:钓长鱼、钓黑鱼、戳黑鱼、张甲鱼、寻长鱼、捉泥啸、照鱼、拾鱼、拉银鱼、摸飯鱼,还有寻巧蟹的办法:摸邮儿、摸河辟、兜网、挖蟹、张螺狮、趟网、捣网、护网、划钩……丰富的水乡生活经验为作家的专业写作提供了鲜活的资料。"水注乡"的兴化基层作家I围绕着河流、菜花媒田、水网、船、打渔、风车等等,编织产生一个个故事。他们作品中也随处可见鱼塘、膀蟹、莲藏、豆腐干、渡船、油菜。作品中的兴化人也是被这些水乡事物浸染着,甚至连人物的名字都富有兴化特色。谷怀作品《旧时歌谣》中多次出现了关于芦幸的生动描写,还有很多后续的支撑一一诸如渔民如何用嫩芦幸做卡芒子,许永明和焦玉兰的情感故事借助收割芦幸继续演绎着,甚至《二姐结婚》中的姑娘们都有着"芦芽般白嫩白嫩的奶子"。芦韦荡,不仅滋养着一方水±的百姓I更催生作家的灵感。
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与苦难的交织,基层作家结结实实地踩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记叙一方喜怒哀乐,本±题材的创作,使得文本鲜活生动,也表现了一方人一方水止蕴藏的厚重的文学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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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江苏新世纪县乡基层文学制度研究——以兴化为例.................38
第一节基层文学生产机制...........39
第二节文学活动与政府扶持...........42
第三节基层文学制度问题探讨............45
第四章江苏新世纪县乡基层文学创作的价值及意义...............47
第一节县乡基层创作的文学价值.............47
第二节县乡基层创作的文化意义.............52
第四章江苏新世纪县乡基层文学创作的价值及意义
第一节县乡基层创作的文学价值
一、地方本土写作的坚持
县乡基层作家创作整体上呈现出"本王化"、"地方性"的审美恃色。大多数基层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是基于本止经验的本王化写作。新世纪以来,本主性、地方性被文化界和知识界重新关注和热烈讨论,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最朴素的本土性与本±经验应是对本止事情和事物的书写。当下建设新农村一路高歌,乡村日渐萎缩的同时也正被广大知识界关注,文学中的乡村形象也在一批乡土作家的书写下不断更新。他们大都植根本土经验,描绘乡村风貌人情。他们的创作真实可感,触摸乡村生活。在城市化的大潮流下,乡镇、乡村自身的发展也存在着个性消失的隐患。原有的乡镇乡村风貌随着拆迁和重置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故乡这个名词正在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大同。但是人们内屯、仍然保留着对文化原乡的寄托甚至依赖,乡土情结仍然割不断。土生土长的乡村人对那片热土有着独特的记忆,在一批江苏乡镇基层作家中,徐风的紫砂系列文学,韩开春的乡村事物散文随笔集,杜怀超的农具传记,陈锡生的《江南往事》、许卫国的《远去的乡村符号》、刘鹏旋的《家住黄桥》、郭丽雅的《江南绝唱》、孙同林的《乡村味道》等等。他们以本主经验描绘乡村,建构文学中的乡村,展示了地方浓厚的风王人情画和人文气质。这些乡土作家的写作一度不被重视,然而他们用沾满泥主的笔记录了乡村的全景,从形式到内涵,从轮廓到细节,对文学中的乡村的建构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乡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和模糊的记忆,而是实在的、可感的风景、人物和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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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世纪江苏乡镇基层作家文学创作活跃,受到地域文化和生活经验等因素影响,基层文学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乡土色彩、个人化特点。基层作家创作尽管题材范围广泛,但作品都离不开作者个人的乡土经验,表现出相应的乡土气息。目前文学界关于基层文学的研究还处于严重缺乏的阶段,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基层文学整体研究更是一片空白。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基层作家的生存状态、经济水平不容乐观,基层作家大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靠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基层作家作品相较于中也城市作家,存在着身份差异,创作方式差异和文化视野差异。基层作家固守本土,他们的创作是"守乡创作",生活于斯写于斯,相对"行囊渐远"的中也城市作家,基层作家固守本±的创作带着浓厚的"土味",蕴含着朴素的乡土气息。对于乡村书写的创作状态,基层作家大都用一种形而下的感性体验方法。在观照本王真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改造,对乡村形象的塑造在生活中往往有迹可循。对本主的民间文化他们有着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与守护意识,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惇于伦理的部分也有着自己独立个性的审视和批判。本王作家无意于迎合整个时代的审视批判的现代性姿态,他们遵循自身的经验和，人心、真实的流露,他们熟悉本土文化并将其渗透于文本中,对乡村民间传统文化有着自觉的守护意识,在文学中建构属于自己化及当地人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198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
第一章《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建构
第一节《新华文摘》文学作品选编
《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使读者可以通过少量的作品把握新时期文坛的脉动。《新华文摘》并不是机械地从期刊报纸中选择作品与评论,而是通过重新编辑组合向读者传播。
一、《新华文摘》选载作品体裁分析
文学创作的各个体裁在《新华文摘》上都得到了鲜活的体现。我们通过《1979-1988年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体裁分布表》和《1980年代新华文摘选登小说体裁汇总表》看一下《新华文摘》在作品体裁上的倾向性。
由上可知,小说篇目较多,又兼之所占页码比较多,因此比重稍大,其它体裁大致相当。诗歌是反映社会现实最为迅捷,又具有审美特征的文学形式,总是出现在文学潮流的浪尖上。自“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开始,新诗重整旗鼓,把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当时最主要的流派有归来者诗群、朦胧诗及后朦胧诗群。文学的叛逆精神和诗歌的艺术激情在他们笔下淋漓尽致地展现,当代新诗得到了长足发展。《新华文摘》文学作品栏目几乎每一期都选载诗歌,保持对诗歌的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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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新华文摘》评论栏目的专题策划
一、《新华文摘》专题策划概述
研究198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新华文摘》的办刊宗旨、编辑思想、制度调整、内部外部环境变化、社会意识嬗变等都必须给予充分周到的考量。这其中,《新华文摘》文学评论的专题策划是编辑部群策群力的精心杰作。它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将各种观点置于同一个现场发声,呈现多元复杂的文学样态。专题策划既有表态性质的,又有研讨性质的,预留了空间和深入探讨的余地,扩大了影响力,适应了读者的接受心理。
《新华文摘》从发排到出版,历时至少要一个半月,这样,不免会使人感到选材欠新鲜。但是,《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栏目的专题策划具有一种“后新闻效应”,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后新闻效应”是对某事件的新闻价值和由之衍生的热点进行追踪报道,挖掘事件的后发意义,引导受众关注和聚焦,形成有效的、连续性的效应。学者张伯海认为:“期刊的优势体现在后新闻效应上,它可以在相对从容的条件下对于一件刚刚发生过的事件进行更为周密详尽地报导,更加深刻透彻地评述,更加多角度地分析观察,因而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余地和更加丰富的参考价值。”《新华文摘》在挖掘“后新闻效应”方面,展现了捕捉热点的敏锐能力。专题策划就是其挖掘方式。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成为热点，编辑在选择的时候肯定思考甚多,要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可争议性。《新华文摘》的专题策划者遵照办刊宗旨,参照学术前沿、社会热点,用公正的学术视野和意识形态的眼光,兼顾读者的阅读兴趣,选择具有公认价值的话题。我们梳理1980年代《新华文摘》的专题策划,发现《新华文摘》的选择还是相当有学术性的。基本上,选择出来的话题很好地契合了当时的文学热点、文学风尚、文学动态。
我们可以梳理《新华文摘》1980年代文学评论专题策划,来透视其价值立场。这里所指的专题是指《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栏目有一个专题名称,有两篇以上文章所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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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的风格特点
《新华文摘》既不是纯文学原创期刊,也不是文学选刊,而是一个综合性质的选刊。文学作品与评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它必然要兼顾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新华文摘》整体的品牌理念,不能用要求纯文学期刊的标准来观照《新华文摘》。同时也必须看到,《新华文摘》在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的建构过程中用有限的文章自觉地承担了更为广阔的文学社会的角色,显示了别具一格的风格特点。
第一节《新华文摘》选载取向
一、《新华文摘》选载取向总体分析
《新华文摘》选载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海量的文本中优中选优的过程,筛选、鉴定出符合其选载标准的作品或评论,遴选出编者认为有价值的作品与评论。作品犹如大海,浩浩荡荡,莫如其岸,如同大浪淘沙,这正是一种筛选的过程。选载取向会无形中对作者创作或评论研究方向产生引导,增强其导向功能。《新华文摘》作为选刊追求的不是时效性,而是力求经典性。选载的时间差,或者说距离更能让选编者看清作品与评论,能够穿越迷雾,以坚定的学术素养和伦理来辨别它们的优劣得失,从令读者望洋兴叹的文本中,作出敏锐准确的判断,选载出对现在与将来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与评论。
《新华文摘》的选载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目的对作品进行筛选、过滤,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将那些弘扬主旋律符合期刊办刊主旨的文学作品与评论转载,进行传播。因此,它总会有意或无意中表达一种声音,传达一种价值判断标准。
选载取向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好像一个精巧的核桃,内里有许多个分格,各自有自己的位置,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坚硬的整体。《新华文摘》办刊定位、编辑方针决定了它是官方声音、主流文化的代言者。“对文学趣味形塑可以看出权力的影子,正如在任何语境中,趣味与其说是其本身的力量或读者力量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趣味的变化是由政治形势或意识形态的力量促成的。”1980年代前期是是文学和政治关系紧密的年代,《新华文摘》的选载取向必然受到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环境、经济因素等的影响。《新华文摘》在选载文章时会着重考虑作品或评论对社会问题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而不是优先考虑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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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注文学热点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具有“授予地位”的作用,它对事物的肯定性传播,就有使其“合法化”的功能,并能够迅速提高它的关注度。我们通过梳理《新华文摘》选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作品,来看《新华文摘》对其推介作用。
一、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不言而喻的深刻起点。1977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第11期上发表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文学界因之把这一类文学作品称为“伤痕文学”。《新华文摘》创刊于1979年,当时这两篇小说已经引起了足够的议论。因为时间相差较大,《新华文摘》并没有转载这两篇小说,但是对这两位作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新华文摘》的创刊号,也就是1979年第1期,就转载了刘心武的《生活的创作者说:走这条》和卢新华的《谈谈我的习作伤痕》。另外,这一期还重点推介了摘自1978年11月3日《光明日报》向彤的《文艺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从伤痕谈起》:“《伤痕》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作者从实际出发的创作实践和广大群众对作品热烈欢迎的事实就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悲剧,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反映这些悲剧。”《新华文摘》在创刊号,就投身到了新时期文学的火热潮流中去摇旗呐喊。
在伤痕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和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当时的文艺界不仅对伤痕文学进行争论,还就“文艺向前看”、“歌德”与“缺德”展开了论争。“文艺向前看”、“歌德”与“缺德”等论争,辨明了文学处理历史记忆与社会情绪的合法性,在《新华文摘》中得到了集中关注与展示。1979年第6期综合报道发表了晓榴整理的《关于“文艺向前看”问题的讨论》。1979年第10期转载了于逢的原载1979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的《“向前看”“向后看”剖析》。与这一争论相呼应的是关于“歌德”与“缺德”的争论。这场争论的聚焦点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的形势。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文艺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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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风格形成原因考量...........42
第一节1980年代的文学环境............42
第二节《新华文摘》创刊及办刊定位...........44
第四章《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影响............49
第一节参与文学传播.............49
第二节多重时代精神的彰显...........55
结语............61
第四章《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的影响
第一节参与文学传播
《新华文摘》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期刊。它从全国各地的报纸期刊中撷芳撮要,荟萃各种声音,使读者了解最全面的信息。我们从《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可以窥探到文学发展的轨迹,回想1980年代纷纭复杂、变幻不定的文学思潮,新时期文学的风格、面貌也可以从中展现,文学的流转与变迁在《新华文摘》中同样得以展示。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它在新时期文学的传播、评价甚至生产方面起着作用。
《新华文摘》凭借选载文学作品与评论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介入并可能引导着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和经典化,成为当代文学场中微小的一个环节。《新华文摘》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和无与伦比的主流优势,它数量有限的选载像一个放大镜,让大众看到了新时期文学的磅礴景观。
《新华文摘》的选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文学批评。“‘选’难免蕴涵着一种‘引导’的意图,即通过选择出来的范例来引导创作;即便选家并没有明确的引导意图,他的选择还是会对接受者(如作家、出版社)产生或多或少的引导效果,毕竟在受众心目中,‘选’即意味着‘选优’,而优秀的作品是值得学习的和有市场的。也就是说,‘选’的引导性既可以表现为客观效果,也可以表现为主观意图。”文学作品与评论在原创性期刊或报纸上的发表原本就意味着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试想一下,如果再被《新华文摘》转载,其价值将被加倍肯定和提升,将会更加促进其传播。《新华文摘》不仅大量选载这些作品,而且还将某些标题放在醒目突出的封面位置上。《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不仅仅是工具和载体的作用,它对读者的阅读趣味、作家的创作观念、身份认同和文学思潮的发展有某种潜在的隐形制约作用。《新华文摘》客观上起到了传达文艺政策、引导社会舆论、奖掖后进、扶植新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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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的价值和意义很难遽下断语,《新华文摘》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也很难用一句简洁的话来概括。但是,《新华文摘》的介质性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它的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是一个交互场所,是一座立交桥,是一个中枢站。文学作品、文艺评论、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在这里中转、传播、碰撞、流布。新时期文学的丰盛多元生动活泼、具体细微地表现在《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中,呈现出紧密跟踪文学发展的关系。《新华文摘》在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中荟萃群英,展现不同的文学风貌与多元声音,浮凸出文学的枝梗脉络。《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扮演着如传播学者马尔奎所称的“意义交换”的角色。在这里,文学作品与文艺评论被充分分享,各种流派、各种观点被呈现,因而丰富多样地记录了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思潮起伏的图像。
一再强调《新华文摘》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不是要无限夸大《新华文摘》的作用,文学毕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只是希望不要忽略它们之间存在着的那种不可忽视的张力。在分析和论述的过程中,《新华文摘》期刊本身一直是我们立论的依据,但由于能力有限、视野和学识的限制,认识可能会有失偏颇,或者带有某种自说自话的趋向,这是不足之处。综观整篇论文,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具体分析解读和勘探了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对一些特征与细节作了局部的观察。但是由于视野有限,对于研究资料的占有存在一定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其他关联度紧密的资料可循,论文难免存在问题。主观愿望不能代替实际结论,只希望对于1980年代《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全面梳理,作偶然与必然的归类,以求得出概括性或近视概括性的结论。《新华文摘》影响力之强和辐射面之广,使经它选载的文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文本获取了经典意义与学术价值。“我以为《新华文摘》的小说或散文篇篇都经典,且我分明能感受到它跳动着的时代的节拍。”相信《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栏目将会选出更多优秀经典的文本,描绘和丰满文学的历史。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三：东北现代文学与民俗文化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与民俗文化
