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的研究基于多时点DID模型进行研究设计，研究发现公司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会影响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信息披露策略，本文还进行了倾向得分匹配、变换模型、替换变量的度量方式、排出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文本的内生性问题，但是仍然面临内生性问题的困扰。
第一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关于文本信息的研究
最近，随着过去半个世纪计算机能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需求驱动的文本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这种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很多学科，在会计和财务领域，新闻文章、盈利电话会议、财务报告和社交媒体文本的在线可用性为应用这项技术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文本信息披露研究不但可以丰富现有文献，更重要在于该类研究能够推进市场参与者对文本增量信息的理解、认识和利用，并有利于从监管视角审视自愿性文本信息披露的引导机制。信息披露作为公司向外界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学者关于信息披露方面做了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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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文本信息披露的载体
目前文本信息的研究载体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财务报告（Li，2008；Biddle etal.,2009；Loughran et al.,2009；Guay et al.,2016；Kim et al.,2018；）；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ampopiano and De Massis，2015；Muslu et al.,2017；Wang et al.,2018；吉利，2016；段钊等，2017；黄萍萍和李四海，2020）；招股说明书（Hanley and Hoberg，2010；Loughran and McDonald，2013；姚颐和赵梅，2016）；管理层讨论与分析（Huanget al.,2014；Muslu et al.,2014；Borochin et al.,2015；薛爽等，2010；孟庆斌等，2017；朱朝晖等，2018；刘逸爽和陈艺云，2018）；业绩说明会（Henry,2008；Price et al.,2012；Davis et al.,2015；谢德仁和林乐,2015；林乐和谢德仁,2016；林乐和谢德仁,2017；朱朝晖和许文瀚,2018）；分析师报告（Huang et al.,2010；De Franco et al.,2015）。
信息披露总体上分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而文本信息和数量信息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各类信息披露方式中。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政府监管部门强制要求公司予以披露的报告，主要包括证监会强制要求的有固定格式要求的报告和证券交易所强制要求披露的盈余公告。美国证监会要求披露的报告主要包括S-1、10-K、10-Q、8-K和20-F。监管者要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必须包含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流动性等几类特定的信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还包括一类重要的信息，即前瞻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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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
一、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发展与现状
（一）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
1.萌芽阶段：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处于财务报告的附带部分。
早在上世纪初期，管理领域的资本主义出现萌芽，而这一现象的显著特征是先进企业在管理及所属权上的分立，这直接造成了经济领域向来推崇的利益原则，对传统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形成了公司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局面，这也是造成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在信息披露这一环节，美国钢铁公司就于1905年对外公布了员工的居住环境及配套设施等信息，体现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化延申。而早期的企业信息披露大多局限于信息的笼统介绍，缺乏一定的规则及条理性。1989年，根据Guthrie andParke的分析，Broken Hill Proprietary Company Ltd作为澳洲最大的企业之一，曾经于1885年开始了企业信息披露的进程，早期主要包括对人事安排及社区环境等方面。总的来说，上述公司在信息披露领域是现代公司的佼佼者，对于其他公司的相关领域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这一历史时期也是信息披露的萌芽时期。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信息披露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性的指导，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企业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向外界公布相关的财务报表及现金流等信息，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是直接收益的，并且也有助于管理这对于企业的了解，也就是说在早期的信息披露阶段，能够充分利用企业信息披露的往往是投资人等相关群体，并且这一群体对于社区建设等相关信息并不感兴趣。早期的企业在社会责任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对于信息披露也并未产生相关的标准进行规范。这一阶段的信息披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信息披露的直接受益人是投资者，其次是绝大多数公司缺乏信息披露的概念，最后是信息披露的形式大多是通过报表的方式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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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本理论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度量
一、公司负面事件的界定和度量
（一）公司负面事件的界定
公司负面事件可能是商业丑闻，也可能是其他冲击带来的损害（刘海建，2016）。其中产品质量危机是指生产或流通领域中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危及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并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从而使顾客投诉增加、企业信誉乃至生存面临重大威胁的突发性事件（刘书庆等，2015；Siomkos and Kurzbard，1994）。近年来，“地沟油”、“瘦肉精”、“三聚氰胺”、“问题疫苗”等严重缺乏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会以行业性的责任缺失事件方式出现，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企业，从社会道德底线和诚信问题来看，通常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感染力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刘柏和卢家锐，2018）。
政治负面事件，即损害政治网络关系的负面事件，主要包括贿赂政府官员（G1）和侵吞国有资产（G2）。损害政治网络关系的负面事件会在两种情况下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首先，如果与公司有关联的官员陷入可能会使他们失去政治权力的负面事件中，那么他们就不能再给予公司隐形的帮助；其次，逮捕违法的管理者会损害这些管理者的政治网络（薛光等，2017）。
Hail et al.（2018）将“会计丑闻”定义为一家公司（或多家公司）被公开谴责为道德或法律上的涉嫌或实际财务报告行为在公众中引起震惊和不安。这一定义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丑闻要成为会计丑闻，必须与管理层使用财务报告系统的方式有关，这种方式客观上歪曲了公司的基本经济状况。这种激进的报告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夸大公司资产和收入，低估或忽略负债和费用，以及使用复杂的会计方法或经营结构来混淆和误导公司资金的流动。本世纪初美国出现的大量大型公司欺诈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立即引起了新千年的立法响应。这项法律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上的，即现有的机构旨在发现欺诈行为他们的激励和监督应该加强（Hail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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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公司负面事件对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的影响机理
