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崔嵬与红色电影
一、崔嵬电影创作简介
崔嵬出生于1912年，原名崔景文，是中国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演员和导演。崔嵬的成长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苦难，这也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生活积累。1932年，崔嵬在青岛参加了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随后，在抗战期间，他又满怀热情地加入了抗日救亡的队伍，创作并演出了多部影响广泛的戏剧和电影。在“文革”时期，崔嵬惨遭四人帮的打压，病情急剧恶化，临终之际，他仍坚持创作，1979年二月七日死于肝癌。作为红色电影的代表人物，崔嵬既是政府所评选出的“22大明星”之一，乂是经过众多观众票选出的“最佳电影男演员”。
崔嵬初涉影坛的第一部电影《宋景诗》尽管在当时并未引起轰动，但是正是参与这部电影的拍摄，使其产生了“弃官从影”的念头，他也因此获得“崔大帅”的称呼。1956-1958年，崔嵬先后在电影《黄花岭》《海魂》《老兵新传》中扮演了农业社主任、窦二鹏、战长河三个角色，他的表演生动而朴实，他所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因此，当导演凌子风为《红旗谱》寻找演员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崔嵬。在出演《红旗谱》的同时，崔嵬也首次尝试以导演的身份参与电影创作，他与陈怀皑合导的《青春之歌》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崔嵬也逐渐成为红色电影的领军人物。他导演的儿童故事片《小兵张嘎》至今仍然是儿童电影的典范。除了参与故事片的拍摄，崔嵬也导演了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戏曲电影，如《杨门女将》《野猪林》《穆桂英大战洪州》等。让人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崔嵬的电影创作由于受到政府的干预，电影质量急剧下滑，出现了概念化的创作倾向，《红雨》《山花》《风雨里程》三部电影的口碑及票房都大不如前。笔者将崔嵬一生的电影创作成果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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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色电影的代表人物
首先，崔嵬具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政治资源，这也促成了其在建国初期的影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崔嵬的艺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他踏入影坛之初，他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然而他并不贪婪权位，毅然选择“弃官从影”。1956年10月，在《中国电影》的创刊号中，崔鬼发表了一篇题为《争鸣随感》的艺术随想，那时“双百”方针才刚刚提出，不乏一些批评、抱怨之声，然而崔嵬却表现出对于这一方针的认可和对领导人的绝对支持，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们要求领导打破清规戒律，采取有利于创作的领导方法方式，大胆放手，决不是要求取消领导。相反，百家争鸣的方针能够在电影工作中贯彻，还必须加强领导。”1958年10月，国庆献礼影片《青春之歌》的导演任务落在了崔嵬的肩上。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参与红色电影的创作，但他却显现出过人的艺术判断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在《青春之歌》正式开拍前，他借助报纸宣传在全国掀起“寻找林道静”的活动，使电影的拍摄迅速成为全国人民讨论的热门话题。从中南文化局局长到红色电影人，崔嵬的转型自信而从容，他凭借着政府的支持和自己高度的政治觉悟逐步成为中国红色电影的中坚力量。
其次，崔嵬是一个能导能演的全能型文艺工作者，他的艺术才华是其成为红色电影代表人物的必要条件。1959年被称为崔嵬电影创作的“丰收之年”，他全面地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表演才华及导演能力，并顺利地完成了《青春之歌》的拍摄任务，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红色电影核心代表人物。1962年，崔嵬又在《大众电影》举办的第一届“百花奖”的评选活动中凭借着在电影《红旗谱》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极具分量的“最佳电影男演员奖”。同年，崔嵬又被政府评选为“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俗称“22大明星”。这些荣誉的获得充分说明，崔嵬凭借着自己的艺术才华逐渐成为政府着力打造的“明星”，也在红色电影的创作之路上越走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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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红色电影的传播效果分析
一、红色电影各阶段传播效果分析
在各个历史时期，红色电影的传播效果往往不同，这既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也与人们对红色电影的认知有关，更与电影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对红色电影各个历史时期传播效果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对红色电影传播历程的梳理。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红色电影曾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创造的传播奇迹；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传播环境的变化，理性地看待红色电影在现代社会的传播。
（一）第一阶段：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之前
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意识到电影作为传播媒介的巨大优势，并决心将电影作为传播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的重要工具，但这一想法直到建国前也并未付诸行动。一方面，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我国的电影事业尚处于萌芽阶段，不具备客观的传播条件；另一方面，当时电影的政治宣传属性尚未被发掘，那时电影的受众主要是城市市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他们更多将电影视为休闲娱乐的方式，而并非政治宣传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电影的创作成为政治宣传的指标任务，集体创作成为红色电影的主要创作方式。红色电影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鼓励人们加入阶级斗争的队伍之中，并努力塑造英雄式的工农兵形象。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每一部红色电影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在各级领导人反复把关后，才能正式上映。一些不符合政治宣传需求的故事情节会被删减，只有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才能与观众见面。在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刚刚起步，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旺盛，但是国内的政治环境刚刚稳定，文化活动十分贫乏。一方面，我国仍处于抗战胜利的喜悦当中，与其他国家尚未建交，除了苏联电影，很少可以接触到西方国家的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戏曲和古典传奇的电影改编才刚刚开始，加之对受众的文化素养要求较高，很难满足农民阶级的文化需求。因此，尽管红色电影的政治宣传色彩浓烈，阶级斗争意识明显，但依旧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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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色电影在现代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红色电影传播内容的局限性