第一节 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一、民俗的定义及其范畴
中国的民俗融汇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与向往，也凝结着人们孜孜不倦的文化创造，它存在、渗透于社会空间的各个领域，可谓无时不有，无所不在。民俗，简言之，即民间风俗。这一词汇概念在中国久已确立，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在先秦便已出现。比如，《荀子·强国篇》：“入境，观其民俗”；《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管子·正世篇》：“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韩非子·解老》：“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则国贫，国贫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则衣食之业绝”；《汉书·地理志》：“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在中国古代，这一词汇的包含面很广，涵盖饮食、衣服、器物、歌舞、丧葬祭祀、婚姻、世风、阶级制度等多方面，内容颇为丰富。在一些书籍之中亦使用“风俗”这一词汇，最早在《尚书》中即已出现。《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汉书·武帝纪》：“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孝经·广要道章》记载了孔子论述艺术功用时所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和孔子一样，阮籍在《乐论》中阐释“乐”的移风易俗功能时也使用了“风俗”这一词汇。不同时期的人们都对“民俗”的概念不断做出诠释，但意思变化不大，基本上是指民间习俗，百姓习尚。在《汉书》中，“民俗”、“风俗”、“习俗”等词汇大量反复出现并交互使用，这成为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我国历史上，显然民俗已成为一种极富伦理意味的道德约束。统治者将民俗教化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任务，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体察民俗与经邦理国之间存在的利害关系。当一部分风俗发展到符台统治者治国需求的时候，统治者便有意识地将“礼”的原则与规范融进这一部分风俗之中，从而将“礼”与“俗”二者不同程度地统一起来，这一部分风俗就上升而为礼俗和礼制，经过转化而依附于封建文化本体，成为统治者操控民众个体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这是一种“心智”控制方式，作为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诉求于习惯与经验，其厉害之处在于可以实现全方位的规约教化，对统治者而言，这是最为高效和长久的手段和途径。“为政必先究风俗”亦成为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这也充分说明“民风习俗”成为统治者制定国策的重要依据，“观风俗，知得失”，“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中国古代，民俗与政道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呈现交合之势。如前面孔子和阮籍的阐述，此外还比如，汉毛苌《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统治者充分意识到了“风俗移志”的重要作用，在汉代即设有风俗使，常以时分适四方，《汉书·平帝纪》有云：“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魏晋汉唐时期，“民俗”便已均有上下之教化传习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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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与民俗文化
一、中国现代民俗学与现代文学
考察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历程，对于进一步理解文学与民俗文化的紧密关系和全面认知东北现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的生存背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问题只有还原到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认知与理解，同时也会使我们对东北现代文学的理论思考更为准确，对文学的民俗化内涵产生更为丰富性的体认。本节将对这一问题做出总体性回顾。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生是与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潮有很大关联的，在一定的思想土壤和文化背景中孕育而出。民俗学在中国的产生，其最初的思想动机远大于学术动机。清末民初阶段，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的变化，整个社会内部也发生着“移风易俗”的主张与动作，其目的是达到思想启蒙，在中国进行一场深入的社会改革，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人”被发现，“人”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使得许多文化事象和社会思考都回到了对于“人”的探讨，回归民间，基于民间视角而进行现实的反思。现实状况是，经历晚清以降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传统的价值原则与价值承当之间发生着持续而根本的背离，使新知识群体充分意识到重构国人精神价值的必要性。对民族文化进行一段时间的反思与重构之后，人们发现域外文化只有与中国固有文明相调和才能焕发生机，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民族文化复兴的新希望新机遇，在处于边缘地位的民间文化中发现和寻找到“启迪民智”的方法与途径，从而引起社会变革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加之世界民俗学的输入提供了必要的给养，民俗学及相关学科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当强烈地吸引着中国学者，契合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追求，也应和着中国人丰厚的民俗基础所塑造出的中国人特殊的民俗心理模式和思维特质。不过应该强调的是，民俗学在当时的国外也算不上是一门成型和独立的学科，对于时人的借鉴也是十分有限的，只是停留于概念和观念的冲击这一层面，也促使一些人意识到民俗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补性。晚清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也做了良好的学术准备，人们能够从传统的学术关注向民俗文化事象做出倾斜，关注着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于学科内部层面建构起必要的关照兴趣点。从黄遵宪对民俗的“治国化民”作用的肯定开始，无论革命派的“民俗武器论”还是改良派的“民俗工具论”，广大知识阶层都通过各自的视角不同程度地关注着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在他们那里，民俗更多地被视为开启民智的实用方法和体察政体以补正社会弊端的有用工具，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提出很多新的见解。民俗文化以其“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而展示出反抗精神和平民精神等特质，在中国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一定推动作用，不仅仅是固常所认识的对西方文化主导作用的无条件肯定。在近代思想启蒙中，革命童谣、弹词、文人竹枝词和近代学者编纂的全国风俗志等实践活动推动了资产阶级进步文学思想与本民族民间文艺的接触，也助长了新兴通俗文体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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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东北现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生成语境
第一节 民俗化的生活场域
东北地区同古老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故乡之一，自古土地辽阔，地质膏腴，民风朴茂。在特殊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中，各民族经过长期接触、融合和相互协作，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以及特殊的地域文化风貌。东北地域文化作为一种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中生成的文化，呈现出包容、混杂与多元的文化态势，也呈现出与关内有异的区域特征和“自有形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心理乃至文学艺术风貌。民俗化的生活场域对土生土长的东北作家的艺术气质产生了难以回避的潜在影响，为东北作家书写民俗文化提供了独特而复杂的写作背景和素材，也注定了其民俗书写的多重精神指向。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首先应从“乡土中国”说起。
一、乡土作为中国主体社会基质
中国是农业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最为悠久的农耕文化，中国的农耕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中国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甚至让美国人《四千年农夫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的作者富兰克林·H·金认定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可以说，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汉民族是在传统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茅盾先生说：“中国以农业立国——换句话说，是立脚在农业生活的基础上而进于文明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社会为载体的传统农村文化，于是中国传统社会也就明显地带有农耕文化的特征，并集中体现在以农业家族本位为基础的乡土性上。于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从历史或者说从文化上看，是乡土的。”当然，我们这里所提的乡土性与通常意义上的概念是不同的，在本文主要是指乡土与民间气质的主体性和普遍性。从社会群体类型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城市和乡村两种基本结构，而乡村属于主体部分。农业经济在各民族地区存在的多种经济类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主导地位也自然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显著的乡土社会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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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国危难下的文学生存困境
如果说浓重的民俗文化氛围为东北现代作家构筑了一块丰富而多元的社会生活场域，成为作家潜在状态下的一种传统心理准备，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刺激了作家文化上的自觉意识，即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强烈的现实感官刺痛带来家国危难下的文学生存困境，民俗文化书写构成了作家独特的民族身份认同方式。民族身份认同主要体现在文化上的认同感。
一、社会激荡下的民族文化认同
（一）社会激荡下文学生态的严重恶化
东北因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恶劣，自古便是一个艰难而险峻的地方，多灾多难自是平常之事。尤其到了近代，自然灾害频发使民众的生活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困境。这种灾害一方面与防灾能力和手段有关系，一方面也与人们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有关，特别随着大移民潮的到来，人为活动日益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自然界。这些自然灾害在东北地区往往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累积性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严重影响着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状况。仅以哈尔滨为例，在历史上就属于灾难频发的地区，大旱和洪水灾害有节奏地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虽然东北土地肥沃，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天堂。在骆宾基的《混沌初开》中就能看出东北的荒凉程度，甚至引发闯关东者的无限感慨，生出浓郁的思乡之情。小说中少年姜步畏的母亲这样说道：“关东山不是咱们海南家！我是没法子不在这里呆，你们还能在外头闯荡一辈子呀！海南有你姥爷、姥娘的祖坟。关东山可什么也没有呀！连大树的根都不往深里扎，都在地皮上露着，大风一来就连根拔倒了，咱们海南可不一样，树头有多高，根也扎多深！”
人们在东北地区的生存一直伴随着灾难、动荡、战争等各种因素。自然灾难频发与自然条件有关，但也同时与社会救助能力紧密关联，而社会救助能力的贫弱更多的来源于不断变动的政治军事格局。从 17 世纪开始，因东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状况，帝国主义不断进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近代以来更是一直处于激烈的变动状态之中。20 世纪初期的东北，总体上来看“政治经济形势十分险恶，像风暴中飘泊的小船，危机四伏。内有军阀混战，土匪遍地，小农式的经济十分疲竭。外有日本和沙俄的侵略和争夺”，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的角逐从未止息过，东北大地在漫长的岁月里承受了无数的耻辱与灾难。仅日俄战争一役，“自旅顺以北，直至边疆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于是民不聊生，多起为盗”。战争给旅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民无家可归，无粮可以果腹，无衣可以蔽体，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其状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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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东北现代作家与民俗文化 ............... 74
第一节 作家人生经验与民俗文化 .................... 74
一、作家写作背景的民间性 ......................... 74
二、作家审美经验的世俗化倾向 ..................... 82
第四章 东北现代文学创作与民俗文化 ...................... 94
第一节 叙事取向与民俗文化 ....................... 94
一、民俗心理的多维呈现 ................ 94
二、民俗叙事的复杂特征 .............. 100
第五章 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表征 .......................... 124
第一节 民俗文化元素的整体表现特征 ................. 124
一、民俗文化的多文体书写 ................... 124
二、民俗文化的多民族书写 .................... 133
三、民俗文化的多语种书写 .................... 140
第五章 东北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表征
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文学要素的时候，需要将日常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审美处理和艺术加工，具象化的过程亦即审美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文学元素是如何转化为文学要素的，且整体表现特征如何，是需要我们探讨的。本章便是要重点研究民俗文化“材料”转化为文学要素的具体情况，它们在文本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并且展现出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缺陷与不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发现作家的写作提炼能力和技术处理水平，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东北现代文学的整体创作状况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认知渠道。
第一节 民俗文化元素的整体表现特征
一、民俗文化的多文体书写
东北现代作家的民俗文化书写是一个外延很大的范畴，小说自不必说，诗歌、散文、话剧等文体创作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民俗文化。
（一）诗歌。东北诗歌，且拿沦陷十四年为例，所出版的诗集将近三十种，虽数量不多，也是在恶劣的文学生存环境下难得的更生与突围。这些诗作，诗风有晦涩的，也有明朗的；体式有史诗、叙事诗、抒情诗等，皆有尝试，并涌现出一些成熟之作。
“乡土诗”以深沉的时代气息和关东风韵在东北诗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冷歌出版的诗集《船厂》，从名字上就能看出诗人内心深处的乡思乡情，其诗或叙古城历史掌故，或写旧地风土人情，洋溢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成弦②的诗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早期的晦涩、朦胧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乡情渗透，诗作变得愈加性情活泛。《北京(一)、(二)》、《歌长城》等诗，所写箭楼、宫门、落槐、驼铃、梦呓、风声，呼应叠加，恋土之意跃然笔尖，悲婉之情凝聚于心，穿越古今。另外诗人杲杳的作品善于以口语入诗，诗风明快，较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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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高翔先生看来，对于东北流亡作家而言：“所谓‘特别的环境’，自然是他们‘亲身地经历了亡国的痛苦’和失去家园而流浪异域的境况。而‘特别的性质’，应当是东北流亡作家们在浑厚的黑土地上所滋生和形成的东北文化精神和人格心理结构，是代代积淀的东北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作家潜移默化而铸就的行为方式和人文观念。正是在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基础上，东北作家的理想人格与民族情怀以文学的载体得以外化……”民俗作为文学的重要关照对象，亦作为风格载体，在东北近现代“特别的环境”中，与文学紧密贴合，使得东北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意义承载。