基于修辞学基础的形象修复理论认为，个体对相同事件的价值评判会受到不同语言描述方式的影响而产生显著差异，负面报道后，企业在公告中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述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形象认知和信息控制。企业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负面事件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如果企业愿意承担责任和重视声誉，会向外界传递一个负责任组织的信号，进而有助于改善外部利益相关则会对该企业形象的认知。为了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更有效地传递良好的信号，企业会降低披露信息的相似性，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的较高相似性往往预示着信息含量的下降（蒋艳辉等，2014）。
当文本信息表征结构中存在关联性的词语之间距离扩大时，词语之间体现出的话题相关度反而下降，因而公众可以根据文本信息中的结构安排，更好地理解文本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积极语调词的分布状况越均衡反映出正面新闻的普遍存在性，而消极语调词的分布状况越不均衡则反映出负面新闻的存在可能仅限于某几个方面的展现（Alice and Deangelis，2015；黄萍萍和李四海，2020）。依据相关理论，由于好消息和坏消息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属性，分别获取两个好消息产生的效用（价值）总和将超过一次获取两个好消息产生的效用（价值），所以当引起价值增加的内容被分散地安排到不同部分中时，个体对价值的感知程度显著增强。因此，相关组织进行信息披露时可以增加积极语调词的离散度，将正面的消息分成若干个部分，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段落，积极语调词越分散，越能在负面冲击下增强外部信息使用者对相关组织的信心。而对负面信息的语调词应集中披露，从而增加外部信息使用者对负面消息的接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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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公司负面事件与社会责任报告相似性......................39
第一节问题提出..................................39
第二节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40
第三节研究设计..........................42
第四章公司负面事件与社会责任报告语调分布...........................60
第一节问题提出...........................................60
第二节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61
第三节研究设计................62
第五章公司负面事件与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85
第一节问题提出.............................................85
第二节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86
第三节研究设计........................................88
第五章公司负面事件与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
第一节问题提出
印象管理侧重于“信息选项”，强调沟通的重要性。当利益相关者质疑企业是否满足规范性期望时，企业应战略性地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和回应，这可能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看法（Benoit，1997）。同样，Coombs（1995）列出了危机应对策略的三个目标，即维护声誉：塑造危机归因，改变组织对危机的认知，减少危机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目标与企业的印象管理一致。研究证实，企业使用印象管理策略来恢复危机后的合法性，创造理想的企业形象，并影响关键公众的认知（Highouse et al.,2009）。企业社会责任突出地体现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注。除了基于道德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立场之外，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用于战略目的来增强他们的竞争优势，包括他们的形象（Lee，2008）。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性，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采取战略方法，并努力确定如何最好地展示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企业声誉和社会成果之间的联系（Rangan、Chase和Karim，2015）。为了让公众了解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需要与公众就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进行沟通。如果没有沟通，无论企业制定了多少企业社会责任举措，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对公众认知的积极影响将微乎其微（Du,Bhattacharya,&Sen，2010）。
博士论文参考
因此，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及时披露，企业可以获得对企业社会责任主体的积极认知，从而提高企业的声誉。基于对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的度量，本文关注的是企业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曝光后，企业是否会增加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的披露进而改善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企业形象的认知，从而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此外，企业的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市场化进程是否会产生异质性影响？这些问题有待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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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第一节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自从2008年我国“奶制品污染”事件爆发以来，我国先后曝出了双汇“瘦肉精”、茅台“罗生门”、酒鬼酒“塑化剂”、万科“诈捐门”等一系列社会责任相关的丑闻事件，无一不给企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曝光以后，双汇集团股价跌停，市值蒸发了103亿元。2018年长春长生“假疫苗”事件曝光以后，半个月的时间里，长春生物的股价自案发前的25.3元跌至10.6元，跌幅达58%。企业负面事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文本信息逐渐成为国内外实证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会计与财务问题，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那么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后，为了进行形象修复，对社会责任报告文本信息披露策略是否会产生影响，其机理如何?鉴于这个问题兼具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对此展开研究。在全面回顾和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对社会责任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机理，然后参考前人文献构造本文所需实证模型，选取2006—2019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述若干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从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的总体结构而言。本文基于多时点DID模型的检验发现，当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以后，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相似性降低了，也就是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含量增加了。因此从总体上看，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信息总体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进而向市场传递企业在负面事件后积极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而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重塑企业的声誉。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通过吸引媒体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进而影响社会责任报告文本相似性的降低。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将文本相似性变量替换成社会责任报告页数、字数和段落前后两年的差异的衡量方式，排除了2014年证监会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政策的影响后，同样也支持了本文原来的结论。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采用企业被网络媒体和纸质媒体报道数量并取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媒体关注度的指标，借鉴伊志宏等（2019）的做法，使用上市公司股吧发帖量衡量投资者关注度。
参考文献（略）