红色电影在当代传播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传播的内容与时代严重脱节。一般来说，一部电影是否能成为经典，要看其传播的内容是否具有突破时间局限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红色电影的历史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其在当代的传播效果必然难以企及建国初期的辉煌。
1、红色电影中的英雄形象过于“高大全”
红色电影在当代传播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红色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过于完美，缺乏真实性，难以得到现代观众的喜爱。无论是崔嵬初涉影坛时扮演的宋景诗，还是后来在《红旗谱》中扮演的朱老忠，几乎都是接近完美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个性单一。在红色电影中，颂扬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彰显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往往被置于首要位置。红色电影的创作主张往往强调创作理想的、完美的英雄人物，因而往往对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品质的表现做类型化的处理，因此红色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总呈现出千品一律的性格特征，比如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不屈的斗争精神，集体英雄主义，为人正派，品德高尚等。因此，许多红色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往往一出场，思想性格就基本趋于定型，精神品质也大体趋向完美，此后只有程度上的加深和强化，而较少发生实质的变化。
这些政治宣传的正面形象在现代社会的传播过程中，常常被当成“恶搞’’的对象，网友热衷于为红色电影中的经典片段进行搞笑配音，曾经的英雄沦为现在的“笑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红色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不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有较强的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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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红色电影的传播现状............23
―、红色电影的传播媒介...........23
（一）电影：将文本搬上银幕...........23
（二）电视剧：与时俱进的改编........25
第四章红色电影现代传播的反思............35
一、遵循电影创作的原则.............35
二、尊重观众的认知定位与审美需求............36
第四章红色电影现代传播的反思
一、遵循电影创作的原则
首先，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电影市场的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红色电影的改编与翻拍应该符合真实性原则。建国初期的红色电影中的英雄形象大多过于完美，有着一种雷同的英雄气概而缺乏感性的情感，人物的性格特点分明而单一，这种人物设定在现实中显然是不存在。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红色电影有这样的缺陷无可厚非，但当代的社会背贵是自由开放且多元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就如果还重复建国初期的做法就会直接影响到观众对红色电影的观看感受。许多经过翻拍的红色电影作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了左右逢源的阿庆嫂，暴躁易怒的魏强......这些曾经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被赋予了更多的性格特点，这样的他们反而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接地气，更容易受到观众的欢迎。
当代电影的创作应以红色电影为反面案例，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注重添加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注重人的感受、人的尊严。艺术作品的创作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的，让人们从这些源于生活的作品中懂得一些道理，受到一些启发，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升华，人生境界得到提高，这才是艺术作品的作用所在。而如今很多有关历史的电视与影视作品却往往买椟还珠，以暴力与情色来吸引观众，这样的做法的确会使人们得到短暂的快乐与满足，但从长期来看确会给人们带来空虚。当下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红色电影，还是其他类型的影视作品，都应该拥有一定的精神内涵，注重作品的人文精神，精神价值越高的作品才越容易被人们记住，才会最终获得人民群众的喜爱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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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纵观红色电影的现代传播，我们不难发现，其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对人生和历史、对理想和现实，包括对文化和艺术的诸多新的观念和认识，同时也较为集中的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生长着的某些新的时尚和趣味。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媒介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红色电影的传播离不开现代媒体的帮助，首先，红色电影要持续巩固传统媒体的传播效果，维护一部分的忠实受众；其次，红色电影要把握新媒体时代的机遇，不断拓宽传播渠道；最后，当代对红色电影的改编一定要遵循电影创作的原则，保证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客观地反映革命历史，塑造真实的革命英雄，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将革命历史和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红色电影记录了我国主流电影发展的轨迹，在“文革”结束后，一度离开了大众的视线。红色电影最终要在电影史上成为一种古典形态的经典，也许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经典化”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终结之前，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历史地看待这个正处在经典化过程中的电影类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红色电影既是一种文化政治符号，又是中华民族文化形象的载体，通过改编或翻拍的方式在新世纪继续传播。我期待今后能够在银幕上看到更多更好的改编或翻拍的红色电影作品，让那段被鲜血染红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革命精神更广泛地传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