东北——“大荒”之地，在近现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屈辱。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这片大好河山的时候，东北作家包括散落于全国各地的东北籍作家都没有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以强烈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现实战斗作用。沉湎于个人心灵体验的文学往往会在遵循艺术规律、提炼艺术技巧等方面占据优势，而为自身作品的延后效应赢得更大的阅读空间，当东北现代文学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大大超出了对文学艺术技巧的探索的时候，也可以认为这是东北现代作家在一种“特别的环境”中的无奈选择和主动弃置。当文学者的生存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的时候，当民族的生存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时候，东北现代作家的自我“牺牲”意识是值得敬仰的。《呼兰河传》长期被视为游离于时代、缺少民族关怀、自伤自悼式的作品。萧红不是创作源泉的枯竭，而是残酷的现实一直无法让他静下心来去安心创作属于自己心仪的文学作品。当面包都成问题的时候，文学创作在萧红那里首先是生存的基本工具，换来稿费，其次才是文学。在生存艰难的状态下，他们依然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浓烈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关照，试问这是否具有一种超然的气魄和勇气呢？正是对于现实的始终关照，才使他们的创作难以有细致思考的间隙和时间。创作才华出众的萧红也只有到了病体缠身远离家园时才得以静下心来做出一番人生总结，也恰恰是遥远的逝去的田园生活给了她温暖的生命慰藉。记忆中的“生活”裹挟着“现实”的肃杀，对于萧红等作家而言，无论“记忆”中的还是现实中的，都是“现实”的，都是“生死场”中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置身战争之外和位于个人与家国相交织的痛苦之外的人无法体会得到的。在个人与家国之间，萧红等人始终以百般的勇气做出个体甚至技艺的暂时让渡，这当然是“一个含有无限深刻意味的悲剧”①，也正是这种时代的悲剧感更进一步强化了萧红等东北流亡作家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他们的创作是感天动地的，他们的情感是真实而不掺假的。同样，在东北沦陷区的高压统治之下，很多有良知的作家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传达着自己的爱国情怀，在“言”与“不言”之间很多人的隐忍与无奈是应该得到后世的理解的。梁山丁等人通过关东壮美而悲切的自然风物的展现传达自己“亡国”愤恨的时候，民俗文化在他们那里就拥有了别样的艺术生命力。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四：自由之美的追求与歌唱——论徐志摩文学创作的精神与文体
第一章徐志摩文学创作中自由精神的根源
第一节徐志摩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新旧文化交替的过渡时期,"五四"以后的中国在各个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变化,文化知识界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是文化潮流、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多元的复杂化。尤其是文他知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不论其思想观念的新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在传统的价值观上,众多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诸多变化。"五四"运动启蒙思想的强烈冲击,震撼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体系,使原有的价值体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创伤。从理性的观念上看,中国的传统不可侵犯的尊严已发生了质疑与裂痕。这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为价值的多元化提供了更多选择,解脱掉了知识分子头上最沉重的伽锁。
1922年,徐志摩在饱经了欧美文化思想的浸润之后,雄也勃勃地回到了祖国,心里充满了年轻人的天真和浪漫。在政治理想上,徐志摩接受英美自由民主思想影响,主张个性自由,而这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五四"大潮的洗礼,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知不觉的发生变化。当时全国各地不同的文艺刊物不断的涌现出来,如雨后春劈般蓬勃,各类美学思想观念和西方哲学主义观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由选择和自由评判的无上权利,这是多么令人兴奋,随么"民主与科学"的讨论也日益高涨。
徐志摩从欧洲游学回国后,一心思放在学术创作和文化活动上。他的政治热情与文学志趣似乎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他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一种通过文化改良实现家国责任的可能,因此他也跃跃欲试,以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是具备对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同时在这一时期,旧文化阵营里的一些新文化人物如胡适、蔡元培等,仍与国家上层政治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对徐志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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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徐志摩自由观的形成
徐志摩自由观的根源来自于他的个人主义,他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西方求学和游学的经历与所处的决裂于传统文化的"五四"时代,使西方诗学和启蒙思想对他影响至深,在他身上具有观照现代人根本的生存状态和体验生命感受的特征。
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力倡导温柔敦厚之学风和文风,而西方祟尚的却是个性和自由。闭锁性的传统文化性格,限制了许多像徐志摩一样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个性发展,像他这样尽情的溶入世界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的人在新文学历史中并不多见。由于开阔的视野,徐志摩养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性格,了解世界的求知欲与迫切感,伴随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浸染,对像他这一类中国的最先觉醒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徐志摩的自由观是他自由精神的体现,从政治理想层面看,他接受英美自由民主思想影响,主张渐进性社会改良,抵触激进革命和左翼文学;从文化立场和个人也性上看,他赞同个性解放,与五四时代精神合拍共振,形成了自己的自由观。
一、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五四"精神的濡染
虽然出生在封建传统的富商家庭,但徐志摩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和"五四"精神的浸染,却使他成为了反封建传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剑桥文化搁泽下的个性主义形成了他浪漫洒脱的自由气质。
徐志摩的西方求学生涯给了他无尽的养分和新鲜的体验,他无拘束的习得新的体制与想法,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英国学习生活的巧段时间,极大的激发了他的诗情,他在《吸烟与文化》中曾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拔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英国,徐志摩对雪莱拜伦作品的大量阅读,使他深获也得。他还主动向罗素、狄更生、哈代、曼斯菲尔德等这些世界级的知名作家、学者求教,受到他们接待与指点,通过与他们在精神上的碰撞与学习,徐志摩的思想极深的烙上了欧洲文化的印记。运些自由、平等、博爱及个人本位、个人主体、个人神圣主义的思想渗透到他的灵魂中,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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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爱的自由对徐志摩创作的影响
第一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由
胡适曾用"爱、美、自由"概括地评价了徐志摩毕生的追求,这是对他极好的总结,又将他身上各个显著的特点和融于一体的精神表露无遗。徐志摩一生充满了对美和爱的执著追求,就像大诗人雪莱、拜伦一样,有着对爱的崇拜和浪漫的情怀。
徐志摩认为人的一生中有几个基本的追求,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爱。他与张幼仪受父母门当户对之命,顺从长辈的也意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他的第一个婚姻,尽管张幼仪温柔聪慧、贤淑知礼,但是当他眼界逐渐开阔,思想独立个性的一面显现出来后,他对这段婚姻是不满意的。同时又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个人至上的思想,使得徐志摩在剑桥时期对林徽因产生了爱慕,并无所顾忌的在自己还是有妇之夫的身份下大胆的对她表达了爱意。但是处在少女时期的林徽因那时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憎懂并青涩的,同时作为还有婚姻关系存在的徐志摩,她从小接受的传统礼法也不容许她理解和接受徐的表白。在林徽因回国后,徐志摩也跟着回国继续追求林徽因,但因多种原因林徽因去往了国外。正当徐志摩失意的时候又结识了陆小曼,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在徐志摩眼里她充满了魅力,同时那一时期陆小曼和丈夫王慶的婚姻也出现了裂痕有诸多不愉快,后来,经过一系列抗争之后徐志摩和陆小曼各自解除了自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一起。
徐志摩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他的爱情和婚姻中体现得相当明盈。他认同个人的主宰即是他本身,于是个人本位思想促使他敢于顶着各方压力,在亲人、朋友、社会舆论等诸多阻力下,决然地与己为她哺育了亲骨肉的张幼仪公开离婚。个人主体、个人神圣的观念又指引为个性自由是真实自我的实现,这更给了他冲破束缚的勇气,在与前妻张幼仪的婚姻变故中,他试图yjl个人至上的思想回归自己的内也,认为这是自己内也的召唤,但这是被社会伦理和中国传统所否定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使徐志摩冲破了别人眼中的禁铜,与其说是一种叛逆,不如说是对一种理想生活的向往,或是对人性自由的体验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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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爱情对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散文《落叶》中徐志摩曾说:"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我自己天生就是一个感情性的人。"由此可见他对感情崇尚至极,认为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本能促使他产生很多微妙的也理反应,并以自己特有的灵性体验来感悟它们,然后源源不断的通过文字不受控制地、自由地表露出来,这便是他的创作过程,是他内心追求自由的动力。
爱情是徐志摩情感体验中最深刻、最热烈的部分,他的一生对浪漫之爱和爱情与婚姻自由都有所追求,这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爱与自由,他虽然尽受冷遇、倍受煎熬,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也正因为在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情感纠结与痛楚,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体验。对张幼仪的情感矛盾、对林徽因的纯情爱恋、对陆小曼的热烈真擎,再到后来与陆小曼结合后的幸福浓情、陆小曼因挥霍无度与身体状况的焦虑苦闷,使他的诗作在每一时期源源不绝,感人至深。在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与遭遇现实的困顿打击后,他唯有坚持写作,在文学中谋求希望、向往美好。在《杜顆》中,他将自己比作是多情的鸟儿,怀着也里的爱向着光明始终歌唱,唱到鲜血滴出也不能够停止下来,便是他对感情的无限追求与对理想向往的象征。
另一方面,爱情带给了徐志摩无尽的理想空间,他的个人主义与东方和中国的群体意识、家族观念是对立的,这种爱而不能,恰给了他与传统抗争的藉口,而他爱的其实不是某一个女子,而是自己也中的理想。徐志摩的爱情实际是他精神上追求自由的一种现实体现,他的爱恋却恰好给了他描摹的对象、抒情的媒介和抗争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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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徐志摩文学作品中自由之美的呈现............12
第一节散文与书信——内心、世界自由观的展现.............12
一、自由的体现.........13
二、自由的内涵..............15
第二节、新诗——理想之花洞残自由之美绽放...........17
一、诗形的自由..........17
二、诗意的自由..........21
第云章徐志摩文学作品中自由么美的呈现
第一节散文与书信——内心世界自由观的展现
徐志摩不仅是一个诗人,他也可以说是一个诗意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如同他的诗歌一样,既有启发人们思考的理性又有浓郁的浪漫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水乳交在一起,相得益彰,但其散文不受韵律和文体的限制,反而显得更加自由,更为直接地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
徐志摩的散文将诗、小说与散文的质地相互融合,使其显出洒脱、自由的个性;他既追求感情的相互渗透,又追求美的移情作用,因此他的散文善于将客观物体与主观也境合二为一,营造情景交誠的诗境。受中国传统哲学观的影响,他认为自然即本体,生命的本质精神包囊在人的本体和大自然中,故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人的生命精神。
徐志摩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的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徐志摩看来,是人的个性自由,个性获得了发展,灵魂也就得到了自由。在20年代中期,徐志摩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来声援蔡元培抗议教育当局的行动,他写下了《即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来表明他追求自由的决也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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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一个唯美的诗人和作家,徐志摩一直追求着他文学创作作品中的自由之风。徐志摩的个人主义是他自由精神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他继承了"五四"文学的肩蒙思想,他有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追寻着个性解放与性灵的释然,创作出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在文学趣味与诗学主张方面,徐志摩倡导冲破束缚、摆脱依傍、独抒性灵,接近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从诗体实验及语词意象看,徐志摩的格律诗追求整伤中的变化,意象选取灵动;从诗文表情达意的题旨归纳,徐志摩对政治、文化、性灵、情态、必意等等"自由"作了多方面的抒发,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自由之美。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五：身份认同视角下的池莉小说研究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方面,池莉的创作较为丰富,有着完整的文学书写脉络,阐释空间较为广阔。持久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使得池莉的研宄具备了类型划分的意义。池莉深受外在身份意识的影响,她小说中的变迁一直是身份变化与社会演进的微缩图示。读者在作品中接受的生活质感,辐射出社会的纹理。而在其中,还有很多隐形身份遭遇了雪藏,例如政治身份,池莉不关心权力叙事,但是去权力化也是一种权利语态。政治冷漠的她更关心个体与自我的生存,池莉曾言自己的小说中没有重复的角色,⑴这是池莉处理身份的一种选择,池莉用琐碎的生活元素作为武器打碎生活的整体,遮蔽敏感的观念意识,在新写实的叙述策略下,从感性出发,进行个人情绪史的梳理。水平线上的叙述与生活哲学的暗涌,在交汇中形成了极强的美学价值,放弃理性解释,放弃哲学高度,直面生活的感官,池莉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文学生态。
另一方面,池莉的直面生活与解决问题的勇气可能带来了身份危机的终极答案,池莉用个体来解决问题,她不说“我们”,她用“我”来参与生活,避免了意识形态的干扰,此时身份问题作为微妙的存在获得了平和与宁静。她后期的作品包含了丰富的这方面的解释意义。在个人意识下,很多元素都成为服务性的组成部分支持着个体的成长与抉择。例如死亡意识的规避、政治话语的缺席、拒绝成长亦是成长的方式。池莉执拗的在个人主义的选择上一路狂奔,塑造了一大批独立女性形象,在颠覆男性霸权上起到了不在预期的重要作用,性别架构在池莉柔软的攻击下逐渐瓦解。
本文以三个平行的身份认定,透视池莉的小说创作,在身份类型中的意义涵盖里,我们选取研宄价值最为突出的三点作为代表,它们分别是医生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这三个身份间的意义边界有模糊性和相对性,我们必须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进行研究。不确定性是我们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为身份认同所带来的价值评估价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人类的安全感在其中挣扎与徘徊,个体认知取决于立体坐标系中其他个体的意见,不仅仅是立体化带来的不确定,时间因素、也是身份焦虑的源泉。例如成长叙述下身份概念变迁,在儿童与成人的双线结构中避免不了要进行身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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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宄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意识以两种主要形态存在,一种是封闭环境下的文化逻辑阐释,理性意义占据高处,指导文化研究的推进,清晰自然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另一种是动态脉络中的身份流变,在全球化与后殖民的背景中承认理性建构的不可能性,尊重差异与断裂的社会生态。身份作为社会概念摆脱了前历史语境下的生理禁锢,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成与发展,强势文化下不易被提及,但在亚文化群体中是焦虑的核心,常常引发群体性的认知危机。随着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浪潮的演进推动,身份认同问题日益突出,学界认为对身份认同的的发生模式有着多元化的理解,传统意识上的边缘阶层不再被看作是最受身份认知影响的阶层,文化差异才是身份认知冲突的缘起。甚至更有学者认为,文化群体将成为身份认知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取代之前文本意义上的理论建构。
二十世纪以来。多种文化符号与社会意识的崛起,与身份意识共谋,在共同体之下进行着复杂的联动影响。在大环境下的作家文学创作,也遭受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争、殖民、女权主义、边缘文化、生态主义等等元素的影响。身份认同之下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身份、阶级身份成为显性的研宄要素。个体与集体、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断经受身份考验。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下有着更多待阐释的空间。
本文由两个身份理论来源。
其一是斯图亚特霍尔的,他在《文化身份问题研宄》与《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⑴中提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认为身份是可以通过个人意志获得的,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共享这一文化,他指出,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的、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我们利用文化身份之一的作家标识与医生背景来理解池莉的小说创作。
其二是埃莱娜西苏她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提出阴性阳性书写理论,埃莱娜西苏鼓励女性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世界。她将写作分为阴性书写和阳性书写。女性要打破男性创造的二元对立的菲勒斯逻各斯体系,就要进行“阴性书写”。在西苏的眼中,女人用“白色墨水”书写,她们的文字将如河流般自由流淌,说出了一切未被言说的可能性。女性通过写作,在思想领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并以此为跳板逐渐走向自由王国。西苏并不否认她借用了男性的语言,因为别无选择,她只能借用这种她想摧毁的语言。池莉女性与作家的性别文化双重身边与埃莱娜西苏的阴性书写有很好的契合点,文中将作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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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池莉医生身份认同下的文学阐释
