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雅典方面采取防守战略：劝说雅典民众放弃田产和家园，任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把人口和财产迁入城内，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御敌。这本是伯里克利基于雅典和斯巴达联盟资源基础上的战略计量：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步兵力量；雅典的优势则在于其超群的海军力量，不到万不得已雅典不能与斯巴达的步兵正面交锋，陆上采取坚壁固守的策略，同时利用舰队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的斯巴达城镇。但是，这样的战争方略并没有得到雅典民众的支持，在他们看到自己的土地遭到破坏，敌军驻扎地离雅典只有咫尺之遥的时候，出现了不利于伯里克利的舆论压力和内部紧张。对于伯里克利的坚守不战，他们感到愤怒，要出来阻止敌军的破坏。
虽然伯里克利通过雄辩的演说使雅典民众接受了他的观点，基本维持了大战略的施行。但是，这种内部紧张始终没有消除，时殷弘教授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此做出过比较精深的分析。①伯里克利的大战略未能得到彻底的贯彻，伯里克利去世之后，他的战略思想体系被继任者抛弃，雅典在帝国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进行了西西里远征，以惨败而告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同盟的领导人同时面临外部和内部压力，外部的巨大战略压力自不待言，内部的民众舆论对大战略实施也产生了阻滞。
伯利克里的对外政策缺少民众的心理认同基础，与雅典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民族文化相违背，故无法长期得到雅典民众的支持，而这对其战略的施行带来巨大阻碍。理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利于我们更加聪明地对待现今的事态。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何种外交政策除了要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其他国家的政策和行动，更重要的是考虑国内的需要和可能。②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很多时候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以“自助”为基本特征的世界格局中，国家行为体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糅合了民族利益、公众利益、集团利益等，是国内力量和利益的较量与综合作用的结果。公众在政治学上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是社会各阶层的总和。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正是考虑到公众群体的复杂性和国家系统的效率性，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应运而生。
这种高度制度化、系统化的设计保障了公众的利益，是现代民主国家运作的基石。但是，公众利益往往也通过非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形式就是公众舆论。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升级，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能力和成效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公众舆论已经不仅仅在国内议程上发挥作用（国内议程直接事关公众的切身利益，所受到的关注度往往要在外交议题之上），一些非常重大的外交决策，特别是对其切身利益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外交行为，被置于公众的视野之下，被充分地讨论、传播，通过媒体形成声势浩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除了国内公众舆论，信息化社会中，国际公众舆论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形成巨大压力，对外交行动能力和成效乃至决策产生影响。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界关于公众舆论对外交行动能力、成效和决策的影响，文章与专著甚多，但绝大多数是探讨美国公众舆论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在美国，对此领域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阶段是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李普曼为先驱的一部分学者意识到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开始深入研究美国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的影响。李普曼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通过舆论概念的辨析，深入探讨舆论和国家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第二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期间，民意测验技术产生并不断完善，美国学者掀起了研究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又一个高潮，以托马斯·拜利（Thomas Bailey）和托马斯·格拉海姆（Thomas Graha-ml）为代表。
在此期间，汉斯·摩根索和乔治·坎南对该领域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前一时期。第三阶段是从越战结束至今，美国公众舆论在越战后期显示的威力，使美国学者重新审视公众舆论对国家外交影响，出现了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譬如奥利·霍尔斯蒂（Ole R. Holsti） 《民意与美国对外政策》（Public Opinion andAmerican Foreign Policy）通过案例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以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舆论对一国外交有着无法忽视的重要影响。
二、国内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14
（一）国内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正面影响..............14
（二）国内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18
三、国际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24
（一）国际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正面影响.................24
（二）国际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28
四、增强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正面影响的思考................32
（一）加强信息公开，减少负面信息...............32
（二）动员社会精英，理性引导公众舆论...............34
（三）开展公共外交，争取对象国的有利舆论..............37
结 语
国内外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外交环境、外交行动能力和外交成效的影响是本文的中心，全文的分析建立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外交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以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讨论起点，探索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从加强信息公开、动员社会精英、开展公共外交三个方面做了一定的延伸思考。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将国际关系研究推进一个新阶段，除了传统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一国外交在国内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影响其实施的效能。
中国外交能力的提高过程一定离不开对国内外公众舆论的塑造、引导和疏导。中国外交致力于“和平崛起”，但中国的崛起远非必然，仅是一种或然，在全方位提高中国外交能力的进程中，改变思路，重视和尊重公众舆论又保持适当的行动自由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重视国内公众舆论增强外交行动的内部基础，重视国际公众舆论创造外交行动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一国外交事关国家战略和重大利益关切，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时时处处以舆论为导向，在科学决策和民主讨论基础之上的集中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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