2.1职业视角下的文学叙述
以医生的角色介入文学领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现代文学中的鲁迅和郭沫若皆受过医学教育,外国作家中的拉伯雷、契词夫均为医生。医学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其生命意识与生命理性,在哲学观念上对作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鲁迅把国家社会当作一个病人去看待,提出了国民劣根性之顽疾,他浓厚的的拯救情怀来自于自己的学医经历,弃医从文,他一生致力于医愈国家的病痛与人性的劣势。鲁迅先生说过,他之所以能写小说,依靠的是千部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余华也正是由于医生的经历,直接构架了他的注视模式和间接促动了他的暴力美学观。医学博士柯南道尔正是由于接受过正规的医疗培训,在得以在自己的侦探小说中引用如此多的涉及医学的细节信息。契诃夫的临床医学实践经历打造了他自己的科学化视角,塑造了准确的病人形象。他说:我不怀疑研读医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我的观察范围,给予我丰富的知识。对作为作家的我来说,这种影响的真正价值,只有作家自己兼做医生的人才能领会。”
池莉的医生身份没有形成与余华类同的创作风格,反而呈现出淡漠死亡叙事和拯救情怀两个特点
2.1.1背离职业的反死亡叙事
在学界研宄中,池莉的死亡意识少被提及,因为她小说创作中死亡形象非常少,低于其他作家死亡符号出现的平均值。同为医生出身,池莉在佘华之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样一种有意为之的淡漠,不能说磨平了池莉的死亡意识,反而揭示出她明显的死亡认知。她用世俗琐事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世界,不谈死亡,让这个文学世界呈现出失衡的残缺。死亡作为生活的一个环节被池莉有意规避,残缺的生活意义如何自我修补与重建,这其中又涉及了这对她小说的创作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个体由于我保护机制的不同,面对诸如死亡这类残酷事件时,会釆用不同的处理策略。对余华来说,是放大残酷与直面死亡,用最激烈的方式消解死亡的严肃感与仪式感,提升人们痛感的阀值。而池莉不同,她用鲜活的世俗细节覆盖死亡,死亡的能量在分散下无法重聚去形成有效的情感动机,进而引导作品发展。这种死亡观有传统上的继承,古人的死亡叙述强调公德立世,死亡是作为个人人生的巅峰而存在的,生命能量在这一刻得到释放与升华,这里有英雄主义的民族意识内因存在。近30年来,英雄主义的退潮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死亡意识的演变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反英雄反崇高的语态下有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刘震云式的怅然所失,在新写实的轻笔慢叙中展现英雄失落的淡漠騎然,主体基调的悲感是刘震云新写实的突出特点。池莉又一次走在了不同的路上,她用安然自得的语调阐释者生活的动感与鲜活,与英雄主义和反英雄主义都保持着优雅的旁观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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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从医生到病人的自我转换
2.2.1作家都是病人
谈及弃医从文的选择,池莉曾说:
“我自幼热爱方块字,19岁时候的学医是被动选择。当年我们知青最热门的是回城当工人,我是黑五类子女,热门轮不到我,一般普通专科学校的招生就轮到我了。我母亲和外祖父都行医,从医对于我来说就是很熟悉很自然的选择。但是学习三年又工作三年以后,形势改变,作家这个职业又恢复了,我自幼的理想重新燃烧,因此弃医从文,再次报考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为当作家做准备了。我以为医学与文学有着非同寻常的金缘关系。我十分庆幸自己在成为专业作家之前能够学医。除了《霍乱之乱》我其实还有不只一部作品与从医有关,只是没有选入《池莉经典文集》而已。学医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写作以及认识生活本相,影响巨大到难以估价。“
作家作为社会的书写者,直面现实的残酷与理念的煎熬,真诚的作家大多痛苦,有很多作家都有着病人意识。
在《凤凰非常道》节目现场,刘恒谈到,“好作家似乎都是病人。凭我的直觉看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咱们中国好的作家,我总结得两种病,一个是肺病,一个是精神病。”张悦然在与黎紫书进行女性文学探讨的时候亦曾提到“作家就好像病人,把心目中的图景画出来,但不能同时也扮演心理医生的角色。”苏童也说:“在我们过去的文学秩序中,作家经常被扮演成一个医生的角色,似乎在启示,好的作品对社会有疗效。然而标高作家角色真起正面作用了吗?不一定。我认同法国作家让科克托的一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病人,我们只不过需要一个对病情的诊断'。对病人的定位,我认为准确。”
当作家身份演变成病人,池莉从过去的施救者变成求救者,她的身份轨迹在循环中实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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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池莉作家身份认同下的焦虑表达.........13
3.1双重焦虑下池莉的大众化选择.........13
3.1.1知识分子身份的历史............13
3.2池莉作家身份凸显下的语言焦虑........17
3.2.1语言焦虑的理论溯源.........17
3.2.2语言焦虑的文本表现..........17
第四章池莉女性身份认同下的的突围再造..........19
4.1女性情感的的多元化...........19
4.1.1母性意识的重返现场..........19
4.1.2同性互助下的意识共同体.........21
第五章结语..........29
第四章池莉女性身份认同下的的突围再造
4.1女性情感的的多元化
4.1.1母性意识的重返现场
母性意识贯穿于池莉的作品之中。《生活秀》中来双扬的角色存在,是作者母性意识的着意强调,她虽然不是一个概念上的母亲形象,但是她却充满母性。很多随机化的情况使她不得不担其整个家庭的重任,她坚强独立的个性让她有这种承担。来双扬十五岁的时候母亲离世,十六岁的时候失去工厂里的工作。家里有正在上小学的妹妹来双瑗和年幼待哺的弟弟来双久。残酷的现实下、父亲选择了一走了之,来双扬所面对的显示更加艰难。在生活的逼迫下,来双扬支起了一个小铁锅,开始一摊小营生。来双扬所面临的压力是多重的,不仅仅是日常的重压,还有侄子的学业甚至后续出国留学的各种繁琐事务,关心妹妹要交给电视台的各种费用,支付弟弟戒毒的费用。在这些艰辛付出的同时,还要对抗其他人对自己的打压与排挤。受惠于来双扬的家人并不因此理解她,在电视台做社会新闻工作的来双援不能体会姐姐的艰辛,把焦点对准姐姐在吉庆街夜市大排挡的生意。另一个压力来自来双久,他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沾染了一身的浪荡气,甚至最后染上毒瘾,姐姐的辛苦钱被她浪费。来双扬用母性的包容承担着这些困难与艰辛,她不说她的痛和爱,她只是无怨无悔的的付出。来双扬的形象有着历史传统上的根源,原始女性崇拜遗存与中古男性意识的弱化共同造就了中国封建时代后期阴盛阳衰的性格走势。救助性和依赖性所构成的母性被突出强调出来。来双扬并不是母亲,但却承担着所有与母亲有关的责任,她是最鲜明的母亲形象。但其他人遭遇困境的时刻,她总会想不求回报的母亲一样,伸手相助,很多男性角色就是这样被她所接纳,例如手术后的哥哥就来到了他家休养身体。戒毒中的弟弟根本不能离开来自姐姐的支持。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来双扬在小说中提着暗藏毒品的香蕉去戒毒所看弟弟的那个场面,充分表现出了来双久对姐姐的依赖。他的需求皆来自姐姐。大哥对房子的不当要求也没有被来双扬记恨在心,她韦德只是让这个大家庭能够维持下去。军人出身的卓雄洲迷恋于来双扬的魅力,在来双扬的世界里,她总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应对男人各式各样的进攻和要挟,战胜所有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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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语
池莉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于年就开始了其文学创作,最初写诗,随后写小说。新时期以来,开放的意识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观念已被人们广泛接受。此时的池莉也开始不断反思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她的创作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思索,对现代女性形象的种种思考。她的作品通过平凡而广阔的生活场景,客观而朴实的语言,真切地表现着女性的生存本相,反映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演变,深入开掘了人性和生活的本质。
池莉在自己的创作中紧紧把握住人类生活这个最大母题,在文坛中逐渐赢得了许多同行作家的欣赏和赞同。她的作品代表了市民生活的立场,体现出一种平民情节。她对某些特定环境生活形态的描写,不管是生活的光明面还是阴暗的一面,从不掩饰,也不进行任何修饰,都进行了真实的还原,这让读者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从中 始重新寻找我们的生存方式。这种写实之作,打动了亿万读者的心,在这些作品中,有着最朴实的语言,正是这些真实的表达,及保持着最单纯、最纯粹的语言状态。让读者更能体会到池莉作品中真正所蕴涵的内容,及其所表达的意义。
始终旗帜鲜明地坚守平民化的创作立场,注重表现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艰难和辛酸。让故事仅仅是故事,真实地逼近现实生活背景,让人物成为写实化甚至典型化的形象,由此他们言说出了对当下生存现状的态度。池莉这样认为她的作品:“我的小说还远不够形而下,还不够贴近生活本身。”似乎这只是一种谦虚,但我认为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富有鲜明反叛个性的写作态度。
作者用不同于政治家的视角,区别于那些自认为超出尘世自认清高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更不同于那些纯情少男少女的想象,完全从世俗人生中、从生活的角度去描写。其中渗透了对于爱情或事物的更接近生活化的理解。她不追求深刻,没有探索重大生命问题的强烈意识,也不追求“先锋”,没有对于形式美的探究热情。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与她不相宜;她甚至不追求意义,只求写出自己对生活的感知,写出自己对生活中美的或不美的一切事物的感知。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六：别样的风景——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
第一章 严歌苓同性恋作品内容的主题表现
同性恋文化是一种非主流的边缘文化，但这种文化现象从古至今，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间都有它存在的身影，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方式和行为规范。无论从同性恋活动对家庭与社会关系各方面的影响程度，还是同性恋者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同性恋这种现象都不容被社会忽略。
1.1“文革”环境下的变态情欲
“文革”中极 “左”路线对人性的戕害和摧残是一整个时代的伤痛，在那样的年月，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人彻底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价值与尊严根本不值一提。“文革”完结后，对人的尊重和肯定又重新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作为特殊时期的过来人，严歌苓对那个时代有着独特的思考。在本文所选的严歌苓五篇同性恋小说中《雌性的草地》、《白蛇》、《拖鞋大队》的故事背景都发生在“文革”期间，在“文革”非常态环境中，沉重的思想包袱如大山般压抑着人性，使人的灵魂遭受着无情的扭曲。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严歌苓创作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小说。在二零零七年她重新花费大量心血将这部小说精简成《马在吼》一书与读者见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严歌苓对她自己的这部作品《雌性的草地》喜欢程度之深。《雌性的草地》发表于一九八九年，整本书以六七十年代大西南地区无比辽阔却又极其荒芜的草地为故事背景，小说围绕着“女子牧马班”里一群女兵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放牧军马的故事而展开，通过刻画为了理想忠贞不二的沈红霞、到处漂泊的问题女性小点儿、野性十足的柯丹、勤劳耿直的老杜、神秘彪悍的指导员“叔叔”等令人难忘的人物以及这些女兵在草场极端困苦的生存条件的描写，生动的向读者展示出在那个特殊年份里怀揣理想的有志青年庄重而又荒谬、忠诚而又愚昧的无私奉献精神。她们的梦想和光荣听起来如同黑色的幽默传说，看着却动人心魄，使人忍不住泪流。小说在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阅读诱惑，整部作品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现实主义白描叙述和超越时空的现代意识相结合的方式，从浅意的对雌性（女性）——兽性——畜性的评析，细致地阐述了尊崇人性、热爱生命的主旨。
在谈到如何创作《雌性的草地》时，严歌苓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时我十六岁听说了这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两个同为搞创作的同事一块来到这个牧马班，想着要写一个有关女兵在草地上牧养军马的剧本，她们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记者们管她们叫‘理想之花’、‘红色种子’，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好像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人们似乎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这些女孩子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是要完成一个以失败而告终的实验，‘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的结果告诉我们：雌性、人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动乱年代，是一个暴露人性最阴暗处秘密的特殊时期。它的残酷远远不是仅仅带给人肉体上的困饿，更可怕的是它让人的精神极度空虚焦灼、灵魂出现莫大的空白和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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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外畸形的情爱关系
三十岁时严歌苓移民美国，选择了留学深造，迎来了人生中华丽的转身与蜕变。她在学习工作之余充分抓住点滴时间写作谋生。她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同性恋小说非常善于对人物内心的所思所想进行挖掘，有着独到的写作技巧和细腻的写作笔触，极大地吸引着读者阅读，让人充分领略到文学的无穷魅力。
移民美国的生活经历与开放的文化心理使严歌苓的写作视野变的更为开阔，她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笔下的人物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笔调极为柔和，她著的同性恋题材作品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毫无杂尘的同性恋读物”。这在她《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学校里的故事》两篇作品中可以看出。
亚当和夏娃本是《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他们在欲望的支配下因偷食禁果而被罚到人间，于是世间产生了人类。《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这篇小说，是严歌苓根据一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出来的。作为男同性恋者的亚当，虽然在事业和生活上都没有缺憾，但他想要有个孩子，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由于自己是个 Gay，对女性不感兴趣。亚当于是找到了为生活所迫急需用钱的伊娃，通过现代科技用试管注射来为自己孕育后代。伊娃因为刚离了婚，又没有工作来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美钞，只好出卖身体，使自身成为一个代孕工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育是非常重要的，“生育不仅仅是妇女命运的大问题，它也同样使男子参与进去，它是人类命运的完全升华，是对未来有信念的行为。”而伊娃为一位男同性恋者生育孩子采用的则是有违常理的方式，在金钱面前，她抵抗不住诱惑逐步迷失了自己。原文这样阐述伊娃的心理活动：“我实在需要那五万块钱，凭着我现在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工资，起码需十五年、二十年才能攒下来。”于是为了得到维持生活的本钱，伊娃在这段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生育交易中将自己售出。
孕育过程中，亚当和伊娃他们两个从没有过男女间的性行为，受精采用注射的手段进行，一支注射针管，接通两个人的肉体，伊娃就成功受孕了。孕育期间伊娃严格遵守亚当列出的“妊娠作息时间”，甚至她自己所看影片与听的歌曲全经过亚当细致筛选，吃的食品也一律少盐缺油，决无辛辣。生育孩子这种本是极为神圣的事情俨然成了流水线上的作业，这实在是对生命的极大嘲讽。而这一畸形的情形存在是因为金钱的失衡造成的：掌握着金钱的亚当处处占据主动，缺少金钱的伊娃只好选择逆来顺受。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就是个赤裸裸的金钱社会，除了 money，人们眼里再没有其它值得在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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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独特意象剖析
2.1 草地
“草地”这个意象可以说贯穿中国整个古典文学作品，我国古代大量诗歌里都有关于写草的诗句。从《诗经》里一群劳动妇女在满是野草的田野里欢快劳作并高歌着“采采芣苢（一种药草），薄言采之。”；到汉代乐府诗里所写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再到曹操《观沧海》中写到的草地上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可以说这些流传下来的写草地的诗句中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在大多数有关草地的诗句里，草地基本上都以饱含温情的女人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严歌苓的《雌性的草地》也不例外，在她的笔下，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被赋予母亲般雌性的性格特征。在这片荒凉而又辽阔的大草地上，生活着女子牧马班的一群女孩子，草地上几乎都是雌性的动物，男人很少见，陪着这群女孩子的除了一群马外还有几只狗和神出鬼没的狼群。这群花朵般娇艳的女孩子本应该在自己的家乡过着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但不幸的是：“文革”来了，女孩子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她们被“发配”到草地上牧马，草地以它极为博大的胸怀收留着在它上面的一切。
作品里多次提到草场上生存环境的恶劣：“草地上的自然环境严酷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里全年的无霜期只有几天，除此之外草地上不是烈日就是大风，牧马班的成员们脸上全都遍布着伤疤。她们每天除了要忙着照料百十匹军马外，还要抵御草地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危险：恶狼、烈狗、别有用心的游牧男人……”除此之外，草地上遍布沼泽、石头滩、有些地方走上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静的让人害怕……而小说中整个故事正是于这样严酷的草地上发生的，这些青春浪漫的女孩子被“流放”到贫瘠空旷、远离人世的草地，她们和身边人与物之间的故事怎会不具有戏剧性呢？
在“文革”那样非常态的环境下，男人见到女人就想占有，就要破坏。因此“文革”期间的男人是极其可怕的动物，在这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谈性也是遭到禁止的，姑娘们对此避之不及。而整个草地几乎都是母性的生物，作为女性的牧马班姑娘在青春期也需要爱情的滋润，越是不得越是想要，压抑着的内心情感逐渐变得不正常。在草地这个生活环境中，面对整日相处的同性，女孩子们的性取向开始异化，于是在草地上就上演了一幕幕另类的情与爱。
所以，草地这个意象既推动着整篇小说情节的发展又使整个故事的氛围充满严酷性：本身草地上的青草就是柔弱的、充满女性的味道，再加上一群女孩子的活动，整个草地笼罩在一片雌性的空气里。在草地上生活的女孩子由于饱受狂风烈日的摧残，她们很快变得既老又丑，青春的光鲜渐渐远离她们而去。这些女孩子们的日常行为也变的怪异起来：没有缘由的恸哭，一会又哈哈大笑，她们如男人般粗着嗓子说话，吹着尖利刺耳的口哨，女性的特征在她们身上慢慢消退。她们的行为和着装是如此的随意和漫不经心，从不去刻意打扮自己，以至于干活走路都有些像男人，性别意识渐渐淡出了她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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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白蛇
《白蛇》这部很优秀的中篇小说，借鉴了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白蛇传》里有关蛇精白娘子的故事，在作品中“白蛇”既是文章标题又是整篇故事里极重要的意象，可以说，孙丽坤在小说中与白蛇合二为一，二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荣辱与共、息息相关。
在孙丽坤的舞台事业一片辉煌，顺风顺水的时候，“白蛇”这时候是孙丽坤所扮演的舞台剧《白蛇传》中声名远扬的角色，凭着这个角色再加上孙丽坤不凡的演技，现代版的舞台剧《白蛇传》“在全国二十一个大城市里巡回演出引起了很大反响”，粉丝们敬称艺术家孙丽坤为“白蛇”。而当“文革”期间孙丽坤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堕落腐化分子时，“白蛇”这时候就变为祸害人间的既美丽又邪恶的“美女蛇”：落难的昔日艺术家被嫉恨她的女人们肆意诋毁沦为人们茶余饭后闲谈的笑柄，而那些庸俗不堪的男人更是将其当成了精神空虚时意淫的对象。从作品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出“白蛇”对孙丽坤而言已是人蛇合一，“白蛇”已成为孙丽坤的另一个符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孙丽坤即是白蛇，白蛇也是孙丽坤的化身。小说中蛇与人合为一体的比喻，使文章中的白蛇意象此时就由浅显的视觉表象升华为优雅的肢体语言。
蛇在生物界中是一种非常具有灵性的动物，它的身体软长而又阴冷，有些蛇还会分泌出可以使人致命的毒汁，因此“蛇”这一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看作诱惑和阴险的代称。比如西方文学中，著名的《圣经》里记载了伊甸园中的蛇引诱夏娃偷尝禁果的故事，流传甚广的《伊索寓言》也讲述了一条快要死的蛇被救后忘恩负义反咬救命恩公一口的丑恶故事，中国的寓言故事《农夫和蛇》更是将蛇恩将仇报的秉性广为传播。
总而言之，在国内外众多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蛇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凶狠无情让人恐惧心生敬畏，而白蛇却没有阴森黝黑的形貌，它通体的洁白往往让人联想起典雅圣洁和纯朴美好，令人心生平和。正是因为这样，白蛇才会使人感到既神秘又怜惜。用这一意象，恰如其分的表现出当时人们对同性恋既好奇又恐惧的心理。
在孙丽坤的艺术事业风光无限时，数不清的粉丝迷恋她那白蛇般的舞姿与体态，怀着敬畏的心情在远处深情地注视着她，渴望和这位著名的舞蹈家近距离接触。而在“文革”中孙丽坤遭受打击，一败涂地时，这时候的“白蛇”便成了人们心中的妖魔鬼怪，受到数不清的打压和唾弃，尤其是当人们还隐约的感觉她与一个女人有着不清不楚的爱情纠葛时，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境遇使读者对孙丽坤报以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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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严歌苓同性恋作品创作心理原因解读 ................ 33
3.1 丰富而独特的人生阅历 ................ 33
3.1.1 流着血的十年“文革”伤痕历程 ......................... 35
3.1.2 移民美国经历 ............... 37
3.2 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 39
第三章 严歌苓同性恋作品创作心理原因解读
3.1 丰富而独特的人生阅历
文学是一种创作活动，它由已写成的作品、写作的作家、客观的物质世界、进行作品阅读的读者四个要素构成。而作家和客观世界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正好可以印证客观世界是小说家创作的灵感来源。而客观世界即人们的社会生活，它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是文学作品创作赖以生存的土壤。可以说，文学来自于社会生活而同时它又高于生活。作家创作的小说作品大都有着与现实生活不相一致的虚构成分，而虚构的情节又都脱离不出作家具体的生活环境，也托离不了客观的日常生活。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作家在作品中的一切虚构情节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那些作为艺术性虚构出的作品也概莫能外。
在严歌苓的小说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她对现实世界的忠实记录、她巧妙的把现实生活里最为惨烈的事情化作娓娓道来的生动故事……在她的作品中，她自然的化解了悲伤，如同水中着盐。读者也只有在闭卷细细体味的过程中，才能品出她作品中所蕴含的那种对人性的关切与思想的深度。这大概也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做到这样吧——因为，曹雪芹曾说过：女人是水做的骨肉。严歌苓同冰心、卢隐、凌叔华、梅娘、王安忆、林白等女作家一样，在文学书写上比男性作家更为注重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思想、情爱和命运的关注。所以，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内容和人物形象塑造上有着一定的相通性。毕竟，“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它是作家艺术创作的结果，是作家艺术创作方法和目的的体现。”但严歌苓因为有着别样的生活际遇，这势必会使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与其他女作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有所不同。
严歌苓自己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产生是绝对跟她的外在环境分不开的，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纵览严歌苓的作品，聪明的读者会非常容易的发现“文革”和“移民”是其小说最集中书写的两大题材，这也正是其人生历程的两大板块。如果只允许用一个最简单的汉字来概括严歌苓极其小说创作的话，那这个字就是：“变”。严歌苓作品中的“变”常常出乎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料想和思维定势，就如她所跨越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几个人生阶段那样：七十年代普普通通的文艺兵；八十年代渐渐出名的军营作家；九十年代之后名声鹊起的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兼美国外交官夫人——这即是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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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她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很小的时候就在部队当了一名文艺兵，越南自卫反击战打响的时候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她还是一位舞艺高超的女演员，知名的军营女作家，再到最后成为名震海内外文坛的新移民女作家。这即是奇女人严歌苓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严歌苓所著的小说内容丰富、形式多变，读起来引人入胜，如同一杯好茶，散发着奕奕清香。她在作品中写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女性形象：她写“文革”，重新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她写移民后的国人在海外的生活及情感经历，将其刻画的入木三分……可以说小说作品的畅销与频频得奖的纪录已使严歌苓走上了人生巅峰。在这篇论文中本人主要选择了严歌苓三部国内题材以及两部以海外生活为背景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同性恋作品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分析严歌苓这类小说的思想内容，意象涵义，从而得出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的具体特征，并以此探究其创作这类小说的心理历程。希望此篇论文在学术上能对严歌苓同性恋作品的研究有所补充和贡献。
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同性恋者仍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不解与歧视，但他（她）们并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认为的是洪水猛兽，他（她）们除了性取向异于常人外，其他方面和常人差不多。严歌苓女士有关写同性恋的小说作品将同性恋者的生存境况放置在读者的阅读视野内，增加了人们对同性恋者内心情感的了解。她从人性的角度用充满理性的思考表达着对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同性恋者的深深理解和同情，从而更加深刻的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多变。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严歌苓在创作同性恋小说过程中丝毫不用猎奇的眼光来打量同性恋者，她用平和的心态描绘出同性恋这个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状态、内心思想、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内容，大大拓宽了同性恋小说书写的题材范围，对以后作家有关同性恋作品的创作起到了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七：论张翎小说的女性叙事
第一章 叙事视角：女性视阈下的历史浮沉与个人命运
第一节 女性视阈下的历史书写
无论在现实社会还是小说世界，女性在历史上几乎是空白的，女性在人类的历史记忆里被放逐，成为沉默的另一半。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认为，女性作为失去话语权的被压抑着的性别，呈现一种无名又无言的状态。她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而是无由说出自己的历史。作为两千年的历史盲点，女性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 。然而这一切在张翎的笔下则尽为云烟，她不仅让女人出现在历史中，而且让其成为结构、推进历史进程中的主力，比如《交错的彼岸》中的阿九、《睡吧芙洛睡吧》中的芙洛，乃至于《阿喜上学》中的阿喜......陈瑞琳曾这样评价张翎的历史书写：张翎写史,总有些不同寻常的心平气和,她从不控诉,更无显山露水的批判,至多是些怜惜,少许无奈,淡笔写来,却是丝丝震撼,把各个时代的“风云录”纳在绣枕之上,看去玲珑,囊里却惊涛骇浪,堪为女作家春秋史笔的奇韵。通过对张翎作品中历史书写的文本细读，不难发现，张翎作品中的历史书写分为这样三类：一类是去过怀乡的“金山痛”；一类是感时伤怀的“家族殇”；一类是唐山大地震后的心灵余震。张翎以女性视角出发，讲述历史情境中各类小人物的命运、情感，尤其是历史风云中的女性书写，尤为悲切动人。
一、去国怀乡的“金山痛”
1986 年,张翎移民加拿大，面对的是陌生的地理环境和迥异的语言文化。也是在同一年的一次郊游中,她无意发现了早期华工的墓碑。这群在近代史教科书上被称为先侨、猪崽、华工或苦力的那群人是怀着怎么样的期待、尝尽了什么样的苦楚踏上海上航程，登上落基山脉的？张翎用自己的笔墨打开了关闭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沉默之门，把这群流落海外但参与了北美大陆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困苦的事业，包括修筑太平洋铁路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无名氏们拉进了公众的视野。以长篇巨著《金山》以及《睡吧芙洛睡吧》《阿喜上学》为代表。在这些作品中背井离乡、到北美西部从事淘金、挖矿、修筑铁路等繁重工作的“金山客”虽为叙述的重点，但是推进文本进程的却都是女性。
这种女性视角下的历史书写在有关“金山”的部分大体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以《金山》中麦氏、六指为代表的留守家乡的女性，她们坚韧异常，抗争却又皈依宿命。从方家第一代的麦氏开始，直到方延龄，所有女性的命运都处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幽闭状态，在近现代文化环境所形成的条件下，她们的生存状况降到了最低限度，要么苦熬终生望眼欲穿，要么狼奔豕突颠沛流离！六指终生守望着无法兑现的去金山团聚的念想，猫眼直到熬干了最后一滴血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什么，而方延龄，因为对自己华人身份的绝望，终其一生都想成为一个自己所不是的人!她们悲惨命运的奥秘，都沉没在那个被封闭被遮蔽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了!她们也赫然成为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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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个体生命体验的性别化书写
钟情于生命体验的书写，这是所有优秀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为生命体验乃是一个作家经久不衰的创作驱动力，也是作家永不枯竭的艺术源泉。刘思谦教授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指出: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那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听。它不是要从中寻找什么女性的性别姿态或先验本质；不是代替她们向不公正的历史诉苦；不是要以女性至上来代替男性至上、以女权来代替男权；也不是以一连串女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来点缀、丰富以男性为中心、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它的观察焦点和思维重点应放在女性文学文本和女作家本人上面，重新发现被埋没和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和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压抑、藏匿、扭曲了的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存在的真实”。所以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是有责任感的作家的必然选择，因此也决定了作品的内在意蕴、情感底色以及独特的艺术成就。张翎就是这样一个女性作家，她把对生命的思考和理解诉之于女性的生命体验,以此为基点，真正传达出女性对生命、对自我、对世界存在的感悟与关照。这种对女性生命体验的性别化书写成为张翎女性叙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一、残缺的成长体验
丰盈而完整的成长经历造就圆满的人格与个性，残缺而破碎的成长体验导致对生活的恐惧与焦虑。有学者曾经说过：“在生命的成长路上遭逢焦虑、恐惧心理是女性在获得性别独立自由之后不可避免的存在状态。”弗洛伊德曾将这一心理归结为与母亲的分离有关,“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推论出当女性发现与母亲的整合愿望化为泡影后便本能地将母亲视为遗弃者。正是这一遗弃使她处于永恒的‘被抛状态'中——她将无缘无故地被抛置在这个世界上,也正是在这种无名目的‘空虚的恐惧’中女性体验到无笼囚徒的被困感。母女亲情的隔绝与失落造就了张翎笔下女性的成长残缺，无论是《雁过藻溪》中的灵灵、末雁还是《交错的彼岸》中的蕙宁乃至《邮购新娘》中的竹影、《余震》中的小灯、《阵痛》中的小桃等等，她们都在自己的童年时期遭遇着母女间的隔膜与冷漠，于是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她们像“蚌”一样紧紧关闭自己，她们活得不自由、不舒展，长大后任性、倔强、对自己极度苛刻，甚至也一度担当不起“母亲”的角色。此外，在成长道路中男性角色的缺失也是导致张翎作品中女性性格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张翎把笔端对准了女性这样的成长经历，从源头探究女性，表明了其对女性的了解，也表露了她深沉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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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叙事诉求：女性意识的彰显
第一节 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伍尔夫针对男女间的本质区别有过这样的论述：“本质的区别并不在于男人写战争而女人描写生孩子这一事实，而在于每一性别的作者皆表现自身”。张翎在其作品中就不落男性话语窠臼，处处张扬的是女性的主体意识。然而何为女性主体意识呢？具体地说“,‘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求和价值。”女性主体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独特的价值追求。乔以钢在《中国女性与文学》一文中谈到：“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意识是性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交互作用的综合,女性意识的形成虽然不能排除来自生理因素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但他主要还是取决于女性主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
张翎的女性主体意识是力图在飘渺不安的生活中找寻“女性”位置的清醒意识；是在错乱不堪的婚姻关系中能够“独立”抽身的不依附意识；是即便身处最底层也要活得有尊严的生命本体的尊严意识！不管是旧时代独守碉楼终其一生的六指、还是目睹时代风云变幻的阿九亦或是现代社会里有着自己成功事业的末雁、涓涓、武生等，她们皆在自己的人生字典里打下了“独立”、“洒脱”、“自尊”的烙印。这些烙印无谓好坏，但都象征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女性主体的“独立”意识
所谓女性主体的“独立”意识是女性自觉的要求在经济上、心理上、精神上和人格尊严、社会角色塑造等方面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性，而趋向自主、自立与自强的一种意识特征。这种意识特征由来已久，“五四时期”就已有表现，但那个时期女性的个性独立意识眼界比较狭窄，视点也大多聚焦于婚恋自主上,所以说它的层次较低。新时期以来，个性独立意识在女性文学作品中高层次、广范围的播撒开来。无论是自戕型女性，像方方的《从你的开始就是你的结束》中的黄苏子、王安忆《我爱比尔》中的阿三、铁凝《大浴女》中的唐菲，还是自恋型女性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和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以及积极进取的事业型女性如张洁《方舟》中的荆华、柳泉等，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她们在对自我内部精神世界的占有以及在向外部世界的开拓方面都拥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性。虽然这种自主性受到了来自社会、文化以至于男性的强烈挤压，但是仍执拗地在她们身上表现出来。张翎的作品中也不乏这类型的女子，她们以自身物质、经济的独立来换取精神，人格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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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宿命下的反抗意识
宿命论总是弥漫着浓郁的悲观主义的气息，并将人物的悲剧归于神秘的自然力量，即无论人怎样努力，都无法摆脱命运的主宰。朱光潜先生就曾经这样说过：“宿命观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细读张翎的作品，我们总能清晰地感到，在那些故事背后，总有一股莫名却不矫揉的力量，推动着故事的发展，那就是她的宿命意识。宿命意识为张翎小说蒙上了一种神秘色彩，也增加了其小说的可读性。但是张翎小说并没有使其小说的主人公任由宿命摆弄，而是呈现出了极强的反抗意识。例如《邮购新娘》中的江涓涓，一次次颠覆自己的命运，再比如《睡吧 芙洛 睡吧》中的芙洛，用自己的力量走出了民族和性别的困囿，活出了自己的色彩等等，这些形象的展示都是张翎女性意识的展露。
一、无处不在的谶语与巧合
在张翎的作品中一语成谶的巧合无处不在，这给她的作品抹上了一层忧伤的宿命感，仿佛一切都是上天宿命般的旨意，谁都不能违抗，这种淡淡的宿命意识赋予了张翎小说的可读性与神秘感，同时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例如《羊》中，羊阳和黎湘平的婚房外挂了一个心形花环，羊阳说了一句话：“这么素净的颜色，哪像新婚，倒更像是出殡呢！”没想到这句话后来竟一语成谶，就在新婚之夜，黎湘平死在了床上。《尘世》中刘颉明的妻子曾吩咐他以后买西瓜买他一个人的份就好了，她用不着，本来意指她肠胃不好，吃不得西瓜的，可没过多久，才发现，这不经意的一句话，竟然成了谶语，他妻子当天下楼就出了车祸，被卡车压成了一张薄纸。《丁香街》更是如此，一句谶语，成为贯穿全文的线索，算命的张铁口说丁香街那三号院子犯了“巷冲”，怕住在那里的人家，难讨个平安，丁香街三号院那七八口人，像被诅咒了似的，没有一个不是青头鸳鸯失伴飞的：丁婆婆盼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寡；女儿丁兰花的丈夫丧命于一次车祸中；孙女安安被人暗杀在国外；孙子平平在生意上倒是成功，可老婆桔子还是和他离了婚；慕容婉约更是青春便独守，女儿凯西一如她的命运，孩子未出生，已经没``有了爸爸；另一家，胡国伟的妻子在新婚未多久便得肠癌死去，做了几十年的鳏夫。
至于巧合，在张翎的作品中也俯拾皆是。《玉莲》中，玉莲洗衣与兵的相遇就是一个巧合，而这个巧合却决定了玉莲往后所有的命运——远嫁青海，孤苦无依！《花事了》在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写：放在文暄抽屉里，包裹着天鹅绒里的一只旧玉镯子，清脆地裂为两段，那是当年文家给吟月的聘礼，是她执意要给文暄的，这边玉镯子断裂，那边吟月断气，这粗略看来，显然是一种偶然，一个巧合，而在这里，这个镯子的断裂，除了映照吟月的死，还意味着他们感情的彻底结束，吟月这一世的等候终于以生命的终结而宣告终结。张翎用这样一个巧妙的暗示，一方面体现了命运的无常，人物的感应，颇有传奇色彩。《羊》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阳的一生几乎都充满着各样的巧合：黎湘平新婚之夜的突然离世、阳被莫名起诉以及走投无路时得到的遗产等等。在张翎笔下，无论是因缘巧合，还是分崩离析，总是与人的命运有很大的联系，像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但是这种宿命并不令人绝望反倒是使人生出许许的苍凉，在这些谶语与巧合中又似乎淡淡的透出了些希望，这就是张翎的作品——绝望与希望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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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叙述话语：多元化的女性表达.............21
第一节 言说的力量——女性叙事声音...............21
一、“作者型叙事声音”：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22
二、“个人型叙事声音”：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24
三、“集体型叙事声音”：“轮言叙事” 的魅力.............25
第二节 象征的力量——女性化意象的叙事功能..................27
一、“水”与女性命运...................27
二、“文竹”与阿九的人生传奇..............28
三、“碉楼”与留守女人六指...................29
第三章 叙述话语：多元化的女性表达
第一节 言说的力量——女性叙事声音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声音”（voice)主要分别体现为三种指称：文学作品修辞的要素之一；叙事学的重要术语之一；文学的政治批评术语之一。詹姆斯·费伦认为：“声音是说话者的风格、语气和价值的综合。”还有学者给“声音”以这样的定义：“声音”即“叙述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而且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发生互构：没有讲述者就没有故事，没有故事也就没有讲述者。”因此，作家在小说中采用何种叙述声音，不仅体现出其个性气质，还决定了故事不同的叙事模式，以及将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叙述风格、体现出何种的深层内涵，因而关涉到作者、读者、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多层面。由于社会、政治等诸多原因，女性一直属于附庸的“他者”地位，她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缄默无语的，因此极少有机会发出“声音”，即便发出也是温软无力的。由此看来对于女性群体而言，发出“声音”便意味着自身身份的确立以及权力的获得。恰如法国女性主义者露易丝·伊里盖蕾（LuceIrigaray）所说：有了声音（voix）便有路(voie)可走。本节结合张翎小说创作的叙述特征，将“叙事声音”主要分为作者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以及集体型叙事声音三类。这三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了各种意义生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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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女性群体向来就是有别于男性群体的，她们有着与男性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承担着男性所没有的社会角色，她们哺育后代，延续生命，因此她们无一不闪动着母性的光辉；她们柔弱无力，一直在路上，找寻身体与灵魂的归宿，因此常常沦为男性的附庸；但是这又并非是绝对的，当命运的无常将生存的重担强加于她们的时候，她们却表现出了超强的生存能力，比如她们可以不需要男人独自承担母亲与父亲的双重角色，像《阵痛》中的勤奋嫂；比如她们可以不需要男人独自撑起整个家族的兴衰，像《金山》里的六指......所以女性是值得去书写的，因为她们是那么的神秘莫测，那样的充满人性的力量。
女性的心理同样是有别于男性的，也许是承担社会角色的不同导致心理结构有别于男性，亦或生理结构的不同造就心理结构的不一致，总之女性心理大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敏感，正是因为这种敏感造就了女性看待世界与男性视角全然不同，女性视角显得尤为丰富多彩。尤其当女性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与现实时，历史与现实便有了新的解读方式，似乎不再厚重得让人窒息，似乎一切都可以得到宽恕与谅解，就像那条清澈的藻溪小河一样，藏得住历史的巨变也囊括得住家族的兴衰，就像一个无限包容的女子一样。
张翎是一个女性作家，她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触书写女性角色，她让女性不再藏在历史的巨幕后面，而是站在舞台中央，发出自己的声音，把控着自己的话语权，无论她们经历怎样的历史巨变与人生颠簸，她们始终不屈从于命运的判决，高昂着头颅，与生命中的困境和残缺作斗争。在历史与现实的回眸之间，张翎习惯性的用母性融化坚冰，以坚强塑造女性。她是这样一个充满爱、希望与力量的女性作家，愿她能够继续关注女性，创作出更多更多更好的有关女性的佳作，塑造出更多生动丰满的女性形象来丰盈和充实女性文学的宝库！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八：传里看张：张爱玲传记研究
第一章 张爱玲传记写作述评
1.1 张爱玲传记写作与出版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以煊赫的家世、非凡的文学才能、特立独行的个性、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吸引着世人注意的目光，也给人们的想象和言说留下了无数的空间。二十世纪九零年代初，“张爱玲热”在祖国大陆悄然泛起，人们的兴趣不仅仅停留于张爱玲作品，而向张爱玲传奇的一生延伸
于是，有“好事者”开始为张爱玲作传。1992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于青打响了为张爱玲作传的“第一枪”，她撰写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当年七月由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张爱玲的传记作品。紧接着的 8 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知名传记作家王一心撰写的《惊世才女张爱玲》。大约半年后的 1993 年 3 月，阿川撰写的《乱世才女张爱玲》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付梓。这三部传记不约而同地使用“奇女”、“才女”这样博眼球的字眼来渲染书名，目的显然在于吸引一般读者。因此，笔者认为，张爱玲传记的写作与出版从一开始就打上鲜明的商业化色彩，这与传主张爱玲自身的商业潜质是分不开的，抛开既雅又俗的作品不论，她的家世、感情经历、奇异的个性、飘忽的行踪，无一不吊足世人猎奇、窥视的胃口。以后二十多年的张传写作，大部分是沿着这种商业性的路径走下去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恰恰正是这几本有着商业化色彩的张爱玲传记，使得“新时期”的读者开始对张爱玲有了一个初步的完整印象。因为商业化，所以畅销，从而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懂得、欣赏张爱玲，加入到广大的“张迷”队伍中来。这大概也是这些存在不足的传记的价值所在。
1995 年 9 月，张爱玲在美国溘然长逝，立刻催生出了两部传记：第一部是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第二部是美国学者司马新的传记作品《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提供了不少张爱玲晚年生活的新资料。之后的张传写作可以用波澜迭起来形容。迄今，张爱玲传记出版已达 70 余部。为了更加清晰完整地呈现出近 20 余年来张爱玲传记的写作态势，笔者将搜集到的已成书出版的张爱玲传记，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分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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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爱玲传记的类型
传记在类型上可以说是一种“杂乱”的文学，关于传记类型的划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金科玉律”可循。传记文学理论家郭久麟先生曾以传记的文学性为标准将传记划分为“史传类”、“学术类”和“文学类”三种；赵白生博士又曾根据传记写作的动机将传记分为纪念性传记、认同性传记和排异性传记；学者杨正润在《现代传记学》中更是为传记的分类引入了形形色色的标准。为了简化这个问题，引入一种最基本的传记划分的方法，是从叙述人称的角度作归类，传记可分为自传和他传：自传是传主本人为自己作传，“叙述主体”同时是“历史主体”；他传是他人为传主作传，“叙述主体”与“历史主体”进行对话、阐释、改造、再生成。张爱玲并没有为自己写过自传，本文研究的张爱玲传记均属他传，本节在此基础上对他传作进一步的类型划分。
他人撰写的张爱玲传记，数量繁多，形态各异，传记文本千差万别，增加了分类的困难。这里在理解和吸收前人对传记划分的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张爱玲传记写作的实际情形，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张传加以分类，以明晰各版本传记的不同特征，对于张传中较为重要的传种——评传的写作特征，则给予着重论述。
一、按记述的时间跨度，可分为生平传记和阶段性传记。生平传记的记述时间横跨传主的一生，对传主的一生有比较完备的叙述，传记家“必须以有关传主的详尽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以历史学的手段和方法真实而客观地叙述传主一生的经历，这类传记有宋明炜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刘川鄂的《传奇未完：张爱玲 1920——1995》、王羽的《张爱玲传》，任茹文、王艳合著的《张爱玲传》，邵江天的《风华绝代——民国上海四才女之张爱玲传》，等等。阶段性传记则未能显示出一个完整的传主，而是截取传主人生的某个阶段或某些重要的事件来展开论述，使处在特定阶段或特定事件中的传主得到较为良好的塑造和反映，一般传记作家对这个阶段或者这个事件中的传主有着比其他书写着更为熟悉的心理基础。如侧重张爱玲童年经历的张子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叙述张爱玲晚年婚姻与生活的司马新的《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都属于阶段性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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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张爱玲传记的个案研究
2.1 余斌的《张爱玲传》
余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最早一批为张爱玲写传的作者之一，除张爱玲之外，他还曾为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大师周作人写过传记。余斌 1960 年生于南京，并在 1978 年至 1989 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已在该系任教），20 世纪 80 年代初张爱玲悄然浮出历史地表，他恰好是大学里 20 多岁的文学青年，以研究者的姿态较早地关注到了张爱玲，其后又是 90 年代初祖国大陆“张爱玲热”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可以说，余斌兼具了撰写张爱玲传记的时代底蕴和文学底蕴，是比较适合给张爱玲作传的人选。
余斌在读过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就对张爱玲产生了较强的好奇心，其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有机会读到沦陷时期两部全套的刊物《杂志》和《天地》——那一时期张爱玲在这两部刊物上发表作品最多，深为张氏作品所折服。由此，余斌对张爱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选择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为研究对象作硕士论文，题目为《论<传奇>》。后来，余斌在此论文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补充了对张爱玲后期作品的讨论，对张爱玲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经历做了更多的交代，遂改写成四十万字的《张爱玲传》于 1993 年 12 月在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后作者对旧版做了些许修改和增补，又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几篇与传主相关的文章，于 2001 年 12 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2007 年，余斌的《张爱玲传》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不过此版并未在旧作的基础上作出增删和修订，而是保持原貌，只不过新收入了《对照记——<爱>的来历及其他》、《张爱玲的自画像》两篇文章。六年后的 2013 年，余斌又在原著基础上加入了一些与传主相关的插图，付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节以 2007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为蓝本进行讨论。
余斌的《张爱玲传》洋洋洒洒三十六万余言，当然它的厚重绝不仅仅在于字数的充足。余斌以“不做人生传奇而做文学传奇”的立场，严谨细致地以海内外相关的文献为依据，对张爱玲的生平尤其是作品做了全面深刻的叙论。正与作者在该书引言中所说的相一致，他着重的是“去寻思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的传奇——她的有异于众的创造历程。”作者多次在书中着重强调“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作为文学家的张爱玲”，而全书的脉络也是沿着传主张爱玲的小说家、文学家的身份展开的。对于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作家张爱玲，对于“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指引去剖析张爱玲的生命轮廓，无疑是一个具有文学和历史双重价值的合适视角。显而易见的是，选择从这个角度出发，与余斌学院派出身的学者身份和对张氏作品的深切喜爱息息相关，由此生发出的对张爱玲作品的深刻而严谨的讨论，成为这本传记的最大的特点和亮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本传记的遗憾和缺陷，恐怕也是由特点和亮点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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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张子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是张爱玲的唯一的亲生弟弟，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对这弟弟有过介绍，并且她的短篇小说《茉莉香片》中的男主人公聂传庆就是以这位弟弟为原型，因此熟悉张爱玲的读者对张子静并不会感到陌生。1995 年 9 月张爱玲在美国悄然作古后，关于她的各种传闻持续不断，华语文化圈的各种纪念文章如潮水般涌现。在这种情形下，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主编兼小说家季季来到上海找到张子静，旨在讨论撰写纪念张爱玲的文章，最后两人决定“为张爱玲合写一本书”，是以有了《我的姐姐张爱玲》问世，准确地说，《我的姐姐张爱玲》应是由张子静和季季合著，但季季的工作在书外。
该书的底本是张子静写就的一篇悼念张爱玲的文章，仅一万五千字，季季读过之后，认为其“骨架清晰，血肉则有欠丰腴”，想要再多加点“原料”和内容丰富它。于是他在初稿的内容之外先后拟了近一百个具体问题给张子静，而张子静根据记忆在“尊重事实”的大原则下以文字作详细回复，然后根据这些回复对张子静的初稿作了进一步的整理、丰富、润色，充实成十三万字的传记《我的姐姐张爱玲》。
该传的一大价值是对张爱玲的家世和童年经历作了强有力的补充和描述。张爱玲的显赫家世一直为世人所瞩目，也是众多张传写作者孜孜不倦大书特书的内容。然而众人大多只知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外曾祖父是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而张子静指出张爱玲的家世不应止于张家和李家，因为除此之外，母系的黄家和后母系的孙家也都曾是名望之家，张子静直陈黄、孙两家对张爱玲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虽然这两家较不为人知。这不禁让人有眼界大开之感，因为我们从以往的有关张爱玲家世的论述中得到的印象，只怕也是止于张家和李家。而其他版本的张爱玲传记，也大都忽略了这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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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张爱玲形象在传记中的塑造与建构................. 32
3.1 历史语境下的传里看张：新遗少................ 32
3.2 政治语境下的传里看张：文化汉奸的疑云............ 34
3.3 传奇不奇：弱女子形象........................ 37
第三章 张爱玲形象在传记中的塑造与建构
3.1 历史语境下的传里看张：新遗少
这里所说的历史语境的内涵是：张爱玲显赫的家族史造成的历史语境。在这个历史语境下，以张爱玲传记为文本来“看张”，看看会通向怎样的张爱玲“形象墙”。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中，能有张爱玲这样的显赫身世的，凤毛麟角。张爱玲的家世是传记作家们不肯放过的“兴奋点”，也是大多数传记“探寻”张爱玲的起点和源流，笔者所见到的张爱玲传记，有许多都是从张爱玲煊赫的家世落笔写起的。
例如杨天舒的《图本张爱玲传》在第一章就用了全部的篇幅来介绍张爱玲的家族背景；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同样注重张爱玲的“贵族血统”，起首也是用一章的笔墨来记述张爱玲的家族人物；然而从家族历史的视角把张爱玲解读得最完全最透彻的典型传记文本，当属冯祖贻的《百年家族：张爱玲传》。
冯祖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史学研究专家，他认为“人是时代的人和家族的人”，意图以家写人，分析张爱玲的“豪华家族”对她的影响，开辟一条解读张爱玲的新路。他打破了时空隔阂，在家族历史的语境下从各个侧面研究了张爱玲的行为、性格、思维方式，塑造了另一个角度的张爱玲形象。
家族历史对张爱玲的影响，还体现在婚恋观上。冯祖贻指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比祖母李菊耦大十七岁，曾外祖父李鸿章比曾外祖母赵夫人也大许多，这两段姻缘都可以说是圆满的。而张爱玲的父母张廷重和黄素琼结婚时都是二十岁，年纪相当，这段婚姻却屡受波折，最终走向覆灭。家族中亲近人物的婚姻警示着张爱玲，夫妻双方年龄差距悬殊方能使婚姻导入圆满之境，而年纪相当的却反要尝受不幸的恶果。男方比女方年纪大很多，反而是一种优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张爱玲选择的两任丈夫都比她年纪大许多。以张爱玲“个人主义者”的个性，“素来缺少人际交往的她，必然会以亲近的人的婚姻作参照，家族的婚姻往事不能不影响她的择偶考虑，祖辈和父辈的婚姻自然进入了她的思绪。”②也许冯祖贻的这段分析会被认为牵强附会，然而只要把张爱玲自己的话拿来加以对照，这段分析就会显得入情入理，请看“张氏说法”是何面目：“不过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比女子）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有了这段对比，读者应有豁然开朗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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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现代作家中，像张爱玲这样能够融雅文学与俗文学于一炉，融都市现代化与民族传统于一炉，融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于一炉，集商业化与艺术性于一身的作家，微乎其微。无论从文学、人生、历史、社会等各个角度来观照，张爱玲都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具有百析不透的言说空间与艺术魅力。这不仅使张爱玲引起文学研究界的兴趣，也使她获得了传记作家的青睐。“张爱玲热”渐次叠起，张爱玲传亦因之书写有据，畅销有道，成为现代作家传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她出身名门世家却擅于书写小市民的苦乐哀愁，她无心涉足政治却与政治立场颠倒的人物结下姻缘，她表面上冷酷无情却在作品中与读者相伴相亲，她喊出“出名要趁早”的口号却在晚年隐居避世……张爱玲文学作品及其人物本身所具备的复杂性，为传记作家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张爱玲是历史人物，然而在诸传记作家的写作历程中，她的形象塑造也是一部不断演变和分化的历史；张爱玲是文学家，而在传记作家文学化的笔法下，她又成了传记作品中的文学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记赋予了张爱玲历史人物的二重性和文学人物的二重性。随着张爱玲旧作遗稿（如最近出版的《少帅》）的不断发掘面世，各种信件接连结集出版（如夏志清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加之张爱玲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宽，张爱玲传记写作的“生平”素材和“文学”素材正在不断更新与完善，这使得张爱玲传记的写作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
“绝对真实”、“历史真实”的张爱玲已离我们远去，“相对真实”、“艺术真实”的张爱玲在各类传记作品中不断复活。传记作家们乐此不疲地用个人化的方式去“想象”、“寻找”、“发现”张爱玲，套用一句警句来说，“一千个传记作家有一千个张爱玲”。这是一个绝无标准答案的无休止的阐释过程，传记作家们不厌其烦的言说与书写，只能让读者们“走近”而无法真正“走进”百分百真实的“张爱玲本体”，“张爱玲本体”只能以“喻体”的形象被解读以及被接受。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张爱玲传记出现，让她在最钟爱的文字里，不断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九：中国现代小说1920年代中后期青年革命者形象研究
第一章 青年革命者形象诞生的原因
本章紧紧围绕“革命”，从“大时代”呼唤革命文学、作家与革命文学两个方面分析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青年革命者形象诞生的原因。
第一节 “大时代”呼唤革命文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形成与社会时代背景、当时的文坛语境有着紧密的关联。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错综复杂、残酷压抑的革命环境和由此带来的“革命文学”的兴盛就是这群青年革命者形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是坎坷曲折的革命时代。“这里讲的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指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夺取统治权的武装斗争，是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个政治制度的激烈变革。”此时的中国社会，病如膏肓：沉重的赋税，地主阶级的凶残，广大农民常年辛苦耕作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欺害，众多工人超长超强负荷的劳动却只换来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微薄工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残酷压迫；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中国民众到了不得不反抗的时期，中国社会到了不得不改造的年代。劳苦大众想要突破生存困境，唯一的出路便是革命。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一个以反抗压迫、彻底改造中国为根本追求的政治革命的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在充满民族忧患精神和号召反抗方面，当然是革命的重要一翼，文学被政治革命裹挟而前。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初，一些早期共产党人从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目的出发，提倡文学从颓废、浪漫、浮靡中脱离出来，为社会革命服务。一些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家如郭沫若、蒋光慈等也表达了对“革命文学”到来的渴望。但那时的“革命文学”主要只停留在提出阶段，作品并不多见。而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彻底打破了文坛的沉寂，“革命文学”时期在“大时代”的呼唤下到来了。
（一）“五卅”运动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上海工人、学生等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丧心病狂的英国巡捕竟然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顿时，繁华的南京路被鲜血染红了，场面十分悲惨。惨案中 13 人殉难，重伤数十人，轻伤难以数计，一百五十余人被捕。惨案发生后，特别是工人和学生们，表示以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他们纷纷上街宣传，分发传单，鼓吹“三罢”。在各界联合会的努力下，“三罢”斗争终于实现。“三罢”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为了镇压工人、学生运动，公共租界实施戒严，南京路及公共租界各交通道口，均布满铁甲车、马巡队、海军陆战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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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家与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兴盛于一九二○年代中后期，但“革命文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的酝酿、积累、发展过程。曾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采用一种高度概括的说法，实际是由两个关键性的文学运动产生的文学的历史。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其次便是中国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它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生的，但却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固有流向，使它向着不完全相同的方向流动和发展了。”作为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源头和初期发展形态的“革命文学”同样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思想文化等领域，对“文学革命”有一定的深层承继。“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给“革命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同时，二十年代中后期紧张激烈的革命形势促使革命与文学结婚，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现象——“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产生，青年革命者成为文学作品正面描写的形象。这群一九二○年代中后期的青年革命者有着深深的作家自己的印记。
作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以文学为业”的一个阶层，其职业是表现生活与生命的状态和人的精神、情感世界，他们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体会尤为深刻，对民众的悲惨和苦难尤为同情，对革命的渴望尤为热切。许多作家都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为革命奔波呼号。
青年蒋光慈在安徽芜湖省立五中学习期间，受高语罕、刘希平等教师启迪，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想。“五四运动”爆发，他联络其他学校，组织示威游行，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并编辑校刊《自由魂》。1920 年，蒋光慈来到上海，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的首批学员，结识了陈独秀、陈望道等革命家，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蒋光慈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赴苏联学习。次年，在莫斯科转为共产党员，成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1924 年夏，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决定让他回国参加实际斗争。蒋光慈回到祖国，任教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启了倡导“革命文学”的新篇章。1925 年 5月，因中共与冯玉祥合作，他被中共中央派往冯玉祥的部队，离沪北上，担任冯玉祥的苏联顾问翻译，还在冯玉祥将军办的军官学校担任教官。1928 年初，他与阿英等人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拓荒者》等杂志，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于他的作品大都揭露社会黑暗，谴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鼓舞民众奋起反抗，参加革命，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本人也被政府通缉。但他从未放弃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和作品的创作。1929年 7 月蒋光慈因肺结核转重赴日本休养。休养时，他还主持成立了“太阳社”东京支部，与国内革命斗争遥相呼应，于同年 11 月归国。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他当选为“左联”候补委员，后不幸病倒。1931 年 8 月 31 日凌晨，这位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中毫不退却的坚强战士，终于在病榻上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人生。综观他的一生，他始终心系祖国，心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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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年革命者形象类型
本章主要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主要类型。涉及的作家作品主要有蒋光慈的几乎全部的小说和巴金、茅盾、胡也频、洪灵菲的部分小说。青年革命者们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参加革命，几乎一度都是革命的先锋。但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是有深深的鸿沟。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的革命工作的艰难困苦，革命形势的风云突变，反动势力的血腥迫害等都在磨练、考验着这些青年革命者。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现实，特别是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困难、艰辛，甚至生命的危险，青年革命者们在革命的道路中出现了分化，有了不同的选择。根据青年革命者对革命的选择将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主要类型分为忠诚热烈者、幻灭矛盾者、颓废叛变者。
第一节 忠诚热烈者
“革命”， 并不是浪漫舒适的，而是意味着时刻都会流血牺牲。面对劝自己出走的友人，谭嗣同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了，一死何足惜。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之所以不惧死亡，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的为民为社会改革的信念。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革命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对革命无比忠诚、无比热烈的青年革命者。
蒋光慈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的主人公汪中就是最初出现的青年革命者中的忠诚热烈者。汪中身世悲惨：父亲被地主刘老太爷的伙计打死了，母亲剪刀刺喉自杀身亡。成为孤儿的汪中想做土匪而不得；做过川馆先生的弟子，险被猥亵；当过乞儿，被狗咬，被人欺；后当过学徒、茶房、工人，参加过工人大罢工；最后进入黄埔军校，当上了革命候补军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母的惨死、漂泊路程中的所见所闻，让汪中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的黑暗，世间的冷暖，明白了只有革命，人民才能推翻黑暗，过上幸福生活。汪中从一个孤苦无知的孩子成长为了一个忠诚的青年革命者。在进攻惠州城的时候，他在“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喊中被敌人的飞弹打中，英勇牺牲了。有学者评论道“小说将青春、苦难、自怜自伤、反抗、阶级斗争、牺牲殉难汇入革命者‘成长’的叙事中，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初始想象，恰如叙述者所称：窃幸在现在这种萎靡不振的群众中，居然有这样一个百折不挠的青年”。
和汪中一样有着悲惨命运的还有蒋光慈的小说《最后的微笑》中的主人公王阿贵。王阿贵曾是纱厂工人，因参加工会宣传革命被工头张金魁开除。他的害着痨病的父亲靠推小车子挣点钱，母亲替人缝缝补补衣服，家里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妹妹，一家人生活非常艰难。被开除的王阿贵一度想到自杀。后受到革命者张应生的帮助开导“你现在应当明白，你是一个受压迫的人，你应当想怎么样消灭你的敌人，压迫你的人，而不应当想怎么样消灭你自己??”②王阿贵决定拿走张应生的枪去杀死张金魁。在杀死了侦探刘福奎、张金魁，还有李盛才和暗探阿金后，在巡捕们的包围中，王阿贵面带胜利的微笑自杀了。王阿贵最终选择的复仇道路也许不够正确明智，但对处于那个环境下还未受到完全的革命教育的工人王阿贵来说，他的选择体现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和不怕牺牲的坚定的革命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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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幻灭矛盾者
如果说忠诚热烈的青年革命者是众多作家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他们的形象具有英雄精神的象征符号意义，那么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青年革命者中的幻灭矛盾者形象的塑造则体现了此时期作家内心的迷惘。北伐战争戏剧性的结局，接连不断的反革命政变，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无数革命同胞的惨遭杀害，现实向正做着胜利之梦的青年革命者展现了狰狞残酷的一面。青年革命者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迷惘。“迷惘的袭来，都由于某种久被崇仰的神圣事物被忽然发现了破损，人物的精神因而出现了刹那的空白，生命一时失了依托，找不到惯有的平衡。”于是幻灭矛盾的青年革命者在作家的笔端下走进革命小说中。这类青年革命者形象体现了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青年革命者群像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
茅盾的《蚀》三部曲是塑造幻灭矛盾的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代表作。《蚀》三部曲写于大革命失败后，是茅盾的处女作。三部曲以《幻灭》、《动摇》、《追求》潮后，便很消极，她的幻想破灭了，对一切只是失望，只想静心读书。因一场恋爱的悲剧她躲进医院却真的生起病了。后在热心革命的同学的劝说下，新的憧憬让她决定到当时的革命基地武汉和他们一起工作。誓师典礼上种种悲壮感动的场面让她热血沸腾，可实际的工作却让她心灰意冷，万般无聊。同班的本领只是熟读标语和口号，同事间举动轻浮粗野，这些又让她陷入矛盾之中。“她想起半年来的所见所闻，都表示人生之矛盾。一方面是紧张的革命空气，一方面却又有普遍的疲倦和烦闷。”①最后她进了第六医院做女看护，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叫强猛的连长，两人坠入爱河。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可最终强连长奉召归队了，静的快乐的梦醒了，剩下的还是幻灭矛盾的心理。静就是当年参加北伐运动的青年革命者的一个代表，当效忠国家如此有意义的行为失去了它本来的面貌时，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矛盾就是当时青年革命者的普遍情绪。《动摇》里主人公商民部长方罗兰无论是在婚姻生活里还是政治工作中，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距离。他既摆脱不了陈旧的传统生活，又无力应对偏激的革命思想。他也永远处在矛盾、动摇、空虚之中。《追求》主要描述了一群因看到革命逆流而失望，但还不忍放弃希望，期望能再做点事的青年。张曼青，苦苦追求人生的意义却终于一无所得，但他还要追求最后一个憧憬——教育。王仲昭主张新闻救国论。曹志芳、章秋柳、王诗陶等人想组织一个社。可怕的是故事的结局是一连串的灾难。教育界一片乌烟瘴气，教员无心办教育，一点小事就把学生全班开除。要立社的成员有的下乡牺牲，有的迫于生计做了淌白，有的染上疾病。唯一在事业上有点起色的王仲昭，他的未婚妻又遇险伤危。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谈到当时如何开始写小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②茅盾当时的幻灭悲哀的心态与《蚀》三部曲中的青年革命者的幻灭矛盾相互印证，作家真实焦灼的心理投入到作品中，使得这类青年革命者形象丰满、生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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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青年革命者形象的塑造 ............................ 20
第一节 “革命”与“恋爱”，“主辅”或者“对立”？ ............... 20
第二节 “革命+恋爱”模式的兴起和衰败 ................ 25
第四章 青年革命者形象的意义及反思 ..................... 28
第一节 青年革命者形象所蕴含的意义 ................ 28
第二节 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不足 ...................... 31
第四章 青年革命者形象的意义及反思
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主要类型及塑造为本文主要研究内容。特定的时代环境、文坛风气和作家心理等造就了一群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特异、丰满的革命者形象，在其主要类型和塑造模式的分析中彰显了此时期青年革命者形象的独特性。本文的最后，简要讨论青年革命者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和自身的不足。
第一节 青年革命者形象所蕴含的意义
青年革命者形象是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断涌现的人物形象系列。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青年革命者都有着自身的特点。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的青年革命者因其所处的特殊的革命年代，有着特有的形象特征，有着异于其他革命年代的青年革命者的思想和精神，有着独有的成长经历。这群青年革命者形象蕴含着丰富的、重要的意义。
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革命小说中塑造的勇敢的、不断成长的青年革命者形象感召了无数青年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当时，广大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非常喜爱描写青年革命者形象的作品。如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少年漂泊者》出版后在全国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许多读者给他写信，称作品为指路明灯，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指明了方向。如陶铸所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作品主人公汪中历经人世中种种磨难，终于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是推翻旧社会的唯一途径，坚定地踏上了不悔的革命之程。汪中的选择让当时社会上很多急于寻找出路的青年豁然开朗，勇敢积极地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在 1926年—1933 年，《少年漂泊者》再版超过 15 次”，流行之广令人震惊。蒋光慈的其他许多作品也深受读者喜爱。如《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第一年就重印了七次”。小说塑造的青年革命者王曼英的矛盾、彷徨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而她最终如冲出云围的月亮，洗净了身体，翻造了内心，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也给大革命失败后痛苦、迷惘的青年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后期书店老板为避开国民党的审查把他的旧作改头换面后再版，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将《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可见蒋光慈作品受欢迎程度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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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的青年革命者无论是坚定地投身革命，还是彷徨不定，抑或是走到了反革命阵线，这都是他们在波涛汹涌的革命时代里自身的抉择。正是他们的不同选择塑造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而他们在面对“革命”与“恋爱”这两个人生重要课题时，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对于爱情的选择曾真实地在那个年代上演。虽然在形象塑造上有粗糙、幼稚之处，但这群青年革命者形象为我们记录了革命年代，记录了时代的革命青年珍贵的心灵旅程，成功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些鲜活生动的青年革命者形象在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学画廊里将永远摇曳生姿。如果说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一代青年革命者追随革命前进步伐苦苦探索与斗争，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一代人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努力和牺牲，一代小说家理解他们、表现他们，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方式与小说叙事的方式，都不该只是一种记忆，将历史融汇于当下生活，将一切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也许正是他们对我们的提醒。
参考文献（略）
文学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十：“蛇女”的想象——论当代“白蛇传”的性别叙事
第一章 无法突围的情感乌托邦
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与著名作家张爱玲一样，是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创作者。但同为女性情感的代言者，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似被抽干了的泉水，干涸的没有一丝生气，并喜好暴露日常生活中阴森的一面，她凄美的爱情观与虚无的生命观浑融为一体，恰恰如同她的那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李碧华则不同，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妓女、异类、同性恋者之类，来自性别的冲突促使人物结成了矛盾的张力，在绚丽爱情的坠落过程中，升起了对女性生命群体性的关照和对文化的反思意识。刘登翰在《香港文学史》中指出，“严格地说，李碧华的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纯言情小说，它们有比爱情更丰富的内涵，在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哲学的层面上所给人的思考，是一般的言情小说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李碧华的性别叙事从一定程度上说来，已经基于性别走向对社会文化的追问，在其作品《青蛇》中，女性情感乌托邦一再崩塌于对历史的回望中，个体情感和群体依托均未走出突围的迷网。
一、女性书写的再叙事
在心理学繁盛的上世纪，文学为人学的导向下，故事新编以其独特的叙事视野获得了再生的创作能力。“‘故事新编体’小说是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和中国传统的小说模式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小说文体。几乎每一部“故事新编体”小说都表达了作家的政治思想理念,小说中都有作家政治思想理念的代言人———或个人或群体.” 汤哲生认为虽然“故事新编”这个专有名词是以鲁迅的创作命名，但“故事新编体”确是上世纪小说中独树一帜的文体存在。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青蛇》，便凝结着作家对“白蛇传”的当代想象，她将中国传统的小说模式与现代性的话语机制有机地结合在故事新编体中，仍以白蛇、青蛇、许仙、法海为故事框架的灵魂人物展开书写，但文本意义的呈现却不必囿于传统的习惯，毋宁说，故事改编就是以其独特的反叛性话语在当代文坛中扩充出多维的意义空间。
（一）“自言自语”的话语反叛
以往对白蛇传中蛇女的书写和研究，大都将重点投射在白蛇身上，青蛇却久难获得一席之地。无论是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青鱼精，还是梦花馆主笔下的随嫁者，她至多充当红娘的角色牵线调和，作为白蛇的同类陪衬存在着，虽不乏仗义之气，但在这一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中，道行颇浅的小青在光芒四射的白蛇光辉下，略显灰白、相形见绌。当代女作家李碧华却一反常规，以颠覆性的话语建构出别具一格的白蛇传故事，《青蛇》的问世将游离于故事外的小青纳入情感追逐中，边缘人有了畅所欲言的可能。《青蛇》叙事一反传统“白蛇传”中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以小青的口吻娓娓道来，从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出发进而还原白蛇故事。作家在叙事策略的安排上，并没有亦步亦趋的拆解男性作家的话语政治，而是以破旧立新的方式颠覆所有对蛇女的前理解，竭力冲出千百年来由男性框定的蛇女姿态。李碧华扭转了青蛇丫鬟式的缄默无语的平面化姿态，突破了男性话语桎梏的青蛇不再是性别边缘化的微弱存在，反客为主的她拥有了至高的叙事权威，一跃成为故事的中心。女性作家以另一种话性别话语方式为出发点展开对蛇女的想象，铺展开一卷满富生命张力的女性情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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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身份的文化定位
性别叙事是以叙事主体的价值倾向为准绳的叙事态度，而作家的性别姿态以及其对文化的理解又对文本意义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李碧华行文任性自然，不爱在文本中做严肃的论道者，而是以戏谑的口吻解构着一切人、事、物、情，其中不免自省、反思和警醒的意味。《青蛇》在人物设置上、叙事跨度上和文化反思中都暗藏着作家的审视视角，它一并将世界、作家、文本和读者有机地统摄在改写文本中，这使得文本有了多层的阐释空间。
（一）纵观古今的叙事跨度
“我今年一千三百多岁。”
叙事文学作品的开头，对全篇的意义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点题作用。一千三百多岁的青蛇慵懒地盘在西湖桥下，不知人间何世的她并未身居“桃花源”，西湖在她看来既不诗意，也无内涵，她以老者的姿态感慨命运的不可挑拣，陷入对八百年前一桩荒唐事的回忆中去。作家只用一页的篇幅便将叙事时间调到了八百年前，在此，文本疏密度与时间速度的操作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叙事焦点转移到青蛇五百岁的时代，一场蛇与历史激昂又苍凉的对话随即上演。青蛇凭借历史的跨度拾起白蛇传故事的时空维度，将青白蛇与许仙、法海的情感纠葛细致地铺展在读者面前，引领读者也进入“凝止”的时间叙事中，与其说讲述，不如说是倾吐自己黄粱一梦的嗟叹。
元好问曾说：“文章要曲折，不可作直头布袋。”为表达内在曲折情感，以及对世界、人生的感觉，李碧华在铺垫了浓浓哀愁后，采用倒叙手法将那段布满妒风醋雨的往事娓娓道来一段基于现实时间又超越时间的人生思辨拉开帷幕：
“在年轻的时候，时为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那时我大抵五百多岁。
元神未定，半昏半醒。”
随即青蛇开始倒叙姐妹俩情感复杂的历程，与世无争、与人无忧的姐妹吃过“汤圆”后，人间的是非似秧苗，一经浇灌便无尽头的疯长。从最初的一见钟情，到见异思迁，再到多角恋，僧妖斗法，镇压白蛇。至多不过数年时间的时光，作家却用十分之九的篇幅大肆铺染。叙事时间速度的减缓促使叙事话语密度趋于紧凑，历史时间的周期被叙述者的生命体验极度的拉长，蛇女的形象以饱满的质感走进视野。反观叙事聚焦点，时时围绕青蛇、白蛇、许仙、法海的情感纠葛，情感和欲望成为叙事者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描写对象。当信誓旦旦的一见钟情，敌不过新鲜色相的诱惑，人对情欲无尽的追逐，最终导致伤人又害己的结局时，猛然清醒“半生误我是痴情。”人心由单纯到复杂、由幽怨到倔强、到头来都是无尽的空虚。爱情就似这镜中花，水中月。水中望月自然是一片澄明，但虚幻的月影经不起弹指的触碰。花开花谢也终是空，尘归尘，土归土。人世间一次逗留，换来了“西湖水平，江湖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的悲剧镇压，男权对女性身体的压迫在女性作家笔下依旧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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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轮回中异在的他者
一、多声部的生命叙事
当叙事中不同个体生命的伦理诉求遭遇到社会普遍伦理时，价值取向的断裂感瞬间生成，并将引发受众对存在的质疑和追问。《人间》作为男女合著的重述版本，其内涵和外延皆有不同以往的突破，文本不再局限于全知视角或第三人称单一口吻的陈述，转而以多声部的言说姿态还原白蛇故事。作家以类似古典章回的结构（引子、粉孩儿、惊破天、香柳娘、回春散、如梦令、秋风起、雷锋错、落梅花），大跨度的展示出几代人的生命历程，将古今八百多年中的白蛇传说中人有机地凝聚在一起。多层叙事在男女作家双构下弥散出更为广阔的悲悯情怀，每个叙事主体的反思意识都不同程度上地将受众带入人性之镜中，深刻之余又不乏浪漫的诗意情怀。
在《人间》中，作家赋予每个为自己、为白蛇鸣不平的形象以话语权，不同时段的人物轮番登场，打碎了作品叙事的完整性，叙事人物大跨度的跳转模糊了读者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轮回因缘的衔接，将各声部归于一起，引领读者进入预设的历史维度中。具体说来，文本分作四个叙事层面：（1）秋白的生平自述；（2）粉孩儿的故事；（3）《法海手札》的记录；（4）许仙的回忆。四部分叙事中又间杂着全知叙事对白蛇故事的整体统筹，可谓是对白蛇传说叙事的又一突破，作家借与“蛇女”有着相关联系的人物视角展开叙事，“白蛇传”视阈因而横向扩展开来。李锐、蒋韵笔下多位人物自说自话，既依存于青白二蛇的人间传奇，又一定程度上用相对抽离的姿态审视白蛇传说，在还原真实白蛇传情节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把叙述者的生命历程和生命体验展现在受众面前，以文本的互文性观照加深历史纵横感，进而深度呈现人性的沟壑。
（一）秋白的前世今生
引子、惊破天、如梦令、落梅花几个章节着力写“我”。 雷峰塔倒，白蛇出世……“我”——秋白，应雷峰塔倒而生，作为白蛇的转世，因缘终将前世和今生送至眼前，命中注定“我”要和自己相遇。“我”的降生引发了杭州人蝼蚁般争先恐后的“夺金战”，十八岁一场大病，魂游千年，“我”走进自己的前生前世。一生坎坷的秋白，曾庆幸自己遇见生命中的“许宣”，这位唱小生的票友，在戏中给“我”一种咫尺天涯的伤感。他一句“前尘未断，今生再续”，调动了秋白前世今生的情愫。当那个春天，“我”进入“鸣放”的会场，单纯的秋白成为了“引蛇出洞”的战利品，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许宣”选择推波助澜，将夫妻深夜的私语和盘托出，“我”被打上人间毒蛇的恶号。不知是秋白遇见了命运，还是是命运撞到了秋白，她被最亲近的人出卖、被驱逐到“异类”群体中，她和白蛇的两世宿命竟如此相似。这次事件促使二人结束了十几年的婚姻，秋白一朝回老宅，发现她移种的树竟怒放的开成血红的红梅，他飞奔地坠落、抚慰着她。终于，秋白找到了前世挚爱——梅树，也就是许宣的化身，他多年来不言语地陪伴着“我”今生的情感起落。直到“我”八十岁高龄时，因缘将“法海手札”送至眼前，“我”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前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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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蛇人——异在的他者
作家对《人间》主题的设置从其书名中便可见一斑，从“人间”这一中性词中，我们虽然很难推测出作家叙事态度，但却足以抓住叙事主场域。“人间”在李锐、蒋韵夫妇笔下，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更上升至被阐释、被展示的立体时空维度层面。人类文明和原始生命的血腥、残暴冲突，成为作家反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讲述的不再局限于爱情，而是着力表现异类和人间秩序的矛盾。夫妻二人希望通过异类在人间遭遇的种种排挤，引人反思神话之所以繁盛不息的内在合理性，暴露人性当中被隐藏的部分。
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中，“他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词，有关于他者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中对存在的探讨，现代意义上的他者理论则肇始于黑格尔。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主体在他者的视阈下生存，被他者所建构，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他者的权力和地位。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将他者与我的关系置于非此即彼的力量性、自由性的争夺场域中，相生相克。而对于《人间》来说，其叙事重点与列维纳斯所提出的非对称性的伦理关系相吻合。列维纳斯认为，同一与他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伦理性的关系，这便质疑了上述的哲学本体论，而将他者转到社会学、伦理学层面加以辨析。列维纳斯的反叛性思维直接影响到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德里达的他者理论偏指二元对立中相对“边缘”性的一方，他批判对立中一方的权威压制，解构社会层的内在统治心理机制。笔者认同德里达和列维纳斯的思想，将他者的界定放入社会学的视阈中，从伦理间的流动性交互中来解构蛇人的身份。
身份系统通过赋予人类不同的角色，分配给其不同的权力、义务和责任，使群体自觉遵守“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组建成和谐共生的社会状态。《人间》中，白蛇没能完成三千年的“纯人”进化，但她仍以人的身份约束、指导自我，文本中多次回响着白蛇的心声“我来人间，不是为了做一个妖啊”。她循规蹈矩的遵循人间所有规则，践行着对变形的信仰，最大程度的实现内在自我的净化、升华，虔诚的投入到人间的运行轨迹中去。随后仍是千古不变的情节，法海与白素贞这对宿敌相遇，三碗雄黄酒结束了白素贞作为一个人的历史。死而复活的平凡人许宣，在了解到姐妹俩的蛇女身份时，选择了逃离。白蛇认为许宣的背弃是人之常情，没有任何一个“人”心甘情愿和一个“妖”厮守。本答应法海做里应外合的奸细，可面对白蛇产子，许宣决定背叛承诺、背叛所谓的正义，甘心情愿和一个妖孽亡命天涯。善即是美，善是爱的外在表现，当爱发挥出其独有的灵性力量，那么生命维度必然会被博大宽容的光所包围。回想白蛇的舍命相救，许宣从伦理上认同了白蛇的人间身份，蛇女阵营有了人的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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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述的意义 ........................... 35
一、《青蛇》和《人间》的重述特色 .................... 35
（一）异曲同工的“能指” ................. 35
（二）风格各异的“所指” ................... 37
二、新神话主义的践行 ........................ 38
三、现代性与民间性交错演绎 ................... 39
第三章 重述的意义
一、《青蛇》和《人间》的重述特色
文学作品的人文性决定其必然携带着一定程度上的关怀，它们最理想的归宿便是达成世界—读者—作者—作品四位一体的对话方式，李碧华和李锐夫妇对《白蛇传》的当代重述，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扩展出与受众不同的对话方式，又一定程度上共同指向了同一所指，使得两部作品的内涵有了充实的根基，重述的价值性在此有了很好的体现。
（一）异曲同工的“能指”
笔者所谓的“能指”，透过《青蛇》、《人间》两部重述作品来讲，毋宁说是作家为达到旧曲新弹的目的而使用的媒介。简单说来，就是为了升华至“所指”而在文本中采用的阐释方式。将历史上对“白蛇传”的多种演绎作以比照，进而还原出“白蛇传”故事最基本的核心，不难看出无论是《西湖三塔记》、《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还是本文所论述的当代重述版本都是紧紧围绕着“人妖恋”展开叙事的，而这种爱恋在世俗看来是不被认可的荒谬存在。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哲学宣扬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理念，道家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变观点，将世界之源归为“一”，但“白蛇传”中人与妖两类物种的分野远非和谐共处的自然状态，男和女之间的沟壑也很难被历史填平。在人类中心主义视阈下，自然生命出现了优劣之分，在二元对立的矛盾双方中，人/妖，男/女之间有着话语权力的偏倚。青白二蛇的存在价值在历史中皆没有得到绝对的认可，彻彻底底地被打入了异类的囚牢。
对蛇女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即是两部重述作品的共通之处，李碧华的《青蛇》和李锐、蒋韵夫妇合著的《人间》一反以人类中心为口吻的叙事策略，转而去搜寻蛇女微弱的呼救之声，将视野投射到沉默的被压抑者身上。《青蛇》中单纯、直率、言语犀利的小青之所以变成八百年后洞穿人间情爱的智者，都是源自八百年前的情爱“事故”。对爱情的追逐犹如戎马战场，少不得血雨腥风，而《青蛇》中别具一格的建构却将排他性的爱情争夺战编排成具有合谋意味的“绞杀”，对异类的驱逐令人感到触目惊心。《青蛇》中的绞杀性可分作两个角度理解，一是“肉体的绞杀”，法海以本质主义的教条思想惩治一切异类，认为凡是妖精就必然是要祸害人间的，青白二蛇的美善并不足以映入执法者的眼帘，在法海看来蛇女来到人间已是越界，又与凡人结为夫妇便是不可饶恕之罪，所以一再设计要将两条蛇精绳之以法，最终将白蛇镇压在雷峰塔下。二是“精神的绞杀”，一介平凡书生许仙得益于青白二蛇的帮衬却不思回报，不但欺瞒情义满满的姐妹，更助法海一臂之力去收服蛇精。可见，爱情不是遮风避雨的安全伞，蛇女全身投入却换来身心俱损的苦果，蛇女的命运在人类“情与法”的视阈下都是难逃一劫。李碧华重构出肉体、精神遭遇双重戕害的蛇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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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当代“白蛇传”重述版本，李碧华与李锐、蒋韵夫妇的创作各具特色，李碧华侧重从女性性别叙事为着力点来展示女性生存图景，李锐、蒋韵则从对人类、人生的关怀与反思中进行价值的追问。《青蛇》里，作家用反叛性话语呐喊出女性压抑的欲望，在对爱情乌托邦的建构中覆灭了其美好的想象，并在步步拆解人物的同时建构起整部文本的意义。李碧华犀利的话语戳穿了人性、情感的本色，在她的笔下女性生生世世皆难逃离情天欲海的迷途，寻找—幻灭过程中的女性群体成为情感乌托邦的献祭者。《人间》中，作家理性又不乏诗意地叙事再现了几代蛇人的异在生存状况，他者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逃离背后是不堪重负的坚韧承担，李锐、蒋韵在对人间图景的建构中，模糊了真与善的界限。在此，个体生命的暗淡与历史长河中的斑驳是不堪目睹的真实存在。
在对《青蛇》、《人间》的文本解构过程中，不难发现《青蛇》、《人间》中或反叛、或机警、或诗意的语言都在古今大跨度的时空中展开叙事，人间成为“蛇女”们无限向往、投入而又伤痕累累的伤心之地，虽然作家们的书写着力点不同，但异类群体的生存困境如出一辙，在历史轮回中世代遭遇被驱逐的命运。无论是作品中展现的性别政治，抑或是人性倾轧，它们都具有刺痛人心的力量。作者们在对“蛇女”的想象中投射出各自不同的文化观照，旧曲新弹的当代“白蛇传”重述中既有对历史人生的回望，更有立足当下的现代性思考，民间性与现代性的相互交错演绎给予边缘群体以畅所欲言的机会。性别叙事给予一种批评的视角去探测《青蛇》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又成为李锐、蒋韵反思人性、人间的批判性工具。“蛇女”们的挣扎、对自我价值的找寻在当下社会依然有着极广的阐释空间，社会症结依然在作家笔下和受众心中萦绕，李碧华、李锐及蒋韵的当代“白蛇传”重述的确践行了新神话主义的理念，重写下的呼吁关乎历史，关乎个体，关乎社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